恃宠而骄者仗着自己被主人宠信而骄横抑或仗着有别人的恩泽而不可一世，意识形态性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让基督教与“台独”(包括“明独”与“暗独”)分子在中国恃宠而骄，否则就有主动迎合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之嫌。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下简称“长老教会”)与“本土”社团共同发起的“挺扁晚会”上演了一出闹剧。由“独派”组织的“挺扁”活动的背后常有“长老教会”活跃的身影，该教会何以如此热衷于“台独”之类的反华政治活动?其历史脉络有何特征?其在我国民间的影响力如何?台湾“中研院”教授林昌华认为，“长老教会”的渊源可追溯到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牧师马雅在台湾南部与1872年加拿大长老教会牧师马偕在台湾北部开展的宣教工作。但由于东西文化的冲突，该教会的宣教工作进展不大。1951年3月，在台湾当局的支持下，台湾南北两个不同源的“长老教会”合并成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陈水扁上台后规模迅速扩大而组织愈加完善。2008年“长老教会”教徒已有二十多万人，自上而下由总会、中会、小会组成，组织体系越来越政治化，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该教会平时传道时也注重兴办学校、医院等慈善事业，加上复杂的国际背景，无论在台湾的政坛还是民间都有相当的政治渗透力。1970年，“本土意识”极强的高俊明出任“长老教会”总干事。1972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后，台湾岛内各种歪理邪说沉渣泛起，尤其是“长老教会”乘机利用其在台湾民众里的政治影响力与广泛的海外关系率先公开挑战国民党的权威。1971年，该教会发表“国是声明”，要求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在国际舆论上给台湾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中美建交前夕，“长老教会”发表了更具震撼力的“人权宣言”，明确主张台湾“独立”。面对“长老教会”的此类政治活动，台湾当局曾考虑到其在岛内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影响力而不得不对其极力争取，至少不像使之走都“政府”的对立面，顶多只是口诛笔伐而并未采取具体的惩罚措施。相对于其他的反“政府”人士动辄被判入狱甚至被杀，台湾当局对“长老教会”的做法一直很“仁慈”。到了冷战后期，“长老教会”与民进党“合流”而共同挑战国民党的权威，尤其是要求“民主化”与“本土化”，曾对其有恩的国民党始料未及而措手不及。“长老教会”的教义里很重要的一条是“钉根本土，认同所有住民”，加上平时擅于用闽南语宣教，所以比别的教会有更深的“本土”色彩。冷战后期“长老教会”的“民主”、“自决”运动与有相似诉求的“党外运动”物以类聚沆瀣一气。民进党早期大佬(如尤清、张俊雄、黄天福、翁金珠、张俊宏、洪奇昌)在20世纪70年代初皆为“长老教会”的教友，尤其是张俊雄曾担任《台湾教会公报周刊》理事长，号称“党外运动旗手”的施明德也与该教会过往甚密。“美丽岛事件”爆发后，“长老教会”因帮其藏匿而一干人等被判有期徒刑，但“长老教会”大佬(如高俊明、黄武东与传道人员如谢秀峰、蔡有全)还能直接为“党外”人员助选。当时台湾的“党外人士”除了出版杂志传播民主思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宣传渠道，那就是通过“长老教会”的各级神学院(尤其是台南神学院在当时被称为“党外大本营”)强化政治影响力。另外，有海外背景的神学院的师生们能自由地在校内取得政治禁忌书刊，看完后再将“民主”思想传播到校外，从而对台湾“党外运动”的发展持续推波助澜。台湾“党外运动”进一步整合为民进党后，“长老教会”继续与其保持战略上的盟友关系，联手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而大大加快了台湾的“解严”与“民主化”进程。陈水扁上台后“长老教会”的角色迅速变化，即从原来的反“政府”转变为支持并监督“政府”。陈水扁上台不久，“长老教会”就通过多种场合表达力挺“台独”分子之意。较之于支持“政府”的立场，“长老教会”标榜的“监督使命”逊色得多，顶多只是在民进党争取中间选民而欲抛弃“台独”路线时才会跳出来“严厉批评”。截止目前，“长老教会”一直是台湾岛内“台独基本教义派”的主要代表。“长老教会”如此深地介入台湾政治事务，教内有识之士不可能不有所顾忌，尤其是担心其“政治信仰”取代“宗教信仰”而最终偏离教会宗旨。在贪腐弊案曝光而导致“百万人倒扁运动”期间，高俊明“护扁”心切而以严厉措辞批驳与其私交甚厚的施明德为“卖台第一勇士”。赵建铭因“台开案”东窗事发而失业后，“长老教会”所属的台南新楼医院不顾外界观感而主动提供岗位帮其解决生计问题。陈水扁“洗钱案”东窗事发后，其“温暖之旅”的重要去处之一就是台湾各地的“长老教会”，高俊明等牧师也常光临陈水扁官邸，公然带领其家人一起祷告。毋庸置疑，“长老教会”对“带领人民终结外来政权”的陈水扁格外“体贴”。与此同时，该教会对台湾政界任何改善台海两岸关系的行为都极其仇视。