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军营，是我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的地方。那些有关战友、军装、青春和奋斗的记忆，一直在我内心占据着最神圣的位置。

　　每年八一，这些记忆一股脑涌上心头，年龄愈长，愈发清晰，挥不去，抹不掉。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离开父母，离开熟悉的大院，参军入伍来到远离城市的乡村，被分配到武汉军区131野战医院。在那里，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我们新兵连共有80多人，新兵训练持续3个月。连里绝大多数女兵来自城市，老兵们认为我们这些丫头片子都是娇小姐，吃不得苦，内心深处对我们并不太欢迎。因此，我们训练格外的苦。当时正值腊月，武汉的冬天，阴冷潮湿。气温早已到了零下，没有暖气，真的是冷到沁人骨髓。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不能戴手套，棉军帽的耳朵不准放下来，鼻子冻得像胡萝卜头，嘴唇乌紫乌紫的，手又痛又麻。

　　训练、扫雪、帮厨、搞教育……新兵连的生活忙碌充实。每天熄灯时，我们早已精疲力尽，一秒钟入睡是常态。就在我们已经逐渐适应新兵生活时，最可怕的半夜紧急集合来了,隔三差五就来一次。那时，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祈祷今晚不要响起催命般的哨音。有的战友甚至都不敢脱衣躺下，提前打好背包，靠着床架打盹，生怕紧急集合时拖了班里的后腿。当然，这是纪律不允许的。

　　第一次往往是难忘的。那天，我们刚刚进入甜美的梦乡，“嘟——嘟嘟嘟……”，急促的哨音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我连眼睛都没睁开，迷迷糊糊坐起来拽过床头的衣服，脚在地面上蹭着找鞋子，早已顾不上老班长要求的背包要如何才能打得好看些，只想着快点、再快点，手忙脚乱地背起背包，拿起水壶和挎包，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冲到营房前的操场上。

　　集合完毕，我们向军营外出发。一路上，老班长带着我们不走大路，专拣田埂小路。田埂上结着薄薄的冰霜，在朦胧夜色里微微泛着光。我们小心翼翼，依然走得踉踉跄跄。我的平衡能力很差，踩到一个小坑，一摇晃，掉下了田埂。田里一片水稻茬子，薄冰下还有积水，冰碴扎破了手和脖子，冰水顺着领口灌进去，打湿了前胸后背。几个战友把我拽上田埂，我冻得直想哭，但又不敢哭，强忍着泪水走完了全程。

　　回到营房时天都亮了。大家互相看着各自的模样，突然笑得都直不起腰来。有的人衣服扣子扣错了，有的人鞋子穿反了，有的人帽子戴错了方向，还有个战友说她听到哨声时人都懵了，愣把棉裤当棉衣往头上套了半天。虽然狼狈，但那一刻任意释放着的青春的癫狂，早让我们把对紧急集合的恐惧抛到脑后。

　　经过3个月的摔打，我们开始有了女兵的模样。新兵连结束，我们被分配到医院的各个岗位，卫生员、炊事员、饲养员、通讯员，在各个岗位上大家开始崭露头角。负责新兵训练的郭运富参谋，后来成为医院的副院长，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当年对我们的评价，我至今都难以忘记：“你们这批兵啊，开始我很不喜欢，因为有偏见，总觉得你们城市兵肯定事儿多。后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能吃苦又多才多艺，真不错!”

　　当卫生员时，我护理的第一位重伤员是烧伤病人。他在一次事故中被烧成重伤，面积达90%。护士长带着我和几位新兵组成了特护小组照料他。这项工作不仅要求我们要不怕脏不怕累，还要胆大心细，富有同情心和责任心。至今我还记得那位年轻战士被痛苦折磨得扭曲了的面容。第一次与护士长一起协助医生换药，当揭开那层烧焦了的皮下组织，看到血肉模糊的伤口，当时我差点吐出来。伤口脓血的腥臭味，渗透到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上，味道几天都散不去。

　　那段日子，我们几个新护士常常吃不下睡不好，日渐消瘦。护士长看在眼里，专门把我们请到家里做客，和我们谈心。她说，如果伤员是你的兄弟亲人，你会怎样?对每个伤病员都要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这是我们的责任。这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只有自己克服心里障碍，你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白衣战士。

　　几个月后，烧伤的战士出院了，我们特护小组因为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医院嘉奖。对每个伤病员都要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成为了日后我的工作信条。即便我后来离开了部队，我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军队像一座大熔炉，一代代的军人在这里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我的人生里有过一段当兵的经历，是我永远的荣耀和眷恋，她带给我的精神财富将受用终身。

　　我的军队我的魂，永远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