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网”上看到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所著《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章节的译文，(李华译，“为了建设新中国——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时代”《英才》1998年12期)，读完之后，不禁感叹，一个外国学者，只需忠实于历史事实和客观数据，就能得到远比中国国内某些享有盛名的大经济学家、大理论家对本国现代史更为准确、更为深刻的认识。正如这位外国学者所感觉到的，在他写该书的1996年，中国国内的理论界正弥漫着以贬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表现为时髦、并以此炫耀自己“现代西方经济学”造诣之高深的空气。难怪人们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现先把该译文转录于下，然后写一点感受。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础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础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莫里斯·迈斯纳对毛泽东时代的评论，抓住了一个核心问题——那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革命时期”。实现工业化，是中华民族洗刷百年耻辱、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为了这个目标，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腐朽的旧制度，建立了新中国，才赢得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历史机遇。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新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辜负这个历史机遇，他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

　　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年之际，在莫里斯·迈斯纳发表这本书三年之后，最具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刊出了一系列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统计资料。根据其中工业总产值指数的数据可以绘出1952年至1978年的变化曲线(以1952年为指数100)。见下图。之所以考察这段时期，是考虑到1952年新中国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的任务，各项经济指标均已超过内战前历史最好水平，作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考察起端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如以中共1949年接手时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经济废墟为考察起点，无疑会大大拔高表观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恢复战后经济本身也是令世人惊叹的奇迹)。另外，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但其基本经济政策实际上延续到1978年。

　　数据表明，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16.6倍，相当于年平均增长率11.4%，与莫里斯·迈斯纳的结论基本相符。这个增长率拿到世界上，无论与谁比都毫无愧色于“辉煌”二字。与起点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相比，几乎是它的2倍(印度从1949年到1978年的工业发展速度是它历史上的高位，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属于前列，年平均增长率为6%)。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同期数据远高于他们，这固然需要考虑基数的不同而缺乏可比性，但如以这些国家工业化初期相比，则同样远高于它们。在这些国家中，美国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以南北战争结束、进入国家统一后的经济重建算起，美国1870年至1879年的年增长率为3.1%;1880年至1889年为5.5%;1890年至1899年为3.3%，均远低于中国。

　　关键的是不能仅看数量，更要关注工业化的质量。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写道：在197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时，中国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该书描绘了毛泽东把他呕心沥血所创造的工业化成果交到他的接班人手里的，是“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独立”，“完整”，“门类齐全”，“改善布局”，“原子弹、氢弹，导弹”，这几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奠定了中国可以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抵御任何外敌封锁与压迫以及各种可能发生的外部危机的影响，保持长时期持续发展的基础，使中国以区别于那些靠充当发达国家附属国而获取暂时经济繁荣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形象，成为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些关键词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显现出来。每想到这些，今天的中国人就会从心底里涌出对开国领袖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的无限感恩之情。

　　面对这根曲线，引起争议的是那几个波折。也许有人会说，没有那些波折，中国工业的发展会快得多。理想化的设想当然非常美好，但是，只要想一想，面对一片充满荆棘的荒野，要开辟出一条前人从没走过的路，该有多么难!只要设身处地地回到当时的处境去思考，就不会以当“事后诸葛亮”为荣了。

　　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实施时期，工业稳定发展，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点起步，取得了年增长率18%的优异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帮助。不仅资金(低息贷款)，技术(专家)给与支持，甚至连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当然，苏联的支持也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志愿军将士在抗美援朝中的英勇战斗和巨大牺牲是中国赢得苏联信任与重视的重要因素。

　　促成新中国工业发展良好起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借鉴了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其一，是在国家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从1925年至1940年，只用15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50～100年走过的工业化路程。从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并且以此实力打败了曾经横扫欧洲各老牌发达国家的德国法西斯。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历史事实对那种全盘否定公有制主导下计划经济的论调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驳斥。中国在这段时期内同时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保证了国有制主导下计划经济的实施，对于获得年增长率18%的高速度，全面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然而，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所取得的成绩，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把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主导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他在苏共1956年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之后，就对政治局的同事们说“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他尖锐地批评党内不少人存在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依赖观点，把这种习气称为“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他大声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正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为中心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后来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的路线”，最主要的，就是依靠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他认为“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超过苏联的好处。他真切地感受到全党、全国人民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急迫心情;他坚定地相信“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因此，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很快席卷了全国。这个群众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赶超型的发展，也就是“大跃进”。

　　大跃进确实创造了1958年高达54.8%的惊人的高速度，可是，这样的发展并不能持续，随后不久就招来连续几年的剧烈下降，形成一个很大的凹形曲线。

　　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毛泽东本人为此多次作自我批评。如他后来的反思，其一，工业建设有自己的规律，违背客观规律单凭热情势必吃亏;其二，欲速则不达，忽视质量的速度不是有效的速度;其三，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以“大炼钢铁”冲击其它各行业，以重工业冲击农业和轻工业，必将造成混乱以至严重后果。

　　那么，这样的反思是否意味着对“大跃进”的全盘否定?否!

