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2008年天鸽互动推出9158视频社区为起点，中国的视频直播也有近10年历史了。2010年移动直播出现，2014年多家游戏直播平台上线，2015年移动直播进入爆发增长期，平台数和用户量均大幅增长，2016年更是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

　　按内容不同，目前的直播平台可分为三类：泛娱乐类直播、游戏类直播与垂直类直播。泛娱乐类直播主要是秀场直播，包括吃喝玩乐各方面，主播展现日常生活、才艺表演或陪伴聊天;游戏类直播以向观众展现精彩的操作为看点;垂直类直播则类似电视导购节目，通过与电商平台结合，进行商品贩卖。不同类型的直播平台在内容呈现、主播构成、用户特征、发展策略等方面各有特点，但围绕不同类型的直播平台构筑的产业链条都遵循商品化的内在逻辑。商品化是“把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即决定产品价值的标准由产品满足个人与社会需求的能力转变为产品能通过市场带来些什么的过程”1。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关商品化的论述中，斯迈思(D.Smythe)的“受众商品论”(audience commodity)因突出受众并指明传播产业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系而产生巨大影响。他认为，媒介商品化过程通过向受众提供免费或低价内容这一“免费午餐”，以吸引(交换)广告商的广告投放，由此“把媒介、受众和广告商联结在一种有约束力的相互关系中。大众媒介的节目安排用来建构受众，广告商为取得受众而付钱给媒介公司，受众于是被转交给广告商。……商品化的过程使媒介产业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这主要……是因为它为广告商生产了受众，并且是符合广告商需要的特定人口学特征的受众”2。

　　在互联网普遍商业应用的语境下，这一经典地描述广告商、媒体和受众“三位一体”关系的受众商品论依然极具启发性，但具体就网络直播而言，需做一定的调整。本文将通过广告商(资本)、直播平台、经纪公司、主播个体、直播用户之间“五位一体”的关系，呈现网络直播商品化的过程，并进而分析商品化逻辑下与数字化密切相关的劳动。

　　网络直播产业链的商品化逻辑

　　2015年我国在线直播平台数近200家，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数超过3000个。2016年网络直播平台突破300家，直播APP的受众日总活跃数量超过2400万4，当年中国仅泛娱乐直播市场规模就达208.3亿元人民币5。2017年我国在线直播用户达3.92亿人6。

　　（一）资本、网络巨头与广告商：强势入场　　从直播平台来看，目前中国流量排名靠前的网络直播平台都有大型资本持续注入。以斗鱼TV为例，2014年初获2000万元人民币天使投资，9月再获红杉资本2000万美元A轮融资。2016年3月斗鱼TV完成超1亿美元B轮融资7，8月C轮融资15亿元人民币8，并于2017年上半年完成D轮融资9。此外，2016年9月360旗下的花椒直播A轮融资3亿元人民币，2017年6月完成近10亿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2016年9月熊猫直播A轮融资6.5亿元人民币，2017年5月完成10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2017年5月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欢聚时代旗下的虎牙直播(原YY游戏直播)完成A轮融资7500万美元，2017年3月快手完成新一轮融资3.5亿美元……

　　融资的来源中不乏IDG资本、红杉资本、今日资本、晨兴资本等风投机构巨头。以IDG资本为例，早在2008年就投资了PC秀场端的9158社区，之后投资章鱼TV、哔哩哔哩、风云直播、live.me直播、ULOOKTV等平台、直播技术服务供应商V直播，以及主播经纪公司娱加娱乐。

　　互联网巨头在直播领域的布局也是不遑多让。以BAT为例，三大巨头都有自建的直播平台和外部投资的直播平台，并涉及不同的类型。其中腾讯覆盖面最广，旗下有Now直播、企鹅直播、花样直播、腾讯视频、腾讯直播，还在外部投资斗鱼直播、龙珠直播、哔哩哔哩、快手等。

　　2016年多家直播平台与电商、旅游等行业跨界合作，垂直类直播兴起。2016年6月，途牛影视与花椒达成战略合作，蘑菇街、淘宝、聚美直播上线。2016年7月，苏宁直播上线。2016年11月，电商巨头京东与花椒直播合作“双十一”活动。

