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佩洛西窜台后梅列日科等乌克兰政客成立“对台联络小组”，乌台联动剪不断理还乱，如何预判与反制边缘地带论视角下的乌台联动地缘战略?

　　2022年7月2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出米歇尔·居尔芬基尔的《“边缘地带”能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吗?》一文，认为西方国家的一项全新的地缘战略正在形成。尤其是拜登在7月14日与四个国家组成的I2U2(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代表两个首字母为I的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罕默德·扎耶德与美国总统拜登代表两个首字母为U的国家)集团的领导人举行的在线峰会上，斯派克曼式边缘地带地缘战略的升级版初露端倪。I2U2集团的重头戏是经济、技术合作，进而相互承诺“利用我们社会的活力与创业精神……特别注重在水、能源、运输、太空、卫生与粮食安全方面的联合投资与新倡议”。但四国之间经济、技术合作的背后有地缘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将I2U2集团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组成的处于萌芽期的印度洋-太平洋联盟相提并论。即使在纯粹的经济、技术问题上，I2U2集团也多次提到与能源、粮食有关的地缘安全问题。北约组织因为俄乌战争爆发而“起死回生”并要将在20世纪长期中立的芬兰与瑞典纳入其版图，法国、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与埃及则参加了半正式的东地中海安全联盟，内盖夫峰会架构有助于摩洛哥、埃及、以色列、阿联酋与巴林加强安全合作，由澳大利亚、美国与英国组成的盎格鲁-太平洋防务共同体骤然活跃起来，美台关系升级后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强化……拜登当选总统后美国在亚欧大陆支持的“战略合作弧形地带”主要是对抗亚欧大陆上的两大陆权国中国与俄罗斯的防御性海上边缘地带，这种战略的历史根源是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与尼古拉斯·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论”等海权国地缘战略，此类战略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期间支撑了英国、美国的全球性防务。正在形成的拜登版边缘地带战略至少涉及三个问题：第一，麦金德与斯派克曼对地理限制的极力主张在飞机、卫星与互联网时代是否仍然有效?中国人当然是这样认为的，“一带一路”倡议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该倡议将打通整个亚欧大陆，使其接受商业与军事流通并将欧亚大陆海岸线纳入陆权国的势力范围。第二，美国潜在的边缘地带伙伴是否都会赞同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协同遏制战略?截止目前，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欧洲对俄罗斯有可能比对中国更警惕，而南亚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态度有可能截然相反，拜登不能让欧亚大陆较弱的伙伴俄罗斯与中国脱钩则有可能犯下更多的“西贡时刻”、“喀布尔时刻”等火中取栗式地缘战略错误，比如“基辅时刻”、“台北时刻”。个别在形式上属于边缘地带联盟的国家似乎要在新冷战中保持中立，比如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参加了2022年7月22日在德黑兰召开的俄罗斯-伊朗战略峰会。第三，拜登版边缘地带战略是否是一种有意识的地缘战略?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在某个特定阶段决定了重新采用麦金德与斯派克曼的地缘战略主张还是目前的地缘战略转变之是多个临时计划累加的结果之一?

　　2022年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都是美国煽风点火制造危机，进而利用危机坐收渔利;美国培植代理人政府打代理人战争，在乌克兰如此，在台湾也如此。因此，乌克兰悲剧在台海重演的风险真实存在。美国跟台湾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它拿台湾当炮灰，眼睛都不眨一下。乌克兰好歹是白人，美国尚且开空头支票，只顾闷声发战争财。何况台湾是中国黄种人，别说民族了，人种都不一样，指望美国保台纯属痴心妄想。即使台湾被打入海底，美国也不会掉一滴眼泪。美国的国策是不择手段削弱中国，遏制中国崛起，这就决定了它一定要复制乌克兰模式，把台湾变成下一个乌克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台湾不要上美国的当，也不要上自己的当。台湾以为美国是无害的，乌克兰是无辜的。这又是一个误判。美国才是现实世界的狼外婆。乌克兰认贼作父，投靠敌人，叛卖亲兄弟，犯了颠覆性错误。避免“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不是要避免战争，而是挑起战争，避免输掉战争。蔡英文游说美西方在它身上追加赌注，作困兽之斗，这分明是要把乌克兰的错误发挥到极致。冒险赌一把的结果就是比乌克兰输得更彻底，台湾人民将是最大的受害者。一旦“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成真，责任全在美台而不在大陆，美国失去的只是一枚地缘战略棋子，而台湾将失去一切生机。