　　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许多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在1958-1959年，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拖拉机的历史;我国第一辆东风轿车(红旗前身)试制成功;我国最大的医药制药厂建成投产，从根本上改变了青霉素主要依靠进口的状况;等等。而且，不仅新建、扩建了一大批重要企业，如十大钢铁厂(包括1958年投产的武钢，1959年投产的包钢),一批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而且在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区打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为实现工业在全国的合理布局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原来工业几乎空白的新疆建设兵团在大跃进期间新建现代化工业企业2百多个，建立了包括钢铁、化学、石油在内的许多新兴工业。

　　最为重要的是，大跃进所焕发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让中国人真正把工业化的主导权掌握到自己手里。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尖端科技领域与国防领域以及重要资源领域。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鼓舞下，我国的科研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批如军事科学院、林业科学院等中央科研机构和各工业部门所属的研究院所迅速建立起来，后来成为中国顶尖科技人才培养基地的中国科技大学也建立于那时。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也开始起步;1958 年4月，人民解放军某兵团开赴大西北，建设我国第一座导弹、火箭发射试验场。特别是在1960年7月苏联撤回全部援华专家、撕毁合作协议、废除合作项目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的科技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的研制，建立了中国完全独立的核工业。与此同时，我国地质工作者在东北松辽盆地找到了石油矿藏，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建设起我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从此，中国贫油而在重要资源上被掐脖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跃进年代兴修的一大批如新安江水库那样的水利骨干工程，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

　　回过头来再看看那根曲线，在经历了低谷之后，工业以很高的速度回升，1963年增长8.5%，1964年增长19.6%，1965年增长率达到26.4%的高位，并在1966年保持在21%。工业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回升(出乎党内外许多经济专家的预判)，而不是陷入全面崩溃或长期停滞，没有大跃进的积极成果作基础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从1957年到1966年的整个阶段来看，中国的工业总体呈年增长率为10%的发展，这个增长率并不低。但是，这个增长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波浪形的。

　　应该怎样来看待这种波浪形的发展呢?

　　如果我们沿袭先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融入它们的经济体系，亦步亦趋地跟着它们走，或许可以求得一个平稳增长。然而，这就意味着永远处于依赖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附属地位。这难道是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吗?决不!中国不仅不能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不能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接受卫星国的地位。中国不参加由苏联主导、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加入的“经互会”(仅以观察员身份列席，1961年完全退出)，并且毫不犹豫地顶住了苏联用断绝援助逼迫中国就范的威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毛泽东在1964年审阅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特地加上了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并且在原报告“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这句话中加上“超过”两个字，改成“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凸显出赶超的决心。

　　以赶超为目标，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要探索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自然不会一片坦途。这个过程用毛泽东的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探索“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道路。历史一再表明，凡是这种开创型的探索，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没有不经过曲折反复就能一蹴而就的。如同一切新生事物，其发展必然会呈现波浪式的前进。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就指出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每一个起伏的环节都是否定与肯定的对立统一，也就是哲学概念上的“扬弃”。那个凹形曲线正是这样一个环节，它否定了在摸索前进道路中所犯的错误，同时肯定了前进的积极成果，由此完成了从1957年到1966年的波浪式前进。毛泽东在周总理政府报告中所加的那段话概括了他认定的必须肯定和继续坚持的原则，他用坚定不移的口气捍卫这个原则：“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所建设的重工业大中型企业项目，有2/3以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掌握了以核技术为标志的尖端科技，实现了以石油开采为集中体现的能源基本自给，建成了新增铁路营运里程7900 多公里的全国交通运输网，具备了以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万吨水压机为突出实例的大型、复杂和成套精密机械设备的制造能力。正是经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使我国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由此可见，这种波浪式前进的特点反映了一个后进国家寻求赶超型发展的辩证法规律。那种对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作简单否定的态度是形而上学，只有从扬弃，即否定-肯定的对立统一的观点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个过程，浸透了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所付出的心血。如果说其中确有遗憾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本来可以更早地发现问题，及时作出调整，减少损失，而且事实上，他在他的同事团队中是最早发现问题，提出纠偏的，可惜还是错失了时机。其主要原因是在一片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氛围中，失去了对实际情况的切实掌控。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村工作中，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遭受重创成了制约工业持续发展的瓶颈。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此痛心疾首地自责，并由此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也因此引起了他对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严重危害的警觉和重视。

　　辩证法的规律，表现在波浪式前进的每一个环节的完成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1963年夏，毛泽东就提出：在完成调整之后，就要搞一个更大的计划，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根据以前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强调“以客观规律办事”，“必须留有余地”，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导方针;同时狠抓三线建设和基础工业，并且大力支持发展地方工业，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国防的布局。

　　1966年以后，众所周知，毛泽东把解决干部队伍的问题摆到了优先位置，群众运动的冲击影响了职能部门的管理，期间的动乱，不可避免地造成工业发展的波折。但是，只要局势一有所稳定，工业生产就会强劲回升。例如在局势最混乱的1967-1968年造成一定的下降之后，随着各地革委会的重建和中共九大的召开，很快就迎来1969年高达34.3%，1970年高达32.7%的高速增长，这反映了既定的基本经济政策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因此，从1965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工业仍然取得了年均增长率10.5%快速增长，期间被称为“十年动乱”的1966年到1976年，年均增长率也有8.8%，并且按期完成(部分重要指标超额完成)了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这“十年”中，三线建设出现新的高潮，地方“五小”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中国的工业结构和布局。也是在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功，随着中国重返联合国，极大地改变了长期遭受经济封锁的局面，我国引进了价值43 亿美元的先进成套设备(史称四三方案)，其中包括中国急需的化肥、化纤技术设备以及1.7米大型钢板轧机等大型工业设备，为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问题和关键工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全面的资料及详细数据可参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江泽民、胡锦涛两届最高领导人亲自指导下编著、201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事实面前，那种曾经风行一时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论调是多么荒唐可笑。)

　　在今天中国人正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怎么起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开辟这条通向胜利的道路而殚精竭虑的开国领袖，也永远不能忘记为了实现工业化的艰难起步而节衣缩食，做出了巨大牺牲，一辈子吃了几辈子苦的那一代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