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佩洛西窜台导致的台海危机余波未退，中国务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什么是最坏的结果?那就是美国的“锁海”战略把中国蚕食为俄罗斯那种远洋贸易式微的陆权国。若进而引爆三战或核战，新中国“三线工程”就得重启。

　　为什么我们不将佩洛西窜台化危为机武统台湾?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60%以上，未来这一局面必须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格局还没有彻底转变，现在对国外贸易的依赖性是大国里面最高的，国内大循环建立还需要至少五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处于最关键的冲刺阶段，还没有在欧洲与非洲完成布局，大量的基础设施还在建设当中，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还没有建立起闭环系统。如果西方国家因为台海问题而对中国采取集体对抗的态度，中国此前为“一带一路”所做的努力都会化作泡影。中国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还客观存在，经不起美国对俄罗斯的那种制裁。以大型客机为例，中国自主建造的C919客机只是传统的窄体单通道民用飞机，在波音747级别的双通道宽体飞机领域还是空白，未来中国还要进口数百成千架的波音747、空客330客机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一旦中国的C919客机与CR-929客机都占据了中国民航市场的半壁江山，那就意味着中国彻底摆脱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此时东部战区解决台湾问题才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一旦国际局势有重大利好变故，中国就应及时抓住机会反守为攻，像当年的解放战争那样迅速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

　　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则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但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国天然有了优于英美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与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理优势。中国靠全球战略制高点青藏高原尽占两洋地利，这种优势若能在青藏高原远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或由此反视青藏高原，我们就会对中国在印度洋所有的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毫不怀疑。中国籍此得以避免海权国为获取世界优质市场与优质资源、能源而不得不劳师远涉西太平洋与西印度洋的困境，由此还能避免海权国通过建立漫长的海上岛链的方式推进中国海权。根据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最有效的制海权是有大陆板块依托，所以能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制海权。中国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对两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而产生“岛链”思维则实属无奈之举。在远海建立岛屿链离不开巨大的资源支持，英美两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首先要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或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所有强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优势。中国沿海已有的强大的空防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可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成本并因此而有远比西方国家更从容的等待时间。中国独具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缘政治优势打破了近代西方的制海权神话，使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中国是一个天然有海权资质的大国，帮助西方涉远来到印度洋的是工业，而帮助中国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则是上帝。目前中国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靠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而注定会比西方海权国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国行列。未来中国在对外战略利益特别是海洋战略利益方面要注重五大理论实践革新：第一，要学会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西太平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线，中国对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建设应会有革命性的进步。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告诫美国人：“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1959年毛泽东审阅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一文后强调：“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如果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总有一天各国人民会起来把它赶走的。”我们可沿着毛泽东从中国视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构想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式表述，比如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与“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与黄海水域，由此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倾向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根据英美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的经验与中国近现代失去台湾后即失近海制海权并由此反遭大规模入侵的教训，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实属必要。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与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而大体上不违背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安排。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想象的。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中国的核潜艇才有可能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的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压力将会大幅降低。第二，要牢记中国国内安全是一个相互联动的整体。明朝之前中国东南安全与西北安全紧密联动，明朝之后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紧密地与东北部安全相联动。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无大的危机，但明末东海倭患蜂起，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清末中国东部陷入乱局，英俄等国加大了对西南地区的打劫。1902年英日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3年英印军队便向藏边发起攻击并于年底进占拉萨。