　　俞金尧认为，“边缘地带”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即特定事物的周边部分或临界部分。“边缘”这一概念首先要由存在物的主体或由中心来界定，有了主体才能发现“边缘”之界限所在。所以，若要认识“边缘”则必先认识“中心”。界定任何与“边缘”的相关概念之前都要先承认“边缘”的相对性，因为“边缘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必须由主体或中心来界定。从自然尺度上看，既然地球是球形的，世界本来就是没有中心的。相对于地心，地球表面的任何角落都是“边缘”，至少在地理意义上不可能确定地球表面的何处是中心。现在地球表面上到处都有国家与国际交往权力有限的地区，基于彼此的相对位置而形成了不同的地缘政治关系，进而才有可能区分地缘战略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比如俄罗斯之于乌克兰、中国大陆之于台湾地区。但从纯粹的地理空间角度上看，人类立足于无中心的地球表面的任何角落都属于地球的“边缘”。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从纯粹自然的角度识别“中心”或“边缘”的，而是往往坚持认为世界各国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分的。实际上，地缘战略意义上的“中心”是由确定“边缘”的观测者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我”以观测者自己为中心而首先认识到的是自己的重要性，进而才会界定“我”的边界。“中心”与“边缘”正是因为观测者的介入而被赋予了地缘战略意义，而决定“中心”与“边缘”的是观测者的相对位置。观测者是活动的，这就意味着“中心”与“边缘”是流动的，比如“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地缘战略学家先后集中在北印度洋、西欧、“新英格兰”与亚太。讲“边缘”之前要先界定“中心”，所以有必要从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体系的视角审视地缘战略意义上的“边缘”，尽管世界历史上从来不止一个“中心”。近五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的大势所趋是从分散到整体发展，确认这一规律之前至少要承认古代世界是多中心的。“中心”多了，围绕“中心”的“边缘地带”自然也会有很多。比如历史上不同的贸易圈，先后主要是大西洋贸易圈、地中海贸易圈与印度洋贸易圈，还有基于不同文化而形成的多个文化圈、以个别帝国为“中心”建立的不同的政治圈。每个圈都有“中心”及其“边缘”，二者都是复数。但正是文化圈、贸易圈与政治圈的“边缘”反而也容易跃升为不同程度的“中心”，这里的“边缘地带”也不可能是绝对意义上的边缘。比如从唐宋到明清的中国晚期封建史，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来看地处偏远的东南亚与西亚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因为印度洋贸易圈与东亚贸易圈、地中海贸易圈是在两地交汇的。东南亚与西亚都曾是亚欧大陆偏远之地，却恰恰成了近代早期甚至在此之前很多世纪的国际贸易中心，近代早期美洲到亚洲与欧洲的航线开通后更是几乎成了世界级的贸易中心。“边缘”与“中心”都是相对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心”与“边缘”都不是固定与唯一的，而不少“边缘地带”交叉的地方恰恰很容易变成新的“中心”。“边缘”地位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处在不同的“圈”(尤其是不同的权力圈)的交汇处，比如相近的若干帝国权力碰撞时将“边缘”变成“前沿”，即地区焦点。乌克兰与台湾在历史上都曾是地区焦点，在文化意义上则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儒教的影响范围的交汇处。因此，这样的地区的历史也会非常复杂。2022年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当然不能说乌克兰与台湾都成了新的“中心”，但二者作为大国权力激烈碰撞的地区焦点的共同点是一目了然的，这种情况也类似于17世纪的哥萨克政权与托卡耶夫统治的哈萨克斯坦。哥萨克人曾在几大势力(如俄国、土耳其、波兰)之间纵横捭阖，其地缘战略要点是对周边各大权力的等距离外交，作为各大权力争夺的焦点也有机会这么干，包括现在的哈萨克人。随着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了，如何重新界定“边缘”?沃勒斯坦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论”强调“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地缘政治结构，但也承认这样的结构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俄罗斯与中国从“中心”到“边缘”再到“半边缘”的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而英国与美国都曾处在“边缘”或“半边缘”的地位。21世纪初以中国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体系内的崛起正在改变“中心-边缘”的地缘政治关系，如同当年美国的崛起导致的世界体系中心转移，进而是乌克兰与台湾变成新的地区焦点或地缘战略前沿。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体系越来越开放，现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完全有可能崛起为新的“中心”。如果未来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单数，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就会变成“边缘地带”，包括乌克兰与台湾;如果未来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复数，相应的“边缘地带”也会多起来，而不同的“边缘”变成不同的“中心”的机会也会多起来。古代世界体系内的“中心”不止一个，这就为原来的“边缘地带”发展为某种程度的“中心”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边缘地带”得野心家不可能一直围绕某个“中心”从地缘战略角度布局谋篇，而是努力创造能使自己变成多个中心之一的地缘政治条件，比如现在的泽连斯基与蔡英文。“边缘地带”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受控的存在，而地缘政治多中心的创建过程也是“边缘当代”参与这种创造的过程。21世纪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相继崛起且有望发展为自己所在地区的“中心”，而不是说必须争当世界上唯一的地缘政治中心。争当那种“中心”难度必定很大，甚至充满风险与挑战，比如乌克兰与台湾。联系到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向世界地缘政治舞台的中心。