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亚太经济火车头主导权之争的要害是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到底谁说了算”的结构性矛盾，而其背后的深层矛盾是未来的“地球村”将在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之间何去何从的“站队”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其他亚太国家之和而亚太地区又极有可能继续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之争事关全人类的未来。

　　据参考消息网2021年11月14日报道，近日美国主流媒体刊发题为《经济学家解读2050年的世界》的文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汤姆·奥尔利克与比约恩·范鲁瓦耶一致表示，中国2035年将超过美国成世界最大经济体并指出亚洲正重返全球经济舞台的中心。在世纪之交，中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亚洲只占全球产出的区区25%，远低于北美洲与欧洲。但目前亚洲的人口已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到2050年，亚洲将贡献全球GDP的60%左右，而北美洲与欧洲将节节败退。实际上，除了主流媒体之外，IMF更是将时间提前，押注202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5.22万亿美元(约合101.8万亿元人民币)。世界银行、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甚至连CNBC全球首席财务官委员会也纷纷表态更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为何?一是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强。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强势反弹，GDP实现同比3.2%的增长;同期，全球经济“跌跌不休”，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的跌幅接近或超过10%。二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潜力足。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显著;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内需空间潜力广阔。同时，中国坚定不移对外开放，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三是中国经济增长“含金量”更高。近年来，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5G与万物互联等新产业上具有“半道超车”的优势，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支撑。与稳扎稳打的中国经济相比，美国经济犹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今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年率下降32.9%，创1947年以来新低;随后美国又蓄力冲刺一把，让三季度美国GDP环比年率增幅高达33.1%，创下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增幅。但是美国疫情持续恶化，截至11月15日，已经连续13天单日新增超过10万例，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100万例，这很有可能让美国经济三季度强劲反弹昙花一现。事实上，就是二季度跌得太凶，三季度美国GDP才有此创纪录增长，从同比增速来看美国经济仍处于负增长泥潭，2020年前三季度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0.3%、-9%与-2.8%，前三季度实际GDP约为15.466万亿美元，同比萎缩3.8%。同期中国前三季度GDP约为10.34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67%。另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在发达经济体中，48%的公众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而只有35%的人认为是美国。《今日俄罗斯》节目主持人凯泽(Max Keiser)评论称：“这是世界的更替，毫无疑问，我们正从‘美国世纪’走向‘中国世纪’。”也有美媒表示，在美国经济风雨飘摇之际，15个亚太国家签署RCEP打造世界最大经济圈，也表明了世界其他国家不想再等美国了，美国出口商可能逐渐失去阵地。而在亚太经济圈打头阵的中国，与美国经济差距也将迅速缩小。

