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人，在贺大哥(一位尘肺病患者)的带领下来到了双喜村的另外一家。

　　双喜村位于山里，一家一户分散排布，这家的房子孤零零地座落在山路旁。贺大哥并没有事先跟他们打电话联系，贺大哥自己解释，病到了这个程度，每天就只能在家里呆着了，哪也去不了。

　　这家的房子是新建的平房，从外面看上去还算整洁。但里屋客厅却空荡荡的。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她身体瘦弱，拄着拐杖。每走一步，我们都担心她会摔倒。老奶奶颤颤巍巍将我们领到了客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

　　小房间里有一张小床，上面躺着的就是这家的主人刘功平。

　　见我们几人到来，刘功平从床上坐起。他的床边就是一台氧气机，坐起依然要带着吸氧的管子。刘功平已经是尘肺三期了（三期是症状最严重的），每天都不能离开氧气机。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这个小房子里。只要离开房间，就会呼吸困难。晚上睡觉，刘功平不能平躺着睡，很多时候只能一直坐着，身体才会好受一点。

深圳维权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腾飞，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建筑业的繁荣，农村的衰败，吸引了无数的农民来到这座繁华的城市，从事建筑业。这座一线城市，留下了太多人的心血与汗水。

　　刘功平就是这批农民工中的一员，他所从事的是建筑行业进行爆破的风钻工。这个工作，比其它行业工资高许多。很多农民工也乐于做这份工作，他们希望能快速地攒到钱，改善生活。双喜村不少人，也抱着类似的想法，做起了风钻工。

　20世纪90年代，正是资本疯狂原始积累的时期。超长的工时，丧失人性的管理，频发的事故、大火，断指，矿难，问题层出不穷。但正是这一时期的残酷积累，促进了中国21世纪的经济腾飞。

　　由于在风钻行业工作长期吸入粉尘，许多工友开始患病，咳嗽，发热。有人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上了尘肺病。2009年的时候，已经有十八个人因为尘肺病离世。当年，耒阳市两百多人组织起来，集体到深圳市维权，刘功平也在其中。他们找到建筑公司的老板，但由于没有劳动合同，许多老板不承认与工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医院受到各方的压力，不敢为这些人诊断为尘肺病，只能在诊断结果上写明“疑似尘肺病”。这批人无奈，只能去找深圳市政府解决问题。多方受挫之后，他们选择到市政府请愿，迎接他们的却是早已准备好的防暴警察。最后一次，尘肺病工人们到市委门前静坐，当天天下着大雨，工人们一直静坐到凌晨以后。有一个尘肺病人，之前身体很硬朗，淋雨后开始感冒，咳嗽，发热，一个月后在深圳市的医院里去世。

　　这次事件之后，深圳市政府跟这批维权的尘肺病人谈判，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分别给予7万/9万/13万的“人道主义援助”。

病情加重

　　当年在深圳，刘功平得到的赔款最多，是13万。2009年的时候，刘功平虽然患了尘肺病，但身体还是很健康，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他拿着这笔钱，自己在家里建了房子。

　　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把钱留下来准备看病呢？他笑笑说：

　　我们这里的人，一辈子要是还没建个房子，自己都会觉得抬不起头来。

　　房子，对他来说，是一种社会认可，这也许就是他打工的目标吧。

　　其实，即使把那笔钱留下来，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尘肺病在今天是一种不治之症，它可以有长达10年的潜伏期。看病吃药，是一个无底洞。很多拿到赔偿的人，早已把钱花完了。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进行换肺手术，但手术费用高昂，前后至少需要100万，这对无数依靠劳动力挣钱的人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即使换肺成功，由于器官排异，至多能活10年。所以，许多尘肺病人并不敢奢望这个病能治好。

　　尘肺病在潜伏期时，对病人身体并无太大影响。可一旦发作，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从2014年开始，刘功平的病情开始严重，起初不能干重体力活，后来丧失劳动能力，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必须躺着吸氧。为了缓解痛苦，刘功平每天必须吃药。其实更好的方式是到耒阳市住院接受治疗，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能减缓病情的恶化速度。可是刘功平却不能去，因为他住不起院。

残破的家

　　刘功平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家里只有他和80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他母亲走路都颤颤巍巍，而他得每天躺在床上。家里已经没有劳动力。家庭的收入，只有母子每人各170元/月的低保和母亲75元/月的养老金，合计425元/月。这笔钱，要维持两人基本的生活，还要支付医药费。所以，刘功平没有选择。只能托人到乡卫生所拿一些最廉价的消炎药。这些药，用得久了，也就慢慢没有效果了。

