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事 | 别逼我结婚——被传统与现实绑架的婚姻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当生产关系恢复了私有制，私有制文化也会复辟。在其中，各时代不同文化理念会以不同形式或方式表现出来，不会消失，有矛盾、有妥协、有斗争、有主次之分。

　　在传统文化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年轻的农民工（尤其是女性）并不愿意过早结婚，他们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抗拒包含了对传统的拒弃，也包含了对新生活的拥抱和期待。这种复杂的态度既反映了他们的焦虑与期待，也反映了他们对既有生活的遵从与反抗，更反映出资本主导的发展方式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的深深的撕裂。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我很难想象这样的话语出自眼前这个阳光、青春的女孩之口。女孩名叫小晶，我们相识于深圳的一个工业区。表面上，小晶是个大大咧咧、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女孩，可当她一开口，你会讶异她竟有那么多烦恼。

　　年仅21岁，小晶就遭到了父母和亲戚的逼婚，家里的父母、亲戚都催着她结婚。在他们眼中，21岁对于女孩子而言已经不再年轻，已经到了必须结婚的年龄，“如果再不结，条件好的都给别人挑光了，到时候想挑都没有合适的了”。

　　虽然小晶现在深圳打工，可是在家里的父母不会管她身在何处，依然积极地为她张罗相亲的事，连亲戚们也没有闲着，总是给她介绍相亲对象。

　　去年过年的时候，小晶跟老家的一个小伙子相亲了。小晶对他印象还不错，觉得可以处一段时间看看。可是对方担心夜长梦多，想要当机立断解决婚事，提出“相成了那就五一结婚”。

　　“才见过一面怎么可以定下一辈子的事情呢？”小晶可不愿意就这么匆匆定下婚事，自然，这次相亲又黄了。此后，小晶便给自己订了一个规矩，“再让我相亲，我先问他急不急着结婚，急着结婚的，我见都不见”。

　　相亲不成的小晶，刚过完春节，就急忙回到深圳上班。对她而言，天天在家里听长辈、邻居的“关心”都快崩溃了。不过，回到深圳的她依然难逃父母的热心关照，父母仍然不停地唠叨结婚的事情，他们希望她不要“老是在外面不回家”，总是催促她回家相亲、结婚。对于父母的这套逼婚手法，小晶很是反感，感觉“烦死人了”。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新生代农民工的父母对子女的深远大计恐怕就是婚姻之事了，他们希望赶紧将子女“扫地出门”，让他们自立门户，他们担心子女无法在一定的年龄完婚而遭人闲话，也担心别人因此质疑自己为人父母的能力，不论出于何种考虑，父母们所希望的都是已经成人的子女赶紧完成终身大事，于是无比积极地干预子女婚事，更不惜动用父母威严逼迫子女结婚，然而，这样的过度关爱和干预实在让子女无法承受，甚至会引发子女的抵触。

小晶对于父母的催婚毫不领情，这样的毫不领情在小晶的逻辑中有着不容置疑的正当性：正是花样年华，为何要早早进入婚姻的坟墓？正是青春年少，为何要受婚姻束缚？在小晶的人生字典里，结婚意味着自己的人生就此完结。

　　小晶对于婚姻和婚后生活的“害怕”，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小晶从他人经验中看到那些已婚者婚后又离婚的事情而对婚姻产生了担忧，担忧无法保证自己婚姻的稳固。二是对婚后家庭生活的一种恐惧和排斥，主要是对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的排斥。在传统家庭观念中，女人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如今还得与丈夫一起挣钱养家。小晶并不愿意重复这样的道路，不愿意过早承担起相夫教子、挣钱养家的责任，那样的生活没有自由，不能“想干嘛就干嘛”。

　　小晶对于婚姻的忧虑，正反映了年轻的打工妹对于爱情、婚姻、家庭和自由的态度。一方面，她们希望婚姻是一个安稳的归宿，是基于两人感情的结合。另一方面，她们希望有自己的发展空间而不受家庭牵绊，不想因家庭利益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对她们而言，婚姻、家庭是鱼，发展、自由是熊掌，在目前的处境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她们宁愿选择保有目前难得的自由，而逃避婚姻、家庭。　　实际上，像小晶一样的打工妹，她们并不是盲目排斥婚姻，而是期待一种理想的、自由的婚姻。在这样的理想状态出现之前，她们宁愿逃避。

　　小晶期待的婚姻是夫妻两人团结一心，共同为了家庭而努力，同时又不能把个人和家庭的一切捆绑在一起，而是给予彼此足够的自由空间。在她看来，如果因家庭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那是一种道德牵制，是对个体自由的戕害。

　　从小晶的话语中可以发现，像她这样的年轻农民工的婚姻观念已经大不同于他们的父辈，而当两代人的婚姻观念交织在一起时，冲突也不可避免。

　　走进城市的年轻农民工，他们的谋生方式不再是农业，而是非农业生产；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随着工业时间转动；他们对于婚姻的观念也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而言，在城市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稳定的交往之后再踏入婚姻的殿堂，成为普遍的婚恋想象。

　　然而，他们的父母并不认同这样的想象。对于年轻农民工的父辈来说，男人成家立业、女子相夫教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依然是他们遵从和认可的生存之道。在他们的观念中，父母理应为孩子的终身大事负责，为子女完婚是父母应尽的职责，如果没有在子女适婚年龄为他们成家便是父母的失职。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介入子女的婚事，坚持通过媒妁之言为子女介绍对象、安排相亲、完成婚事。可是他们的关爱往往有过度的嫌疑，甚至有时是出于自私的考虑，他们并不关心子女的婚姻有没有感情基础、婚后生活会不会幸福，在他们看来，子女结婚了，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在这样的思想下，这种由父母主导的婚姻模式通常会面临各种问题：子女对父母安排的抵触和反抗；年轻夫妻感情不和，结婚不久就离婚；年轻夫妻无暇照顾孩子，只能将其托付给父母，于是又多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这些问题，是不少年轻农民工已经遭遇或即将面对的现实。年轻的他们理解父母的心思，不愿意看到父母为自己的事情担心焦虑。然而，城市的奔波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想要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他们不想早早认输，不愿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实、重走父辈的老路。因为，新的生活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关于爱情、婚姻和未来的新的想象，而匆忙结婚则很可能将这些都给埋葬了。于是，在家庭利益与个人自由之间，在顺从与反抗之间，他们进退维谷。

　　年轻农民工在婚姻问题上的两难境地，实际上源自传统文化与现实处境对他们的双重绑架。

　　在传统文化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年轻的他们（尤其是女性）并不愿意过早结婚，他们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抗拒包含了对传统的拒弃，也包含了对新生活的拥抱和期待。这种复杂的态度既反映了年轻农民工的焦虑与期待，也反映了他们对既有生活的遵从与反抗，更反映出资本主导的发展方式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的深深的撕裂。

　　在资本逐利本性的召唤和需求下，年轻的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劳动换生存，他们原本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发生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变化，在新的环境、新的文化中，他们建立起对婚姻、家庭、自由的新想象，他们渴望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渴望在异乡找到能够相伴一生的真爱。然而，这样的想象，在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下，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不能在城市中安居乐业，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支持，因为他们只是资本的后备军。他们也没有办法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根——农村老家和土地，可是农村的一切早已无法锁住他们的心，也早已无法满足他们生存所需。

　　就这样，年轻的农民工尴尬地徘徊在城乡之间，也徘徊在婚姻的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