　　据观察者网2022年1月8日报道，美国负责亚洲安全事务的主管坎贝尔近日突然对媒体表示，在亚太地区，美国不寻求领导地位，而是希望与中国实现“某种形式的共存”。坎贝尔强调，美国“理解中国(在亚太)的关键且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坎贝尔也做出了警告，他表示，美国依然还是全球领导者，中国不要试图“把我们排除在外”，如果中国这么做，“这将是一个错误”。坎贝尔貌似乱七八糟，还互相矛盾的表述，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首先需要了解坎贝尔说这番话的背景。就在此前不久，中美俄英法五个核大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明确表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要“防止核战争”，“降低战略风险”。而在1月1日，中国主导参与的RCEP经济协议正式生效，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区域自贸协议，囊括了全球30%以上的人口与GDP，拥有巨大的潜力，将给缔约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德国媒体还特别指出，RCEP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美国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却并未参与RCEP，也没有参加目前由日本牵头的CPTPP经济协议，因此美国国内一直有一种批评的声音，认为美国将亚太经济主导权拱手让给了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亚洲安全主管坎贝尔才表示，在亚太，“美方不寻求领导地位”。这一方面是“言不由衷”，比如说，“奥库斯”反华集团是美国牵头成立的，当时明确表示“不针对第三方”，结果一个多月之后，坎贝尔自己承认，“就是针对中国”。再如，拜登多次表示“不支持‘台独’”，但为何却频繁派军舰、军机穿越台海，为何要秘密驻军台岛，为何叫嚣“支持台方参与联合国事宜”?美国“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坎贝尔说美国“不寻求在亚太的统治地位”不可能是真的，美国的确是想这么干的，可惜美国没有那个实力了。所以，另一方面，坎贝尔的这番表态，也是“迫于无奈”。之所以这么说，一来是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与中国爆发核冲突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才说“核战争不能打”;二来，中国事实上已经主导了亚太的经济秩序，美国被排挤出去，或者处于次要地位，已经是注定的事情了。正如坎贝尔所言，美国目前寻求确保“全球领导地位”，希望中国“高抬贵手”，美国已经不打算“主导”亚太了，愿意与中国“并存”，也就是“平起平坐”了，那么中国会同意美国这种做法吗?中国恐怕不会同意，因为中国不会放弃发展权，美国想要确保全球领导权，除非中国仅仅只满足“半个亚洲”的统治权，但中国不会同意，不是因为中国野心大，而是因为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能过更好的日子?中国肯定会捍卫发展权，中国的未来，要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韦宗友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其对亚太秩序的影响》一文(《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认为，拜登在白宫“转正”后在“印太战略”方面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提法，而且在对华战略定位及“印太战略”目标等方面也多有继承。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与特朗普政府迥然不同，其“印太战略”的具体政策与实施手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与趋势，深刻影响着亚太秩序的调整变化。拜登政府以中美“战略竞争”为指导思想、以维护美国的独霸地位为战略目标的印太战略，将对现有地区秩序及中美关系构成一系列挑战。一是冲击地区政治秩序。拜登政府多次强调，美国的“印太战略”“充分”考虑了印太地区国家的需要，无意对中国发动“新冷战”，也不要求域内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是，拜登政府以西方“民主”标准划线，渲染中国“威权主义的挑战”与“经济胁迫”，组建形形色色的“价值观联盟”与议题网络，本质上是要在区域内制造意识形态对立与阵营对抗，与正在蓬勃发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相悖。有美国学者指出，拜登政府把中美“战略竞争”界定为21世纪“民主与专制更广泛的冲突”，“中美两国滑向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景”令人担忧。二是扰乱地区经济秩序。进入21世纪以来，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不仅如此，在中国、日本及东盟等域内主要经济体的推动下，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在亚太地区扩大经济影响力，更担心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会对美国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盛行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美国既无法实质性参加以及推进任何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又无法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因此，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与“印太经济框架”等倡议，以提升规则透明度、劳工与环境标准以及打击腐败等为旗号，牵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此外，拜登政府试图组建排他性的供应链“小圈子”与排华经济框架，将对亚太地区既有的经济活动、产业分工与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不利于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一体化进程。三是增加地区安全风险。拜登政府强化双边军事同盟，升级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拉拢域内外盟伴扰乱南海与台海局势，实施“太平洋威慑倡议”与“一体化威慑”军事战略，不断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中，台海与南海地位突出。在台海方面，拜登政府多次强调，要强化对台售武，提升台湾的“不对称防卫能力”。尽管拜登政府表示，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是却想方设法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不断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向中方“秀肌肉”，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在南海方面，拜登政府敦促中国履行所谓“南海仲裁”条款，发布《海洋界限：中国南海海洋主张》报告，挑战中国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与相关海洋权益的法理基础。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继续派舰机在南海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怂恿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域内外国家如法炮制。拜登政府还通过发布“印太海洋安全倡议”等举措，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与海洋行动能力，派美国海岸警卫队进入南海“执法”并帮助培训东南亚相关国家的海警，大搞针对中国的海上“灰色地带”行动。这些举动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四是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强调，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一项地区战略而非中国战略，“印太战略”的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的体制，而是要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但是，拜登政府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本身及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都表明，“印太战略”以遏制中国为重心。美国在印太地区推进前沿外交、“一体化威慑”与“印太经济框架”倡议，就是要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与主导权。美国拉拢盟伴，组建各类“小集团”与“小圈子”，也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这种处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在中美战略互信缺失、战略猜忌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只会进一步加剧中美对抗甚至冲突的风险，不利于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经过冷战后30多年的发展演进，亚太秩序出现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独特的“双领导”体制。大多数亚太国家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获益，中国已成为许多亚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与稳定的出口市场;美国的亚太盟伴则在安全上继续仰仗美国，维系着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关系。对于这种地区格局的新态势，一些亚太国家乐见其成。然而，对冷战后的“单极时刻”念念不忘的美国却倍感失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充满焦虑。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直至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疑惧与日俱增，担心失去地区霸权地位。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表面上是要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实则是要塑造有利于美国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地区秩序格局;名为“地区战略”，实则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区域权力竞争战略;貌似“兼顾”地区盟伴的利益与地区治理需求，本质上则是以美国的战略利益为核心。这种充满“霸权焦虑”与“零和思维”的地区战略，不仅会冲击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秩序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会严重阻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东亚研究院研究员贾庆国的《中美的亚太战略与差异》一文认为，中国在亚太的战略目标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第一，捍卫中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第二，促进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第三，促进地区繁荣。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在亚太地区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第一，捍卫中国的主权完整与维护中国合法海洋权益，包括防止台湾当局寻求独立，阻吓美国干涉中国捍卫其主权与领土完整。第二，发展必要的武装力量防范外部侵略与防止领土流失，无论是台湾还是其他地方。第三，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第四，支持公海航行自由，同时反对任何国家打着公海航行自由的旗号，未经中国同意，在中国临近中国沿海地区从事军事与情报活动。第五，主张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机制。第六，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第七，推动自由与开放的经济制度建设。出于种种原因，美国亚太战略涉及的地域范围最近几年发生较大变化，在本地区，美国已经用“印太地区”取代了“亚太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第一，保持地区对美国开放，维护美国在本地区进出的权利。第二，推动地区局势安全与稳定。第三，推动地区经济繁荣。第四，推行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的具体做法包括：第一，防止任何国家主导亚太地区事务。第二，巩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联盟。第三，推动建立一个由美国界定的自由与公平贸易体系。第四，维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机制。第五，推行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中美亚太战略的差异可以从竞合、安全机制、台湾问题、航行自由四个角度分析。第一，在竞争、对抗与合作问题上，美国的亚太战略倾向于强调对抗;中国倾向于强调合作。第二，在地区安全机制问题上，美国的做法是维持排他性的军事同盟体系，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支持地区安全合作;中国则主张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安全体系。第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支持台湾当局加强对外关系与防卫能力的做法;中国强调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国发展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与美国对台军售。第四，中美在对公海航行自由权利的解读上，美国认为按照公海航行自由，一个国家拥有在临近他国的沿海地区进行军事与情报活动的权利;中国则不认可这个权利。一段时间以来，上述分歧与冲突点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界定中美两国关系，成为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事实是，中美两国同为现行国际体系利益攸关者，两国在很多方面有着众多共同与重要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崛起，两国共同利益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比如，同为超级大国，中美都需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维护自身利益。两相权衡，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人士理应依此管理好两国关系。

