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正值烟叶移栽季，湖北保康简槽村村民周孝伟五点就去地里忙碌。在外打工14年后，去年他决定留在村里。

　　“再也不走了。”在自家20多亩烟叶田里，33岁的周孝伟对记者说，漂泊的岁月里一直记挂着家乡，去年回乡后看到烟叶产业的大发展及基础设施的改善，他决心留下。

　　在精准扶贫的号角声中，中国有很多这样的“80后”选择回归故土。昔日养育成长的贫瘠村庄，成为在外漂泊的游子的牵挂，而如今扶贫政策的种种利好让他们回到家乡。

　　“在外漂泊这么久，总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在贵州惠水长岩村一家木制品厂内，36岁的杨毕江对记者说。初中毕业后就外出务工的他，辗转过广东、浙江、福建等省，一走就是20年。“父母老了，孩子大了，回乡的心越来越强烈。”

　　越漂泊、越思乡，是不少“城归族”内心的真实写照。周孝伟2003年技校毕业后就开始在襄阳二汽做装配工，但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没啥优势，就越想回来。“学了些技术，但跟现在的时代比还是落伍了。现在招工要求越来越高，都想要年轻的，好管理、好培训。”

　　但在之前，家乡落后的现实让不少思乡心切的游子“望而却步”。“之前就想过回家照顾父母，可回来没事做，家里压力更大。”云南大理萂村的李光宝2000年就随着村里第一波务工潮外出打拼，当了十多年网管。父母年近古稀，家里的田也荒废了。回来不回来?这曾是他的一块心病。

　　“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扶贫力度加大，村里不仅环境变好了，还扶持电商产业，我回来能找到用武之地。”2015年底，李光宝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订购6台电脑，办起了电脑培训班。闲暇之余，他还有很多副业：照相、打印、复印、手机贴膜……

　　2015年，杨毕江发现自己所打工的家具厂接受贵阳的订单越来越多，原来是旅游掀起了贵州餐饮发展的新热潮，具有复古风又环保的碳化木餐桌餐椅很受新餐馆的青睐。

　　回乡后，他看到乡村路网极大改善，通往村里狭窄的黄泥路变成了干净宽敞的水泥路，家乡还发展了茶产业，已有近万亩的茶叶种植基地，正在建设茶旅一体的乡村体验观光业。今年初，杨毕江通过政府贴息贷款，投入30万元人民币开起了木制品厂，生产加工专为旅游餐馆设计的碳化木餐桌餐椅。

　　周孝伟2016年回来时，亦感觉家乡“简直变了个样儿”：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摩托车、拖拉机、机械化农具成了标配;去年简槽村种植了2000多亩烟叶，收入800多万元，已成为全市第一大烟叶种植村;更重要的是，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新发展一亩烟叶，还会获得400元补贴;此外，马铃薯、蔬菜、禽畜养殖等都有相应的政策补贴……

　　回乡第一年，周孝伟种了10多亩烟叶，收入7万多元。他说，在外和在家的收入“翻了个个儿”：“同样挣7万，以前得开销5万，攒2万，现在是花2万，攒5万!”

　　在过去的五年间，随着精准扶贫力度的不断加大，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各地农村朝着特色产业化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返乡人的回归步伐。简槽村的烟叶产业、长岩村的旅游产业、萂村的电商产业都是其中的代表。飘零游子的归乡心病总算找到了“药方”。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已超过450万，约占农民工总数的2%。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宝看来，这说明过去由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已开始发生改变。

　　“这是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的过程。”吴国宝对记者表示，要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去农村创业，关键是要增强农村吸引力，增加农村发展的机会。“这就需要在政策、体制、资源配置等方面为青年返乡和下乡创业提供更有利支持。”

　　周孝伟今年的烟叶种植面积扩大了，从年初到现在一直没停下来：修整到地里的路、耕地、烟叶育苗、移栽……他说回来后人精神多了，干活儿也有劲儿了。

　　作为长岩村第一批回乡创业者，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杨毕江的木制品厂月收入就达2万元。处于创业起步阶段的他对当前成绩很满意，也看到了未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5月底，李光宝与村委会合作的网店即将上线，同步上线的第一批产品七彩马铃薯正在加紧收获、包装，这也是萂村第一次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色农产品。

　　因乡愁而渴望归来，因机遇而选择留下，这是中国乡村80后“城归族”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广袤的村野大地上，这样的归来故事正在陆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