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工成本低、招募开除都方便——职校是新劳动力的绝佳来源。

　　在主流社会热切关注高考时，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往往被人们忽视。他们被简单粗暴地贴上“差生”的标签;他们的学业以及职业的“失败”被归咎于自身的懒惰、愚笨。然而，悉尼大学学者伍宁(Terry Woronov)对城市青年和职业教育的研究(http://cnpolitics.org/2015/02/migrant-youth/)、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凌旻华对于农民工子女和职业教育的研究(http://cnpolitics.org/2011/11/vocational-schools-and-new-class/)都告诉我们，职校学生受职业教育、国家政策及资本市场的制约，被塑造成中产阶级之下、“卡在”中低层劳动力市场的特殊阶级。

　　同时，职校日益将“实习”作为学制的一部分。香港大学学者潘毅及合作者对于这些实习项目的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正在把学生塑造成新一代廉价劳工。另一方面，职校“实习”揭示了全球生产链的畸形。随着苹果等产业链彼端的企业提出日益严苛的成本和产量要求，产业链这头的“世界工厂”已开始依靠学生工这种更廉价更易剥削的劳动力维系。

　　“失败”的学生，劣质的教育

　　中考成绩不能进入高中的城市本地学生，家境较好的或许可以“买分”进入，而无法承当这项费用的学生，除了一部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多的选择继续维持学生身份，进入职业学校。此外，农民工子女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并不能在他们成长的城市参加中考、读高中。所以不论成绩如何，很多农民工子女不得不选择职业学校，从而被系统地剥夺了高考的机会，早早地在15岁就感受到了人生的天花板。职校学生的父母大多是城市底层劳动者和第一代农民工——这样“不好”的家庭背景却又加重了社会对职校学生的负面印象。

　　失败的不是学生，而是职业教育。专业与工作无关、学业松散、老师不负责、设施简陋这些职校问题已被诟病多时。职业教育不能为学生提供有用的知识或者技能，帮助他们的职业发展。而地方政府则有意让职业教育生产出新一代劳工和低技能的服务行业工作者。这一点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上尤为明显。凌旻华发现上海市鼓励部分职业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以求这些学生能弥补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劳工短缺，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只有与上述产业相关的特定专业才对农民工子女开放，如机械、美发、酒店服务、汽车物流、维修等。

　　事实上，职校学生对于不合格的职业教育深感沮丧，很多人进入职校，并非期待能“学到知识”，而是为了维持“学生”这一身份，“混个文凭”，在学历当道的社会中尽量不落于人后。不同于他们父母一辈，职校的学生同普通高中生一样期望“白领”工作。研究者们发现职校学生主要通过“混熟”城市、找兼职、发展人际关系等途径，积极地在职校专业外寻找工作。他们往往进入中低层服务行业，从事如接待员、售货员等工作。这些并不是人人羡慕的“体面工作”，但比起父母一辈，他们实现了一定的向上流动。

　　学不到的技能，躲不了的实习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关于职校和企业组织学生实习的丑闻层出不穷，如学生被拖欠工资、要求加班上夜班等。潘毅及合作者们重点调查了富士康，发现工厂使用学生工的普遍程度令人震惊。2010年《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中发现，富士康有近五分之一的工人未满18周岁，有的生产线上的学生工竟达到了50%以上。富士康的数据显示，2010年暑期生产高峰时，其实习项目招募了15万学生，占所有工人的15%。据研究者们估计，富士康深圳、昆山、武汉的一些工厂里，来自职校的学生工占了30%。就富士康深圳厂区来说，这里的学生工大多在15岁至18岁之间，相当于高二高三的学生，来自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的职业学校。这些地区也正是农民工输出区域。

　　富士康工人。

　　职校声称实习能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为就业做准备。但实际上，在富士康生产线从事重复、机械的劳动得到的技能提升可想而知。并且，这些被大批地送往富士康的学生来自各种各样的专业，诸如电子、会计、教育、建筑、英语、护理。他们根据富士康自身的需求被分配到不同生产线，做着与自身所学和职业规划毫不相干的工作。然而，这样的实习似乎比学业更为重要：有小部分学生在尚未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习，过半学生表示他们在期末考试尚未结束就开始实习。