　　凌胜利的《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一书认为，2022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夕拜登对华战略的大体趋势已基本定型，即对华接触战略难以为继，对华制衡战略不断增强。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与“修正主义国家”，此后又不断推行“印太战略”，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等议题上频频发难，这一系列举措都表明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已基本完成。尽管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其很大原因源自特朗普政府的独特性，中美关系的巨变不过是“特朗普冲击”的产物。不过更多人士担心中美关系恐怕将很难再回到从前，不管美国政府如何更迭，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已难以逆转。如果说此前中美关系尚处在“临界点”，两国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与可塑性，那如今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鉴于中美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对两国而言都非常重要。显然，维持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对于避免两国关系的剧烈动荡至关重要，不过对此也需要有底线思维与斗争艺术。中美两国缘何会战略竞争加剧，两国之间是否形成国际主导权竞争是重要原因。由于国际地位具有稀缺性，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将推动两国在国际主导权方面形成竞争，但竞争的烈度与频率与两国的战略互动密切相关。但坦率地讲，中美之间在不少领域尚有很大的差距，两国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主导权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不过是其霸权护持的未雨绸缪。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亚太地区，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日益明显，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主导权竞争。对于美国而言，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是确保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对于中国而言，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不断施压，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需要加强地区影响。由于中美双方并未形成国际主导权的共识，两国的国际主导权竞争也难以规避。本书主要就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中美双方对于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的认知，构建了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战略互动模式，重点分析了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研判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趋势及其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对策或建议。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深受两国实力对比、战略导向与政策选择等因素影响，是近年来才在中美关系中凸显出来的重要问题，并将至少影响未来数十年的中美关系走向与亚太地区局势，对此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存在领域的多元性、手段的复合性、影响的复杂性等特点，调解起来难度不小。

　　凌胜利的《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认知差异及化解之道》一文(《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认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是否出现主导权竞争，两国政府与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认知。美国方面非常关注亚太地区主导权，认为两国主导权竞争存在很强的结构施动性，主要与中美两国的结构性权力冲突有关。而中国方面则谋求规避主导权竞争。不过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更多取决于美国方面而很难以中国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尽管并非中国所愿，但美国强烈的霸权意识与对中国的不信任推动中美之间陷入主导权竞争困境。关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原因主要存在权力转移、规则竞争与政策互动三种看法，竞争的主要内容涉及经济竞争、安全竞争与朋友竞争，对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与全球格局都具有深远影响。对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化解，关键在于中美两国能否对主导权的共享性达成共识。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并不一定导致两国关系持续恶化，通过"以竞促合"，存在构建共同体、大国协调、共同领导等多种化解之道，而从"大国协调"迈向"共同领导"则最为可能。

