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龙少年到了晚年会变成恶龙，这是黄炎培总结的历史周期律之一吗?

　　从前有个故事：一个年轻人不远万里去寻找《屠龙术》，在一座大山里苦练十载后技艺炉火纯青，归来乡里给父老乡亲展示盖世绝学，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大家击节赞叹……一位老乡问：“那么龙在哪里呢?”“屠龙术”在很多场景下讲的是一种“无用的本事”，而龙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意象，是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时谈论的一个话题。世界上从没有人见过龙，学会“屠龙术”又有何用?古代把“龙”比作封建皇权的压迫，指代的是独裁者，似乎换掉那个人就能天下太平了。但真实的世界远比神话复杂，一个人是做不了“龙”的，那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人吃人的体系。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都是传统意义的“屠龙少年”，但他们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改变什么。历史不是童话，不是西方骑士小说，没有那么热血与单纯。这方天地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复杂，屠龙，真的就是推翻一个皇帝那么简单吗?近代时，“龙”早已不只是本国的“龙”了，那是一头来自西方的魔龙，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是它的龙头，各国政府是它的龙身，殖民地买办阶级是它的龙尾，贸易、枪炮、军队……是它凶残的爪牙。这里是一片古老的文明，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建立了成熟的社会秩序，他们敬天、祭祖、遵礼、不信鬼神，他们的神话先贤都是人族的英雄，开天地、治洪水、燃篝火、造房屋、尝百草、立文字……他们的力量来自“人”本身，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的世界太过稳定，他们的价值观少有变化，以至于在近代的革新浪潮中沉沦了。他们把“礼”看得太重，但忘记了“人”的力量与价值。封建时代的“龙”不只是某个皇帝，而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地主、士大夫、乡绅，是他们与他们占有的土地、粮食与生产工具。在近代，“龙”是什么?是一个军阀，一个资本家吗?不是，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军阀、买办、土豪劣绅，是他们占有的土地、工厂、枪炮与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皇帝换成“总统”、“总理”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把内阁六部换成“国会”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把乡贤、地主、士大夫换成“议员”、“代表”就能解决问题了吗?不能!伟大的先贤们尝试了无数次，用无量鲜血换来了“共和”虚名，只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先行者似乎完成了“屠龙”的使命，让千年的帝制终结，但这方世界有所改变吗?军阀、地主、官僚资本依旧压迫着人民，帝国主义依旧在这片土地上横行，人民依旧像蝼蚁一样被压迫、被掠夺。人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恶龙”从来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个群体，而是一个强大而顽固的“生产关系”。在这个生产关系中，每一个人都是系统的奴隶，没有真正的“自由”。地位越低下、越穷的人，就越悲惨。这时先知的话在天边响起：“与大多数站在一起”!真正的“屠龙少年”研究了来自西方的“屠龙术”却没有沉迷于纸上的屠龙，他知道这边的“龙”与那边的“龙”也不同。他不同意交出武器而甘当他人的附庸，不认为在大城市振臂一呼就能获得胜利的妄想……无数的生命与鲜血证明了他的正确性，“只要这个，再加上这个”团结起来，“我们就能站起来，我们就能挣脱枷锁，我们就能翻身作主，我们就能得到江西，得到湖南，得到整个国家!”“润之，你有几条枪?你真以为，离开了共产国际，离开了国民政府，靠农民的几把梭镖大刀能闹革命?”“不晓得，该做的事，总得有人去做……”他不顾战友的误解与批评，在所有人都向往大城市时带着一群衣衫褴褛的无产者走进大山。“屠龙术”的力量来自大多数，这方土地上大多数在哪里?不在十里洋场、灯红酒绿里，就在那十万大山中，他们是面色黧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面刨食的劳动者……他走进他们中间，握住他们的手，问他们的名字、问他们的冷暖。他要做他们的教员，给他们上课，告诉他们活着就要做“人”，这个世界是生产者创造的，不是大人老爷，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工农大众就是天。他走对了道路，磨练了心智，锻炼了战友，培养出千千万万的“人”。他重塑“屠龙术”并讲给每个人听，带着这群衣衫褴褛、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的无产者在大山深处发展壮大，走进去是七八百人，走出来是十万雄兵;这条路没有那么容易，前进的道路上总有反复与曲折，磨难不止来自敌人，还来自自身与战友，但他依旧坚定而乐观，一次次卷土重来。他带领他们穿过了血水翻涌的大江，带领他们闯过了枪林弹雨的封锁，从气势磅礴的山河图上走过，在冰天雪地、水草连绵的绝地中生存了下来……跟随他的佃农、工人、学徒、童养媳，千千万万被压迫被侮辱被踩在泥泞中的苦人走成了一条“巨龙”，他们手中的火把一点一点燃亮了整个山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从山里面走出来，摧枯拉朽般埋葬了吃人的旧世界，建起了人人平等的新世界。他告诉大家：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要投降，也不要速胜;持久地打下去，胜利必然属于人民。人民照着他所说的道路往下走，惊喜地发现原来力量已在人民这边，反动派真的只是“纸老虎”，“西方来的魔龙”，一旦被打断了爪牙，也无法隔着山海发威，人们真的只要一步一步往下走，不妥协，不冒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凡事抓主要矛盾，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被压迫的大多数”始终站在一起，就是不可战胜的。人民真的创造了伟大的历史，新世界的人们，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道路四通八达，高楼拔地而起，孩子们走在上学的路上，阳光洒在脸上。再也没有大人、老爷、奴隶、佃户与童养媳了，再也没有赌博、鸦片、嫖娼了，再也没有人吃人、人压迫人、人侮辱人了。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前途仍旧是光明的，历史会有反复，但人民创造的历史终究会曲折螺旋前进，或许还会有“恶龙”，但人民不害怕了。因为他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根本不是龙的问题，而是存在一个让恶龙生生不息的土壤。人性中有自私的成分，有贪婪的成分，有好逸恶劳的成分，有向往强权与利益的成分，这种诱惑能阻止大家走向高尚与团结。恶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自私自利、弱肉强食、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体系。一天不打碎这个体系，就有人天天向往着成为恶龙，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严防死守，恶龙终究会诞生，抑或大家都会成为恶龙的一部分。但只要生产关系变了，“恶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人民看明白了，了解恶龙如何产生，知道它如何壮大，也掌握消灭它的办法，剩下的只是一场“持久战”而已。有了“太阳”，一切神仙皇帝、鱼龙精怪都失去了魅力，泥塑木偶、牛鬼蛇神不堪一击。“屠龙术”不是一个人的绝世武功，而是亿万神州所有人的智慧与力量。他让我们明白了自己的力量，但他只是个凡人，不能创造这种力量，他只是唤醒了这种“力量”。有人说，他在9月9日化身为经书五卷继续教导无产者;有人说，他以身化为山岳镇压着蠢蠢欲动的恶龙;有人说，他是反对神话的，但他确实没有走，他就在大山、良田与无数工厂里，他就是我们!每当我们迷茫了，不用往后看，而是往前走，他总会站在历史的路口温和地微笑着看着我们。

　　“历史周期率”特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即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的历史循环论。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时，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三百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这种“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与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离不开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与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确保公平的体制以确保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与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重要探索，其制度创新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

