一、题解

　　最近，“人民经济”的词汇出现在网络中，令人发生兴趣。人民经济，应该包括全体中国人民(14亿)的生产经营状况，包括各级财政，各类税收，中央企业，省地县乡村企业，各类“民营”企业(这里不仅指万亿富翁，也包括拼命往上挤的中型私人企业，更大量的、小型的、很多是苦苦挣扎的企业，海洋数量般的小商小贩，单打独斗的个体户，没有任何资本只有打工的各类打工者(街道下岗者、农民工，刚毕业的各类学生等等)的经济状况)， 总之，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需大量文字才能说个大概，限于篇幅，这里仅仅谈谈与财政有关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地方财政。当然是指省级地方财政，不包括地县乡村组。另外，这里说的29省市与平日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中的含义有所不同。省的含义未变，市的含义是指四个中央直辖市外加五个计划单列市(可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直辖市，指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五明珠城市)。五个计划单列市加上加上原来31省市，就经济方面而言，中央管辖省市共计36个(新疆兵团未计)。

　　二、29省市的财政亏空现象

　　这里据前几年的资料(由《昆仑策网【综合】发布时间:2019-03-14 10:58:04》提供)，是指全国政协辜胜阻副主席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指出的资料。文章指出如下。限于篇幅，这里仅节选少量资料，有兴趣者可以阅读全文。需要指出，今年(2022年)的状况会发生变化，据以往的趋势看，亏空现象会加剧。

　　2016年，福建的财政盈余644亿，深圳2851亿，江苏5178亿，浙江5441亿，北京6390亿，上海7748亿，广东9301亿，合计起来，六省一市总共给中央财政带来了30373亿的贡献。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贡献规模已经达到了极限了，从2014年到2016年，六省一市合计的财政盈余幅度始终维持在3万亿左右。

　　今年上半年的合计盈余规模1.7万亿，考虑到下半年的财政支出更大，预计今年这六省一市的财政盈余规模，也就是3万亿左右了。

　　这样的数据，与财政缺口数据相对比，还真是一件令人感觉悲伤的事。2014年，25省的财政缺口3.2万亿，与六省一市3.1万亿的财政盈余数据大致能对应上。

　　然而到2016年，六省一市的财政盈余依然保持在3万亿出头，而25省的财政缺口却已经高达4.8万亿，今年更是必定要突破5万亿了。一来二去，这中间的差值，已经高达2万亿。

　　这就是说，中央在经济方面直辖的36个省市当中，仅有7个省市(4省3市)财政有盈余。这应该是国计民生中的重大问题，国家家底问题，不夸张的说，是惊心动魄的问题，是令中国人民，特别是当家人夜不能寐的问题。

　　对此，不能不采取有效的对策。

　　中国近代史中，林彪(战功赫赫的元帅，曾任党中央唯一副主席)，提出过 “四个第一”。毛主席对此有高度评价。当时各大报纸电台都有大量宣传，对当时的政治工作起到重大作用，对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各界都有重大影响，有过重大贡献。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人们现在在经常从事的生产(含贸易)与生活中，甚至包括在军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等等活动中，总是会经常遇到同时产生的多个(种)事物，需要我们做出选择，往往大伤脑筋，考虑再三，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大错，无可挽回;而正确的选择，则能建功立业，甚至事半功倍。对此，有种历史的借鉴，或者理论方面参考，就成为我们的愿望。因此，不妨借助于此，对29省市的财政亏空做一探索性讨论。

　　三、目前中国的四种资本(企业)形式

　　众所周知形式如下。(1)是全民所有(新闻界现常称为“国有”)，大多是“央企”(少部分省管企业，多部分地县乡村管企业被卖光，很多人靠卖公营企业发迹)，是中国全国人民70年来血汗与智慧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大做强国营企业。(2)是地方所有，包括省地县乡村所有，其中省地县所有的资本(工厂或工商交通文化金融等企业)又称为地方国营企业(?);而乡村企业(区街居委会企业)又称为集体企业(?)。(3)个人企业,即私人企业，目前新闻界常称为 “民营企业”，新闻界把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一般情况下称为 “民营企业家”，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学的教科书中的“资本家”，与教科书中的旧式资本家不同点在于新型资本家是靠政策制造出来的资本家，他们很多人像川剧演员变脸一样，昨天是共产党的厂长，今天，摇身一晃，变了脸，成了所谓民营企业家，新型资本家，很多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几十年辛苦积累的财产变成他们个人的了，或者是他们控股的了。有些部门领导人或者是“雷锋”，把企业送给或贱卖给个人，或者经过一些 “手续”，企业成了自己的了。社会主义的企业酷似母亲，为了资本主义儿子企业的诞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很像生物学界的一种现象，即，伴随着子女的诞生，母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4)是外国资本，多数是私人资本家，而且多是国际著名大资本，或者说是大垄断资本。他们中的不少人的企业，在当年解放军入城时，多半被没收了，气得半死;今天，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了，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怎能不敲骨吸髓、加倍收回。从地理角度来说，大多来自欧、美以及日、韩、新加坡、中国港澳台等区、省。下面笔者试图从改善29省市财政亏空的角度出发，对四者轻重缓急的关系做出一些试验性分析，供参考。