　　凌胜利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一文(《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认为，展望未来，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在部分议题领域形成议题联盟的可能性增加，且不排除一些国家会参与议题联盟，将会呈现更多的机制扩员情况，但其能否持续转变为相对稳定的多边联盟还存在变数。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拓展势必会影响亚太地区局势，其长期存在的可能性极大，中国对此需要予以高度关注。对于旨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边合作，中国不必过度反应，甚至可以在有些议题上展开合作;而对于那些针对与遏制中国的多边安全合作或多边联盟，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避免这些亚太多边安全机制转变为制华弱华的“多边联盟”，并推动构建更加包容共享的亚太安全新模式。

　　央视网2012年6月16日的《美国战略是掠夺经济 战略东移因亚太新兴经济体》一文认为，美国的确在“战略东移”，但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中国，而是为了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掠取更多经济利益。中国不必担心成为美国的军事目标，但需要做好长期被绑架在美国制定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上的准备。第一，美国的“大战略”就是掠夺整个世界经济。第二，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为美国霸权提供方便。第三，为防止美元崩溃，美国需要借力亚太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来说，目前军事手段顶多是维持霸权形象的一张广告，相信美国政府很清楚，现在填补经济漏洞才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而目前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因为亚太已经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并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经济前途将主要取决于这一地区的新兴市场经济。美国的对外投资、金融资本的运用等，都需要依赖于新兴经济的增长，希望从中源源不断获取利润，用于弥补国内的资本亏空，以图徐徐恢复金融体系，扭转战略上的不利局面。这预示着，至少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还需要加强同东亚国家，尤其是同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合作。因此，美国“重归亚太”，更多的并不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而是从资本主义生存的本身考虑。美国提出TPP，就是为了与中国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摆明了是要多分亚太新兴市场发展的蛋糕。至于五角大楼来势汹汹的军事项目，一定程度上含有美国军人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事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手段，经济才是最终目的。

　　王金强的《TPP对RCEP：亚太地区合作背后的政治博弈》一文(《亚太经济》2013年第3期)认为，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地区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与此相对，东盟牵头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则是出于制衡美国主导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战略考量。从地缘政治与经济角度出发，中国利用一个多边的平台反对美国力推的TPP符合中国的利益需求。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围绕TPP与RCEP两种合作机制，中美两国与东盟等在亚太地区合作主导权问题上的争夺将会越来越激烈。