　　1975年毛泽东做手术治好白内障后刚能看东西就抓起手边的书读起来，读着读着就哭得像孩子一样了。让毛泽东老泪纵横的是陈亮的词《念奴娇 · 登多景楼》：“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古今没有几个人能理解自己啊，进可攻退可守的大好山河，足以与强敌争雄，自私的王谢家族却没有进取心，准备就此止步了。他们哪里知道，内外敌人依然很强大，此时正应一鼓作气直捣黄龙啊!这首词特别符合晚年毛泽东的心境，所以他读得哭起来了。还有那首之前写给周恩来的《诉衷肠》：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同样是悲凉的心境。毛泽东想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办法其实是两条路：大民主与公有制。一个解决政治问题，一个解决经济问题。反过来说，这两条路又是连在一起的。国家不是有人多吃多占嘛，那就把底层人民组织起来，并且让渡一部分权力，他们发现利益集团出现时就能利用组织与权力自发打破利益集团。多吃多占的知道身边有人监督自己便不敢肆意妄为，永远要夹着尾巴做人。这就形成对立又统一的平衡状态。公有制能保证不会出现两极分化，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家的，资本家没有生存的土壤又怎么可能积累起巨额财富?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的国家没有追逐利润的市场竞争，也不会出现产能过剩之类的事，没有两极分化与产能过剩就没有所谓的“经济危机”，历史周期律的经济问题算是没有了。把大民主与公有制放到一起就能干掉利益集团，保证没有经济危机则国家财政的坑技能避过了?这时才是真的打破历史周期律了。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变，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他心心念念要保护公有制，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其实都是为了与历史周期律做斗争，这也是他不能释怀的第二件大事。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兄弟们连行李都收拾好了，准备坐着火车去浦东，他希望兄弟们再回山里给穷人发钱，兄弟们嫌他腿脚不利索了。鹅城百姓攻占碉楼，抢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也觉得继续折腾不轻松，准备享受胜利果实了。他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毛泽东的大革命属于中国百年来各种问题的总爆发，我们看到的原因都是其中之一，只有从各个角度看问题才能编出一张历史的大网。但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除了国家财政循环的问题，又多了经济危机的麻烦，这是历史周期律的经济问题。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想积累一点资本是很难的，除了快速致富的军事贵族，普通人想过上好日子往往要几十年的苦逼奋斗过程。所以史书上常写：某某人祖上买了两亩薄田，撅起屁股好好干活，晚年才重新建了新房子，仓库里堆满粮食，再经过两代人积累，才能算得上殷实人家。一来一去，起码五十年过去了。这时肯定有贫富分化，但总体而言不至于悬殊太大，就算是“朱门酒肉臭”的盛唐，也不可能有几个人囤了大唐一半货币吧!进入工业时代全球贸易发展起来，欧洲人不论是出海做贸易，或开办手工业小作坊，几年时间赚的钱，就能超过中国农民几代人的积累。而且赚钱的欲望，让各种小发明从世界各地蹦跶出来，人们只要紧紧抓住一个小发明，就能生产一种世界畅销的产品。既然钱这么好赚，凭什么只有你能开工厂，我模仿一下也不行吗?于是类似的工厂纷纷开办起来，生产的商品也大同小异，无非是张三的好看一点，李四的实用一点而已，大家赚钱赚的飞起。再加上股票、期货、杠杆等金融工具出现，资本能通过各种手段增值，以前一百年才能成为百万富翁，现在差不多三年就行了。随着技术与工具的进化，资本积累的速度呈指数级增长。根据2020年的福布斯富豪榜，26个人掌握了全球一半的财富。这种活久见的世界，以前的农民抓破头皮都理解不了。资本迅速积累的同时则是剧烈的两极分化，因为工人不可能通过打工积累起第一桶金，他们只能在工厂日复一日的做到死，每月领点工资糊口而已。资本家为了积累财富而不可能把利润分给工人，那不是要他的老命嘛!工业时代的经济特征是：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国家会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偶尔让社会显得公平一点，但贫富分化的历史进程是不会变的。而工业时代的市场经济，总不可能命令工厂生产什么、人民买什么吧，只能是什么东西赚钱，工厂闻风而动生产什么，结果动不动就产能过剩。到那时资本家有钱却不买东西，工人想买东西却没钱，而工厂的东西卖不出去导致破产，紧接着便是工人下岗市场瘫痪。历次经济危机基本都是这个套路。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资本家基本不受什么影响，该干嘛还干嘛，工人们就惨了，活不下去自杀的大有人在。经济危机除了让普通人活不下去，还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实力，严重一点的还可能改变国家的国运。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市场影响国运……这是历史周期律的经济问题。数千年来，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绕不开的大坑。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总结了一下，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管理的循环，而造成经济循环的原因，则是帝国开支超过税收。每个国家绕不开的大坑就是这个。这才是国家循环的关键，但凡国家刚成立时或多或少都会解决前朝留下的问题，比如清理旧权贵重新分配土地、打击功臣与地主防止利益集团坐大，等等。经过一番整顿，新国家甩掉以前的亡国套餐，完全能轻装上阵。而且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开国君臣们往往不怎么折腾，基本以休养生息为主，大工程大项目都废掉，让工人们回家务农。皇帝与功臣们又是从底层起来的，天生有艰苦朴素的基因，四菜一汤也不觉得寒碜，反而认为是努力奋斗的成果，至于奢侈品什么的更没有市场。这样一来，国家的花销就少了嘛!除了给官员发工资，给有爵位的功臣赏赐财物，朝廷也没什么能花钱的地方。每年收来的赋税，大部分能存起来，等到要用钱时再取出来。而建立王朝的战争，又把以前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都清理一遍，让农民脱离大地主的约束，能做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此即“解放生产力”或“扩大税基”。如果说旧王朝的纳税人口只有30%左右，那么新国家的纳税人口能达到70%以上，这不就是财政收入翻倍嘛!所以新国家往往是这样的：纳税人口多，让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丰厚，要花钱的地方少，财政收入能积累下来。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只要不乱折腾，两代人时就能达到盛世，前一百年江山都是充话费送的。但一百年后麻烦来了，既然是受命于天的合法国家，那么各地农民受了洪涝灾害，总要组织人手带着粮食赈济灾民吧?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淤泥堆积，得休整河道保证水路畅通吧?农业是靠天吃饭，可要是能把河水引过来灌溉农田，国家没有理由不做吧，就算想偷懒农民兄弟也不答应。国家周围有数十个邻居，不可能都是笑呵呵的隔壁老王，总会有惦记你家财产的王二麻子，国家得派军队驻扎边境吧，说不定三天两头就得打一仗。军队的武器装备要铜铁打造，费用太高。每次出征要准备几十万人的粮食，能把各地粮仓都搬空了。打仗总是有牺牲的，抚恤又是一大笔钱。立功的将士们也得加官进爵吧!一旦加官进爵的人数多了，意味着国家官员队伍的膨胀，可能达到开国初年的好几倍。不管赈灾、修河道或打仗，每一项都是巨大的吞金兽，随便拉出一个来，就够国家喝一壶的。要是三个项目一起来，简直是亡国套餐，除了汉唐明清等有数的几个国家，其他基本扛不过去，只能被一波带走。如果与开国初年一样，依然有70%的自耕农做税基，那么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凑合，亡国套餐来了也能勉强扛过去。但随着国家走向太平盛世，税基却在日渐缩小。国家越来越收不到钱了。按理说不至于吧!天下太平肯定是越来越富裕，怎么可能收不到钱呢。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财富与国家财政完全是两码事。吸血鬼越来越多，开国君臣的子孙后代必然会接过上一代的班，成为江山的新主人，而且每个家族的每代人不会只生一个吧，肯定是生的越多越好嘛!那么这个利益集团，必然是无限膨胀的。