1907年英俄签订协约调整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规定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抗战期间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蒋介石迁都重庆，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西康设省刻不容缓。由于中国东部被日本全面封锁，蒋介石迅速打通滇缅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相关举措得到有力执行则与西康省的设置息息相关，以西藏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则为中国战胜海权国提供了可靠的后方支撑。鉴于这些历史的经验，毛泽东始终将中国东部安全与西部安全、继而东北安全与西南安全联系起来考虑。朝鲜停战协议签定前夕毛泽东从抗美援朝前线抽调秦基伟至云南时说：“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1959年中苏交恶，为了预防苏联“从中间突破”的侵华地缘战略，毛泽东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与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的攀枝花与甘肃的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为了消除“三线工程”的外围干扰，对印反击战有力遏止了印方对我方边界的蚕食，1969年珍宝岛反击战后毛泽东迅速将目光移至中国大西南。《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三，要拿捏亚欧大陆战略力量之间的“黄金分割率”。这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美学定理，即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实上，亚欧大陆战略力量存在类似的天然比例，即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呈现“2.5规律”。历史经验表明，在亚欧大陆的北纬50度与北纬30度之间只能存在2.5个战略力量。假设欧洲是一个合力板块且其战略力量之合是1而亚洲也是1，中亚则一定是0.5。如果中国或欧洲任何一个板块破碎，其战略力量之合就会降低0.5，中亚则会上升为1。不管怎么变，亚欧大陆的战略力量之合永远是1+1+0.5=2.5，其中的0.5在其他两个战略力量的极限之外，谁也无法填补，更不要说控制了，因为各自的“皮筋”都拉不到而力不能及。欧洲在古罗马时期很强大，当时是秦、汉两朝也很强大，这时的中亚就只能是破碎的。罗马之后欧洲大陆破碎，中国基本维持了统一，这时欧洲的战略合力下降了0.5，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崛起后中亚战略合力就上升为1。清末中国衰落，中亚伊斯兰势力向中国大幅深入，西域“回变”频频。历史上的中亚类似于一个“地缘政治堰塞湖”，西面的欧洲与东面的中国无论哪个板块破碎或力量衰落都会招来中亚游牧民族的洪流，苏联解体导致今天中亚伊斯兰力量崛起、欧洲破碎又导致阿拉伯人大量涌入都是这个亚欧大陆战略力量分布的“2.5规律”使然。第四，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独特定位不宜夸大或缩小。美国与俄罗斯都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有超强的生存能力与超强的反侵略能力，所以也都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或“真老虎”;两大帝国被各自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而终将沦为“纸老虎”，其帝国控制能力势必越来越脆弱而不堪一击。与俄罗斯与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砝码。比如，一战期间俄国战败与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与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对两边平衡有更显著的作用，足以在世界变局中扮演“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第五，要在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中坚持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李斯特曾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关键是战略制定者没有把握好资源与战略目标在特定空间距离间的匹配关系与利用地理阻力实现战略与目标之间矛盾转化的节点。与欧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由中心发生的地缘形势相反，亚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围绕中国展开，这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中心或重心。与美国不同，中国兼邻太平洋与印度洋，东接市场财源西接工业资源，这种天然优势使中国不需劳师涉远就可获得国际优质资源。中国又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而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而不得不有所收缩。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中国只要做到这四点就能行稳致远。

　　“三级阶梯”之地势使然，青藏高原在中国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第一，青藏高原的地缘政治形势。印度陆块抬挤亚洲大陆形成今天中国西高东低的三级落差的地理形势，而任何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与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西藏高海拔与不宜于农耕生活的地域特点使其与中原文明继而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对隔绝，既不利于西藏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工，也不利于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山地之难在于攻，平原之难在于守，形胜之地当在平原与山地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山地比例对地区安全与由此形成的区域政治往往能起到截然不同但又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碍又是平原自卫的要塞，平原若有恰当比例的山地环绕则会造成更有利的防御条件与更好的安全保障，大至长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为设置的“险山要塞”。存在于无障碍大平原地带的国家处四战之地而攻易守难，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国家扩张而不利于节制，所以其中很少有国家能通过扩张长期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单一统治，但过度扩张会透支其国力并使其加速衰落;无障碍大平原的物质资源如果足够丰富，其地缘政治条件就有利于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共存与均势对抗。中国山地占中国土地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有利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与统一性在同一地区合二为一地存在。1964年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时提到：“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如果将与之连体的帕米尔高原考虑在内，横亘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就像一道拱形垂天石盾，使中国地缘政治结构有了外敌西不能进东不能攻，而我民西可“依山”东可“傍水”，中国由此避免了欧洲大平原上那随时背腹受敌的四战困境。在远洋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原人民背靠大海有力抵抗着来自西北铁骑的南犯;远洋技术兴起而西方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从东部海陆侵犯我中国时，中原人民有青藏高原的庇护而能在这里中华民族聚集起二次反击的力量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在星际移民之前，青藏高原对中国安全的终极保护作用不会过时。