　　周冠如的《浅谈亚太地区发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一文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都不可能脱离一个区域共同体而封闭发展。只有加强区域内政府间的合作，才能逐步消减行政区域之间的市场壁垒，实现经济利益上的互惠共荣，从而通过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来参与全球的经济竞争。为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一体化应该分阶段进行，可以首先在经济发展情况相近的国家中展开;第二，停止区内大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之争。各国应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的，谋求政治利益为次。各国间的合作应以平等、互利、互惠为基础;第三，制度、文化的相似性能增强各成员对合作伙伴的认同感，因此应重视文化因素对实现经济一体化的作用。虽然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之间存在许多不稳定与不确定性因素，但互相之间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国家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共同利益与利害冲突交织。为此，中国应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的对外政策，提升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稳步推进军事化现代改革，增强国防实力，缓解中国承受的外部军事压力;秉承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处理国际与周边事务，在地区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提升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威望与影响力。利益复杂交织、合作与竞争并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由于美国的战略操控，中国面临的周边战略压力增强。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体系，试图推进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建一个跨太平洋的安全体系;把中国崛起于“不安全”、“恃强凌弱”联系在一起，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中国应该强化与亚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交流，增强战略互信，尽量因战略误判引起的摩擦与冲突升级，让他国感受到更多的是中国繁荣强大带来的安全及利益，而不是威胁。在处理与亚太国家的关系时，加强更为广泛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增强各国对中国的信任感与依存度。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李湛的《RCEP签署带来亚太经济圈新发展机遇》一文认为，RCEP可以推动成员国内的“零关税、零补贴与零壁垒”的贸易政策落地，进一步提升东亚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自上世纪80年代世界贸易开始推行全球化战略以来，全球已经形成了产业链高度分工的工业体系。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生产一件商品的零部件可能会同时由非常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企业承接订单，这些国家往往在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产业链配套设施、税收政策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RCEP的签署，最终的目标是实现自由贸易区域内的“零关税、零补贴与零壁垒”。而且东亚地区本来就是全球三大核心制造业中心之一，RCEP的签署有利于推动“三零”政策的落地，降低生产成本与贸易成本，使得在RCEP内生产的商品相较于全球其他地区而言更具有竞争优势。RCEP可以推动贸易区内形成稳定的产业链与供应链，抵御逆全球化思潮与外部不确定的冲自2018年美国发起中美贸易摩擦，甚至是全球贸易摩擦以来，原有的全球贸易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当然，这也是对中国制造业韧性的一次压力测试。事实证明，全球贸易体系离不开中国，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是损人不利己的错误战略。近期的美国大选，拜登即将入主白宫，市场普遍认为拜登的贸易政策会回到奥巴马的框架内来。但是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未来即便美国不会选择加税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战术打压，不过，谁能保证美国不会逼迫其他国家站队，在关键原材料上面对中国“卡脖子”呢?RCEP的签署，可以推动成员国内形成稳定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共同抵御逆全球化思潮与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同时，对于中国来说，广结善缘，扩大朋友圈，也有利于在中美博弈中争取更多助力。RCEP对成员国来说是双赢，亚太经济圈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不管有没有RCEP协议，中国与RCEP的成员国之间本来就有着非常密切的经贸往来，RCEP的签署，使得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第二，中国具有广阔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令各成员国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也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第三，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转型升级，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外迁需求，选择地理位置上较近、贸易环境相对友善、政策较为优惠的国家，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布局。第四，RCEP的签署不仅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的货物往来，在资金往来方面也会更加便利，有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理想的状态，RCEP有可能会成为东亚版的“欧盟”，也许会发展出类似“欧元”的新货币。RCEP对于成员国来说是互利共赢的，亚太经济圈可能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火车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中心副主任郭海的《RCEP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意义》一文认为，亚太地区虽然在人口构成上以亚洲人为绝对主体，但是，其经济与政治秩序存在明显的殖民地特征，被西方列强把持，因而亚洲人长期以来都是“局外人”。RCEP的成功缔结，说明目前的国际关系出现了如下几个重要的趋势：第一，中国对外贸易将从以中美贸易为重心的“超级全球化”时代，逐渐转移到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心的“有限全球化”时代。第二，在目前的中美大国竞争中，以东盟国家为中心展开的地缘经济竞争要素，超过了以印太区域为中心展开的地缘政治竞争要素。第三，RCEP虽然签署，但并不能说明东盟国家已经对中国放下了警惕。第四，东盟将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区域，中美对东盟国家的“争夺”将呈现出长期化的态势。美国希望通过军事行为，使中国—东盟关系“政治化”，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中国则希望通过经济行为，实现中国—东盟关系的“去政治化”，对美国反制衡。这种局势，形成了中国—美国—东盟的三角化结构。东盟国家始终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既获得了美国的安全资源，又获得了中国的经济资源，使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博弈达成动态平衡。目前看来，东盟国家当前采取的中立路线，有利于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维持这种三角化结构，将有赖于中国与美国对东盟国在公共产品上的长期竞争性投入。

　　刘晨阳的《APEC三十年与我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新思考》一文(《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2期)一文认为，APEC未来的合作进程将再次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第一，在影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系列内部与外部因素中，地缘政治因素的“权重”将进一步提升。第二，APEC亟须明确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进程的未来方向与实施路径。第三，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进程必须更好地顺应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第四，APEC的整体合作框架需要进行新的统筹规划。第五，在亚太地区各类自由贸易区协定(FTA)不断发展的情况下，APEC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协调作用，使FTA成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铺路石”而非“绊脚石”。第六，APEC应该找准自身定位，为全球经济重回健康增长之路发挥更强的引擎作用。APEC“后2020”愿景应本着继往开来的精神构建开放的亚太经济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根本目标，进一步丰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内涵与外延。就内涵导向而言：第一，“后2020”愿景应该紧密结合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现状，并顺应其未来发展趋势。第二，“后2020”愿景应该致力于完善APEC自身的机制建设。第三，“后2020”愿景应该充分体现APEC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应发挥的关键作用。APEC的未来进程将采取“滚动发展”的模式，以15~20年为一个周期，对合作框架进行阶段性的调整与重新规划，以实现与时俱进与因势利导。在总体维护“APEC方式”的基础上渐进提升APEC的制度化水平与运行效率是更为理性的选择，“后2020”时代APEC合作的指导原则应体现以下要素：第一，继续坚持APEC合作的灵活性、包容性与渐进性。第二，扩大APEC合作的开放性。第三，逐步增强APEC合作的实效性与运行效率。APEC各成员共识度较高的合作领域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包容与可持续增长、全方位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与创新发展，等等。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FTAAP建设。第二，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之所以遭遇逆风，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不足。第三，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第四，数字经济与创新发展。APEC应该充分发掘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共享经济、新能源、物联网、绿色经济、蓝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增长潜力，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创新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中国积极呼吁各成员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在APEC地区推进开放、创新与联动发展，不断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完善产业布局，培育普惠各方的亚太大市场。APEC也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平台与抓手作用，给中国带来了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收益。第一，APEC为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积极融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开辟了崭新路径，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第二，APEC为中国参与多元化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奠定了基础。第三，APEC可以使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第四，APEC是中国开展首脑外交、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与经济外交的重要场所，有助于拓展与深化中国与APEC其他成员的政治经济关系。第五，参与APEC合作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外交人才。第六，APEC为中国工商界“走出去”，深度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铺设了路径。我国应积极参与APEC在新时期的机制建设，全面深化与拓展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使APEC成为我国推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强化自身影响力的有效渠道与重要抓手。第一，将APEC作为打造新型伙伴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平台。第二，使APEC成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有力抓手。中国推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具体实施路径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引领全球治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第二，针对全球治理的不同主体要坚持权责一致，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第三，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全球视野内，中国应利用APEC推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APEC互联互通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互促进，将APEC作为我国参与制定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试验场”。