千万不要说开国皇帝杀功臣什么的，血腥杀戮只能解决一时半会的问题，等到老皇帝驾崩，新权贵依然会迎头赶上。就算杀尽天下权贵又能怎样，只要权力的宝座在那里，就会有无数人前赴后继想坐上去，过把瘾就死也算。哪怕是刀头滴血的朱元璋，也没有挡住历史的惯性。除了上层权贵，国家还有上至宰相下至村长的各级官员，他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优势地位，留给下一代人的资源就很丰厚了。而且官员的更新换代特别快，如果说皇家与权贵是以“代”来计算，官员就是以“年”来计算的。别看官员的体积小，但加起来就是庞然大物。皇族、权贵与官员有了优势资源会做什么?当然是多吃多占!有好处不捞是王八蛋，你去食堂打饭还想让阿姨给你多打两块肉呢，更别说这种人了。如果把国家财政比作一条河，这种人就是一座座水坝，每人截留一点，河里的水就少一点。原本汹涌澎湃的大河，流到大海边时，只剩下一条小溪了。这就是国家后期的财政收入。而水坝发出来的电，却把各家照的灯火通明，里里外外都洋溢着快活的空气。而国家晚期必然伴随着制度老化，控制力削弱等老年病，苛捐杂税让自耕农们受不了，不是跑到山里当匪，就是到大地主家里做佃农。在国家财政上占便宜的人多了，税基反而缩小到极点。开国初年有70%的纳税人口，这时差不多又回到30%左右，而且这30%的纳税人口还是穷的要死的苦哈哈。参见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花灯，好烟火……”反正张岱的爱好很广泛，喜欢美女也喜欢正太，豪宅跑车遍布江南，张岱就这么没心没肺的浪了半辈子。堂堂两京一十三省的大明帝国，年收入只有区区400万两，却要承担国家的所有花销。比如九边重镇、辽东前线、平定李自成、赈济天下洪涝灾害、给官员发工资、朝廷运作成本，都靠这400万两。张岱在江南浪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都不敢快步走路，生怕龙袍里的破布片子飘出来。一个国家走这时财政支出就会超过税收。从中国的汉朝到清朝，从英国苏联到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跳出这个坑。而这个坑也是历史周期律的政治问题。黄炎培第一次到延安时已68岁，经历了光绪、宣统、北洋政府、南京国府、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阅历可谓厚重，但他从来没见过有什么万岁的人与事。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轰轰烈烈，但不过百日便烟消云散，再过十几年大清王朝也亡了。北洋号称中国最强陆军，牛逼哄哄的坐上江山，结果内部乱的一塌糊涂，没多少年就让国共北伐给轰下去了。再到蒋介石的国府，打遍中国无敌手，日本皇军一来，只能迁都重庆避祸，要不是中国地大物博，估计蒋介石要被抓到东京审判。创业时期的条件太苦了，又有很多竞争对手，要是不拼命恐怕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但创业成功之后，创始人们功成名就，要享受荣华富贵了，再也没有努力奋斗干事业的雄心。而且一个组织坐了江山，便不再是以前那种好掉头的小船，而是管理中国这艘大船的船长，要应付的事特别多，内外环境也特别复杂。此消彼长之下，组织的生命力也就到头了。比如北洋陆军练兵时堪称中国最朝气蓬勃的军队，1906年的彰德秋操把朝廷都吓尿了;再如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做校长时经常与学生们一起跑步，学生们也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生怕不能为中国革命牺牲。但黄炎培总结的历史周期律就像魔咒，屠龙少年们坐江山后纷纷变成了恶龙。

　　“知乎”网站有一问：“屠龙少年一定会变成恶龙吗?”“公梁寄文”答：并不是说屠龙者一定成为恶龙，只能说屠龙者有能力成为恶龙，所以有一部分屠龙者成了恶龙。屠不了龙的人恐怕很难成为恶龙。“朱耀華”答：尼采《善恶的彼岸》：那个把龙杀掉的人勇士，他最后也会变成恶龙。原本屠龙者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为人类除去恶龙而去跟恶龙战斗，最终的目的也是用战斗来结束战斗，所以并没有绝对的正义与邪恶，甚至勇者与恶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区分与老百姓看到“勇者”的光明而看不到“勇者”背后的黑暗。这里的恶龙也能比喻成最开始被人们讨厌与抗拒的样子，如独裁专制，然后勇者代表的是打倒这种专制的英雄，但在扳倒一个专制之后又会出现新的专制，然后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勇者，周而复返，就跟历史重演如出一辙。《善恶的彼岸》有两个目的：解释烽阐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写作《强力意志》作准备。尼采在该书中力图界写“善”与“恶”这两个相对的词，为图区分不道德与非道德。他察觉到人们为使古代道德准则与现代人的需要相一致所做的努力是有矛盾的，认识到人们经常在道德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作出妥协。他要确立道德与需要之间的关系，为人类行为构造一可操作的基础，《善恶的彼岸》是尼采对一种新道德体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屠龙少年成恶龙是个寓言，是慨叹人类週而复再的恶性循环。“知乎用户”答：也许大部分屠龙人一开始就是龙假扮的。小白龙本来就是龙，犯错后混入屠龙队伍，是屠龙投机分子。屠龙不成，还能做小龙。屠龙成，就变成大龙。取经不成，还回高老庄。“坚持理想”答：从“屠龙少年”到“恶龙”，不会变的概率大概是0.01%，会变的概率大概是99.9%。

　　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的结尾是黄四郎要领盒饭时老三告诉张麻子：“大哥，我们准备去上海了……您腿脚都不利落了，我们就不跟你回山里了。”张麻子不理解：“你跟我在一起不高兴吗?”“高兴，但有点不轻松。”最后，迎面驶来的列车里飘来老三的声音：“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张麻子骑着白马，使劲追啊追，可只能闻到马拉列车扬起的尘土。而在电影开头，这辆车是汤师爷的专列。他们坐在车里吃着火锅唱着歌，准备上任县长拉拢豪绅巧立名目，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穷鬼的钱与黄四郎三七分账。现在张麻子的兄弟坐在车里，变成新县长，要去上海浦东与新黄四郎三七分账，再也不愿回山里了。老三与兄弟们，变成当初誓死要打倒的人，这个转变过程很顺利，大家丝毫没有心理压力。当然，他们不是偶然的。雄霸鹅城的黄四郎，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不仅知道珍藏版地雷炸在哪里，还收藏了另一颗漂亮的地雷。当年的浴血奋战，让黄四郎延续了祖上的荣光，也躲过改朝换代的清算。黄四郎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但对清朝而言，他就是屠龙少年。可就是这个屠龙少年，功成名就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作恶多端的鹅城霸主，与历任县长一起把鹅城的税都收到九十年后了。甚至再往前推。明朝的朱元璋崛起于草莽，算是不忘初心的屠龙少年吧，但朱元璋的子孙端坐在紫禁城，成了与江南黄四郎三七分账的县长，硬生生把陕北的李自成逼反了。美国做土肥圆时，被欧洲列强鄙视，一旦二战结束坐上龙椅，马上转型成欺压世界人民的恶龙。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属于要屠掉欧洲恶龙的少年，他们的理想让无数理想主义者热血沸腾，苏联强大之后却变成建立霸权的社会帝国主义。类似的事多不胜数。是不是屠龙少年的最终命运，就是变成当初要屠掉的恶龙?“屠龙少年”的关键是“少年”代表着年轻朝气有活力，看到垃圾桶都要踹两脚，与姑娘拉拉手都要硬半小时，浑身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们敢做事又不怕事，脑子里想的是把江山踩在脚下。对他们来说，省长不干人事都要板砖撂倒，县长算个鸟?黄四郎则是乡间土包子。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少年都有，唯独没有钱、权、地位、名利、美色等等身外之物。于是，少年要去争取。电影里的麻匪除了张麻子以外全是年轻人，穷的叮当响，刚进城就感叹“城里的女人真白啊。”可见少年们没见过什么世面。而且敢上山当麻匪，说明他们都不是富贵人家，要不然没必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做杀头的无本生意。所以他们都是敢闯敢干的，想用自己的拼搏奋斗，换来远在天边的荣华富贵，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前提是要承认人性的高贵，只要劫富济贫、为国为民的大旗竖起来就能让无数人热血沸腾，因为没人能拒绝有史以来最正义的事业。比如水泊梁山的“替天行道”大旗，让多少人心甘情愿的聚集在旗下，又有多少人愿为了这四个字放弃生命。比如元末与清末，仅仅“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就推倒横扫天下的蒙古与满洲帝国。麻匪也一样。现实利益与人性高贵结合在一起，让麻匪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仅仅七个人就能让方圆数十里闻风丧胆。兄弟们跟着张麻子赴任鹅城，发现黄四郎的碉楼里，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与漂亮女人。为了满足欲望，他们必须要进碉楼杀四郎，甚至都不用杀黄四郎，只要能三七分账拿到钱，就能离开鹅城一走了之。少年屌丝向老年恶龙要利益的过程，便是屠龙。大要大屠小要小屠，仅此而已。