如果说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所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都会以削弱已有的这个“中心”为代价;如果世界体系存在多个“中心”，新兴经济体就不必照着这个唯一“中心”的样子去发展并最终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建立自己的“中心”并鼓舞更多的“边缘地带”或“半边缘地带”崛起为复数的“中心”更理智更现实。尽管21世纪的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而其“中心”似乎是西方国家甚至美国一家，但网络时代的时空边界注定要被无限压缩，很多瞬时性的现象都能导致蝴蝶效应，看上去仅仅发生在“边缘地带”的事都有可能迅速变成影响“中心”的地缘政治地位的大事，乌克兰与台湾等“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地位都是由此而大大提升的。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罕有同步，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包括整个、俄罗斯的“中心”地位与台湾、乌克兰的“边缘”地位。尤其是网络时代时空的压缩让“边缘”变成“中心”或“前沿”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了，包括中国从“半边缘”走向“中心”。如果以为世界上只能有一个“中心”，整个的崛起就是要从现在所处的“半边缘”地带挤到唯一的“中心”位置上去，那么未来要面对的阻力与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把未来的世界预判为会有多层次、多面向的“中心”，那么整个崛起为新的“中心”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21世纪的国际格局多极化既是价值判断又是事实判断，哪怕美国能组织整个、俄罗斯崛起也不可能组织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对亚欧大陆边缘地带分而治之(比如对欧洲的分字策、对中东的乱字策、对南亚的拢字策、对东南亚的离字策、对东亚的锁字策与对俄罗斯的迫字策)，“摁下葫芦飘起来瓢”是很常见的。

　　杜德斌认为，斯派克曼是在接受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的基础上批判其最著名的地缘政治三段论的。在他看来，“心脏地带”大部分是贫瘠或未开发的荒蛮地带，很难看出从这里崛起的陆权国能控制“世界岛”。斯派克曼认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地区不是“心脏地带”，而是与之接壤的亚欧大陆沿海地区，即麦金德所称的“内新月或边缘新月地带”，包括西欧、中东、西南亚、中国等远东国家。斯派克曼的《和平地理学》一书将此类地区统称为“边缘地带”(Rimland)，认为这里的国家加上近海岛屿的英国与日本就有可能发展比“心脏地带”更大规模的工业与人力资源而兼有陆权与海权的优势。斯派克曼认为，近代历史上角逐望世界霸权的三个国家(拿破仑统统治的法国、威廉而是统治的普鲁士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均来自边缘地带，而这三个国家最后又都是被来自边缘地带、近海岛屿、心脏地带与北美(后两者)的力量联盟击败的。因此斯派克曼警告，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被某个单一大国主导将是美国要面对的地缘政治重大威胁。所以斯派克曼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三段论改写为：“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亚欧大陆;谁统治了亚欧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命运。”二战后苏联成了仅次于美国的觊觎全球霸权的国家，这表明战后世界格局更符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而不是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但美苏冷战的前沿确实一直集中在西欧、中东与远东的边缘地带。为了遏制统一“心脏地带”的苏联，美国主导了包括边缘地带强国英国与法国在内的军事联盟北约，而麦金德早在六年前就已勾画了这个军事联盟的轮廓。但斯派克曼与麦金德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都强调亚欧大陆的重要性。斯派克曼的分析为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更清晰的地缘政治依据，即以英国、日本等亚欧大陆近海岛国为跳板积极干预亚欧大陆沿岸国家(如中国)事务，直至与“心脏地带”国家(苏联)形成相对均势。此后美国的地缘战略制定者一直以通过亚欧大陆离岛跳板围堵亚欧大陆区域性霸权为首要目标，包括扶持台湾遏制欣欣向荣的新中国。从战后到冷战的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实质一直是：一方面是苏联以“心脏地带”为起点向外扩张，另一方面是美国沿边缘地带对苏联设置重重包围圈。1991年苏联解体并未削弱“心脏地带”乃至整个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地位，麦金德的忠实门徒、美国前总统卡特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认为亚欧大陆是美国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斗争的“大棋盘”。美国要在亚欧大陆“棋赛”中胜出则首先要扩大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在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势力范围，其次是确保亚欧大陆南部不被任何国家或集团单独主宰，最后是确保亚欧大陆东部国家不能联合。这就要求美国不断在亚欧大陆的若干陆权国之间纵横捭阖，使各方力量相对均衡而很难主动联手，直至在亚欧大陆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均势。其中，亚欧大陆西部边缘地带的西欧与美国的价值观相同，所以是美国的天然盟友而被美国视为民主“桥头堡”，可作为美国向“心脏地带”扩张势力范围的跳板。