青藏高原的迅速崛起则对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产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影响，喜马拉雅山脉使中国西南边界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板块形成极为巨大的海拔落差，在两千余里的中印边界上形成一道印度无法越过遑论大规模北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公元前4世纪从希腊半岛东来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就不会在印度河停止，公元7世纪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大军远征的方向可能就是富饶的东方大唐帝国了，打到印度河边的亚历山大大帝如果没有这道天然屏障阻挡则今天中国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希腊文化的色彩。青藏高原这种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巴基斯坦与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有了和平的保证。两千多年中国版图伸缩变化最小的是西南中印边境，何以然?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守不住。因此，当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与成吉思汗都放弃了进入印度的计划。最能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曾强大到能与唐朝谈婚论嫁的地步，即便如此吐蕃王朝的边疆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两国之间更多的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拉铁摩尔曾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麦金德对西藏的地缘政治优势看得更清楚：“印度、蛮子(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与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西藏与印度之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长城”，西藏的稳定则与整个西域从而与整个中国的全局稳定(通过北面的南疆与东面的川康地区)有着重大的联动关系。第二，西藏问题事关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之全局。青藏高原的一切重大事变都牵动着中国整个西域继而中国全局的稳定，北缓南陡与海拔自西向东缓慢下落的地形将西藏北与蒙古、新疆、青海三地，东与滇、黔、川三地连为一体，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动荡都会与西藏牵一发而动全身。1717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康熙从整个西域政治稳定的视角挥师入藏。“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边疆。朕以准噶尔人等，现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蕃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以应援，亦且不能取藏。”西藏乱局联动四川、云南、青海等地区，此边地连为一体，其对全国的稳定将产生绝大的威胁。清兵入主中原之前就“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与藏、蒙等地方势力联手串通结盟，以至软硬兼施而成了反明势力的盟主。1644年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清前期与西藏同为地方政权，清朝派人去西藏，宣扬它信奉佛教与对西藏佛教的特殊崇敬，显然是为了维护它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联络蒙藏，壮大力量。”1639年皇太极致书西藏受“白教”迫害的“黄教”僧俗领袖土伯汗与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示好，1641年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罗桑曲结联合密招厄鲁特部顾实汗率兵入藏，1642年西藏地方派出的友好团到达盛京。满清入关前扶持“黄教”在西藏建立统治政权为清王朝入关后稳定西藏奠定了基础，以至乾隆将皇太极指定专用国号“满洲”的定义也与西藏佛教里的“曼珠帝出震东方”息息相关。1645年西藏实权人物顾实汗派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台吉到北京表达和硕特蒙古对顺治帝的归顺意愿，此后顾实汗与五世达赖几乎每年都会谴使北京。清军入关前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与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朝交好。皇太极曾在努尔哈赤的灵前说：“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禄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者半，后察哈尔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但清王朝与边地地方政权的这些关系在入关前后是有本质区别的：入关前它们更多地是为了乘明朝衰落之际蚕食明朝疆土、扩大各自地盘的政治需要，入关后满清的地方利益便与中国整体利益融为一体意味着清朝统治者从中国全局出发与昔日的边地盟友拉开距离。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治藏实践最有成效、治藏经验最成熟的不是汉人政权而是元、清两届崛起于北方边地的蒙、满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尤其是在康、雍、乾三朝中国西域动荡最激烈的时期，全局性大动荡多有西藏反清势力插手。1671年准噶尔部首领僧格在内讧中被杀，噶尔丹在西藏僧俗上层全力支持下夺取准噶尔最高权力。1673年三蕃作乱而祸乱整个江南，噶尔丹利用康熙西南平叛之机确立了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沙皇俄国怂恿与支持噶尔丹进攻蒙古威逼北京。康熙打败噶尔丹后，清朝西部半壁江山得保。1727年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串通准噶尔部阴谋叛乱，雍正也是从西域全局的角度考虑发兵平叛的。他在鄂尔泰奏折上朱批：“西藏、谆噶儿之事，比不得安南、鄂洛素海外诸国。四十八旗、西海、喀尔喀等蒙古人心系焉。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雍正是将出兵西藏问题放在整个西部稳定的全局中考虑的：“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冯尔康认为：“雍正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兼顾准噶尔问题，是正确的”，因为“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当时发生在新疆的准噶尔问题既是新疆、蒙古问题也是西藏问题，所以自唐以来中原王朝对新疆的控制重点一直放在南疆地区。控制南疆既抓住了新疆稳定的关键，又截断了疆藏分离势力间的互动联通，抓住西藏则抓住了中国整个西域的重心。西藏问题是中国安全的全局问题，也是西方反华战略的视角。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的理由是：共产党控制中国本部后西藏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独立后共产主义在缅甸的影响变大并向新疆与内蒙古渗透，西藏因此有了意识形态与战略上的双重重要性;如果西藏有抵御共产党渗透的能力，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继续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符合美国的利益;西藏人民笃信宗教，有反对与佛教信条相冲突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西藏之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号召力;中国政府现在无法断言享有对西藏事实上的有效管辖权，不太可能再申张这种权威;西藏日益显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贸及其他联系的兴趣，使他们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东方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电国务卿艾奇逊：“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目前西藏与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美驻印大使亨德森再致电提醒艾奇逊：“由于当前中国与南亚的新发展，我们再次冒昧建议重新考虑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所以“我们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团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如果代表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发展顺利，代表团中少数人可无限期留在拉萨。”