只要想有所作为，必然要做屠龙少年。后浪不把前浪拍在沙滩上，永远出不了头。少年屠掉恶龙之后的第二个问题：以后怎么办?他们很迷茫。或许老三等兄弟攻入碉楼之后，就想到这个问题，碉楼攻下来了，名利财富都有了，以后怎么办?放弃到手的利益回山里，还是住在碉楼里做新的黄四郎?如果要回山里，把金银财宝与美女分给穷鬼，那不是暴殄天物么?!再说，穷鬼也不见得会感恩啊!与其如此，不如哥们也顺手捞点，不枉费打碉楼付出的心血。但碉楼是住不进去了。张麻子勾起鹅城百姓的怒火，让鹅城百姓打心底觉得，碉楼不是好东西，住在里面的黄四郎更不是玩意。谁要是敢住进碉楼冒充黄四郎，绝对是给鹅城百姓上眼药，没等睡个安稳觉就被拖出来斩首了。所以碉楼一定不能住。但浦东是个好地方。于是老三等兄弟带着大包小包，骑自行车改换马拉列车，吃着火锅唱着歌去了浦东，顺便替二哥娶了花姐。其实碉楼与浦东没什么区别，只要有钱权、财富与名利，在下一代少年眼中，他们就是必须屠掉的恶龙。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前浪占了后浪就没有，后浪占了后后浪就没有。永远有恶龙趴在利益上睡觉，永远有不甘于人下的少年，就像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以后该怎么办”其实不是问题。对于大多数屠龙少年来说，做出正确的选择很简单，那就是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屠龙者终成恶龙是解不开的宿命。张麻子那种愿放弃一切利益，重新回到山里当麻匪的人，实在太少了，亿万人里都挑不出来一个。所以张麻子是圣人，但圣人之所以是圣人，主要是因为太稀少了，根本不具备普遍性，所以鹅城百姓才怀念张麻子。历代百姓对清官念念不忘，不就是因为清官少嘛，唯有少才贵。老三等兄弟不愿跟着张麻子回山里，就是不想当圣人。毕竟屠了无数条恶龙，给穷人发了数不清的钱，但个人的欲望迟迟得不到满足，现在张麻子已腿脚不利落了，再等下去，老三与兄弟们也腿脚不利落了。他们不禁惆怅：“啥时候才能变成恶龙啊，我们都等不及了。”于是兄弟们去了浦东，张麻子回了山里。或许在碉楼陷落，鹅城百姓哄抢物资的一刻，他们已明白以后该怎么办了。可见，张麻子是偶然，老三才是常态。第三个问题是在浦东出现的：如何做一条合格的恶龙?汤师爷告诉张麻子：“夫妻最要紧的是恩爱，县长最要紧的是忍耐。”屠龙的初衷是洒向人间都是爱，可一旦成为恶龙，首先面临下一批屠龙少年的攻势。所以当恶龙最要紧的是守住利益，同时对赶来的屠龙少年示以恩爱，自己在名利龙窟里保持忍耐。老三等兄弟一定会美化屠龙的过程与目的，并且花点小钱，收买一批武智冲、胡万等小弟为自己服务。武智冲与胡万能当看家护院的打手就也能当摇唇鼓舌的媒体，他们会给老三等兄弟精心打造最神圣的光环，让他们看起来不可亵渎。要不然，怎么能证明自己是天选之龙呢?类似于马云：掌握话语权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阻断屠龙少年的来路。老三与兄弟们，一定会在浦东打造更加恢弘的新碉楼，随着时间推移，以新碉楼为中心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个秩序中，新碉楼处于食物链的上游，掌握着整个浦东的利益分配，新碉楼里给多少，下游才能拿到多少。为了让新碉楼的利益最大化，分出去的利益一定是最少的，最好够维持生活就行，至于其他就不要想了，真正说了算的是老三与兄弟们，此即“资本垄断”。至于具体案例么，在国内是福报论，在国际是美国的铸币税。资本家建立利益护城河后第三步就要给想屠龙的少年灌鸡汤，什么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什么安于现状不要想入非非、什么你们是垮掉的一代别折腾了……美国则对第三世界国家说：你们的民主自由是最好的制度，你们是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只有打断屠龙少年的脊梁骨，新碉楼才能高枕无忧。很多少年信了。他们放下屠龙刀，转身回到破旧的草房，想想新碉楼里传出来的话“好像蛮有道理的诶，要不就算了吧，岁月静好真美妙啊。”屠龙少年信了，新碉楼就赢了。于是黄四郎家族传承5代家业、两大家族子弟搂着银子与枪杆打麻将、卖凉粉的永远是卖凉粉的，未来老三等兄弟的子女也将继承父辈的衣钵。张麻子若能看到又会不会气得从山里回来大吼：“你们装模做样戴我的九筒干嘛?”“屠龙者终成恶龙”是必然发生的事，这玩意是人性，谁都改不了。不论创业者的初心多么美好，只要进入碉楼成为既得利益者，都会转型为守护利益的恶龙。大到明朝、苏联与美国，中到阿里、腾讯与百度，小到事业有成的中产……都是一样的。能永远洒向人家都是爱的张麻子，只会昙花一现，然后被老三们抛弃。他孤独的骑着白马回到山里，看着车里的兄弟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老三说浦东就是上海。他想改变这一切，却丝毫没有办法。既得利益的恶龙与屠龙少年对张麻子的评价相反：变成既得利益者的恶龙抹黑张麻子，不愿相信土匪的名字叫牧之而宁愿相信他的脸上长着麻子，更愿相信他与花姐有很多不清不楚的事。年轻的屠龙少年意识到即便手提屠龙刀也闯不到碉楼门口，即便996也得不到更多利益分配，即便穷尽一生也买不起鹅城与浦东的房子。他们希望张麻子能回来，带他们再打一次碉楼。不是少年有反骨，他们只是在模仿上一代人。张麻子永远是屠龙少年的导师，永远是恶龙的敌人。“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知乎”网站还有一问：“‘曾经的屠龙少年’是如何一步步变成‘恶龙’的? 是否有办法阻止其变异?”“哈尔滨二职一学生”答：电影电视剧里的正派都有什么特点?有强大的力量，绝顶的智慧，极大的正义感与使命感。那反派呢?再给他一个糟糕的人生吧……“卡拉迦迪斯”答：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倾销益欲”答：有，剥夺其能力。恶龙的恐怖不在于恶，而在于龙。“吃饱了”答：“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在历史中得到教训。”“香雪兰”答：坚守初心。“Philip Feng”答：什么是龙?比人更有能力的就是龙。人如何变成龙?有能力掠夺人，人就变成龙。人如何有能力掠夺人?能屠龙就是其能力的表现，他也就成了恶龙。一旦掠夺他人就会变成恶龙，只有使掠夺失去意义才能让龙不再恶。如何使“掠夺”失去意义?只要被掠夺的物资足够充沛即可。因此，恶龙消失有且有的条件是实现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如果大家都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实现，恶龙就不会消失。“猜吧”答：很不幸，如果没有磐石般的意志力，屠龙少年变成恶龙其实是一个必然规律……任何事物，规模足够大以后，基本都会趋于一种模式。阻止其改变的办法不难，但非常考验意志力就两个字：不贪。做到太难……觉得自己很容易做到的，不是因为你太年轻就是因为你还不知道它真正的价值。“大恐龙”答：你要先把龙屠掉再研究这个问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龙被你屠了，那个位置空了，怎么都得有人坐，你是自己化龙还是让别人去化龙?但让别人做龙的结果就是，你，屠龙者，必会被杀。引用一段【黄飞鸿英雄有梦】的台词：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你……你能杀的了龙，但你杀不了人们心中的龙。你能推翻统治者，但你改变不了这世间万物生而不平等的本质!要不要变龙，自己看着办。“知乎用户”答：这有个假设是纯善或纯恶，但实际上不会的，最大概率还是半人半龙。“夜见蔷薇”答：因为贪婪，就变成恶龙了。其实变成恶龙也没什么，变成恶龙时屠龙刀就已架在脖子上了。“AKA47”答：阻止的办法就是先搞明白少年屠龙的目的是什么。“负教化所有都人祸”答：人类早就有办法了，单个人的智力，人性，心理都可能存在严重问题，人类全部历史事实也证明是这样，很多曾经的斗士都变坏了，历史最佳结局都是假定他们做到之后故去或退位，像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那样。可见，唯有民主一招能救个人于凶途，否则历史周期律的凶险就会继续上演人祸。民主的问题很多，最多的现在看还是资本家、寡头之类的，民主怎么避开少数资本家贪得无厌狡猾的啃食，也是民主的命门。“枫林沙洲”答：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倚天屠龙之类的小说与形象，都属于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的先期手段。对小屁孩洗脑的逗中国老百姓的逗狗手法。作为决定地球其他国家生死的大国国民，别一天到晚被当畜牲一样逗狗还沉迷其中。“东风”答：人性本恶，所以人类设定了道德，法律去限制自己，没有道德，没有法律，没有完善的制度及规则，任何善良的勇者最后都有变成恶龙的可能，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完善我们的三观并大力推广，设定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与社会制度，最终防止恶龙的出现。“阿口木”答：完全实现社会主义。“伪中医黑真中医粉”答：相信科学，相信中医 取糟去精，非蠢即坏。根据《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世界不仅仅是是由可观测的、有形的“物”所构的，而是由大小各异、有形无形的圆运动(周期律)交互而成的。圆运动(周期律)亦称道，《道德经》的“道”。中医讲：万病皆由湿重起。湿，就是“贪”。湿重粘滞性大，阻力大。如果再加上“懒”，即气血不足，那么圆运动就转不动了。任何人若任由人性的弱点(贪+懒)的影响，屠龙就会变成恶龙。有人表面上不懒，但其实是贪得无厌，比如熬夜过度;有人表面上不贪，但其实是懒，比如彻底躺平。“潇湘承影”答：要害不是屠龙少年变作了恶龙，而是追随屠龙少年的人变作了恶龙。一个平凡之人能走向屠龙少年，必然意味着要有帮助，他缺少不了亲人、伙伴、战友与庞大的资本后援。屠龙少年的“同道中人”绝大多数是从利的，只是伪装着与屠龙少年目标一致。