2002年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陈云林一行赴台期间，“长老教会”带头围攻他们下榻的圆山饭店，这种“不问是非，只问蓝绿”的立场遭到很多台湾民众的非议。高俊明在“长老教会”当了二十年总干事，所以被视为该教会的精神领袖，其“极独”立场早已深深影响绝大多数台湾教徒，虽然该教会内部(特别是台湾北部教会)还有相对理性的呼声，但常被湮没在该教会的“台独”声浪中。2008年台海两岸“大三通”启动后，“长老教会”迅速向香港社会渗透而与“港独”分子合流。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警方多次依法对香港的“播独煽暴”网站封网，尤其是“香港编年史”网站被封后鼓吹“台独”并协助香港黑暴分子逃往台湾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网站也被封了。据亲绿的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官网与台湾“国防部”人才招募中心网站也无法从香港浏览了。“长老教会”牧师黄春生称，时常有香港民众到该教会网站留言寻求协助，该教会网站被封“是很重要的指针”，香港网络只有一部分被封锁至少是一项警讯。该教会曾在1977年发表所谓的“人权宣言”，煽动台湾当局“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这也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次以团体形式公开发出“台独”的“民意”。该教会在香港“修例风波”中曾表态支持黑暴分子，而早前网台主持人杰斯已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香港警方在调查期间怀疑该教会也牵涉其中。杰斯在互联网上发起所谓的“千个爸妈，台湾助学”筹款计划，通过众筹方式资助逃往台湾的香港暴徒。这种众筹活动的资金来源很模糊，但资金流速惊人，短短数月就取得逾千万港元资金，其中有四百万港元被转入该教会的账户。此前载有大量香港警员与官员“起底资料”的“香港编年史”网站已被封禁，据报是香港保安局根据“国安法”赋予的权力永久封锁了该网站。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警务处处长只要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某人曾在电子平台上发布某电子信息而该信息有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或有可能导致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发生，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就能要求服务商移除之。该细则还规定了相关罚则：若无合理辩解，比如信息发布人未遵从警方移除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要求，一经定罪即可被判罚款十万港元与监禁一年;若他国或台湾政治性组织或他国与台湾代理人未按要求向警方提供资料，除非可证明已尽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则一经定罪即可被判罚款十万港元与监禁半年;若涉及提供虚假、不正确或不完整的数据，可被判罚款十万港元与监禁两年。某香港问题专家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强调，香港警方对此类网站采取封网行动都是依据“国安法”实施的正当行为。此类网站传播“港独”、“台独”等政治煽动性信息，所以给香港特区的治理增加了难度，“例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该网站与李登辉控制的一些台湾NGO或社会组织有一定关系，这样的网站使‘台独’跟‘港独’的联动得以低成本进行，对香港特区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该专家认为，很多“港独”分子鼓吹所谓的“言论自由”而为此类网站辩解，抑或担心香港警方如此封网会使香港的“国际性”大打折扣，“这事实上是一个圈套，一些‘港独’势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有这种担心，而不敢轻易对这些网站进行处罚或查禁”。该专家直言，对此类政治立场极端的网站该封禁就封禁，因为网络传播是低成本的，但造成的危害往往是无可估量的，“对这一空间的治理，也是我们在特区治理方面是否真正有所成效的标志之一”。

