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日子很特殊，农历初八，西历2月19日。

　　最近在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学习《毛选》，借着这个学习的热潮，和读者朋友们聊聊反面教员以及反面教员的作用。

　　“反面教员”一词，是毛主席创造的，不得不承认，毛主席总是能用非常生动，并且言简意赅的语言，传达出非常丰富的内容，并且让人更容易的读懂。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乃至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反面教员”都在这整个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教育群众、教育党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比起直接教育更加起作用。

　　毛主席说：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教员的，它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但只是有这样的教员还是不够，还不足以成功，凡成大事者，还需要另一种教员，那就是“反面教员”。

　　对于“反面教员”。毛主席认为，不能杀了他们，也不用抓起来，而是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受监督，作苦力，当作“反面教员”。就像当着猴子的面杀鸡并把死鸡永远挂在猴子的脖子上。用意显然。

　　王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党探索革命事业的途中，王明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左倾”的路线，在革命后期，又执行了共产国际“极右”的路线。都让我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也很好的教育了党，让我党变得越来越成熟、稳重。

　　建国后，王明在莫斯科养病，但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用毛主席的话说：他（王明）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毛主席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新中国建立以后，也不乏“反面教员”们的作用。

　　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之后，毛主席曾高兴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为什么要给赫鲁晓夫发一吨重的大勋章呢?要知道，毛主席对于这个背信弃义，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撤走苏联专家的人可是非常烦的。

　　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法。

　　毛主席认为，要不是赫鲁晓夫的弃义，中国要独立自主地搞出这么大动静，也不太现实，那就要看人脸色，受人制约，中国的独立自主就打了折扣，或者要延迟到不知何年何月了。赫鲁晓夫教育了中国人民，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资产阶级右派问题的时候说：“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的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

　　很显然，“反面教员”确实非常符合辩证法。比如要过一条河，河很深，直接过去可能会淹死。于是，有一部分人觉得不应该过河走捷径，而是弯路去过桥。但是另外一部分人觉得过河走捷径可行，大不了摸着石头，先过去的人可以传授经验。

　　这时候，好说歹说都不能劝阻那些想过河的人，他们根本不听。这时候，就需要“反面教员”的作用了。结果等到淹死一大片，过了河的人还不回来传授过河经验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真的不能过河，要走桥渡河。

　　所以，毛主席说的没错，“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晚年的毛主席，也许有意留下了反面教员来从反面教育人民。毕竟单纯的靠正面教员是教育不过来的，说的再多他们都不听，说了蛇会咬人也没人信，只有用蛇咬他们一下才能清醒过来。

　　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毛主席给中国留下的社会主义基础太深厚了，没有很长的时间根本消灭不了。这时中国要能够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要尽快走过那些难以避免的历史弯路，就需要很多的称职的反面教员，这样中华民族就越有希望。

　　比如中国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是如何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生生恶心成爱党爱国者的”。

　　比如，在贸易战时候，“造不如买”这条一触即碎的绝路，就是教育人民要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路线的很好的反面教材。

　　再比如，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人们才明白市场化和私有制不是一剂良药，大灾大难面前，还是毛主席创建的国有、集体经济体制能挑大梁。

　　还有，并没有得到996福报的年轻人，开始在地铁里捧着《毛选》去探索毛主席的世界的时候，也是“反面教员”起的作用。

　　写到最后，不禁要对“反面教员”说一声：谢谢您，没有您反面教育的作用，人民群众估计还没有觉醒，我要给您颁一吨重的大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