屠龙少年前面开路，他们等着后面采摘果实，英雄注定被背叛!第二种恶龙!屠龙勇士本身就是恶龙，唯有恶龙才能打败恶龙。如此的屠龙少年没作恶，是还没有作恶的机会与地位，他会在打倒恶龙前保留着人世间最好的美德，如仁慈、爱人、悲悯之心。打倒恶龙的这个标志性事件，会看到屠龙少年前后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虚伪的平与面具被摘下，真实的残暴面孔凌威世间。解决屠龙少年变恶龙的方法很简单，但做到很难。一种方法是，人不依从屠龙少年去打倒恶龙，每个人都是屠龙少年抑或每个人都是恶龙，这几乎没有实践性的可能，因为保持制约平衡恶龙的三五之数也仅能一时凑齐。另一种方法是，当世界里注定有恶龙存在与统治，便要唤醒被历代恶龙封印的刺客精神，只要有足够多的“荆轲”，恶龙想放肆也是要掂量掂量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世间长存却少见其人。“韩德雨”答：可借鉴英美发明的“中国墙原则”(Chinese Wall)：研究、投资、交易部门分立，职责分立，人员分离。研究人员的信息只准向投资传递，投资人员的信息只准向交易传递。职权、信息的壁垒之坚固，犹如中国的墙一般，因此得名中国墙。屠龙少年出发前，须为其配备另外两名少年，组成屠龙组。屠龙组由3名成员构成：执剑人，原屠龙少年，有屠龙核心能力作为团队领袖，严禁持有屠龙刀，能制定屠龙路线，指挥屠龙工作。托剑人，屠龙刀实际保管人，是王国派出的有一定宗教、政治信念的牧师、萨满、僧侣或政委。配有一柄毒刃，不能屠龙，能在违背信念的事发生时除掉屠龙组中任一人员使屠龙组失去屠龙能力。须服从执剑人命令，将屠龙刀交给用剑人，或收回继续保管。用剑人，屠龙刀实际操作者，是通过考试脱离贱籍的奴隶、仆役、农户感恩于王国，对王国尽忠。在执剑人的命令下，使用屠龙刀，按执剑人的口述刀法屠龙。另外，屠龙刀的柄铸为用剑人掌型，其它人无法正常抓握。如此一来，该组由一个屠龙能力极强的个人，变成了一个具备屠龙能力、忠于王国、有执行力的屠龙组了。该组合最高能容纳下两个人的串通叛变。执剑人与托剑人叛变，没有人能使用屠龙刀。托剑人与用剑人叛变，没有人懂得屠龙刀的实用技术。执剑人与用剑人叛变，没有屠龙刀。同时，托剑人接受王国教派的总领导，定期回修道院补充信仰。为执剑人提供良好的离退休环境，如其叛变成功的概率为1%，则只要提供龙洞中总资产的1.5%即可令其满意。为用剑人提供良好的晋升环境，当其能力已提升至屠龙少年的一半时起，可不再深入一线，另带一名用剑人。当其实力已符合屠龙少年时，可独立带领屠龙组。表面上是给了一个底层人员的晋升通道，实则是在其能自由使用屠龙刀之前隔离风险。也不要问什么屠龙效率了，能问出“怎样避免屠龙少年变成恶龙”这种问题，说明屠龙之后龙死不死并不重要。“悠游大少”答：屠龙少年保持初心保持觉悟就不会变成恶龙。“郑庄公”答：用知识武装人民，然后把权力交给人民，屠龙者受人民监督与管制。“刀锋紫罗兰”答：一见构建权力制衡模型的答案就想笑，三权分立，五权宪法?不用论述太多，看看太平洋隔壁就知道了。然后就是托派的无限革命，变了砍，砍了变了再砍，封建时代无所谓，现在是有核武器的，怕是砍了一次以后，要等到下一波基因变异才会有智慧生命了。做出强人工智能后让AI来替代人类社会，继承人类文明。一个主脑与千万亿个体相连，没有贪婪、民粹、剥削与阶级矛盾，私有也失去了意义。超脑+蜂群，真gczy，one for all，all for one。没有勇者也没有恶龙，只有神圣的卡拉与我们每个人相连。真正的乌托邦，真正的地上神国。较之于机械降神的乌托邦，我不认为目前市面上任何主义理论论述的乌托邦有可能超越机械降神，这就是勇者与恶龙的可悲之处。“文字瘾”答：学文化，讲道理。不是拿刀拿枪，用武力说话(这就是恶龙霸占财宝与美女的原因，也是屠龙少年变成恶龙的原因)“马尧”答：科普：龙这种生物根本不存在，没有龙就不会有屠龙的执念，没有屠龙的执念少年不可能变成恶龙，一般会长成迎风摇曳的韭菜。“匿名用户”答：把“屠龙术”交给人民，承认国家的暴力属性、阶级属性，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武装人民群众。“星空下的一缕阳光”答：你能通过分权避免屠龙少年变成恶龙，但你永远无法避免屠龙少年们变成恶龙。“一个路人”答：不忘初心。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做到的人又有多少。你不想变成恶龙?那好，那你的心就应永远都在屠龙的路上。“北天辰”答：方案多的很，老祖宗就玩剩下的东西，10个少年一起屠龙，利益下降10倍，但风险也下降10倍，荣耀不变，屠玩后相互监督，彼此威慑增加10倍。“知乎用户BHz7O7”答：等到老百姓不必再求屠龙少年去屠龙时，即等到老百姓有足够的智慧认清恶龙的把戏而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反抗并团结起来先人后己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时，即不再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放弃今后更美好的世界以及对自己更大的利益时，那时大家就会自觉的一起把恶龙屠了。没有屠龙少年了，亦或人人都是屠龙少年了，恶龙就再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当然，如果大家还要靠屠龙少年才能屠龙，那屠龙者变恶龙的悲剧还会一次次发生。“匿名用户”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守蛛先生”答：屠龙少年，本就是普通人的恶龙。除非人人如龙。“白鹤”答：第一，让大家知道恶龙是存在的，屠龙少年屠过龙这件事也是存在的;第二，屠龙少年得把屠龙刀拿出来告诉大家这是能屠一切龙的刀;第三，前两件事必须是屠龙者自己告诉大家。“向死而生”答：把“屠龙术”教给所有人，让所有人都变成屠龙的勇者。“要不咱跑吧”答：让群众明白屠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发动群众继续屠龙，革命，二次革命，不断革命……

　　“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补有余。”“损不足以补有余”，其实是阶层不断固化;“损有余以补不足”，其实是阶层重新洗牌。纵观人类历史，阶层固化是和平时期的必然趋势;当阶层固化到不可调和，就会发生阶层重新洗牌，通常的表现形式是战争。重新洗牌后，会形成新的利益阶层，这个阶层又会不断地固化，直至重新洗牌。屠龙少年终究变成恶龙，历史不断地轮回重演，除非人道与天道相符，否则会一直持续下去。人皆有私心，“老吾老、幼吾幼”是人之常情，这个人之常情导致阶层不断固化，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并愈演愈烈。没有多少人愿拿出自己的财富给陌生人，“龙配龙、凤配凤”、“门当户对”等现实情况，其实是阶层固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既得利益阶层会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扩大自己的利益，这个过程就是阶层的不断固化。根据“二八定律”，20%的人手里掌握着80%的财富，其实阶层固化最严重时，更少比例的人群拥用更大比例的财富。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财富总量是固定的，阶层的不断固化会导致财富不断地向少数人集中。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社会财富总量，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解决阶层固化。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天道眼中，万物平等，都跟纸糊的狗儿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在圣人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跟纸糊的狗儿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既然万物平等，众生平等，那么就不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当阶层固化到一定程度，大多数人都无法生存时，这个固化的阶层就会被打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有少年提三尺长剑，怒斩恶龙，然后将恶龙集中的大部分财富分配给大多数人，以武力的方式实现阶层重新洗牌。屠龙少年与他的支持者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然后开始下一轮阶层固化。阶层固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历代前圣先贤都在想办法解决阶层固化这个顽疾。大体而言，解决方案有三个大方向：其一、对外扩张，将盘子做大，缓解内部矛盾;其二、允许阶层流通，延缓固化进程;其三、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对外扩张以战争形式获得的利益除去满足既得利益阶层，还能让普通人成为利益阶层。战争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一种机会，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当然，战争也消灭了敌对方的既得利益阶层，这部分利益能调节本国的内部利益矛盾。阶层流通主要是以人才流通的方式实现，根据法律处罚违法的既得利益阶层也是阶层流通的一种方式。古代的科举制度、现在的教育制度，从本质上讲都是为阶层流通服务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就是阶层流通，只不过这句话有贬义，反应出的问题是既得利益者不希望低层民众进入他们这个阶层的，底层民众对出身底层的人进入高层一事则充满了羡慕嫉妒恨。提高生产力可从根本上解决阶层固化顽疾，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财富对人没有意义时阶层也就不存在了。生产力水平极高时物质、精神都极度丰富，财富取之不竭而人人都是富翁，这时阶级斗争就无从谈起了。恶龙与少年没有了利益相争，彼此也就没必要因为谁该屠谁的分歧而没下限地内讧了。