　　学生与普通工人的待遇无异，需要上夜班，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每周6到7天。他们一样住进富士康宿舍，被“囚禁”在一切以生产为中心的富士康厂区。最大的差别是学生的工资不及普通工，并且没有加班费。学生在深圳的工厂实习，但领取的可能不是深圳最低工资，而是学校所在地(如河南)的最低工资。由于“实习生”的身份，富士康也不会为他们提供五险一金。学生工还不能免于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如噪声大的环境，需使用刀具、冲床和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的岗位，甚至是有易燃易爆品的车间。更有甚者，学生并未得到基本的劳动保护。比如，老员工有呼吸机盖住口鼻，但学生只有口罩——因为工作时间较短，工厂不给配备呼吸机。令人担忧的还有，大多数学生工未与工厂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劳动合同。这意味着，他们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

　　面对这样的“实习”，学生并没有什么选择权。不少学生感到自己被学校和老师所骗，来到富士康后才发现所谓的实习并不能让自己开眼界、学东西。在某些学校，学生如果拒绝实习，便拿不到毕业证。

媒体采访职校学生。

　　“实习”圆了谁的梦？

　　为什么“实习”变了味?对于职业学校来说，组织学生去企业实习，能获得企业的资金赞助。某些学校还会向学生收取不同名目的“实习管理费”，从学生工资中扣除。研究者甚至发现一家名为职校、实为中介机构大力招揽不同学校的学生进入富士康实习，该机构不仅向学生收取代理费，还从富士康拿取提成。不少职校老师则扮演协助工厂管理学生的角色。

　　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则受到来自苹果、戴尔的生产压力，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劳工成本，紧缩的利润空间。于是富士康一面通过增加工时、强度等将压力转移到现有工人身上，一面积极招募新工人。学生工成本低、招募开除都方便——职校是新劳动力的绝佳来源。通过与职校合作，富士康能以很低的招募成本获取大量廉价劳工，维持其生产链。

　　正如政府有意识地为农民工子女安排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路，研究者们发现地方政府也直接参与了将职校实习生变为廉价劳工的过程。国家倡导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为职校和企业组织实习提供了名目。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并留住企业投资，积极地帮助企业招募廉价劳工，并看到了职校学生易于剥削的潜力。

媒体采访职校招生老师。

　　以四川为例，08年地震后，四川省着力吸引投资支持重建，扶持富士康被四川省政府列为“一号工程”。当地政府为富士康补贴交通设施、帮助修建大型生产基地和宿舍，与富士康合作招募学生工。具体来讲，当地教育局负责整理和更新适合为富士康提供学生工的职业学校，所有合格的学校都被要求协助富士康的招募，甚至被分配招募指标。不仅如此，教育局仅对达到招募指标的职校发放资助。政府还帮助富士康做针对学生的公关工作，宣传富士康的发展前景，消除2010年富士康自杀潮后的负面形象。

　　相似的，河南郑州教育局曾在2010年调动所有职校将学生送往富士康的深圳工厂实习，旨在为富士康郑州的开幕培训工人。同时，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针对富士康在贫困地区招工和培训发出公告，声称职业学校或是劳务中介每招募一个工人便会得到200元的奖励，政府也会从专项基金中给每位工人或者实习生600元的补贴。

　　在市场、学校、和政府各自的意图下，职校学生成了牺牲品，国家已有的保护实习生的法律和教育的相关规定，都被无视了。

　　职业学校不能为学生拓宽职业和人生机会，却变成劳工中介，将学生“倒卖”给工厂。而地方政府则直接参与了这个“倒卖”过程。是否中考失利、没有城市户口，就应该理所当然地进入工厂或是底层服务行业？是否为了维系经济发展，维系“世界工厂”的现状，就能在“实习”的幌子下压榨学生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