亨德森的理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本部胜利后西藏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意义重大，在拉萨派驻我们的观察员似乎是有利的;我们不应继续无视在亚洲将来事务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与人民，适当的观察员能成功在西藏人中创造友好气氛也许非常有用;我们应努力维持与西藏的非正式关系，因为通过已不起作用的中国国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是无意义的尝试，而且我们与其他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与有效控制中国本土的政府建立关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将非常困难。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要为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准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将离任回国前致信艾奇逊：“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美国国务院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充分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强调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1950年3月1日美国向印度提出“美国与/或英国与印度合作满足西藏的要求”，又致电美驻印使馆要求向印度表达“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亨德森致电艾奇逊披露，英国鼓励印度政府对西藏叛乱分子扩大军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满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么实质上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项目”。朝鲜战争爆发后艾奇逊明确电告美驻印度使馆：“国务院现在便于向西藏保证美国将提供援助。”使馆通知西藏叛乱分子：“美国准备帮助西藏获得援助与资金”，而如果印度愿提供交通便利，“美国愿帮助西藏”。艾奇逊致电美驻印使馆：“希望印度政府尽快知道，美国希望能对西藏局势有所帮助”，指示亨德森“拜会尼赫鲁，根据自己的判断告诉他，美国与印度一样关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的报道”，因为“美国相信中国征服西藏与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愿望与最大利益格格不入”。尼赫鲁告诉亨德森：“目前美国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美国的行动会给共产党中国提供机会重新指责大国对西藏不怀好意，让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北京对西藏的进攻在共产党中国与印度之间制造分裂。”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国配合东亚朝鲜战场从中国西部地区牵制中国国家力量的企图，明乎此就能看懂近代以来中国东部发生的事件总是与中国西部尤其是西藏相连动。西方插手西藏事务总是与其在中国东面的战略意图紧密相连，目的无非是“声西击东”而造成中国两线作战。辛亥革命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1912年西藏当地分裂势力武力驱逐汉兵并向川西的巴塘进犯。1913年英国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会议阴谋分裂中国西藏，1950年美国支持西藏上层发动叛乱后又出兵朝鲜半岛。1959年西藏大规模暴乱，美国则在老挝策动军事政变，1961年美国卷入越南内战。1989年西藏骚乱，接着就是北京的大规模动乱。2008年西方国家试图借奥运会之际在北京“发难”，西藏也发生了骚乱。第三，治藏必先安康。历史上内地与西藏联系的路线很多，而两地间最稳定即受干扰最小的联系枢纽是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川西即传统上的西康，位于青藏高原东面的边缘地带，是内地入藏的交通孔道与与中原政治互动的关键地区。一旦西北不稳，从川滇地区进入西藏的关键通道都集中在西康。西藏的昌都与四川的甘孜、康定、德格以及青海的玉树都是西康控制扼内地与西藏联系的重镇，内地中央王朝对西藏用兵首先要经过这些地区，往来贸易的货物与人员也必须经过这里，西康也就成了关乎西藏地方安定与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的重要地区。西康是内地进入西藏的要道，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但与其他地区的通道相比，西康山地南北纵向集中排布的地形对内地中央力量投送到西藏造成绝大的障碍，高高隆起的青藏高原与大陆板块挤压造成的一排排北南纵向分布的断裂地带，犹如一道道天然长城在庇护着地方割据势力而迎面阻隔自东而西的中央政府的入藏力量。“治藏必先安康”，弃康则意味着弃藏，西藏失控则中国西部的动乱势力将联为一起，接踵而至的就是全国动乱。“藏地关系最要者，尤在台站，此乃往来枢纽所在”，这是乾隆几乎耗尽四川物力远征剿小金川叛乱后得出的深切经验。昌都是四川进入西藏的关键通道，雍正继位时四川巡抚蔡珽“奏请安定八旗人心，以为从西藏撤兵是必要的方法。”西康是中国西南边境稳定的后盾，集中了缅甸、印度北入中国藏南的重要通道，历来是域外一些国家的觊觎之地。清末中印冲突与新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东段反击战场多集中于西康，英人则从印度觊觎且北侵西藏。英藏《拉萨条约》将西藏纳入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清政府意识到在川藏之间“若无一定行政总机关，措置失宜，又酿后患，川督距远，不能遥度情形，遇有变故，徒事铺张，糜费帑款”，届时“藏方愈以中国为不足恃，遂萌携贰之心”。清朝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的《奏请建设西康省折》称：“奏为统筹边地大局，拟请建设行省恭折具陈仰析。圣鉴事窃查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康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非特与川滇辅车相依而已。”其中，“统筹边地大局”不仅包括中国西部边地，还应包括中国东部沿海。历史表明，西藏动则疆蒙动，疆蒙动则东北动，东北动则中原乱矣。明朝后期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压力日益紧密地与东部压力相联动，东海倭患蜂起，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清末英俄等国也利用中央政权对西南控制力的减弱而趁火打劫。1911年戴季陶急呼：“夫在东北则有日、俄，西南则有英、法，政府既鞭长莫及，川、滇又复不能自治，为国防计，则川、滇边务之机关急宜设置，盖有不能已者也。”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2015年西藏自治区通过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构建对内对外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该格局的确立将使阿里-藏南两地交通更为便捷，政治、经济乃至国防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未来如果西南方向再出现清末那样的安全压力，在川西“为统筹边地大局，拟请建设行省”的思路将被重提。第四，青藏高原之安全事关“一带一路”关键线路的维护。从青藏高原之巅俯瞰，古今丝绸之路从亚洲由东迤西伸向欧洲。