　　中国经营报旗下智库“见智财经”公开的《亚洲已成世界经济重心，面对欧美选边站队胁迫，东盟选择说不!》一文认为，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爆发后美国与它的主要西方盟国丝毫不关心战争给平民给全球经济造成的伤害，而是专注于扩大冲突并逼迫全球各国选边站队而编织自己的反俄网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给乌克兰无休止的提供武器装备，无所不用其极地封锁制裁俄罗斯经济，抢夺没收俄罗斯公民的海外财产。拜登的长远目标就是通过把俄罗斯彻底包装成一个魔鬼，把世界各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维护美国赖以维系的霸权地位。美国这一系列已经彻底颠覆国际经济与法律秩序的行为，告诉世界，全球化下的世界合作，共同发展的原有轨道已经被改变，美国期望的结果是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新的撕裂的世界。在美国的这一通政治操作下，今天的世界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能源价格的暴涨，开放市场的割裂，通货膨胀的全球蔓延，这些都让在过去几十年里依托于全球化而获得经济腾飞的亚洲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今天的亚洲已经从经济体量上，取代欧洲与中美洲成了世界经济的重心，所以人们之前说21世界是亚洲的世纪，而不再是西方列强的世纪。但这样看问题，忽略了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洲国家的经济崛起得益于一个开放的国际社会，得益于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无论是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还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它们的崛起无一列外都是受益于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受益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转移。所以亚洲国家不希望看到一个政治撕裂的世界，不希望看到逆全球化的加剧。但美国等西方列强搞乱了欧洲之后又把下一步的目标瞄准了亚太地区，尤其是在拜登构想的割裂的世界当中，亚洲做为新的世界经济重心，必须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至今美国要拉日本与韩国加入北约，北约要全球化，要把亚太地区包括在内。现在亚洲大陆在经济体量上成为了世界的重心，但在政治影响力上却远远不及西方列强，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西方列强规划的政治轨道上运行，日本韩国自不用说，如今在世界影响力日益上升的东盟，它的前身之一的东南亚联盟就是带有很强反共特征的冷战产物，但随着东南亚国家独立自主性的增强，逐步发展成了今天这个地区性的国家组织。东盟国家在这个关键形势下高调表态就是要告诉意图绑架自己的美国，在俄乌冲突导致世界政治撕裂的形势下，我不要选边站队，而是要坚持加强团结。在这份联合声明当中，三个主办国强调将为所有成员国与经济体提供机会，与所有伙伴与利益相关方合作，这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东盟各国集体对美国要求把俄罗斯排除出G20与APEC这个要求做出的答复。东盟国家的这个立场显示出了东盟各国的独立性，显示出东南亚国家要求维护世界团结发展的呼声。东盟国际的这次行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亚洲国家在经济崛起的同时，正在朝着政治崛起的方向前进，美国想跟过去一样，绑架其它发展中国家追随自己，幻想让世界重新坠入冷战的图谋已经难以获得来自西方列强之外的支持。有449万平方公里、6.6亿人口且在经济上蓬勃发展的东盟未来无疑在这场世界大变局当中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现在东盟与我国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为了在战略博弈中遏制中国，美国也一定会继续向东盟施加更大的全方位压力，未来东盟的立场已经成为我们粉碎美国孤立围堵的关键，今天东盟的这场政治宣示无疑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信号。