　　2020年“港独”分子纷纷锒铛入狱，香港警方展开大规模拘捕行动后现身游行并带头的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再度被捕，齐“上路”的还有九名前立法会议员，社民连吴文远与黄浩铭、民阵陈皓桓与支联会蔡耀昌也先后被捕。香港警方兵分多路拘捕了十五名目标人物，“叛国乱港”组织头目黎智英与肥佬黎、杨森、李卓人等“港独”大佬都是第二次被警方拘捕。这帮“港独”分子何以能在香港如此肆无忌惮?他们为什么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为非作歹祸港殃陆并将年轻人带往黑暗的深渊?众所周知，殖民历史使然，香港长期深受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教会的政治影响。根据2019年香港警方的统计数据，香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与新教)月有88.9万人。这个数字在当时已超过香港人口的10%，各种基督教会小学、中学、大学在香港的数量占比都很大。截止2020年，香港有285所基督教与天主教小学、235所基督教与天主教中学，占香港中小学总数的、一半以上。基督教长期深入影响到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基督教中的“爱”是其信仰的道德观要点，据说基督教徒只是要靠自己的信心去行善爱人。按说受到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教义与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社会应能看到的是更多的“爱”与“行善”，但遗憾的是自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以来基督教徒的“恨”与“恶”却占了上风，真正的基督教徒不可能不为此而唏嘘不已。根据基督教宣传的“七宗罪”，“港独”分子里的基督教徒该背负的罪责又有多少?“七宗罪”是天主教教义中对人类恶行的分类，罪行按严重程度由重到轻依次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与“色欲”。第一，傲慢之罪，期望他人注视自己或过度爱好自己。黎智英等“港独”分子的傲慢来自于英国在相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及其对美国的盲目崇拜，看惯了大英帝国的兴盛与发达社会的灯红酒绿却浑然不觉香港正是因为背后有了中国的荫护才得以让“东方明珠”继续照亮亚洲。冷战后期突然登上亚洲经济巅峰的香港让“港独”分子的自我认知骤然膨胀，很多“港独”分子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概念，习惯于以“香港优等人”自居。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法律环境中，从小受到所谓的“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的浸淫，所以自以为是“国际公民”。香港回归后殖民遗毒加上经济地位的荣光让“港独”分子自以为是“上流社会”的既视感，不仅不反感美英等国插手香港事务，甚至有时还主动向西方国家的反华势力求援，一旦自己受挫则像怨天尤人的孩子一样把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归罪于香港的管理者，一口咬定是香港政府的失职才让现在的香港如此“落寞”而甚至怀念起自己被殖民的日子!“港独”分子恃宠而骄，在西方国家的反华势力的持续操纵下普遍缺乏国际认同感，认为“两制”重于“一国”并大肆蛊惑普通民众。根据2019年香港警方的民调数据，55%的香港市民认为自己是“香港人”，33%认为自己是“中国香港人”，只有11%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年龄越低则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越高。毋庸置疑，香港的多数年轻人对大陆来客很傲慢，有的扬言“不喝祖国的水”，有的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正是相关天主教会“上流社会”角色的代入感让香港年轻人迷失了自我，在“修例风波”中把香港破坏的满目疮痍。在傲慢心态的趋势下，香港社会有良知的年轻人也无力自拔而只想随波逐流，放任自己的良心被残食得支离破碎而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这种傲慢堪称香港乱象的原罪，这种傲慢导致“港独”分子把香港特区政府及其警队置于对立面并与内地捆绑而变成了香港天主教会眼里的死敌。香港反华势力傲慢的表现比比皆是，比如提出中国应为新冠病毒肆虐“买单”，企图通过香港这一小撮“港独”分子向全世界传递中国应为全球疫情负责的荒谬逻辑，憎恨大陆来客而不惜“玉石俱焚”的揽炒，等到香港社会怨声载道而动荡不堪之后再骑劫政权，自恃高人一等而批评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的香港特区政府“无能低效”，甚至在电报群煽动成立“临时政府”，借疫情为“勇武”暴徒的违法行为披上“救港”的政治外衣并煽动市民抵抗、破坏香港特区政府设置防疫隔离村的计划，操纵包括医疗界在内的香港各行业工会组织罢工向香港政府施压并伺机在背后敛财，编造大量谣言攻击大陆来客而为西方国家反华势力提供“政治弹药”，甚至企图通过反动“文宣”与台湾绿营网军联手挑拨两岸三地的矛盾……第二，嫉妒之罪，对自家资产的喜爱与对物质的欲望变质成了忌恨其他美好事物拥有者的怨怒。在“港独”分子的刻板印象里，大陆来客都是土、穷、矬与“屌丝”的代名词。但祖国经济突飞猛进而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势不可挡，在“港独”分子闹事的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99.0865万亿元而稳居世界第二位!