至其中腰，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就像环绕青藏高原南北的两条彩带，而屹立其中的青藏高原则像护卫沿两条丝路来往人民的冲天石堡。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与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与欧洲，这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关键地段由东向西逶迤于青藏高原之南;陆上丝绸之路起自洛阳，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这条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的核心地段由东向西逶迤于青藏高原之北。中国经济随“一带一路”向海外拓展带动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随经济利益向海外同步延伸，而青藏高原为中国维护其海外利益提供了天然的有利位势。麦金德看到了青藏高原的这个特点：“西藏及其附属的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总称之为西藏高原——在高度与面积上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大;其大是举世无匹的。将来撒哈拉会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东横西渡，而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绕道两侧而行，把进入中国与印度的通道远远隔离;这两国的西北边界，也因此而有特殊的重要性。”“一带一路”涉及的陆地利益分别位于中国西藏南界东西两端，东面的藏南地区与西面的阿里地区是外来势力从印度次大陆东北方向与西北方向侵入中国的咽喉要道。阿里以西更有西方欧洲势力沿伊朗高原东进中国的要道，这几条通道也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及中亚继而西方地中海国家联系的咽喉要道。因此，在东南方向坚守藏南地区的主权地位也就保障了这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一旦失去藏南地区，整个藏康地区都会陷入动乱。在西线，巩固了阿里地区也就保障了陆上丝绸之路南线的枢纽地带的安全稳定。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稳步推进，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利益日益突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青藏高原东面的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青藏高原南面的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因而是工业大国的必入之地，现在也是中国政府倡导的海上丝路的必经之地。但中国不同于远离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这两大洋中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国天然有了优于英美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理优势，中国靠全球战略制高点青藏高原尽占两洋地利，这种地缘优势又使中国得以避免海权国为获取世界优质市场与优质资源/能源不得不到太平洋与印度洋劳师袭远的困境。麦金德曾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1950年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中国因有青藏高原而独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也因此有不用任何领土扩张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并以此优势护卫经此路线的“丝路”利益。未来中国经营在西南方向战略重点应从中印争议地段更多地投向印度洋，而喜马拉雅山使中国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将使中国比美国、英国等海权国家更容易做到这一点。第五，青藏高原的地缘政治特色含蕴着国家战略哲学。《旧唐书·南蛮列传·骠》里有“小昆仑部”与“大昆仑王国”，其故地在今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口附近;《宋史·外国列传·阇婆国》将昆仑的概念延伸至南海，“阇婆国在南海中。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阇婆国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中国古代的“昆仑”概念不仅含盖了整个青藏高原，而且衍伸为一种面向海洋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概念。长征后毛泽东作《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在这首词的上半阕中预见到新中国即将崛起及其对旧世界将产生的共工“怒触不周山”似的冲击，下半阕为崛起后的中国参与世界治理提出以“环球同此凉热”为宗旨的反霸与不称霸相统一的中国方案。毛泽东为词的上半阕批注：“前人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毛泽东为词的下半阕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青藏高原留给我们的战略哲学是守本、守成而不扩张。毛泽东曾手录严成遂的《三垂冈》一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强弱与大小是可互相转换的，帝国主义无限扩张的结果是被自己不断扩大的目标所打倒。在扛不起的世界扩张目标下，强大的帝国是弱小的。所以毛泽东说：“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只要坚持守本守成而不扩张的政策，毛泽东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就有可能实现。

　　看清了中国近海与青藏高原的地缘政治形势，当年毛泽东布局“三线工程”的地缘战略远见也就一目了然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对越南北方侵略战争逐步扩大，备战问题摆到我党的重要议程上。196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第一，以苏为鉴，立足备战。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建立强大的国防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这个进程中的两个基本点。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打破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雅尔塔体系，同时争取到工业建设急需的外部经济援助。抗美援朝的胜利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但实现工业化以加快国防建设时不我待。苏联策动新疆分裂分子举行武装叛乱，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台湾海峡，印度、日本、南朝鲜等国对我国也持敌对态度。1964美国侦察到中国可能本年成功爆炸原子弹后起草了对中国核基地突然袭击予以摧毁的秘密报告，中国的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很多，比如工业、人口、交通设施过于集中在14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附近，遇到空袭则势必损失惨重。毛泽东在196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把攀枝花与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基础工业)与后方了。”刘少奇在他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谈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上说：“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与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邓小平说：“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多少年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逼着我们先把西南的搞起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只有那么些钱呀!