我们跟刘功平聊天的时候，他还是表现的比较平静的，没有恐惧，也没有抱怨。也许是因为双喜村患尘肺病的不只他一个吧，他不是第一个发现自己在等死的人，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不知道这能不能稍稍让他的心里宽慰一些。

　　2016年冬天，一大批尘肺病人到耒阳市上访，希望政府能帮忙解决家庭的部分困难。很重要的一项诉求，就是医疗费用。

　　他们已经不再幻想这个病能治好，只是希望能减少一些痛苦。许多尘肺病人年龄在40-50岁之间，正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病情恶化，不仅自己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需要其它家庭成员照顾。许多家庭里面基本没有收入来源，又哪里来的钱去看病。他们的期望，无非是自己生病的最后几年能活的稍微舒服一些。

错在谁人

　　可以预见，政府不会解决他们提出的要求。政府有政府的困难，政府有政府的考虑。耒阳市的尘肺病人太多。

　　耒阳的尘肺病人已经不能再去找深圳市政府，在拿到“人道主义援助”那一年，深圳市就和他们再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找耒阳市政府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找不到当年的老板，即使能找到，也没有办法证明和这些老板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尘肺病人没有依靠，未来几年，他们的状况只会恶化。
再过10年，当这批人已经都不在的时候，困扰双喜村已久的尘肺病问题也就消失了吧

　　但这毕竟不是问题的解决。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是这些建筑业老板、包工头的错吗？可是，在那个年代，不签劳动合同，超时工作、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企业又不是一家，工地又不是一个；

　　是深圳市政府的责任吗？可工人患尘肺病的事情，深圳市政府最初根本不知情，后面还给予了“人道主义援助”；

　　是耒阳市政府的责任吗？工人完全不是在耒阳市患的病，而且耒阳市政府已经尽可能地为尘肺病家庭办了低保，何况耒阳市的财力也很有限，解决不了更多问题。

　　是工人的责任吗？是他们贪图更高的工资，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才导致今天的结果吗？可是，在整个社会都不了解尘肺病的那个年代，怎么能要求这些工人们有所谓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做风钻工，一般的口罩是没有办法防止尘肺病的。

　　仔细想想，其实各部分又都有责任，但责任都很小。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好像谁都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因此谁都不愿意去承担太多的责任，但是一个个巨大的悲剧却在不断的上演。

　　当一个社会仅仅把工人当做劳动力，当做赚钱工具的时候，一旦工人丧失了劳动力，他也就被社会抛弃了。当这个社会接受了这套价值理念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了。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企业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强度压榨他们；他们患病的时候，就成为了企业和各级政府的包袱，企业有钱，政府也有钱。但企业和政府都需要用钱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企业没钱，政府也没钱。

　　所以，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自己
但工人真的没钱。于是靠自己就变成了拖和等。

　　在这套逻辑下，谁都没有错。因为它默认工人被压榨是自然的，工人不能劳动的时候被抛弃也是自然的。
这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深深地印在尘肺病人的意识中。

　　从刘家出来的时候，我跟贺大哥说，这次来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贺大哥是尘肺病三期，本来不能走路，但他还是陪着我们走访了很多尘肺病家庭，他一路不断咳嗽，吐痰，我们心里很过意不去。

　　贺大哥马上说，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是大学生，还能来看我们。

　　我听了之后心理很难受。我们来这里，其实帮不了什么忙，但他们依然很开心。跟贺大哥的妻子聊的时候，她告诉我，没想到还能有大学生能关心他们的事情，能来她们家。

　　很多时候，去看看他们，就是一件大事。

　　刘功平去深圳工作了10年，家里比最初多了几间平房，多了一个氧气机。

　离不开氧气机的尘肺病人，基本上就在生死之间徘徊。

　　希望我们下次去耒阳的时候，还能见到刘功平，还能见到老奶奶，还能见到其他人。

写在后面

　　事实上，画面左侧那位站着的，瘦高的男人，也就是我们多篇文章中提到的贺大哥，已经在26日上午因病重而去世了，我们再次见到他，永远就只能是个梦想了。

　　贺大哥走了，整个家的重担都落在了作为大姐姐的小敏身上。我们原来策划的为贺大哥换肺筹集的诊疗费已经没有作用了，但我们还是希望能为小敏和她十三岁的弟弟筹集一些善款，帮助这个为了治病已经没有积蓄的家庭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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