曾很穷困的大陆来客早已变了模样，香港各个阶层都曾为此而有所触动。受香港本土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一部分香港民众认为大量大陆来客挤占了香港本地的医疗、教育与交通等资源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曾是优越感十足的一部分香港人转而把自己心中的不平衡感发泄到中央政府方面，指责大陆来客在香港买房推高了香港的房价。这种香港人把自己的嫉妒心态进一步演化为恨而仇视中国大陆的一切，尤其是香港反华势力组织的一系列所谓的“反水客”活动纵容暴徒追打、“私了”甚至重伤大陆来客都是基于这种仇恨心态。“港独”分子对大陆来客嫉妒之恨的背后当然都有西方国家的影子，尤其是美国无法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将阻滞中国经济发展视为“政绩”，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从美国国务卿彭培奥满世界抹黑中国就能看出端倪，2020年访问英国、乌克兰、匈牙利、菲律宾、以色列等国时不断向中国泼脏水，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通过舆论攻势抹黑、甩锅中国，企图掩盖本国抗疫不力的诸多事实，说到底都是嫉妒心作祟使然。第三，暴怒之罪，把对公义的爱护歪曲为复仇与憎恨。相当一部分香港民众(特别是香港年轻一代)从小就被“港独”通识教材“洗脑”了，缺乏爱国主义教育而难免滋生“反中乱港”思想。他们目光短浅，精致利己主义风气盛行，尤其是在叛逆期还不能独立辨别是非的年纪，一旦自己的需求或愿望得不到关注或满足就会压抑感爆棚而必然要选择某种方式释怀。他们看到自己的同学、朋友、家人慢慢加入示威游行行列后自然也会去凑热闹，自制力较差而容易被“港独”极端言论蛊惑，所以焦躁易怒而被鼓噪实施街头暴力，这种释放心理压抑的途径当然注定会是一条政治不归路。加上“港独”分子扎堆的香港法院的放纵与轻判，没有代价的打、砸、烧等暴力违法行为让实施暴力的香港青年人以暴力为 “精神鸦片”而快感更足。为了说服自己施暴，他们甚至以“违法达义”为自我心理慰藉，直至毫无敬畏感与羞耻心。他们就像都市里的寄生虫，制造爆炸恐吓案，向警署投汽油弹，烧公屋打警察，点火烧平民，把本来是和平稳定的香港变成“大逃杀”的游乐场，视现实社会为虚拟游戏，被抓后又不担心坐牢，保释续命出来后继续祸害社会。第四，怠惰之罪，懒惰、浪费时间、怯懦、缺乏想象力、逃避现实与无责任心。怠惰往往是因缺乏行动的欲望，不想做任何事。如果是短暂的放松或小憩则还是有好处的，但若上升到怠惰这种程度就会变成坏事。怠惰之罪被香港的黑医护完美地演绎了，尤其是新冠病毒“全球化”期间香港黑医护罢工的新闻一度刷屏，甚至刷新了人性丑陋的底线。他们懒惰、懦弱而把当逃兵“政治化”，罔顾生命、丧失医德而让患病港人医疗受阻、因缺岗而导致病人死亡，罢工结束后又频繁制造医疗事故。这种罔顾生命的丑恶行为曝光后居然还敢恬不知耻地向医管部门要求“不搞秋后算账”!香港反华势力在推动医疗罢工的同时还鼓动其他工会发动罢工，将天主教所谓的“怠惰之罪”进一步蔓延。连“追求民主自由”的美国在新冠病毒蔓延后也罕有医护罢工闹事，美国医护人员“吹哨”示警不是被禁言就是被辞退，而之前参加罢工的香港黑医护们看到美国粑粑直至活生生的例子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第五，贪婪之罪，希望占有比自己所需更多。贪婪是一种攫取远超过自身需求的金钱、物质财富或肉体满足的强烈欲望，贪心者让欲望主宰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不断得寸进尺而永不满足。“港独”分子贪婪的表现比比皆是，利欲熏心的政客、毫无底线的商人、捞取名利的教师……以肥佬黎为例，一心只想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每当其报业集团效益不好时都会对底层员工开刀，视为自己卖命的员工如草芥。2020年2月，台湾《壹周刊》被黎智英断然宣布结业，香港《苹果日报》则裁员至少四十名，一批批为其卖命的“港独”分子沦为弃子，如此无情充分暴露了商人黎智英的贪婪。他还利用他人对金钱的贪婪腐蚀拉拢香港反华势力的“关键人物”不遗余力地祸乱香港，豢养了一大批“唯黎马首是瞻”的香港反华政客。大卖“政治口罩”的“河童”黄之锋为一己之利而一切皆可抛，曾被搜出五十万现金的“港独”分子陈浩天成立空壳装修公司套取港府拨发区议会的上百万装修费，黑医护设立的“防疫抗争基金会”最终却变成了参与罢工医护的黑金……第六，暴食之罪，浪费食物或过度放纵食欲、酗酒或囤积过量的食物而过分贪图逸乐。“暴食”在狭义上只是浪费食物，在广义上则是“沉迷”与骄奢淫逸而囤积不必要的物品。暴食之罪的典型的还是肥佬黎，尤其是喜欢吃鲍鱼、螃蟹等各种鱼类，每年固定从日本的吉滨县供货商处批量购买顶级鲍鱼，还经常安排往来台港两地的《苹果日报》记者帮其违法夹带腊肠等物赴台，嗜好普洱茶与收藏法国葡萄酒而定期从香港“颜奇香茶庄”购买云南勐海茶厂出品的普洱茶，甚至购买了位于法国波尔多的一处葡萄酒庄园……新冠病毒在香港蔓延初期，伊利沙伯医院某病房失窃了七百盒口罩，护总认为是有黑医护刻意浪费，一个小时就换一个新口罩戴上。如此紧缺的防疫物资就这样被他们浪费了，而香港市民彻夜排队去买口罩的场面还在眼前……第七，色欲之罪，不合法礼的性欲。例如，捧女星为诱饵“霸王硬上弓”的肥佬黎、公开浏览靓女大尺度艳照的“AV仁”、嫖到失踪的“郑三嫖”、老外天台事件、捐躯天使，等等……香港年轻人不是此类罪恶的创造者，无论信奉什么都本该远离违法这个最低的红线，否则就与基天主教的信仰、意识形态与政治取向无关了。“违法达义”这种口号就是香港反华势力毒害他们的最佳印证，视香港青年为替罪羊煽动他们去闹事而自己却很少参与违法活动。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皆应坚守原则，在法律面前不越红线。误入歧途的香港年轻人终将清醒过来回归正道，用天主教强调的谦虚、宽容、耐心、勤勉、慷慨、节制与贞洁约束与成就自己的德行。