地方的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中央工作会议开过好久了，成昆路仍然没有落实，不着急的样子。湘黔、滇黔、川黔三条路，搞了几年了，没有影子。成昆路要两头修，滇黔路也可两头开工，还可更多的点开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与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从立足国防战略布局抓三线建设。不把国防战略布局搞好，心放不下。我们要接受斯大林的教训。他对卫国战争准备不足，仗开始没有打好，犯了错误。现在看，也不完全是那样。那时苏联的钢年产一千八百万吨，有六百万吨在后方乌拉尔地区生产。而我们现在三线的钢七十万吨还不到，三线加上二线，也只有二百多万吨，连苏联当时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是毛主席抓，一旦打起仗来，犯的错误不会比斯大林小。”“三线工程”是在当时战争乌云笼罩下形成的，充分体现了“以战止战”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维。1965年毛泽东曾对汪东兴说：“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曾担任“三线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的钱敏认为：“那时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南方，美国在发动越南战争，矛头对着我们;北方，苏联陈兵百万，苏美联合反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加上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不断被骚扰东南沿海，台湾的飞机半个钟头就可飞到上海。”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很特别：一是当时我国确实处于物质匮乏时期。王大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国家安全问题有了基本保障才有条件加大改善“吃穿用”的力度。二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5年》显示：基于《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组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认为应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与建设三线所需的工程机械，在引进新技术的三种方式中(进口成套设备、进口单项设备、购买技术资料)以更大的力量探索后两种方式。为了发展“三线工程”，党中央不断加强引进外国新技术的力度，千方百计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但“三线工程”最后还是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取得辉煌的成绩，这一点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第二，改善布局，开发西部。2019年来自英国的全球领先房地产顾问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2019年科技城市发展》报告，评出三十座全球科技城市，成都是这次唯一上榜的中国西部城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与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尤其是“我国全部轻工业与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包括“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早在开始实施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时就考虑到平衡工业发展问题，所以说服苏联把106项民用工业企业中的21项、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放在西部。在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所有项目中，毛泽东对西南三线的攀枝花特别重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与钢吗?应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与沿海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余秋里汇报到我们的技术要赶上与超过国际水平时毛泽东说：“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与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打起来还可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西南一定要搞个汽车厂。”1965年毛泽东与几位地方负责人谈工业、农业与备战情况时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大家一致认为：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来说也是有用的。“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今天更加得到凸显，比如2016年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一个专家团队的调研报告认为，“毛泽东自三线建设战略启动起便把川西作为重点。我们调研所到之处，亲历者们提及较多的一句话，就是1964年毛泽东说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去抓三线建设。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进而，“现今的‘两点一线’区域，铁路与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与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重庆、成都、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工业城市。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延伸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当年的点线分布，已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以及2010年开通的‘渝-新-欧’国际铁路，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这凸显了当年实施‘两点一线’战略构想的重大意义。”“三线工程”建成的项目举世瞩目，比如以成昆铁路为代表的十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业基地与电子、光学仪器工业基地、核工业新基地、酒泉钢铁集团、金川有色冶金基地、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刘家峡水电站、第二汽车制造厂。2012宋平接受关于当年三线建设的采访时说：“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后来全国都要搞建设，要发展，情况有变化，大家开始搞规划，全国一盘棋。中国地方大，各个大区要发展，也要搞自己的建设，但经济基础差别很大，华东可能比华北好一点，像西部地区更困难了。后来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只此一家的)搬到内地去。那时，中央一个号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就给哪个厂，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大家都觉得参加三线建设很光荣，没什么计较。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所以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贵州这一带，形成了新的工业布局。”《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三线建设的实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现在的成都是“三线工程”的一个缩影，当年的三线企业与科研院所与贯穿西部的交通网都将升级拱卫“一带一路”。