　　甲、内资(企业)第一。

　　现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包括中国资本，即，中央一级的全民所有公营资本，地方(省地县乡村)全民所有公营资本，民营资本(私人资本)。其中公营资本约占20%。也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开办的企业。

　　内资与外资的区别是，内资受中国人(不论是公营企业家与私营企业家(新制造的资本家))控制，无论是固定资金、流动资金，销售总额，税收总额，利润总额等。

　　但外资不同，除税收外(税收还在大力开放的口号下，时常予以减免)，其他资金中国人一概难以控制。著名的外国人白求恩是抗日时期进入中国境内的，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救死扶伤，拯救了大批的伤员、病号，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医生，最后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自己的生命!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毛主席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著名的 “老三篇” 文章中的一篇。经常听说引进资金、引进人才(经济人才多指资本家)，实际中，几十年来已经有那麽多国外资本家在中国经营企业，可是，有白求恩那样的人吗?哪怕是有一位也好。

　　这是一种常识性的知识，中小学生都懂得，可是很多专家教授，特别是某些所谓著名专家教授，国内、国际著名专家教授仿佛不懂这条道理。越著名越不懂。名气越大，越不懂，真真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 “人生识字糊涂始”。当然不排除下面的一种可能，即，他们内心明白，表面糊涂;原因是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屈服于某种压力，甚至恐吓，讹诈，军事讹诈包括核讹诈)、经济利益的诱惑(拿外国人资助，如茅于轼等)。

　　中国人难以控制的资金(所谓外资)对于金融风险、资金流动、公益事业等方面都是消极因素，特别是重大灾害来临、战争来临，国家征收某些固定的财产(军队临时使用的道路、企业、物资等)、流动资产(实物与现金)，中国人是难以征收外国企业的。征收外国企业为军用、国家用本身就会引发战争。对于中国财政的贡献，外资难以与内资相比，根本无法相比，女婿(称他们为女婿过高了，他们多是山东梆子《金兰恨》中的那位 “朋友”。《金兰恨》是说某家子弟交友不慎，将朋友引入家中，致使自家家破人亡的故事。引朋入家变成引狼入室)永远不是儿子。

　　综上，必须在经济政策制定等方面，当内资与外资发生矛盾时，把内资放在第一位，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是有利的，毫无疑问地、斩钉截铁地是有利的。

　　身在曹营(不恰当地比喻作中国)心在汉(不恰当地比作外国，主要是欧美日韩新澳西(西兰)，以及台湾省等)的那些外资难以比肩。

　　其实，世界各国大都这么做，美国的前任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更是大张旗鼓的鼓吹 “美国第一”。公知们喋喋不休的吵吵嚷嚷 “与国际接轨”，其实这条，早就应该与国际接轨。应该向他们心中的 所谓 “灯塔” 国家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世界命运共同体，与特朗普狭隘的美国第一相比，更能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部分发达国家的赞成。同时也不容忽视，中国人民自己是世界命运共同体中的成员，合法利益也理应得到保证。

　　不大正常的是，公知们可能吃了迷魂药(也可能是利益驱动或者诱惑)，把外资企业捧上了天，还有的以引进外资的多少评定成绩。他们不想想，解放前德国人投资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是为了发展山东人民的幸福吗?方便山东人的客货运输吗?否!说实话，那不过是插在中国山东体内的一只吸血管。没有利润，甚至是高额利润，他们会立即停车，一天也不会干，那些人绝对不会是雷锋叔叔。攫取中国市场的利润，也就是吸食中国人民的血汗是他们的初心，也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结果。他们绝对不是同样眼睛同样肤色的白求恩。他们投资从不用引进，会主动积极地投资。晚清以来爆发的历次外族入侵战争，都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市场大门，攫取利润，时至今天，他们的初心未变。

　　乙、公资(企业)第一;

　　内资中有两大类，即，不同级别的公有资本(企业)与私人资本(企业)。

　　私人企业对国家与社会的贡献在于活跃商品市场、创造就业岗位、交税，这三项其实都是他们的副产品，追求利润才是他们的初心与最终目的，或者说是唯一动机，对他们讲奉献社会是对牛弹琴，当然除了著名的陈嘉庚先生等开明人士之外。他们大多是马克思描写的那类人。