　　2020年“港独”闹剧殷鉴不远，“台独”分子恃宠而骄的日子早就该走到尽头了。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试看，台海两岸学术界曾提出“北平模式”、“两德模式”与“西藏模式”，甚至个别学者提出“武统”模式，此类探讨因应台海两岸关系的历史复杂性、现实政治条件、“台独”分子的全面挑战与台海两岸关系的具体波动而问世自有其特定的背景与理据。但就台海两岸关系的最佳法理思考与和平统一的最佳制度安排而言，“一国两制”至今仍是值得探求的主导性路径。和平统一至今仍是台海两岸中国人的最大共识与最佳统战利益，而“一国两制”是走向这种前途的最佳制度路径。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推向历史新高度与实践新阶段，堪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与制度课题。“一国两制”这种制度试验是国家统一与国家现代化的功能整合体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制度辩证思维与进步的历史哲学，尽管中国与古代西方都有不同形式的“一国多制”，但“一国两制”所处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化世界体系及其制度斗争的深刻性乃至残酷性都是其他古典制度处境无法比拟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来自台湾问题的挑战，在港澳两地优先落地而最终也必然收尾于台湾问题之解决。就制度示范性而言，“香港经验”对台湾最有直观性与启发性，因而也必然是“台独”分子抹黑的首要理论对象，所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的法理与制度发展对“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更有指导借鉴意义。就“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的完整经验而言，制度建设与心理建设同等重要。就制度建设而言“香港经验”大致有四点：第一，中央政治决断在先，即早在1982年《宪法》第三十一条就预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空间，1983年中央正式通过了“一国两制”的十二条政策方针;第二，中英联合声明吸纳背书“一国两制”十二方针，而香港基本法则将“一国两制”予以法律转化，以法治原则维护既定政策而保持了中央对香港的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第三，在具体制度建设上挫折与进取并存，既有二十三条国安立法与国民教育上的挫折又有不断摸索与实践中央管治权行使模式的经验积累，这就增强了对“一国两制”得风险性与制度建设规律的认知与回应;第四，及时提出“全面管治权”法理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要求，引入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抓住“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推动“一国两制”进入法理充沛、制度严谨、社会认同深化的2.0版。上述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在构想“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时显然是无法绕开的主导性议题，而习近平“1·2讲话”的主旨就在于从制度角度探讨“两制”空间但对“一国”的前提及其制度保障有足够的敏感与重视，特别是强调任何制度设计都以必须保障国家主权、领土安全与发展利益为前提，这种论述取向当然是受到了“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的既有经验的启发。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理性构想的制度建设相对容易而心灵沟通的心理建设太难。以香港为例，宪法、基本法与“国安法”早已构成严密的“一国两制”法网，但“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与文化认同仍算不上深厚可靠，甚至时有逆流与冲突。