　　（二）直播平台：数据商品的汇聚者　　直播平台想要在资本市场上顺利获得一轮又一轮的融资并进而IPO10，或就内容进行合作，或与其他平台展开竞争，其关键指标是流量，具体包括页面浏览数量(PV)、独立访客数量(UV)、日活跃用户(DAU)、月活跃用户(MAU)、安卓应用下载量等数据。流量通过主播用户生产的内容和由此吸纳的受众用户产生，与传统电视相比，网络直播的技术门槛大为降低，不论是将内容传输至平台，还是从平台接收内容，都更为便利。

　　就内容供应而言，由于早期基于PC端的直播以秀场直播起家并壮大，由此形成的获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后来的网络直播业。网络直播平台的内容主要是“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用户仅需上传身份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即可获得开播权限，进行直播。目前的直播平台中，泛娱乐类平台因主要为UGC内容，企业除基础运营费用外，投入相对较少，是三大类直播平台中准入门槛最低的一类，是近年来获得爆发式增长的平台类型，占比高达51.1%11。

　　就吸纳受众而言，直播平台用户只需用手机填写相关个人信息完成注册，就可以发送弹幕。受众用户和主播用户在每个直播间中实时互动、双向传播，通过实时画面、弹幕、礼物打赏等，与主播互动，主播也能同步了解受众的感受与反馈。视频直播具有随时随地直接连接场景的技术支持，其互动性、实时性和现场感，吸引大量用户投身其中。由于其便利性和获利的可能性，也有很多受众用户转变为创造内容的主播用户。

　　直播平台依靠资本与合作方支撑日常运营和维护，如何制造符合投资方与合作方要求的用户群体和平台营销环境极为重要。

　　以花椒平台为例，通过直播间的受众用户数量、打赏、留言、点赞等互动指标，综合计算直播内容黏性，将黏性较高的主播放在首页，给予推广与支持。并推出“脸萌”、“大眼”等功能，增加主播的颜值，通过增加“附近的人”、“小视频”等社交应用，扩大受众用户数量并延长其停留时间。2016年双十一期间，花椒与电商淘宝合作发红包，主播展示电器、厨具等产品，实时回复消费者的提问。

　　不论是作为主播的使用者还是作为受众的使用者，他们都直接参与了流量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平台的内容生产和观看者的在线活动都可归入用户生产数据(usergenerated data，UGD)。数据的商品化是平台运作的核心。

　　直播平台获取收益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受众用户端收费(自愿打赏)，通过受众的礼物(虚拟币、道具)打赏和购买;企业端收费，主要包括平台的广告位、垂直类广告投放、游戏赞助联运等。目前直播平台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用户自愿付费，占平台行业收入比重约80%12。

　　（三）经纪公司：主播商品的制造者　　除了少数平台直接签约的主播，多数签约主播来自经纪公司。经纪公司以主播资源与直播平台交换传播渠道，双方签订合约，结算收益。

　　作为主播用户的运营主体，经纪公司为签约主播提供直播账号、直播房间、直播设备以及才艺培训课程，聘用专职人员对签约主播的穿戴、言行和表演进行培训与监控，发放薪酬，施行奖惩制度，形成一套主播管理体系。

　　随着直播平台竞争的加剧，加上视频网站自制综艺节目受欢迎，平台开始播出基于专业设备技术和经过策划包装的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如斗鱼的《鱼塘星秀》、淘宝的《镇店之宝》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经纪公司不再仅仅通过为平台提供和管理主播而获取收益，还通过参与、承接直播类节目的制作，攫取更多的利益。

　　P公司是一家业内有影响、较合乎规范的主播经纪公司13，其主要合作平台为来疯和斗鱼，为适应平台直播综艺的市场需求，公司购入摄像设备、招募职业编导，制作《整蛊厨房》系列节目。在平台提出第一期节目不够火爆后，P公司迅即调整出场主播，安排泳装、丝袜拔河、现场喂食等“热门”元素，其出发点是“平台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14。在直播产业链中，平台是经纪公司赖以存继的前提，而其获利的关键则来自主播。

　　（四）主播：受双重控制的劳动力商品　　有人认为，“视频直播工作轻松而且富有弹性，不失为一条避开千军万马就业大潮的诱人蹊径。”15但实际情况真这样吗?