　　中国日报网2015年11月20日的《如何拧动亚太经济的阀门?》认为，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召开背景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需求疲弱、走势分化，亚太经济也面临增长基础不稳、新旧动力转换、结构调整不彻底等种种挑战。在这个地区除了美国经济这边独好外，占比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瓶颈凸显，经济放缓背景下金融风险也突出表现出来。如何应对当前的挑战?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亚太经济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继续保持与恢复经济增长速度，遏制住经济下滑局面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性对策。这就要求拧动亚太经济的阀门、释放强大动力。改革与创新是两大抓手。改革的重点在于，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过去亚太经合组织新兴市场成员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难以为继了。要迅速转移到内需拉动上，将本国消费刺激起来。这才能弥补出口低迷“损失”的拉动力。从而应对外储下降、货币贬值、资本流出等的金融风险。风景这边独好的美国经济同样面临结构调整的问题。比如，货币政策上过去过度宽松放水促增长模式，转变为紧缩收紧后，对内经济发展能否适应，对外伤及新兴市场体的程度，都需要权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如何适应转变后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巨大挑战。创新对于亚太经济更为重要。耗费资源能源、廉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量上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潜力消失后，必须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一位世界级著名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过去新兴市场体经济增长之所以难以为继，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不幸被其言中。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出路。从目前来说，城镇化、互联网经济、蓝色经济都是具有巨大潜力，既是创新重点，又是成员国深度合作领域。加快创新步伐，才能让经济河流的水活起来，源源不断流淌。中国在拧动亚太经济阀门上已经找到了可行着力点。为亚太经济提供高端金融业服务的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在即。这是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支撑平台，中国及有关国家正在加紧筹建，银行预计于今年年底前正式成立，备选项目储备工作也已经启动。将给亚洲包括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提供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持。中方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稳步推进，各方已经确立以经济走廊为重点的优先合作领域，丝路基金的项目运营已经启动。“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包括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内的世界级经济合作共享平台。这是中国作为发起与主导国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乃至世界各国，应对当前全球性经济困境的贡献。

　　马方方的《亚太地区秩序重塑与中美分歧“柔性”管控》一文(《和平与发展》2017年4期)认为，在亚太部分国家继续保持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的情势下，中国唯有依托以“睦邻、富邻、安邻”为特质的软、硬权力的柔性运用，方能应对特朗普新亚太政策带来的挑战。所谓“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并使其他国家主动按照同它的偏好与利益一致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及偏好”。与硬权力通过军事或经济手段威胁利诱目标国不同，软权力主要依靠吸引力与影响力，而非强制力。中国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不断提升自身的软权力，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塑造地区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作为既有秩序主导者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秩序重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毋庸置疑，美国不会“放弃”亚太这一战略要地，亚太地区秩序重构也离不开中美合作，以提升中美战略互信来应对二者的秩序主导权竞争有助于地区秩序的良性重构。在中美“热战”尚无较大可能的前提下，未来亚太秩序的重构或将围绕各自地区软权力的升降而展开。第一，中美在亚太地区秩序重构中的角色。全球地缘重心的东移，使得亚太地区成为当今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第二，多重力量间的软权力均衡：亚太新秩序的应有之义。第三，亚太秩序重塑背景下的中美分歧“柔性”管控。第四，强化中美利益共同体意识，“引导”区域经济规则权之争。与此同时，中国应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基点，做好做实亚太经济外交，加强与美区域经济博弈中竞争与反制的一手，通过推进自贸协定谈判、参与制定经贸规则、设定重点议题等举措，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体系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在亚太地区，事实上存在着中国、美国、周边邻国多边互动，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搞‘联邻制美’，但必须防止出现美纠集周边国家‘联手制华’的态势”。美国之所以与中国存在分歧，目标不仅仅是以分歧遏制中国，其主要意图在于维护美在亚太的事务主导权，战略底线仍是避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无论是地缘政治、领土主权还是地缘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中美分歧，中国除了通过传统的双边、多边对话机制予以化解之外，还可加强非政府间的各种对话渠道，增进中美相互信任与理解，同时充分利用日渐增长的模式吸引力与规则影响力，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构建全新的区域安全机制、区域经济秩序，来影响美方。除了为区域安全与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还应积极宣扬中美合作的一面，努力弱化亚太国家利用中美分歧“选边站”的战略企图。总之，柔性管控彼此分歧以避免战略失误是拜登在白宫“转正”后中国对美策略的最佳选择。