第一，二十三条立法与国民教育在本地推行的受挫显示的是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与国家认同的精神抵制;第二，香港本土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其社会运动化导致“一国两制”制度安全的严重风险并误导香港青少年走上所谓的“时代革命”的抗命歧途;第三，外部势力对香港文化机构及其选举过程的严重渗透甚至暗中操纵损害了香港人对国家的理解与认同;第四，香港的教育、传媒与司法等塑造社会意见与社会价值观的范畴至今还充斥着“反中乱港”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网络而成了政治冲突的病灶;第五，“国安法”实施一年后，从“七一刺警案”、香港维他奶公司的“遗憾声明”、港大学生会的“感激声明”、区议员的频繁辞职到后期的“选举不合作”，无疑不在证明“人心回归”仍是对港澳台三地的严峻挑战与待解课题。“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在艰难的制度转型与心理重建过程中砥砺前行，“台独”分子长期介入香港事务并污名化“一国两制”而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基本问题上更是“本土优先”且“挟洋自重”而危害国家安全背叛民族利益，甚至在台海两岸疫情防控上也不能做到“两岸一家亲”的常态互助，而是一切从意识形态或政治利益操作出发。因此，“香港经验”不能只看“高度自治”的一面，单纯想象怎么给台湾更高自治权也应重视国家权力与民族利益的层面，特别是国家安全、国民教育与文化领导权层面要有预先的研究、政策设计与相关的心理建设。现在既要正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具体落地的特别政治困难与文化困难，又要看到“台独”分子与外部干预势力在法理与心理两个层面的抵抗与斗争。第一，心理建设的首要困难在于世界观之争，而“台独”分子的心理斗争武器主要是本土主义与民主主义，地方本土性与西方普适民主价值观的结合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立足的爱国主义与“两制”的法治主义的对立关系由此而来;第二，美国的新冷战文化及其世界体系斗争策略将台湾棋子化、战场化并不断推进涉台立法与相关的决策性支配而造成台湾民主“空心化”、依附化与准殖民地化，台湾只剩下民主的形式且在美国的全球霸权治安下丧失民主的民族情感、政治理智与自我决定权;第三，民进党当局的“台独”立场与国民党不断加深的“割据主义”或“独台主义”导致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心态上的激进“台独”与“小确幸市民文化”的杂糅不断蚕食和平统一的政治、文化、社会基础;第四，台湾在法制体系上通过修订“国安五法”与反渗透法全面阻断台海两岸的和平交往与文化沟通，阻止甚至惩罚回应“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的统派力量而催生台湾全面“拒统”的恐怖文化氛围与制度压力;第五，将台海两岸的一切交往与中国大陆的一切和平统一之努力“统战化”甚至“敌对化而，极大地压缩了台海两岸的文化互动与制度性协商的有限空间，以反智主义的传媒霸权持续渲染中国大陆的负面形象与虚假的军事威胁而恶化台海两岸民意相互的认知与理解。2014年港大学生会管理的校园电视播出的“台独”宣传片里的歌词有“就让民主的太阳花，在紫荆花的土地上盛开”，“占中”则有“台独”的身影与作用。2019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成了“台独”分子介入反“修例运动”的道德、政治理由，表面上帮助香港选民维护所谓的“自由”与“人权”，实际上却在推波助澜陷香港于黑暴漩涡，反向以香港为例恐吓台湾人不要接受“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都是系统治理“修例风波”的国家法治方案，“台独”分子则渲染香港“自由不再”、“民主死亡”而走向“一国一制”。此类政治话语操控于居于台湾岛内绝对话语权地位的民进党之手，连篇累牍肆意叠加并与外媒势力呼应，对“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之法理与心理基础造成进一步的打击与破坏。在此背景下，“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中正在发生的法理与观念更新与制度建设在其心理、文化基础上必有相应跟进，而这一层面恰恰是“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之必需与紧要之处。