　　“知乎”网站还有一问：“什么是历史周期律?什么样的制度能躲开历史周期律?”“羊绒皮卡”答：周期律问题的关键在于，士人们对深层次的政治规律、团体组织的方法与技术与各类型的社会问题思考的面向还不够宽，军事、政治、组织、战略、对外殖民、商业、贸易、工业、畜牧业等领域之间的壁垒没有进一步的打通。结果是华夏地区的政治哲学本身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直到新文化运动与后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逐渐走出停滞的局面。既得利益群体的腐朽堕落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人类普遍的社会规律，无论东西方任何种族，这一规律始终是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建立更为高效、包容、激发更多人潜力的新体系?必然有群体反抗腐朽的既得利益群体，之后新体系建立，再之后内部矛盾继续出现，重复上述的迭代过程。这一迭代过程同样是广泛存在的，无论罗马、英法还是其他的国家与地区，总会有愚昧腐朽的旧势力，也总会有朝气蓬勃的新团体，也总会有更新换代的现象，无论是希腊罗马公民的提升还是英国约曼农的崛起与近代美国不断出现的资产阶级都是这一变化的典型案例。但每次建立新体系时务必达成稳固的共识，但一旦共识说不清了就容易失效。每一个新的体系建立总会说“总结前朝历史经验”，但“总结前朝历史经验”很大程度上是“文学性总结”或沦为泛道德式的批评，但不是具体可衡量可改进的东西，这样就没有办法带来政治哲学的真正进步，也就很难在稳固的基础上逐渐开拓。说不清的经验其实很有害，也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其实很虚而根本没法衡量，所以很容易被扭曲。尤其是很多无法操作的模糊概念。此类概念完全渗透进日常的行政与司法的操作但又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的问题并提出新的具体的解决思路则必然会使人迷茫，直至回到老路上。没有可操作的路线则会刺激更多“当面一套，背地一套”的阴阳行为，这种“做的与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会极大的增加人的“随便心理”。“当面怎么说都行，背地里肯定不按这个来”，结果必然是虚伪与随波逐流的风气与日俱增，一窝蜂跟风飘随风倒的现象也会越来越普遍。人没了坚守就会屈服于任何的诱惑，而没有坚守的原因恰恰在于这种说不清的无法量化的概念长期主导政治哲学的讨论空间，甚至裹挟行政与司法。结果就是普遍没有坚守，因为不知道到底该坚守什么。因此，宋末与明末成批的投降者即使有能力抵抗也根本不会尽力。笛卡尔的科学观念其实是从最基础的正确进一步外推的，这也是科学发现的必须。这种“随波逐流”的心态占据了上风则根本不会有稳定的哲学与学术基础，所以不可能逐步开拓，从而也很难产生科学。这种问题并不是无解，关键在于找到可操作、可衡量、可定义、可执行的概念。比如罗马也有贵族派与平民派不断的斗争，但每次罗马建立新的平衡都是建立在对外新扩展了几个城邦、开通了多少道路、新拉进来多少同盟城邦的基础上。这是能量化的，比抽象的“共识”要具体可把握的多。从战国、秦汉到隋唐，这种追求对外开拓的集团同样与罗马类似，反抗旧体系后构造的新体系是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的，这几个集团都更为实用讲究实际可衡量的东西。从中世纪后期到近代的欧，同样如此，并且其相比古典时代的国家的想法与行动更为开阔，直接把很多问题摆到台面上讨论甚至争辩。比如为了收税的问题，国王们要与贵族商人们来回讨论，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是与这种公开的讨论分不开的。只有不断的公开讨论与质疑才可能把“不好意思说”的现象都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大家再想解决办法，而不是捂着盖着，用一堆模糊不定的概念去搪塞。欧洲的公开讨论也与其荣耀体系的打造结合在一起，喜欢建设宏大的建筑而给人一种崇高感。宋代开始的泛道德化现象则使得实用的基础被打压，以至于政治哲学的发展基本停滞甚至倒退，其遗毒一直影响到了近代。“风染丛林”答：历史周期律的核心是资源没有增加，只能用有限的资源去分配，但只要分蛋糕的人一多就会迅速陷入到不足之中，只要资源的增长跟不上分蛋糕的人的增长就会陷入衰落。在古代中国，这个资源就是土地，因为古代中国九成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古代中国总是因为扩张到极限而陷入这种治乱循环的怪圈中：人口增加了土地却没有增加，所以难免陷入乱世，又因为乱世中死了一半人口，土地一下就又充裕了，于是又有盛世了。(中国历代农民人均耕地数量其实都是在不断下滑的：汉代时人均耕地约10亩，唐朝5亩，明朝1.6亩，清朝最低时达到了0.8亩。低到恐怖的人均耕地数量，导致清朝人即使拼命的耕耘，也依然在清朝官员与外国人的笔记中遍地乞丐、饥民。春秋战国时亩产量约为220斤，秦汉270斤，唐朝300斤，明清时江南上好水田亩产340斤。15世纪的欧洲上等庄园亩产量140斤，可问题是在15世纪的英国农民家庭普遍有30-50亩耕地。)越来越匮乏的耕地让古代中国农民不得不精耕细作，有了冠绝世界的亩产量。但匮乏的耕地让这精耕细作下的亩产量成了个笑话，再怎么高产，30倍的耕地面积差距就足以击败一切。当然，现代中国与国际接轨后，但现在的世界在本质上还是春秋时期，大国博弈此起彼伏，地球其实也只是另一个古代中国。我们已见过了农业时代的周期率，但我们还没有见过工业时代的周期率。科技对资源的增幅出现边际效应能预料，未来的地球应也会陷入到这种治乱循环中，除非人类走出地球。“历史环游记”答：对比汉文帝与嘉靖的「无为而治」，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嘉靖与汉文帝都是外藩出身，都高智商、擅权谋，但为什么汉文帝搞出的是文景之治而嘉靖搞出的是「家家皆净」呢?嘉靖有三大帝王心术：拉新打旧，培植新人打压旧人;党派平衡，任用严党搞钱，又用清流制衡严党，他则假装当裁判居中节制;特务统治，东厂锦衣卫遍布朝野。汉文帝业余三大帝王心术：分封功臣集团，安抚他们，麻痹他们，这叫请客;拉陈平打周勃，并敦促功臣集团离开首都去往各自封邑，分化瓦解他们的抱团，这叫斩首;精心挑选张苍接任丞相，这人虽是功臣集团的一员，但为人非常「老实」，安安分分给文帝当了多年的秘书，这就叫收下当狗。黄老之术有三个方向：一曰修身，二曰经世，三曰致用。汉文帝上台后搞的是「小政府、大市场」那一套，「轻徭薄赋」，鼓励百姓安定下来，安安心心搞生产。中国在 2012 年全面免除了农业税，但没有可比性，因为现代社会的农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非常低且抛荒严重，农业税在财政收入的占比中微乎其微，征收成本都快高于征收金额了，免除是大势所趋。收这么少的税怎么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第一，过紧日子;第二，精简机构;第三，买卖爵位(这个不能有)。“宝加利亚乳杆菌”答：历史周期律能打破吗?我认为能打破!每个朝代的变故都来的那么突然：东汉要是皇帝没那么短命就好了;安禄山进京要是被唐玄宗干掉就好了;岳飞要是自己直捣黄龙就好了;明英宗要是有自知之明不去亲征就好了;吴三桂要是不开山海关就没有满足入主中原了!关注点越局限于个体、历史事件，结果就越偶然，但从宏观来看，这样的发展是必然的。我国古代历史之所以有周期，在于一项制度始终存在，那就是帝制，但其中的“帝”不是狭义的皇帝，而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人。人才的选拔变化：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科举;政府的部门变化：三公九卿、三省六部、明朝内阁制;科技发展推动生产力水平变化：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思想文化发展：明中后期思想解放运动。但不变的是帝制，政权之所以被颠覆是因为正面战场打不过吗?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不如官逼民反的起义军?当然不是。美国治不好疫情，也必然控制不住起义?从宏观上看，仗打得好也没用，社会动荡造成的人心浮动与底层人民受到的盘剥丝毫没有得到治理。打仗离不开军费，发军饷得中央拍板再往地方发，发的过程得有人看着，但监督发饷多累啊!得抠出来一点犒劳犒劳自己，就这么层层抠下来，这条产业链不知供养着多少人，农民军就是这种官员赖以生存的保障啊!突然有个人提议把李自成连根拔起，再招安张献忠去东北，但到苦寒之地冻死我家的低保(剿匪经费)可不太好，谁敢动我的奶酪我就跟他拼了，“党争”由此而来。明亡，实亡于党争，历朝历代多亡于党争。即便职业化的明朝军队在局部战役或阶段性战争中，凭借超过乡野起义军的部署、作战水平，能取得暂时胜利，但已不可能挽救明朝，因为明朝输在了朝堂，输在了政治，输在了其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先进性。党争实际上纵容了社会的动乱，党争同时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当执政能力不足以对抗动乱，这个国家也就名存实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能重塑社会秩序的新势力。为什么会有党争?首先得有党，这个党可不同于有章程纲领的政党。吴晗明确给出了这个党的定义：统治阶级内部政见、利益大体相同的无形组合。