　　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很形象的说明了他们的贪婪：“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制造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他们要工人没日没夜的工作，给最少报仇，直至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不给报酬，他们冠冕堂皇的提出 “996”、“990”口号，工人在他们心里就是累死累活的牛马，一生劳累，死了吃肉，就是会说话的工具，它们信奉 “无毒不丈夫”。信奉 “良心值几个钱?” 偷税漏税时而发生。他们把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产生的消极因素、包袱甩给党和政府。他们的利润任何人不能支配，各级领导人也不能支配。例如马云对境外捐款，甚至是捐给怀有敌意的国家或集团或人士，动辄天文数字，国内人士，无论是领导人还是百姓都不能插一言，眼睁睁，肥水流了外人田。

　　总之私有企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

　　内资中的各种级别的公有资本(企业)与私有资本(企业)有着本质区别。

　　私人资本(企业)作为副业的三项，公有资本(企业)都是作为主业。共产党领导的各类企业绝对不允许制造假冒伪劣产品，1949年以来国家办的各种企业，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没有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以保质保量的产品供应社会(按计划)，“质量就是生命” 的口号 贯彻始终。

　　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是高的，企业中基本群众是工人，工人是主人翁，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速度经常出现 “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现象。

　　公有制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生产，以产品为第一追求目标，利润是第二目标，有时牺牲利润，追求产品 ，例如某些军工产品等，尖端产品，如航天等，发挥集体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不似私有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的，产品为第二目的。

　　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的，公有制企业也是利润归公 ，大大有利于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例如山东省政府曾经调用省管企业的资金用于公务事业，试问私人企业的利润可以吗。而私人企业，利润归己，取之于民(取之于市场)，利润归己(这是多数丑恶现象的根源，两极分化严重的根源)，他们追求利润，只是自己为了过上 “人间天上” 的生活，财政与他们无关系，他们想到财政时，多数人会想到怎么样才能合理减税、合理避税，甚至偷税漏税。私人企业的利润，财政想花他们一分钱，都不可能。要花他们钱，就要仰人鼻息。真弄不懂，为何辛辛苦苦方便、资助、制造新型资本家，而财政却不能花他们一分钱。把他们由无到有，由小到大，不顾一切的扶持起来，而后仰他们鼻息，看他们脸色，唉，真弄不清搞得是什么主义，是不是人傻。我们的财政就是这样一天天走向困难，而且越来越困难，趋势已经很明显。难道真要像“印第安人唱着歌儿走向死亡”。

　　要想根本扭转财政的被动局面，在制定政策时，在处理两类企业的关系时，必须把公有企业放在第一位。

　　丙、公资(企业)中，各省、地、县、社、大队、小队的自办资金(企业)第一

　　早些年有句话是说，”要想当好县长，首先办好酒厂”。什么意思呢?县长一般情况下是县委副书记，主抓经济与生产财政等工作。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县级财政要充足，现政府应该花的钱要有来源。没有钱花，县长可是难当了(地区专员、省长、乡长、村长亦如此)!怎么办，酒是消费品，客户广大，价格不低，税收不低，不容易引起市场其他产品价格波动。也不是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不会根本性影响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谁愿意高消费，想多喝点儿，谁就多花钱，不容易引起“民怨”。这样较为容易增加税收，财政形势自然会好，更为重要的是，酒厂是县政府投资，自然利润归县政府，这是企业的主要收入，除税收，就业、活跃市场外的主要收入，财政形势自然大好。其实，井冈山时期，红军就有办银行的经验。延安时期，曾经遇到过严重的经济困难，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的口粮。但是毛主席发明了“大生产运动”(例如 “大生产运动” 中 的 “南泥湾”运动，还有纺线等等)，就解决了经济困难。“大生产运动” 就是自办农业企业，产品是粮食、蔬菜等，“南泥湾” 用现在新闻界的词汇来说，就是 “一家大规模农场”，当然，从军队角度讲，也可理解为 “屯田”。