　　现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一再建议普京将俄罗斯的首都迁往新西伯利亚，这是俄罗斯军方针对乌克兰战场的最坏的打算，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最坏的打算?苏洵如是评价诸葛亮：“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毛泽东的补充是：“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则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的复辙?关键在于毛泽东强调的“千里之遥”，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至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抗战期间蒋介石迁都重庆而事实上承认了与毛泽东、汪精卫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蒋介石进入四川后选择接近荆州的重庆而不是像诸葛亮选择川西的成都为陪都，此举使蒋介石比较容易对进入中原的咽喉长江三峡的牢牢控制并为他在全国抗战的胜利后迅速东出进入中原奠定了基础。根据中国大历史比如五胡十六国时占据成都的成国、五代十国时的前后蜀政权与清朝盘踞西南的吴三桂的经验，当时即使诸葛集中用兵一处，仅依其一隅之力，四川境内上述易守难攻与难进难出的地缘政治特点也使蜀国难以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多有从北面与东面进入西南而鲜见由西南东出或北上一统中国的案例，进入四川的(如果不是正在收拾统一残局的新朝)多是从东或北进入西南的败旅，比如三国中的刘备、唐安史之乱中逃到四川的唐玄宗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四川与解放战争后期又以大西南为大后方的蒋介石。长征期间共产党从四川进入陕北暗合了诸葛亮《隆中对》说的“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计，抗战事后蒋介石从重庆东出三峡暗合了诸葛亮同文中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设计。所有这些更是暗合了司马迁所作的神谕式的断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中国近现代新旧民主革命均兴于东南，而蒋介石将红军从东南赶向西南又从西南追至西北，这反为中国革命煅造出可完成历史使命的队伍并将这支队伍送上必将“卒并天下”的道路。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人谋”的因素也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司马迁的概括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当年中央红军与红军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时在长征路线上有过分歧，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有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的方案;三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张国焘的分析是：“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与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与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问鼎中原。但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进而，“苏联的飞机与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与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保全较多的干部与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在昆仑山阿尔泰一带飘扬。”总之，“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与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的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的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毛泽东当时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但毛泽东的目的是进军陕北，而张国焘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法敷衍中央北上方针并由此再将部队引向比成都更靠西的川康一带。最后他又返回川康方案：“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马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张国焘不是不知道中国陕甘宁地区有“问鼎中原”的战略价值，也不可能不明白“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的地缘政治特点，但由于对红军力量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有利方面估计不足而否定了毛泽东对南下方案的预测，即“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毛泽东在前往懋功途中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了川西地理不利于“北出机动”的困难：“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因此，“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毛泽东发给张国焘《左路军应改道北上》的电报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变远胜西康。”张国焘南下的理由是：“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反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张国焘的“熟思明告”是对中央电报中“熟思审虑”的反唇相讥，而最后一句“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毛泽东再电张国焘：“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都是战术性的，战略性的缺点则是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则是山头主义立场作祟。徐向前认为：“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在战略上会使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与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而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与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他们处地逆境时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毛泽东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的历史洞察，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北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苏从南到北形成的反华威胁，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将西南做为战略大后方时考虑的也是如何避免诸葛亮的战略失误，所以强调“三线建设”而将打通西南通往全国的交通网放在优先的位置。赫鲁晓夫勾结肯尼迪核讹诈中国后毛泽东号召全国“准备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认为敌人苏联发动侵华战争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当年日本人吃亏就吃亏在先搞东北，导致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使得国共两党都有了政治上的准备。此后日本才增兵华北，太慢了!毛泽东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设问：“国民党为什么修重庆-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毛泽东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前两个问题是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与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导致四川的大本营地位难以持久。