东汉党锢之争，唐末牛李党争，北宋末新旧党争，明末东林党阉党之争，动辄几十年，严重破坏国家政治生态与民众生活。党争不论对错，只关心党内利益，抛开国家大计一味党同伐异，一党当权就会对另一党赶尽杀绝。党争分散、削弱、阻碍政府的正常执政，同时得势党内部成员疯狂结党营私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乱，最终政府执政能力弱到无法平息社会动乱，国家要亡。党争帝制：班主任要管一个班开个班会讨论一下即可，效果立竿见影;那么校长要管这个学校呢，召集班主任开开会，或有空，教学楼里转一圈，实地考察一下，来个突然袭击，效果也很不错;教育局要负责整个村里的学校呢，那就只能喊校长开会说说大事了，教育局总不能把每个学校大大小小的事亲自过问一遍吧;那教育部呢，全国小学、中学、大学都亲自过问么，放过政府工作人员吧，他们也要劳逸结合。所以在帝制时代，除了几个永远电量满格，无限续航的，雍正、洪武时时刻刻把权力捏着，啥事都管，必须得有代理人啊!可放权给代理人不能放心，万一代理人是个无限续航的，久而久之不就取而代之了，所以鸡蛋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得分散权力，再让掌权群体相互制约!帝制必然伴随放权，权力又不能只放给一个人，权力相互制约，必然导致派系产生，班长辅助老师管理班级总有副班长掣肘，必然扶持几个小组长对抗副班长，久而久之管理班级成为副业，班长与副班长的意气之争成为主要矛盾。这个制度完全依赖“一霸手”的素质，将一国国运托付于一个人且缺少一个先进的纲领章程指引国家发展，最终只能走向灭亡，只要新政权还是帝制(包括各种“无冕之王”巧立名目的独裁)，历史周期就会再来。历史周期该如何打破呢?打破历史周期律绝不是表面上取缔君主专制那么简单，而应从根本上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强化政府执政能力与国家组织调度能力。人民民主专政，党、国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境内外敌对势力与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努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亦暴露出很多问题，而解决这种问题不正是卷王们持续输出的不竭动力么?进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知乎用户”答：封建王朝的周期一般是三百年左右，因为三百年足以让所有人忘记三百年前发生过什么，社会集体记忆不会超过三百年。年轻时觉得五十年代是古代，年纪大了觉得汉代就像几天前，当一个人年纪大了经历多了会发现历史一直在循环，而主流信息是我们在进步，科技确实进步了，但很多事一直在循环，历史周期律能对接从古至今所有改朝换代与重大历史变迁，即对昨天、今天、明天的看法​。王朝周期率，表面是社会规律，根源其实是物理规律的变形，即熵增定律，一个系统会从有序变得无序，一部分有组织的物质会随着时间进展变得越来越混乱。​王朝周期律主要体系在以下几个环节：打土豪分田地→利益的集中→阶级分化→阶级割裂→土地兼并引发国家财政危机→打土豪分田地，三百年左右一个循环，周而复始。任何政权要长期稳定地存在就必须合理分配各个阶层的利益，而税收是最有效的手段。国家崩溃的关键在于土地兼并引发的财政危机，只要能在这个阶段控制住兼并与保证税收，政权就能稳定​。任何国家要可持续发展，各阶层的团结是关键，任何一切分裂的行为，就算短期能提供再多利益，长期来看都是愚蠢行为，只会让个体分裂的越来越明显。​每个政权的灭亡都是由于各阶层的矛盾激化引发分裂，传导到财政上后国家就会崩溃。任何朝代都会经历积累资源→人口过剩→资源不足→打仗剿匪→人口锐减→修生养息→轻徭薄赋→大兴土木→经济腾飞→税收增加→诸侯争霸→地方军增多→税收增加→农民起义→诸侯围剿→农民失败→扫六合大一统……封建王朝末期时小农经济基础走向日渐腐朽，但终究是上层建筑首先开始腐朽、堕落，这主要来自人内心的贪欲与傲慢，是上层核心人物因为权力的过分集中、扩张、膨胀而变得肆无忌惮、物欲横流，导致这种统治者严重败坏道德风气与公平正义，表现出封建礼教等统治秩序已无法维系，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会先解体。个人能革自身所处阶级的命，但阶级不能革本阶级的命。说到底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古代封建王朝时期的科技不发达而生产力有限，老百姓要么为盛世吃苦要么为乱世搏命，这个轮回无法打破。​古代生产力底下，一家好几口地种出来的粮食还得赋税;新朝建立时还有个别明白人掌权，减赋税之类的利民政策肯定会发下去，而百姓刚从连年战争中安定下来肯定也能接受，但“一霸手”不可能一直是明主，各级官僚更会温水煮蛙，直到百姓苦不堪言。人就是这样，当快饿死了给口饭就能卖命，但安定了以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阶级矛盾开始体现国家就又开始动乱，新的战争爆发，直到下一个王朝崛起。国家财政来源于税收，封建王朝大部分税收来自农民，农民收成来源于土地，封建门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后税收收不上来，国家迟早要垮台。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因为土地是民生之本，国之命脉。所以历朝历代改革都集中在土地，青苗法、摊丁入亩、一条鞭法都是为了国家增加税收。所以，士农工商，商在最末，农在第二。重农抑商的道理在于商人重利益，吸取大量社会财富但不会吐出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流向不明。作为中国王朝更替的催化剂，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不计其数，而只有两只起义军成功(刘邦与朱元璋)。这并非偶然：第一，农民以反对地主作为理论依据，但起义领袖最终会地主化，以至从理论上失去保障，如果不能加以控制，就会直接或间接的失败，比如接受招安的宋江。第二，由于教育的限制，农民起义军目光短浅，难以在与贵族或政府军的斗争中占上风，比如不顾臣下劝阻称王的陈胜与李自成以及起义果实被窃取的绿林军。第三，农民起义在军队战斗力与战法技术上不如政府军，只靠声势与人海战术，导致失败，比如汉末的张角。第四，农民军本身的问题，起义的人是吃不饱饭才揭竿而起的农民，他们可怜但也自私，做的坏事有时与政府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失去民心与根基，比如吃人还摧毁长安整座城的黄巢。现代社会工业化之后还有由于相对生产过剩引发的资本主义周期律，大概九十年来一次大危机，比三百年还短。现阶段我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有长期性与复杂性，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有尖锐性与严峻性，还要带领人民分两步走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如何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答案是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第一，从国家的层面讲，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尤其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第二，从党的层面讲，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敢于自我革命，把党内监督放在第一位，解决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监督的有效路径问题。黄炎培总结的历史周期率的现实启示：第一，长期执政是必须回答好的问题的原因。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经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蜕变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第二，回答好长期执政问题措施。实现长期执政首先要解决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而关键是要通过自我革命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民主新路”，思考的是革命胜利以后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不变质、如何依靠人民监督来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与执纪执法体系，探索出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秦国的崛起之路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对“腐朽旧制度”的阶段性终结，汉代的伟大崛起则是真正将“先进生产关系”转化为了社会普遍认可与接受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逻辑闭环，最终诞生中华文明第一个伟大盛世，而后第二次隋唐盛世其实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又一高峰，生产关系并未完全转变。新中国精英靠着先进的指导思想下的生产关系与组织结构彻底终结旧有制度，当下又靠着初心使命实现领导组织的自我进化，前人走过了那条错误的道路，他们在一次次的试错中积累了血的教训与经验，所以要珍惜。“述而不争”答：历史周期律实际上是气温周期律，每次气温下降就会出问题。商周时期气候稳定，就有了八百年的周朝。后面气温下降而且不稳定，就出问题。