　　P公司曾在上海某大学城进行主播招募，短短3天就获得200份简历。参加面试的大学生需接受颜值、身材与才艺的选拔，通过选拔的最终会与P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对于主播，P公司有一整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公司在办公楼层装修了数十个直播房间，规定主播打卡上班，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8小时，主播与粉丝的在线互动等过程时刻处于P公司的监控之中。为防止主播在家偷偷开播“混时间”，P公司将账号和密码统一管理，并有专人对主播业务进行月度考核。一旦所得礼物没能达到指标，主播将面临被解约以及账号被没收的风险。

　　西安一家经纪公司对主播的规定中还包括坐姿：“坐姿规范：椅子的三分之一，上身坐直，一旦发现有驼背、趴桌、低头，以及其他不标准坐姿的情况，违者第一次给予警告，再犯乐捐30元。”16

　　各大直播平台对主播的“考核”则更加“智能”与细致，通过直播间的受众用户数、礼物打赏额度、点击量、关键词、留言、弹幕偏向、排名等各类指标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数据系统，经综合后计算出“黏性”，黏性高的主播会被放在平台首页，获得平台的更多支持以及经纪公司的重视。

　　通过经纪公司，直播平台不仅享有主播生产的内容，还对每个直播间的礼物收入予以提成。在平台和经纪公司的双重考核下，尽管没有“加班”的说法，更无“加班费”之说，但有时主播会主动在8小时之外直播。甚至只要有粉丝刷礼物就可以半夜不睡觉。而为了使内容更具“黏性”，主播们撒娇讨饶、唱歌跳舞都不在话下，一定范围内更极端的行为也并无不可。在P公司介入PGC内容制作后，公司专门聘用职业编导写台本。在《整蛊厨房》节目中，依循台本的要求，身着泳装的女主播们簇拥在狭小的录制间，吃生鱼片、绑弹力丝袜、挤压气球、玩惩罚游戏，直播过程中引来疯狂的弹幕和礼物。这是直播平台综艺的日常一幕。有了基于台本的直播节目，主播及其带来的流量和礼物变得更加可控了。

　　签约主播在完成额定工作量后，每月会从经纪公司获得2000-4000元不等的底薪，粉丝投送的礼物则类似绩效。礼物分成通常业内大平台抽取30%，其余经纪公司占40%，主播一般分得30%。业绩好的主播，比例会调整17。据P公司透露，其合作平台斗鱼在礼物结算时会提取主播所得礼物的50%，通常隔月结算，不是当月结算，拖欠酬劳也时有发生。

　　此外，主播的分化也非常明显。既有平台和经纪公司高价签约的主播18，也有被欠薪的主播19，还有因收入不及预期而退出的主播20。一份依据花椒、一直播、映客、美拍、来疯五个平台2017年前六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收入排名前1万的“头部”(top)主播，人数仅占五个平台主播数的0.8%，但他们的收入却占所有主播收入的75%21。而另一份监测花椒、繁星、一直播、映客、YY等五家直播平台的数据显示，排名前27位头部主播的收入占排名前100位头部主播总收入的一半多22。业内知名的经纪公司娱加娱乐2016年末宣布，未来公司的重心将是打造明星级主播23。而一旦平台和经纪公司发生经济纠纷，经纪公司的主播们也会连带遭殃。24

　　从商品化视角看，资本(通过平台和经纪公司)控制生产资料(平台、技术、设备、培训、台本提供等)，从劳动者身上获取比支付的工资更多的收益。经纪公司通过控制主播账号密码、直播设备、结账方式等机制，实现对生产工具的控制，进而控制作为“生产要素”的主播。正是基于此，在直播这一网络新领域，主播的等级秩序和雇佣劳动化正在推进。