　　“要想当好县长，首先办好酒厂” 要广义理解。酒厂是企业，建筑业也是企业，机械，纺织，甚至冶金，交通运输、餐饮旅店等等工厂(商店)都是企业，只要条件具备，都可投资、投干部举办，为县财政谋利润。民营企业家为自己谋利润(取之于市场，用之于自己享受)，县长派出的企业家要为县政府、县财政谋利润，为全县人民谋利润。县里的人才济济，不相信他们办企业办不过所谓民营企业家，问题是要让他们办。这样的企业利润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县财政。县委书记抓党务，抓全面工作。作为县委副书记的县长，要拿出60%的精力管好县办企业，也就是说用60%的精力谋划县政府的收入，谋划县财政的收入，管好各个县办企业领导人(企业领导人的任命归属县委，县长要提供企业领导人工作状况的具体资料)的经营;30%的精力指导各乡镇的企业工作(仅限于思想指导、原理指导，具体工作各乡镇长自然会管好)。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有天灾等意外情况下，历史留债严重等情况下，县财政长期紧张，难以说明县政府工作的成绩。而且不能依靠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甚至各种名目的 “收费”，更不能依靠 “土地财政” 、“借贷财政” (实际是败家子做法, 任何阶级或集团或个人，包括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奴隶主阶级如果靠卖地、卖宅、借贷过日子都是不吉之兆，可参阅历史)，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即依靠全县人民所有的企业之利润。县里的财政，依靠全县人民，依靠县里的资金，搞县办企业，为县财政赚取利润。要做到全县市场的利润，除去驻县的央企、省企、市企(地级)企业利润之外，要拿到70%。诚如是，县财政还用愁吗!当然，县办企业也应该为全县人民(有所在县户口)年底分红，以体现县办企业的地方全民所有性质，数字要合理，激发全县人民对自己企业的认同、爱护、支持(如优先购买县办企业产品等措施)。所谓“民营企业家”挥金如土，外资投资人挥金如土，我们还要辛辛苦苦为他们创造 “优良经商环境” ，而我们自己人民政府却囊中羞涩，勒紧腰带，工农大众低收入，这种 “为他人作嫁衣裳” 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种市场钱多，办事人傻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考核经济工作成绩，不能只看GDP，应该看拿到的利润，特别是公营企业，省地县乡村企业拿到的利润，才大幅度，或者说根本上改变本文开始辜胜阻副主席谈到的财政被动局面。

　　丁、各级政府的自办资金(企业)中，全民所有制资金(企业)第一。

　　一个行政区域内，比如一县，或者一市等等，可能存在两种资本形式(一个村内可能有村办企业、民营企业(私有企业，也可能为小型作坊));三种形式，即，私有企业，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全民所有与地方国营);四种企业，即，外资企业，私人企业，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央企与地方国营)。而政府办的企业或者说公办企业中，或者说公有资本中有央企与地方(省地县，甚至包括乡与村办工业(资本))两类企业之分。在这两类企业中，毫无疑问，在制定政策时，要把央企放在第一位，因为是14亿人的企业，国家的企业，中央管理的企业。央企是保证中央财政的。当这两类企业发生矛盾时，央企或资本放在第一位。其次是省办企业，地区(省辖市)办企业等等。

　　戊、利润的支配分为三部分，绝大多数情况下，和平年代，可以考虑三三四制。

　　(1)自留资金，占四成，用于扩大再生产、本公司员工福利，包括工资(此项应计入成本)、住房、托幼、小学、医疗等

　　(2)人大、政府提成用于财政，一般情况下占三成，人大代表要定期监督、明了本级政府投资企业的全部利润支配。

　　(3)股东分红，一般情况下占三成。对于全国性国营企业，股东原则上是14亿人，有中国国籍者的成年人，参加工作者(含军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夜思昼念的扶贫活动是项消耗精力很大的庄重事业，现已取得重大成果，由此可以得到大大的支持，强有力支持，甚至可以免除这项事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的落实可以得到大大促进。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14亿人得到某家央企的分红，例如，中国建筑总公司(或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等等)，比较具体地体现了企业的全民所有的性质，体现了企业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性，那怕是每人一年一元钱。

　　在分红的初始阶段，政治意义或者说象征意义更大于经济意义，更大于现金的意义，使14亿的每位成员都意识到，央企是自家的，自己是主人之一，倍加关心与爱护。

　　大中小幼学生可考虑享受半份或1/3份，最少1/4份，虽然它们对中国社会并无生产方面的贡献(这会促进青年父母生育的积极性。也能减轻学生及家长的经济负担，促进大中小学幼教育的发展。未成年人参照学生标准，可以以国家规定的招工最低年龄为界限划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征兵最低年龄也可)。

　　对于地方性国营企业，可分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分配原则参照全国性国营企业(新闻界的所谓中央企业(央企))，分配范围限于本地域，例如，山东省，仅限于有山东户口的人，泰安市，仅限于有泰安户口的人-----

　　(4)这里以央企为例，其负责人实际上都是国家干部，部级或副部级不等，其待遇根据业绩有区别(须专文论述)，但一般不能超过相同级别的野战军干部，经营企业中需要的一些应酬除外。超过军队干部不合情理，也影响士气。所谓 “一包就灵”，并不具普遍意义。例如说，战场上的一个山头，攻下来，要承包多少钱。搞企业是需要智慧与汗水，但远不能与立志献身祖国的指战员相比。(感谢山东得象电器科技公司缪峰先生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