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作为华蓥山起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安代市、观阁一带的起义行动相继失败，敌人对从华蓥山撤离回重庆的革命者进行了大肆搜捕。部分资料还暴露了一位起义指挥人员的体貌特征：年近六旬、人胖、鬓白、脚跛，并称此人在华蓥山建立西南总支部，亲自指挥华蓥山暴动。

　　“这个人就是曾霖。”12月25日，渝北区社科联副主席刘佑红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一段动人故事。

　　出狱后，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

　　“1897年11月，曾霖出生在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刘佑红介绍，1925年，曾霖由共产党员黄克建介绍，进入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1927年1月，独立团改编为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曾霖担任团部参谋。当年6月，曾霖随军调至江西九江马回岭，并经张堂坤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起义军陆续撤离南下广东，因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起义军分散转移，曾霖被迫离开部队。

　　“虽然离开了部队，但曾霖并没有抛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刘佑红介绍，1927年11月，带着组织交代的使命，曾霖辗转来到汉口，接上组织关系。后经组织安排于1928年3月回到重庆，改名田梓材。

　　1933年，受组织派遣，曾霖到叙府(宜宾的别称)去做土匪李客熙的工作。曾霖找了一个与李客熙熟悉的人牵线，并随身带了一封介绍信上路。没想到，路过犍为县时，这封信被敌人查出，曾霖被当作“通匪嫌疑犯”关进了监狱。直到1936年冬，曾霖的同学兼拜把盟兄刘耀奎升任司令，路过犍为县时，才将曾霖保释出狱。出狱后，曾霖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霖得知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消息，经好友吕超介绍到八十八军范绍增部任副营长，欲借该部出川抗日之机，寻找党组织和新四军。1939年，范绍增部到达江西弋阳，曾霖遂写信给叶挺和周子昆，提出要到新四军参加革命。信送出不久，叶挺回信，嘱咐他到新四军上饶办事处。曾霖立即离开范绍增部，经上饶到皖南，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经审查，党中央批准曾霖重新入党

　　回到部队，曾霖将自己脱党后的情况如实向周子昆作了汇报，提出要回到党的怀抱。但是，由于离开组织的时间过久，周子昆要求曾霖先好好干革命工作，待时机成熟再解决组织关系。随后，周子昆安排曾霖担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副科长，1940年11月，曾霖调新四军特务团做侦察参谋。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曾霖所在团改为右纵队，奉命经茂林往铜山、占高岭，向太平方向佯攻。1月9日夜间，曾霖带着侦察员在部队前方侦察前进，到达大康王街上时，队伍被敌军冲散。腿部受伤的曾霖带着十多人藏在附近的谢村山上，断粮三天。1月13日夜，国民党军队搜山，曾霖不幸被捕。

　　在关押期间，曾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被新四军聘去当机关枪教官的，其他一概不知。在狱中，曾霖的腿伤不断恶化，直到1941年底，他才被一个四川老乡担保出狱，送去医治。

　　1943年初，曾霖从湖南湘潭动身返渝，几经周折，于10月回到重庆。他先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汇报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次日即被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1944年9月去延安，先后在党校军训班六部、二部等处学习两年。因曾霖于1936年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组织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1944年，经审查，由陈毅证明，党中央批准，决定让曾霖重新入党。

　　牢记党员身份，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1946年6月，组织决定派曾霖回四川工作。1947年2月，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召开省委及《新华日报》负责人会议，准备发动武装斗争，让曾霖负责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

　　“尽管曾霖的右脚留有顽疾，但为了察看地形，他爬坡下坎，日晒雨淋，走遍了华蓥山区。”刘佑红称，1947年下半年，曾霖亲自指挥部署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有近一半的乡保政权和武装掌握在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和统战对象手里;曾霖还办了两个小型兵工厂，建立了三支游击队，控制了县三青团和教育理事会，并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

　　考虑到大多数游击队员和领导骨干未打过仗，缺乏军事常识，曾霖先后在邻水、岳池、广安等地举办了八期游击训练班。训练内容除政治、形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节教育、救护常识外，还讲解了游击战术知识。没有教材，曾霖就将自己的军事常识和亲身战斗经历，用生动的实例和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解，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1948年8月，华蓥山起义发动后，曾霖率领部队在广安的打锣湾与邻水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弹尽粮绝。曾霖带领剩余的20多人突围时被冲散，孤身一人在罗渡溪一户人家住了两天，又在荒坡上宿了三夜，之后撤回重庆，因未能找到组织，回到江北县龙兴老家隐蔽。

　　回到龙兴后，曾霖也并未消极等待，他一方面四处寻找组织，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他利用本地的一些社会关系，边隐蔽边坚持斗争。他在龙兴考察发展党员，并于1949年建立龙兴支部，领导当地党员和群众在反征税、反征粮、反抓丁等方面取得成效，他还派人打入当地自卫队，掌握国民党地方武装。重庆解放前夕，他又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写标语、出墙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反动罪行。

　　“重庆解放后，经党组织审查，曾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新的贡献。”刘佑红说，曾霖同志两次被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毫不气馁，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最终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也应像曾霖同志一样，心中时刻装着党组织，切实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