　　（五）受众：被建构的消费者　　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9月，网络直播月度使用设备数已达1.54亿台，月度总有效时长高达2.4亿小时，相比2016年初增长1.1倍2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总用户共计3.43亿26。

　　由于首页推广由黏性高者得，受众用户总是易于被导引进入内容最具黏性的直播间。平台的受众用户不仅是观看者，更是平台和主播收入的重要来源，这是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如前所述，用户付费是直播平台最主要的营收方式。27受众付费出于自愿原则，但为提高付费(打赏)成效，各直播平台设置了从几元、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的礼物等级体系，并且直播平台根据受众用户打赏的额度对其进行管理，受众在直播间内与主播之间的权限(如房管28、加主播微信)与其打赏的额度相匹配。各平台更是推出以十万、百万甚至千万计额度可谓骇人的打赏排行榜。

　　受众用户以即时弹幕与礼物打赏机制向主播提出要求并进而直接影响直播内容，这在秀场直播中尤其明显。此外，直播节目的台本也会内置送礼环节。如来疯平台的直播综艺节目《保卫雅典娜》就策划了两相对抗的游戏模式，两位女主播谁会受到惩罚由所获礼物的多寡来决定。一台价值人民币200元的“跑车”(礼物)可以让用户支持的主播避免喝怪味饮料、吃酸奶中的小番茄，或者在水池中等待肚子上的气球爆炸等节目设置的惩罚环节。有时候，经纪公司会聘请弹幕水军“哄台”造势，受众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鼓动消费。来疯平台宣称，未来3年将投入20亿资源推出500档此种类型的“互动综艺”，从向土豪要钱转为向屌丝要钱，因为“屌丝的数量是无限的”29。

　　经典受众商品论的扩展

　　列斐伏尔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30新的技术使得新的生产类型成为可能。资本觊觎网络新的空间，通过排他性的占有、巨额风投等途径人为制造稀缺性，试图获取超额利润。

　　（一）五位一体的数据商品论　　如果说在斯迈思受众商品论中，广告商的在场是隐蔽的，那么在五位一体的数据商品论中，不仅广告商(合作方)的在场是显在的，而且资本的诉求也是直接的。如果说斯迈思受众商品论阐明了商业化的媒体产业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关系，那么，数据商品论则更进一步，呈现了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技术使得网络直播成为可能，然而，资本和网络巨头的入场，使得网络直播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本积累逻辑的规定。从2014年下半年至今，网络直播平台获得井喷式的发展，资本无疑是最大的推动力，使平台可以承担高额的带宽以及运营推广费用。在从天使投资到IPO的资本之路上，直播平台如何吸纳最大的流量、如何挖掘受众购买虚拟币(道具)的潜能，都直接影响到平台下一轮的融资，并进而影响其进阶IPO。

　　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对二类广告31、植入、冠名等做法有播出时段、频次和内容等具体的规管措施，而当播出平台从传统的广电转换为基于互联网的直播平台，此类规管几乎随之遁形。在直播平台上，冠名、植入、口播等都不在话下。2016年11月，京东与花椒直播合作“双十一”活动，京东CEO刘强东穿戴围裙直播做饭，教网友大盘鸡和某品种龙虾的两吃，观看人数超过百万。直播过程中，刘强东时刻不忘向观众推荐产品，强调所有食材和锅具都可在京东商城购买。与此同时，花椒平台的礼物列表上线了“京东礼盒”定制，并有上百位网红主播在直播间摆放京东品牌商品，以及在直播时口播京东“双十一”广告。

