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国那还不满五十周年的统治便正式宣告结束。作为事后诸葛亮的我们，自然很容易得到中华民国是腐朽的、正是腐朽导致了政权短命的这个结论。但是，它究竟腐朽在哪里呢?直面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更仔细的思考与探究，应是有益无害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就给我们展示了不少相关细节，这些细节就恰是腐朽的明证。

　　首先，是经济基础的不公造成等级，而等级必然导致不拿老百姓当人的阶级鄙视与性统治。

　　一、经济不公导致的阶级鄙视

　　提到中华民国，就不能不提到四大家族;提到富可敌国的四大家族，就很容易看明白中华民国的一大本质：经济基础的极大不公。在所有制、分配制、社会关系三个方面都充满着不公。总结起来，就是四大家族把持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全社会——主要是99%劳动者——共同创造的财富，也就是少数人收获、享受绝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尽管四大家族没有直接出现在书中，但通过“葫芦胡同”这个小天地里的贫富差异、等级差异，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经济不公就已十分显明：靠劳动吃饭的老百姓勉强度日，给四大家族做走狗、后来又成为汉奸的官僚丰衣足食。

　　由此，在客观上便产生了三六九等，而三六九等的存在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不把老百姓当人的阶级鄙视。

　　既然四大家族剥削压榨99%劳动者，是受到民国保护的、合乎民国律法的、不费吹灰之力的，难道他们和他们的走狗们可能发善心去解放99%吗?既然如此，剥削压榨一个底层劳动者，与剥削压榨一头牛一匹马，对1%精英来说也就没有了太大差别。所以，1%精英对99%劳动者的鄙视也就是必然的了。如书中所写，在统治阶级成员面前，你不“垂手侍立”、主动表示低人一等以迎合那客观存在的阶级鄙视，统治阶级连话也不会跟你说的。

　　阶级鄙视的孪生兄弟，是统治阶级对妇女的歧视、玩弄，也就是阶级压迫下的性统治。

　　二、阶级压迫下的性统治

　　在书中，冠家的“小老婆”尤桐芳是从小被拐卖、被强奸，后来被逼为娼妓(表面上是给富人唱歌的)的可怜妇女。由于阶级鄙视的存在，作为底层劳动者中最底层的娼妓，是绝对不可能得到丝毫最基本的尊重的。所以，在她还是妓女的时候，冠晓荷要单独约她吃饭，她根本不可能拒绝;而且，尽管她明面上只是唱歌唱曲，并不卖身，但冠晓荷席间就要动手动脚，她也无法反抗。在这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鄙视下，中华民国的妇女所受的苦，是文字难以概括完全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在革命之初就鲜明地打出妇女解放的旗帜，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伴随着阶级鄙视而产生的性统治并不只是压迫着尤桐芳这样的最底层的妇女。在书中可以读到，因为阶级利益而联合在一起的三个汉奸，都在打着别人老婆的主意，并在认真地寻找着得逞之机：冠晓荷想诱奸邻居的老婆、祁瑞丰想诱奸尤桐芳、蓝东阳想诱奸冠家的正室“大赤包“。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看来，妇女首先是用来满足性欲的玩物，其次才分为三六九等、有些算人有些不算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华民国的统治阶级是一群无耻至极的享乐主义者，是比畜类更低贱的货色，他们除了吃吃喝喝与睡别人的老婆，就没有任何追求了。

　　经济基础的不公带来了三六九等，由此造成了阶级鄙视和妇女的深重苦难，这就是中华民国之腐朽的一个方面。经济基础的不公造成的另一结果，是文化的腐朽。

　　三、由上至下泛滥的享乐主义

　　书中祁家的第二个孙子祁瑞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丝毫不关心国事家事，整天忙着想法“解闷”，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只要能活下去接着享乐就万事大吉，什么国难家仇都是无所谓的。这种享乐主义的拥趸最容易成为汉奸，果然祁瑞丰一找到机会就投奔日本侵略者去了。无线膨胀的私心，无穷无尽直至变态的享乐欲望，是代表着和维护着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腐朽文化的体现。

　　于是，统治阶级及其走狗们在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大灾难中自得其乐。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女人、酒饭、衣冠、金钱是真的。为了私利，为了享乐，他们随时准备着出卖和害死任何一个无辜者。这种文化发展下去，就必然汇流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变态文化中，变得爱看无辜者受到毒打与折磨。

　　内核是追求享乐，外壳是面子。而能够敷衍面子，不把烂得发臭的内核暴露出来，在中华民国的统治者以为，就是有修养了。于是他们一个个都是天生的演员，在各种场合进行着虚情假意的表演。

　　在这样的腐朽文化统治下，中华民国的诗文曲艺也便往往是富人“‘阔’的一种装饰”。真正的艺术不可能诞生，严肃的文艺工作者也不可能得到重视和尊敬。在中华民国京剧濒临灭绝，在新中国现代京剧大放光彩唱遍大街小巷;在中华民国文艺工作者是精英富豪呼来喝去的高级奴才名贵玩具，在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可以坐在代表国家最高机关的人民大会堂一起开会——历史就是明证。

　　经济基础的不公导致的享乐主义文化泛滥，是中华民国的另一腐朽之处。在政治方面，则更是腐朽透顶。

　　四、政治成为单纯的剥削手段

　　通过冠晓荷这个人物，老舍先生深刻地指出：在中华民国，官运就是财运。因为经济基础是如此不公，所以只要走了财运，也就可以轻轻松松、随意享乐了。因此，为了官运，中华民国的冠晓荷们就纷纷“活动”起来了。在日军入侵之初，他们在侵略者集团中“见人就叫爸爸”。书中死不醒悟的祁瑞丰，就算要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中，也阻挡不了他“向上”的努力。就是说，为了当官，命都不要了。但这死不醒悟又恰恰是现实主义的。

　　当官敛财易，当官为敛财，这是中华民国政治腐朽的一个表现。

　　在统治阶级中，下面的为了往上爬，上面的为了巩固位子，就形成了“人事关系比法律更重要”的腐朽的政治文明。像冠晓荷这样的苍蝇，“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是被不懂用人只懂豢养奴才的统治者教育出来的。也正由于人事关系大于一切，统治者们也就纷纷成为了没有才干、只会发脾气的官僚，以至于让奴才们以为会发脾气是才干的表现。

　　有能力不一定能当官，有关系肯定能当官，这是中华民国政治腐朽的又一表现。

　　而且，参与政治几乎等同于敛财，成为政治参与者是为了高高在上敛财方便的“官”，和新中国所倡导的人民勤务员没有一丝一毫的近似关系，这种“官”文化本身，同样也是中华民国政治腐朽的表现。

　　浸泡在这样腐朽的政治文明中，只在乎官运和人事关系的中华民国官僚集团，被人民解放军短短几年迅速清理干净，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五、结语

　　中华民国的腐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都有显著表现。这就是老舍先生通过《四世同堂》第一部托付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看清了问题，我们还要解决问题。腐朽的土壤是什么，造成腐朽的根源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篇读后感中进行探讨。

　　2023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