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决定修建可联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而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工程”，一旦外敌入侵，即使是黄权这样的忠臣到了西南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延伸到刘备西蜀政权的成败的原因：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这种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被反用了。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工程”有了更大的紧迫感。“三线工程”启动之初爆发对印反击战，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与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即启战和于瞬间而毕“七擒”于一役。毛泽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赢，而是要为未来的大西南根据地与即将开始的“三线工程”打出长期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善于吸取诸葛亮治蜀的经验教训，对已失去南宋时那种得以临海偏安的历史条件且又没有建立起足以拒敌以远海的制海权的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毛泽东涉及的“三线工程”的战略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有重大价值。

　　新中国的“三线工程”建设有哪些失误值得借鉴于未来我军的国土纵深防御?第一，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估计与判断有失误;第二，对三线建设的进程要求过快、过急，造成了盲目上马、建设工程缺乏科学论证、事故多等严重后果;第三，对备战强调过了头，而忽视了客观经济建设规律;第四，为了突出战备，一大批现代化工业远离城市、远离交通要道、分散地建在深山沟里，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了重复建设、布局不合理等现象;第五，由于过分强调隐蔽，不少建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到了开山、筑路、打洞等设施上，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与施工难度，影响了建设进程。当然，“三线工程”的历史意义是主要的，尤其是紧密把握住了我国当时的国内、国际所面临的复杂形势而为我国西部地区、内陆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与保障。经过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现在绝大多数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凤凰涅槃，比如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变为生产“神龙”轿车系列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西昌导弹基地变为卫星城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酒泉航天基地实现了中国人邀游太空的梦想。“三线工程”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来考察则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期间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没有大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投入，更多的西部地区还会是贫瘠之地，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会更大，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改革开放后如果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没有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及原材料等方面的支撑，东部沿海地区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成就。温铁军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激增，但产业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并遭受社会成本上升西方资本对外逐渐转移劳动密集产业，以至于国内失业率上升而社会矛盾加剧，加上外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世界各国劳工运动大范围兴起。中印边境战争、越南战争等中国地缘关系十分紧张，当时中国加强军备也因此有迹可循。“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的造反秘诀也被毛泽东活学活用了。1966年中国对外宣布没有外债，但长时间的偿付外债与三线建设使财政负担过重而无以为继，财政投资能力再度下跌到负30%。1968年再次动员城市上山下乡，经济危机逐步转化为政治危机，原因是各种政治集团背后的不同经济集团的矛盾在危机下被激化，不同利益部门之间以革命的名义维护自己的利益。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体系势必派生资本所需的制度供给，政府“亲资本”而导致官商勾结猖獗，直至催生以资本要求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会将其他要素(包括劳动力)商品化并把技术与教育异化为劳动力资源资本化的工具，由此劳动力被外部定价。劳动力被外部定价后不能产生足够的资金剩余而没有足够的存款提供储蓄，没有储蓄金融机构则无法运作投资，在这种体系下国家的发展是激进化、过度靠外资的与单极化的。资本与国家紧密结合，国家政治“去政治化”，与此对应的是以劳动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以劳动替代资本，劳动力就可内部定价资源，甚至可不做定价而是与之相结合。于此，劳动产生的收益就可当作储蓄被金融机构用来投资，相对而言就会派生良性的治理结构。同时，劳动力、资源、国家紧密结合。国家政治是相对“政治化的”，治理社会化，社会治理较为规范化与良性化，社会较为稳定与民主，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得到了较高的保证。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投资以国家资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结构化、技术教育异化、对劳动的外部定价，由此形成的以资本为核心的体制与到20世纪60年代转换成的以劳动为核心的体制之间有较大的差异。在此期间，一系列的经济结构转变派生的制度演变乃至政治事件在本质上都是由去外资依附的本质性结构转变引起的。“三线工程”只能是被迫的与暂时的，中国的“边缘地带”特性决定了陆主海辅的地缘战略主旋律不可能从根本上自我否定。

　　当然，“边缘地带”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即特定事物的周边部分或临界部分。从自然尺度上看，既然地球是球形的，世界本来就是没有中心的。“中心”与“边缘”是因为观测者的介入而被赋予地缘战略意义的，而决定“中心”与“边缘”的是观测者的相对位置。观测者是活动的，这就意味着“中心”与“边缘”是流动的。讲“边缘”之前要先界定“中心”，如果从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体系的视角审视地缘战略意义上的“边缘”则中国很难在短期内逼近“中心”。文化圈、贸易圈与政治圈的“边缘”都有可能跃升为不同程度的“中心”，相比之下建立自己的“中心”并鼓舞更多的“边缘地带”或“半边缘地带”崛起为复数的“中心”更理智更现实。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罕有同步，尤其是网络时代时空的压缩让“边缘”变成“中心”或“前沿”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了。把未来的世界预判为会有多层次、多面向的“中心”，中国崛起为新的“中心”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21世纪的国际格局多极化既是价值判断又是事实判断，中国理应吸取苏联、日本、欧盟挑战美国霸权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