　　直播平台以流量数据和虚拟币销售额吸引资本，以用户数据交换广告商的合作。与经典受众商品论所处的传统商业电视语境不同，作为将平台数据商品化的直播平台，其内容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播，因此，平台所承担的内容生产成本相对低廉。事实上，平台通过对主播内容的黏性计算考核，贩卖商品(最终的数据商品)的压力很大程度上转嫁给了主播。主播的劳动成了平台和经纪公司占领受众市场和刺激受众消费(打赏)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主播用户和受众用户基于平台生产数据，这些数据作为商品成了平台(和经纪公司)获得资本市场青睐和吸引产业经济营销、广告合作的重要依据。悖论的是，价值来自主播和受众的劳动，他们通过努力最终促成平台将所生成的数据售出，而收益的分配却与他们关系不大。此外，巨额资本基于市场表现对特定平台的持续注入，使得资源分布更为集中，人为的稀缺性进一步加剧。

　　（二）隐秘的数字劳动　　P公司的主播小雅是上海艺术院校的一名大四女生，长相漂亮、性格开朗。大三寒假结束后，她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与P公司签约，以昵称在来疯平台进行直播。小雅每天从下午四点直播到晚上十点，播出内容并不露骨，凭借大学生的名号唱歌聊天，享受弹幕的吹捧和赞美，完成额定工作量每月可得4000元底薪，外加礼物提成。小雅认为，直播提供了才艺展示与观点表达的平台，成为她课余打发无聊的娱乐方式，更能为她提供一笔唾手可得且数目可观的零用钱。32

　　而她的“零用钱”正是来自粉丝打赏的礼物的抽成。甚至有14岁的初三男生在两个多月时间内，通过支付平台偷偷将父母积攒多年的16万元分批打赏给女主播，并承认自己“已经上瘾了，打赏得越多，信心越爆棚”。33

　　然而，正如福赫斯(C. Fuchs)从“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的角度，就受众商品论在新媒体时代的表现形式所指出的，“用户花在使用企业性质的平台进行的没有报酬的数字劳动，正是价值的来源。他们无报酬的数字劳动创造的是社交关系、个人信息、用户生产内容及交易数据。”34换言之，受众用户的注意力、内容产出、行为偏好与个人信息被媒介兜售给资本和广告商，却并未获得报酬。但是，福赫斯此处忽视的是，在数字领域雇佣关系依旧存在，如网络直播中的签约主播，进行PGC内容生产所需的编导，平台企业、经纪公司的员工等。小雅可能有所不知，她的所有直播行为所构成的数据最终会成为一种商品，在资本市场和产业经济领域进行交换。当然，并非所有主播都能与平台或经纪公司签约。直播用户中有近1/3的人申请过直播功能。35从数量上看，主播以兼职、业余为主，大量主播用户是非签约主播，他们与平台之间关于礼物分成的“合作”基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与签约直播相比，非签约主播在直播时段、直播时长等方面均不受平台和经纪公司的限制。但是，与签约主播一样，他们的UGC内容及其吸纳的用户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全部融入平台数据。由于他们看上去更加“自由”，他们的数字劳动就更加隐蔽，随时随地进入“做工”(labor)状态。甚至由于礼物提成的诱惑，他们也“愿意”多做工。因而，他们的生活时间与生产时间高度重合。

　　随着PGC内容的增多，经纪公司和平台对内容生产的控制力度加大，这是网络直播内容中继UGC之后的新尝试，不论是“免费午餐”的供给还是由此生成的“受众商品”，与斯迈思经典的受众商品论比较相符。但与受众商品论不同的是，除了广告商付费，受众用户也会礼物打赏，并且受众用户透过弹幕、礼物打赏等方式与主播进行的所有互动都可以生成数据，用于分析和调整后续PGC内容的生产，进而影响平台在资本市场的表现。

　　更复杂的劳动商品化过程体现在垂直类直播中。P公司曾与潮流品牌Moussy合作，在淘宝平台直播衣服穿搭节目。在4个小时的直播中，形象姣好的女主播穿梭于衣帽间，根据受众用户在弹幕中实时的选择和提问，选择品牌衣饰进行展示。主播会描述穿戴后的感受，总结搭配建议，更不忘推销热款品牌。主播诱导观众发表口味偏好并点评，同时直播页面下方会推出品牌具体商品在其天猫旗舰店的链接，观者可即时点击购买。直播后，不少衣饰商品都告售罄。品牌获得实时转化以及市场数据，并向P公司支付报酬。