　　光明网2022年8月26的《美国疯狂“下猛药”经济遭雪崩?中国经济的“隐藏力量”正破土而出!》一文认为，中国经济隐藏的力量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是用系统观念应对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风疾浪高却坚韧如磐稳扎稳打而自有苍穹。彭博社8月19日以“中国经济有隐藏的力量”为题报道称，中国经济可能比看起来更健康。文章说，尽管存在对经济放缓的担忧，但中国工业部门的形势依然良好，它只不过看上去与以往不同了。彭博社18日的另一篇文章还以“别相信黯淡的预测，中国很好”为题报道说，是时候用新的视角来看中国了。英国《财经周刊》网站刊文指出，力推“中国经济遭遇困境”这一观点的分析人士都是在自欺欺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低通胀率是英国、美国、德国或法国无法达到的”。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华盛顿竭尽全力想要在经济上孤立、围困中国，外资企业却不仅没有撤离，反而加大了投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德国外交政策网站18日文章写道，中国市场对于大公司与一些行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仅仅因为它的规模。中国不仅拥有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与许多高科技合作伙伴，而且研究与开发成果被高速应用，新的高科技产品被极具创新友好精神的公众接受。当然，也正如英国《财经周刊》的文章所说，一些西方人希望中国失败，而且在尽可能寻找证据证明这一点。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近日称，“中国超越美国论”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或者90年代的日本。他的意思是中国经济要走上苏联与日本的老路。世界经济的整体大环境不佳，各国都在寻找更有力的复苏办法，但到了中国这里，往往被一些舆论带向信息战与意识形态竞争方向。对中国经济，悲观者从来不缺乏悲观的理由，乐观者也总能找到可以乐观的证据。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唱衰之声，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划出的一条大上升线，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传奇。这是全体中国人一步一个脚印奋斗出来的。别人说我们好，或者不好，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我们自己内心笃定，坚信只要奋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在各种“矛盾与问题”中闯关，通关密码就是“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有外媒在报道中直言，部分投资者与中国问题观察家不想相信，曾经的“世界工厂”能够像现在这样有选择地自我升级与获得市场份额。商务部18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折合1239.2亿美元，增长21.5%。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2.1%。今年前7个月，中国出口额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达到15%，在此之前只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可以做到。外界对中国经济积极面的认知盲区一直很大。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挑战人类认知能力的广袤森林，有的树木正在茁壮成长，有的嫩芽刚刚破土而出，也有的树上长了虫子。但生生不息、生机盎然是这片森林的主旋律。新冠病毒“全球化”请节哀你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始终以稳健的节奏徐徐引导，2022年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7%，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正因如此，今年以来美元指数累计上涨超过11%，欧元、英镑和日元兑美元的贬值幅度在10%-17%之间。相比这些全球主要货币，人民币的表现较为稳健——兑美元贬值5.8%左右。在全球现在整个经济和市场都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却为世界各国提供一种增长的预期、盈利的预期和越来越好的希望。

　　据新华社2022年8月22日报道，从爪哇岛到夏威夷群岛，从澳大利亚北部基地，到朝鲜半岛，美国主导的多场联合军演在多点铺开。专家指出，在美国加紧推行“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国联合盟友伙伴试图在军事上打造所谓“一体化威慑”，将严重冲击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一，大秀肌肉。2022年8月19日起，来自17个国家的约100架飞机、2500名军事人员，集聚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基地与廷达尔基地，开展为期3周的“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第二，背后图谋。“美国近期主导的这几场军演至少有两个直接目标：一是整合盟友力量。军演参与国范围覆盖多个大洲，包含美国多个盟国。二是对外炫耀武力。多场军演在规模及人数上创下历史纪录，美国借此向所谓‘竞争对手’传递新的威慑信号。”第三，威胁和平。韩国多个市民团体在首尔举行集会敦促韩美停止大规模联合军演，维持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部分集会代表指出，韩美联合军演将引发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只能让朝鲜半岛距离和平与无核化的目标越来越远。韩国政府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让朝鲜半岛完全承担了区域内的紧张局势。

　　远川研究所公开的《请让亚洲主导亚洲》一文认为，东亚与东南亚孕育了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勾勒了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荣光，但这片土地在近代被野心家、军国主义与外部势力不断搅动，至今未能摆脱相互角力、对峙甚至撕杀的阴霾。这是一个属于22亿亚洲人的遗憾，RCEP的签订可能是个不错的开始。贸易的亲密度最终还是会由政治博弈来决定，但对于始终无法形成合力的东亚与东南亚来说，这一步的意义无比重大。对这15个签订RCEP的国家来说，“另起炉灶”的意义必然大于“寄人篱下”。这是第一步，但显然不是最后一步。无论亚洲的未来走向何方，她的命运都应当由自己决定，也只能由自己决定。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宣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二百年后(尤其是我党二十大后)中国领导人敢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吗?在媚美症甚至恐美症主导中国外交的背景下，重提已被扣上“极左”帽子的“中美脱钩论”当然是注定要吃力不讨好的，但碎碎念“民族复兴”的中国至少要主导自己的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