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进工地大门之前，我特意望了一眼暗沉的天色，没有月亮，只有一颗星星闪着微光。

　　两层的活动板房，大多半开着门，可以看见里面的高低床。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工人“咪咪”地像是在找猫，看了我们一眼便稍弯了腰走进宿舍。楼梯口的一个宿舍门敞开着，一位穿着迷彩衣的工人在门口站着，我们上前和他聊了几句就随而进去了。

　　他盘腿坐在位于屋角的床上，身体稍微前倾，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递过来：“吸烟吗?”伙伴摇摇头：“我们是学生，不吸烟。”他浓重的口音听来十分熟悉，是四川巴中人。坐在他对面床上的工友穿着黑色的外套，头发好些已经白了。他看着我们，轻轻地一笑，没有说话。被问到是哪里人时，他说湖北襄阳。在他旁边的一个伙伴欣喜地说：“我也是襄阳的。”他们用家乡话交谈，几句之后归于安静。还有一个工友斜倚着被子舒展坐着，穿轻灰色的线衣和一条迷彩裤，相对年轻一点，来自河北承德，孩子十岁了。

　　屋里有一股烟味。白炽灯泡泛发出橘色的暗光。五张高低床围靠三面墙壁，四个工友各住一个下铺，上铺放杂物。门左手边的床板上放着一大袋大白菜，地上有一整袋白萝卜，还有土豆等。河北的工友是负责做饭的，衣服齐整，脸面清瘦疏白。“工地上饭是老板管的，每天十五元。保证吃饱，但是味道不怎么样。有米饭、馒头和炒菜等，有时也有肉。但不像你们，可以一样一样换着吃。”他说。承德的工友是电工，他插道：“想吃好的就要多花钱，和自己家一样，吃得好花得多。但打工能挣多少，况且干活累了，谁还出去吃。”

　　“这里的工钱还没我们四川高，那边管饭一天一百五，在首都一天一百三。”做瓦工的四川工友摊摊手。“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来，一直想来看看。”“那就去天安门!”“坐地铁4号线到西直门，转二号线到前门站。”“有天安门西和天安门东，要记得带上身份证，会有很多安检。”“来回需要十块钱，去五块，回五块。”大家七嘴八舌，一个伙伴说：“平时可以在北大校园转，也可以到清华来呀!”“我刚来的时候经常去清华，”四川工友笑着说，“不过下工后累了，就哪儿也不去。”

　　早晨六点半上工，中午十二点吃饭;一点上工，六点收工，每天劳动十个半小时。“我去年在昌平一个工地的时候，工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施工，不断倒班，进度非常快。”承德的工友提到，“我们的劳动合同放在包工头那里。说实话，干建筑这个行业的人，识字的没有几个，从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就能看出来。”“现在干建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大都进了厂子。”一个伙伴说。

　　四川工友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两个儿子分家的时候，要装电表，我去找人，说一个电表要交一千五百元，我两个交了三千元。”反腐的话题让工友想起电表的事情，“后来我到电力局交电费的时候问这件事，他们说不用交这么多钱，交电表钱就行，然后就按月交电费。我就去找收了钱的那个人，他退是退了，但只退给我两千。这么想想，我还是交了一千呀。”他摇摇头，苦笑一下。

　　承德的工友告诉我们，“我老婆之前想去韩国打工，说是工资一个月一万多。我问那一个来回得多少钱哪?五六万。那图什么呢?”他顿了一下，“好多到外国去打工的人，回来离了婚，钱也花了，家也没了。”

　　襄阳的工友一直很沉默，偶尔说一两句。当我们起身要离开时，他们从床上下来，站在地上送我们。当伙伴们说再见的时候，我向他们笑一下，走到门外。出了东北门，街灯如虹，骑着自行车稍觉得有点冷。我想到会长刚才问我：“你怎么不问问题呢?”我用目光示意伙伴：“让他们问吧!”

　　屋里，我静静地听着工友的故事，想起自己的父亲;屋外，都市的夜色将我墨化，穿过斑马线便回到了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