在亚欧大陆东部边缘地带，日本、韩国、菲律宾与泰国与美国有盟友关系，所以被美国视为参与亚洲事务的“远东之锚”，可作为美国在亚欧大陆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登陆场”。美国要在控制亚欧大陆东西两侧边缘地带之后凭借政治、经济与军事优势进一步向亚欧大陆腹地的“心脏地带”渗透，从而长期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布热津斯基坦言：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从里斯本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也偶读路“棋赛”提供了广阔的地缘战略舞台。美国胜出的条件是：该棋盘的中间地带逐步并入扩张中的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亚欧大陆南部地区不被某个国家单独主宰;亚欧大陆东部国家不能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基地。基于这一战略思考，尽管俄罗斯作为苏联的头号继承者俄罗斯无力再向美国发起挑战，但由于其依然占据着“心脏地带”的绝大部分地区而被美国视为最大的威胁。俄罗斯有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继承了苏联近70%的军事遗产，包括90%左右的核武器并配有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与重型洲际导弹等各种核载具，所以还有可与美国媲美的完整海陆空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因此，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通过军事、经济与政治手段向位于“心脏地带”关键部位的东欧、中亚与阿富汗渗透，进而通过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安全空间。1990年德国统一时北约的东部界线离莫斯科的直线距离约为1600公里，1999年北约将原华约成员国波兰、匈牙利与捷克纳入麾下后瓦斯克空军基地部署美国的F16等先进战斗机而离俄罗斯边境仅约770公里。2004年北约吸纳七个中东欧国家为成员国后将俄罗斯黑海舰队围困于黑海之内，圣彼得堡更是离北约国家只有百里之遥。尤其是爱沙尼亚的阿马里空军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线仅约200公里，这里部署有美国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塔帕机场也已改建为大型陆军基地后驻扎了美国、英国与法国的军队，这里离俄罗斯边境线仅约130公里。2009年、2017年与2020年北约又通过三轮东扩将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与北马其顿接收为成员国，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空间被空前压缩。1990年北约的F16战斗机自德国起飞约要80分钟才能飞抵莫斯科上空，1999年自波兰起飞大约要50分钟，2004年自拉脱维亚起飞仅需30分钟。面对自二战以来最糟糕的地缘安全形势，俄罗斯将前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加入北约视为禁区也就情有可原了。同理，美国军方预测的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七条“红线”也与其地缘安全空间考量息息相关。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全国都要为美国推动的北约第六轮东扩牺牲自己的利益，不到半年就失去了五分之一以上的领土控制权，台湾从军事角度高度关注俄乌战争也是情有可原的。自二战以来，美军在哪个地区亮相，哪个地区的局势就会紧张起来。美国的航空母舰等军舰动不动就在太平洋上晃悠，所以台湾等中国近海地缘战略前沿战云密布，但美国反而对中国贼喊捉贼。根据拜登推出的新版印太战略，“印太沙皇”坎贝尔似乎要当亚洲地区所有国家的“太上皇”，但有独立主权的亚洲国家岂能任其“垂帘听政”?其实，多数亚太国家一直在与美国明争暗斗。当然，也有少数亚洲国家甘当美国的地缘战略棋子，比如日本与韩国。安倍晋三遇刺后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炒作“中国威胁”。 该白皮书用大篇幅渲染台湾问题，首次将台湾安全与日本安全直接挂钩;虚构中俄朝三国军事同盟，进而将这种“威胁”与欧洲、美国扯上关系;强调日本国防预算不足，妄图进一步加速军事扩张。尹锡悦上台后公开表示要追加部署萨德系统，美国则邀请韩国参加了北约峰会。受宠若惊的韩国还要恢复2019年停止的“双龙(美国与韩国)演习”，而2022年年的“双龙演习”亦然是“关键决断”与“秃鹫军演”的一环。佩洛西窜台导致印太地区局势高度紧张，此后美国主导的多场大型军演都有从边缘地带包围中国的地缘战略考量，而得到日本与韩国的配合更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缓解，尤其是朝鲜半岛局势有可能因此而风险激增。美国与日本、韩国联合军演的真正目的不可能是捍卫东亚和平，而是利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对朝鲜、中国甚至俄罗斯下手。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拱火甚至牵头开战，主动投怀送抱的日本、韩国都有可能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只需洞察毛泽东的《矛盾论》一文与我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乌台联动的前因后果就会一目了然。2022年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后，中国外交的主要矛盾是美国肢解中国、独联体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霸权行径与后者维护主权领土完整或地区和平发展的矛盾。“打得一拳开，莫使百拳来”，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后者合龙与乌台联动的地缘战略及其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