　　在这一过程中，主播在经纪公司(或平台)与合作方的交换过程中是雇佣劳动者。普通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发送弹幕，对衣物搭配评头论足，对主播表达喜爱，争抢定时发放的赠品，将心仪的服饰放入购物车中，并即时产生购买行为。包括观众购买行为在内的所有在线行为通过数据无偿地在为平台(和经纪公司)及其合作方劳动，于前者，构成流量的组成部分，可鼓励未来更多的合作;于后者，则是无偿推广和营销。

　　结语

　　小张出身灿星制作，是P公司通过猎头高薪挖到的资深编导。他为P公司写过两期《整蛊厨房》台本，其中设置的“女体宴”环节——美女将生鱼片放在裸露肌肤上，喂食给男性幸运观众——得到弹幕的疯狂刷屏和斗鱼客户的高度好评。但是，一个月后他选择离职，“直播世界太压抑了，感觉自己写的台本毫无营养，每天都在制造垃圾，变着花样‘玩’主播。没有成就感不说，自己道德上也过不去。”36

　　网络直播文化乱象召唤着有效管理的介入。

　　2016年4月，北京互联网文化协会发布《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37，要求所有主播必须实名认证，不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主播注册渠道。

　　2016年7月，文化部出台《文化部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12月，文化部印发《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38，对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的内容和参与者进行了界定和规范。2017年5月，文化部关停10家网络表演平台，行政处罚48家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关闭直播间30235间，整改直播间3382间，处理表演者31371人，解约表演者547人。396月，文化部对50家主要网络表演经营单位进行集中执法检查，YY、虎牙、龙珠等30家内容违规的网络表演平台被依法查处。40

　　2016年9月，广电总局颁布《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41，对直播平台开办视听节目频道进行严格限制，严禁不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试听节目许可证》的机构开展网络直播服务。

　　2016年11月，国家网信办颁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42，进一步明确了网络直播平台的“主体责任”，平台不单纯是服务提供者，更应履行监督管理、技术控制以及信息安全的责任。2017年4月，网信办依法下架并关停了“蜜桃秀”、“红杏直播”等18款直播类应用。43 7月，网信办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互联网直播服务企业自7月15日起向属地网信办登记备案。44

　　但是，目前几乎所有的相关规管措施都是针对网络直播的文化生产之结果，并不涉及网络直播的文化生产机制本身。本文所分析的文化生产的商品化逻辑，并不在规管范围之内。如果生产机制不变，规管就如同扬汤止沸。

　　然而，不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莫格勒(E. Moglen)基于网络语境提出的“保护创造性劳动的尊严”45，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网信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46，都涉及对网络文化背后的商品化逻辑的批评。

　　如果我们要建设一种健康的文化，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在增殖逻辑之下不断生产可获利的“网络直播”?在网络的内容生产可达到极大程度的社会化的当下，如何构想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安排，让传播/技术资源可以更充分地得以共享;如何突破市场民粹主义(marketpopulism)的藩篱，使文化的表达可以摆脱做大做强的市场逻辑和盈利的规定，构建基于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一体两面的网络时代的群众文化，也许是当务之急。

　　在十月革命已过一百周年、改革开放行将40载的今天，毛泽东76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言犹在耳。　1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2 同上，第144-145页。

　　3《艾媒报告：2016年中国在线直播暖春遭遇寒流》，艾媒网，2016年5月27日。

　　4《移动直播元年：美女偏科生》，北京商报网，2017年1月8日。

　　5 《2017年中国泛娱乐直播平台发展盘点报告》，艾瑞咨询网，2017年3月23日。

　　6 《艾媒报告：2017上半年中国在线直播行业研究报告》，艾媒网，2017年8月10日。

　　7 《武汉首家独角兽企业诞生》，《长江日报》，2016年3月16日。

　　8 《斗鱼直播完成15亿C轮融资腾讯继续领投看好发展》，中国网，2016年8月16日

　　9 《斗鱼完成D轮融资引国资和银行系入局并称已盈利》，腾讯科技，2017年11月20日。

　　10 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的缩写，意为首次公开募股，即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首次向投资者增发股票，用以募资。

