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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身书香门第、条件优越，却选择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的传染病防治作为自己的事业；
她曾与家人在海外生活，有体面的工作、丰厚的薪水，却毅然回国艰苦奋斗；
她一生未婚，无儿无女，却被许多重获新生的患者视为“妈妈”……
她，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
1921年8月，李桓英出生于北京，是家中的长女。她名字中的“桓”字，有华表的意思，寄寓了长辈期待她像华表一样杰出的愿望。
李桓英的家族不仅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更有爱国的优良家风。
李桓英的祖父李庆芳是清政府公派的留日学生，后回国效力，是民国时期知名人物。
抗战期间，李庆芳坚持民族大义，为解救30多名八路军战士，被日军关押40余天，不久愤恨逝世。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曾专门刊载李庆芳的事迹，盛赞其“劲节可风”。
李桓英的父亲李法端是中国第一批留德学生，学习电机专业，归国后先后在杭州电机厂和政府多个部门任职，致力实业报国。
1936年，李桓英（后中）与家人的合影。 北京市委宣传部供图
祖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李桓英从小就受到熏陶。在李桓英看来，“爱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标榜：
“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根，我学习的知识，要为中国人服务，不能忘本。”
1939年，18岁的李桓英考取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抗战的纷飞炮火中，李桓英完成了大学课程。
1944年，李桓英（前排左一）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同学合影。 北京市委宣传部供图
1946年，李桓英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细菌与公共卫生硕士。1950年7月，学习努力、工作出色的李桓英被推荐到刚成立不久的世卫组织工作。
年仅29岁的李桓英，成为了世卫组织的首批官员，也是中国女性中最早和最年轻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世卫组织工作期间，李桓英曾在多国进行传染病治疗实践。图为20世纪50年代，李桓英在仰光巴士德研究所。 北京市委宣传部供图
新中国的成立让海外学子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很多人不远万里回国参加建设。李桓英内心也有很深的触动。
“我再不回来的话，岁数就大了，40多岁了。时不我待！”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基础非常薄弱。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李桓英的选择，长期的国外阅历使李桓英深深认识到，传染病往往与贫困落后紧密相连。她更加迫切地要回国，要用自己的医术为当时尚未脱离贫困的国家和同胞贡献力量。
1957年工作期满后，李桓英婉拒了世卫组织年薪9000美元的续约邀请，准备回国。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美国人均年收入的三倍。
“联合国再好，待遇再多，但是人不是靠金钱生活的！”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青年时代的李桓英虽在多个国家学习工作，却从来不曾忘记祖国。她本人的学成归国，成就了家族“一家三代，留学报国”的佳话。
1954年，李桓英（左一）在缅甸伊洛瓦底江畔与缅甸技术人员合影。 北京市委宣传部供图
决定回国时，李桓英住在缅甸，与祖国就隔着一条河，可她却无法跨越。李桓英说，“当时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交，遥远的祖国并不知道我要回来，也没办法给我提供帮助。”每当夕阳西下，她都会情不自禁地眺望北方，想念北京。
但什么也阻挡不了李桓英归国的心。
她想尽办法，手持一本联合国护照，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罗马、雅典，辗转布拉格、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几乎跑遍整个欧洲，最终在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祖国。
“要把我最好的年代奉献给祖国。”
1964年，李桓英回国的第六年，放心不下女儿独自在国内生活，李桓英的父母千里迢迢赶赴香港，见了女儿一面。她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女儿带回美国。
1964年，李桓英（中）与父母于香港。 北京市委宣传部供图
“叫我跟他们走，我没走。正是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没去”，“我把我父母送走，我父亲就哭了。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
这是李桓英回国后第一次与父母见面，也是她此生最后一次与父母见面。没能在父母身边尽孝，成了李桓英此生最大的遗憾。1980年，当李桓英再次回到父母身边时，已经天人两隔。
1980年，李桓英在美国洛杉矶父母的墓地前。 北京市委宣传部供图
这次赴美探亲，家人仍旧希望她能留下，但她放不下正在开展的医学研究工作，再一次放弃了与家人一起生活的机会。
因为投身传染病防治事业，李桓英一辈子没有成家。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说，人生有很多种幸福，她与麻风结缘，能够毕生从事自己喜爱的医学研究，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
优良家风的传承延续、心系祖国的内在召唤、无怨无悔的责任担当，植根在李桓英的心中，化作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一生从未改变。
她将全部的心血投入到了这片曾让她魂牵梦萦的土地上，成为爱国归侨的学习榜样：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