制度与周期律无关，每次成功的统治期都是气温上升期。所有认为制度起作用的都相当于在电梯里面拿大顶，感觉自己很努力，其实你躺在里面也会到顶楼。躲开周期律的方法就是技术进步，像美洲的周期律就是长期混乱加短期繁荣，因为美洲常有极端旱灾与冰封，足够灭绝文明，但美国人用现代科技打破了这个美洲走起率。“啦啦啦”答：无解，这是物理规律，就像人的寿命一样能延长，但不可能不死。“匿名用户”答：西方的选举制度，能跳脱历史周期律。掌控媒体，给老百姓洗脑，有选举权就是优越的，至于他干得不好，那是你选的不好，也认识不到每月给国家纳税了，疫情来了被放弃了没什么不对，也觉得跟政府没关系。背后的资本集团稳坐权力宝座，权力代代相传。“地缘观察”答：三百年为一个周期，按三十年为一代人来算，一个王朝不过十代人青春的寿命。这很合理，用三代人从百废待兴到盛世歌舞，然后这一过程中有能力有头脑有资源的人逐渐占据更多的资源，包括官员职位，土地资产，生产设备等等。而中三代在这种脆弱的平衡中度过，或许有改革，来缓解走向贫富差距过大的结局。等到后三代，差距已大到难以想象，于是这时已在酝酿破后而立了，90后的年轻人就是第三代。该上去的都上去的，接下来能上去的时间不多了，2020以后的第四代第五代估计得等契机了。“无风即风”答：历史周期律并不是我们的传统认知中认为“在某个时刻民发生了问题”或“从一开始就没有设计好”的思维下衍生出来的必然规律，而是每一个时代里在其主、客观及外、内因素等综合原因影响下必然会发生的由盛转衰的现象。历史周期律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偏重任何其中一方而忽视另外一方的分析与理解都是不靠谱的，是不符合科学思维的。唐朝之后我们再也没能恢复万国来朝的盛况了，宋朝的经济、科学都是史无前例的发达，到了明朝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归咎于满清就能说服自己吗?“山上国殇”答：1、历史周期律：打土豪分田地→利益的集中→阶级分化→阶级割裂→打土豪分田地，周而复始。2、革命阶级分的是别人的利益，所以能大公无私。3、个人能革自身所处阶级的命，但阶级不能革本阶级的命。“知乎用户B83R6W”答：在一个社会里(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的发展、财富与社会关系的累积、利益的传承，在资本(古代是土地)与权力两方面，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并且日益发展、坚固、壮大。它就像癌肿，吸食着整个社会的养分，发展、坚固、壮大自己，直到把整个社会吸干为止。利益集团这个癌肿，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以自肥，不惜把整个社会拖进历史的循环。归根结底，历史周期律的要害在于资本与权力为私而不为公。如果一个制度在资本与权力两方面，都是“天下(天下就是指绝大多数人)为公”的话，就能躲开历史周期律。资本不为极少数人谋私利，而为绝大多数谋福利(欧美的私有制企业，似乎是为老板股东谋私利;而不是为绝大多数谋福利);权力不为极少数人谋利益，而为绝大多数谋福利(欧美的情况，似乎是为一小部分人，尤其是有钱人与有产者，谋利益;而不是为绝大多数谋福利)。这样就能躲开历史周期律了(目前的欧美，并不能躲开历史周期律)。“1spl21”答：屠龙的少年不会变成龙的。因为屠龙少年本身就是龙，是龙变成少年后杀了自己。所以，能躲开历史周期律的制度就是历史周期律本身。“罡子”答：很难讲，说得玄一点就是属于天机的范畴，天机不可测呀!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保持长久(注意，这里不是说永存)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根据实际不断作调整。只是个人或小国家船小好调头，大国真的是积重难返。就算船小好调头，还是难逃灭亡的命运。死而不亡者寿，也许这个世界真正永生的就是道之德吧。随道而行，随缘自在。“陈嘉鸿”答：其实中国的历史变化是随着工具的更新换代以及胡人的渐渐变强而汉人渐渐弱化的过程，汉人血统仍然主导，但文化上真正的汉文化已所余无几。例如，我们现在叫比自己年长的同一父母所生的男子时哥哥，而“哥哥”一词源出鲜卑语，而汉语是叫“兄”。因此其实完全没有什么的历史周期律，既然没有，何谈躲开?“翰林品史”答：从秦到清寿命皆不过三百年，新中国凭什么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冰火”：很多答案是从人为的角度分析的，试试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制度能躲开历史周期律!“一世天骄”答：根据大秦的耕战制度设计制度，民主、专制、分权、集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都是利益分配的方式，不管哪种社会制度都会出现统治集团(豪门权贵)与被统治集团(寒门平民)。豪门有天然的优势侵吞社会的利益进一步压迫寒门，寒门进一步反抗，这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双方在发展的途中对资源的需求是不断扩大的，就算制度分配利益在合理，有限的利益也是不够分的，不管是打压豪门也满足不了寒门，还是放纵豪门也满足不了豪门，只要尽可能的扩大资源。扩大资源只有有两种方式：提高生产力与掠夺资源，也就是科学与战争。“知乎用户”答：没有任何东西能逃出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本质上是“新的事物会取代旧的事物，而之后新的事物在时间的推进下成为旧的事物”的另一种描述方式。“李路”答：历史周期律说白了就是分配制度没有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贫富差距、社会分化都不是导致社会灭亡的主要原因，马太效应才是。在奴隶社会只要能保证负责生产的底层奴隶与食利阶层数量的恒定，那么就算贫富差距太大也不会出现社会问题，到了封建时代出现了土地兼并这一大杀器，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底层人民的生活空间不断被压缩，才会出现历史周期律。“王震”答：菜刀实名制!“木秀于林”答：什么东西都一样，时间长了，就旧了，有毛病了，国家也一样，它不是珍宝，也是一种事物，所以也能理解如今的国家的困境了。“朴神人”答：跟科技生产水平也有关系，封建时代在工业革命之前生产水平有一个无法突破的上限，大一统王朝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土地人口的矛盾逐步变得尖锐，大概二三百年就彻底维持不下去了(但封建时代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比较集权的政府，要有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某种程度上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封建政权都是封建政权中的强者了)，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上限极大的提升了，马尔萨斯陷阱把周期大大拉长了，不能生搬硬套到封建王朝里。“下一页的我”答：“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历史不会重演。“阿风”答：熵增是宇宙规律，没有任何人任何制度能抵抗宇宙规律。“706粉丝”答：历史周期律就是农业社会的土地兼并与马尔萨斯陷阱，这个在自然经济时代中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只能被动的适应自然环境并对其微调。因此，当人口过量增长，或是自然环境恶化之后，就会触发土地兼并与马尔萨斯陷阱的灾难，此时只能靠领土扩张来化解。但领土扩张往往是有限的，当领土扩张到了极限，并且国内可耕种的土地已利用殆尽之后，就会不得不接受坍缩，整个社会陷入内卷化的局面。之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致使国内人口急剧下降，一切将从头再来。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而看，恐怕只有工业化这唯一的道路了。工业化能充分提高国家资源利用率，使得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科学技术会成为推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第一动力。只有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才能让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取得进步，才能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同时也能让人口稳定在一定的数量级上，这是摆脱历史周期律的唯一办法。“江原”答：历史周期律不是简单的政治规律，不是龙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中国从商鞅到新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私有制农业社会：秦短统一，汉长统一，魏晋分裂，南北长对立。隋短统一，唐长统一，五代十国，宋金长对立。元短统一，明清长统一，军阀混战……不要为了硬贴把那个岛算上啊!之前有很多人阐述过历史周期律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关联的观点，而打破这种陷阱的方法是工业化。

　　摆脱“历史周期律”的“屠龙少年”是小概率的，但这种少年得志者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递增，直至瓦解历史循环论而共建共产主义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