　　11 《2016年中国移动视频直播市场研究报告》，艾瑞咨询网，2016年11月25日。

　　12同上。

　　13 P公司是位于上海的一家直播经纪公司，在业内已四年，除了国内的主播，还签韩国主播。2017年1-3月本文作者之一曾以实习编导身份进入该公司，进行参与式观察。本文有关P公司的一手资料均来自此次观察。

　　14 2017年1月23日，P公司主管深访。

　　15杰米·富勒顿：《我们探访了中国最大的直播网红造星厂》，Vice微信公号，2017年2月20日。

　　16 《直播公司欠薪几万人去楼空 美女主播直播讨薪》，中国青年网，2017年9月22日。“乐捐”是罚款的委婉表述。

　　17 依据业内人士访谈，2017年9月26日。

　　18 如《迅雷豪掷千万签约女主播 杀入直播下半场》，凤凰网音乐频道，2017年9月14日;《游戏直播再现“天价违约” 斗鱼尺子数千万元连挖两主播》，腾讯网财经频道，2017年9月4日。

　　19 《人民网舆情检测中心：主播爆料被欠薪，直播平台钱都去哪儿了》，澎湃，2017年6月4日;《直播平台被指欠薪200多名主播讨薪近50万 梦想直播已承诺结款》，《成都商报》，2017年5月9日。

　　20 依据访谈，2017年9月26日。

　　21 《2017直播行业半年报》，今日网红，2017年7月18日。

　　22《2017上半年首份直播行业报告出炉 “+直播”概念方兴未艾》，中华网，2017年8月29日。

　　23《专访王染砚》，今日网红，2017年3月13日。

　　24 《斗鱼和经纪公司的“撕逼门”：两者相斗，鱼死网破》，凤凰网科技频道，2017年4月20日。

　　25 《2016年中国移动视频直播市场研究报告》。

　　26 CNNIC此次调查的网络直播服务，包括体育直播、真人聊天秀直播、游戏直播和演唱会直播。见《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2017年8月3日。

　　27 《2016年中国移动视频直播市场研究报告》。

　　28房管，由主播直接任命的直播间管理员，可对出现在该直播间的言论进行封禁和管理，这一权限一般通过一次性赠送大量礼物获得。

　　29邝新华：《全球直播进化论》，《新周刊》，2016年第21期。

　　30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页。

　　31二类广告，以电视节目形式出现的广告，如以访谈节目为形式的医药广告，它模糊了编辑内容和广告内容的界限。

　　322017年1月20日，深访，已作匿名处理。

　　33蓝震、肖菁：《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游戏这样的网站 这十几万希望能给孩子买个“教训”》，《钱江晚报》，2017年10月6日。

　　34 Christian Fuchs,“Dallas SmytheToday - 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 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and Critical Theory. Prolegomena to a Digital Labour Theory of Value”.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Vol.10, No.2(2012),pp.692-740.

　　35 《2017上半年首份直播行业报告出炉 “+直播”概念方兴未艾》，中华网，2017年8月29日。

　　36 2017年1月23日，深访，已作匿名处理。

　　37 《北京市网络文化协会发起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2016年4月15日。

　　38《文化部关于印发〈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的通知》，文化部网站，2016年12月12日。

　　39《文化部严管网络表演市场 严查关停违规直播平台》，文化部网站，2017年5月24日。

　　40《文化部继续整治网络表演市场 关停12家网络表演平台》，文化部网站，2017年6月29日。

　　41 《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2016年9月20日。

　　42《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中国网信网，2016年11月4日。

　　43《国家网信办依法关停18款传播低俗信息直播类应用》，中国网信网，2017年4月2日。

　　44 《国家网信办开展互联网直播服务企业备案工作》，中国网信网，2017年7月12日。

　　45 《伊本·莫格勒：网络共产党宣言》，人文与社会网站，2013年1月15日。

　　46 《习近平在网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新华网，2016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