第一，讲好“一国两制”的国家法理及其制度前提，特别是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发展利益与“全面管治权”、“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对“一国两制”的法律文化基础的体系性阐释不可或缺，2014年治港白皮书是关键性政策文献之一;第二，国安立法的优先性与可接受性，即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一国”，进而也就没有“一国两制”，更不会有香港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该逻辑链条必须清晰可见慈宁宫以香港“国安法”的普法与案例向台湾同胞讲好国安法治的底线、标准与正当程序;第三，宏观国家制度上党的领导原则是中国宪法根本原则，也是“一国两制”的正当法权要素，香港社会借助“国安法”与“爱国者治港”的教育契机逐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与国史、“一国两制”史的交叉融合，党的领导逐步正面化为可理解、可接受的正当存在，这在涉台宣传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构想方面急需更新与凸显;第四，以正确、完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深化台海两岸的文化血脉与共同纽带，尽快团结台海两岸的知识界与青年一代共同推进“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回溯、认知建构与法理共识，以“大一统”、“仁爱”、“和谐”、“大同”、“选贤与能”与民生主义等儒家诉求为基本价值与秩序保障而不是地方割据主义或“心性守护主义”，通过民族复核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搭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范畴的文化领导权，在宏观的世界观斗争中稳步前进;第五，在新的全球化发展与文化创造中实现台海两岸共同进步与对人类作出独特贡献，儒家君子人格是圆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文化既是资本主义的批判文化也是理想世界的建设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春秋公羊学的“通三统”在根本原理上相通，基督教文明的二元对立与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及其催生的冷战文化规范对全球化与人类和平发展始终则有无法解脱的威胁性，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等威胁信号在特朗普主义的基础上催生的拜登主义以“特朗普+”的叠加霸权模式继续威胁全世界，中国特色民族复兴只能是中国文化复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反哺全球化的全新世界历史进程，台湾各界尤其是台湾青年一代从容加入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进程是对民族复兴的参与与对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参与，更是台湾实现永久和平的根本出路。制度是坚硬的，有不可放弃的核心利益要维护，但人心是柔软的，有不可解脱的价值与意义要追寻。“一国两制”要有完备的制度体系与强大的价值吸引力，相关的制度建设要遵循法治与现代治理的基本规律，立足文明基础与世界观斗争从事艰巨而关键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达到大致稳定与可理解认同的程度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的观念障碍才有可能逐步清除，制度进程才有可能实质启动、稳妥落地。“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在行进中应对、检讨与修正而难免会有时代创造性与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则可从“香港经验”中国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素，通过台海两岸共同努力逐步打通梗阻环节而塑造新的文化基础与制度架构，直至成就两岸中国人在新的世界历史阶段的事业。

　　2022年在美国基督教会当“长老”的孙海英的社交账号因“名人无视社会责任、滥用自身影响力、反对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多次在网上发布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违规信息”被勒令屏蔽八年，他对美国的社会责任感显然有失偏颇。信仰自由但立场不能害国，言论自由但影响不容负面，“长老”的职位也没那么好混。当然，他能得到“长老”的职位一定是对基督教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他这种公众人物在国内宣传基督教的“贡献”。2022年7月8日氨基酸遇刺据说与邪教有关，他的妻子陆丽萍公然“哭丧”，三天还在自己的微博上“祝美国节日快乐”，此前这个老党员却对中国的建党节一言不发。“事出反常必有妖”，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会该不该对此有个交代?

　　共产党员说到底都不该不是无神论者，即便有权改信基督教也应提前向党组织退还党员证吧?!“不信马列信鬼神”的落马党员高干殷鉴不远，港澳台基督教组织更有必要在参与政治事务期间交代清楚自己对“一国两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