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演讲大纲)

2010年12月26日

　　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对当今世界的伟大贡献

　　今天12月26日，是真正普天同庆的日子，此时此刻，世界东方和西方在共同庆祝各自的圣诞节，西方在庆祝耶稣诞辰，东方在庆祝毛泽东诞辰。在毛泽东诞生之前，只有西方国家有圣诞节。有圣诞节的国家，往往是世界上的强大国家，有圣诞节的民族，往往是世界上站起来的民族。所以，上苍也给了中国一个圣诞节，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大救星，也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只是中国的毛泽东，比之外国的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所有宗教领袖更加伟大。毛泽东比他们更加伟大的地方在于，毛泽东不仅如同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所有宗教领袖那样，指出了人类的幸福彼岸和大同目标，还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了幸福和大同的实现途径。这是毛泽东超越以往所有宗教领袖的独有伟大之处。毛泽东和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所有宗教领袖同样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同样指出了幸福彼岸;毛泽东比他们更加伟大的地方，在于毛泽东同时还指出了如何到达幸福彼岸。

　　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结晶和东西方文化融合集大成者的毛泽东思想，既涵盖了世界所有宗教的最高理想和世界各族人民对真善美的最高追求，又指出了并且是唯一指出了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现实途径——这就是创建人民社会和维护人民社会。创建人民社会，依靠的是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社会，依靠的是造反有理。所以，为人民服务和造反有理，是毛泽东思想两个最根本的特征。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数千年一直都是精英统治的社会，都是为精英集团服务的社会，或者是为官僚集团服务，或者是为资本集团服务。唯独毛泽东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人民社会，开辟了人民时代，把社会建立在了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将所有领域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人民国家、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公社、人民医院、人民银行、人民警察、人民教师等，连钱币都称为是人民币。所以，历史和人民才把毛泽东歌颂为是人民领袖，才有了人民领袖毛泽东这个劳动人民最亲切的称谓。

　　如果说建立人民社会是古往今来超越所有宗教理想的伟大历史创举。那么，巩固和坚持人民社会则是更加伟大的历史创举。由于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始终是以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基础的精英统治，现在要一下子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民民主社会，必然要经历多次的挫折和反复，期间复辟与反复辟之间的斗争，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必将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必将会经过多次胜利与失败的反复交替，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会取得最终胜利。

　　要想保证人民大众能够在多次的历史反复中最终走向胜利，就一定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斗争形式，让人民大众能够利用不断发展的现代文明成果，最终彻底铲除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精英统治。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就是建立在“造反有理”基础上的大众政治制度，就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特征的大众民主。带领人民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以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最大的政治遗产，也是留给世界人民的最大政治法宝。

　　毛泽东创立的人民主权社会和大众民主制度，是彻底终结精英统治的新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精英集团极端仇恨毛泽东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人民大众无限热爱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当今中国红色大潮的兴起，就是毛泽东创建的大众政治文明的历史产物，这个大众政治也必将会成为欧美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的政治旗帜。中国红色大潮的兴起和欧美大众民主运动的兴起，拉开了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历史序幕。建立在世界一体化、信息化和虚拟化基础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必将是人类21世纪最辉煌的历史主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对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贡献。

　　二，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关键性胜利

　　1、目前这个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绝不仅仅是发展模式的一般性调整和转变，而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转变。它跨出了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关键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大众民主运动的伟大胜利。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前30年理想主义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时期，锻造了发奋图强的伟大民族精神和引领世界大众政治文明发展的道德文化，奠定了民族崛起的人文基础;又经历了后30年物质财富喷涌、道德伦理坍塌的极端物欲横流时期，见证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西方丛林文化的极端野蛮黑暗，对采用兽性法则组织人类社会的惨痛教训有着最深切的体会，真正到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地步;上述两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正反两个方面独有的历史经历，决定了中国必将进入正反合的第三阶段。目前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中国进入正反合第三阶段的历史起点。这个历史起点，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历史起点，是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新起点。

　　2、当今中国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新起点，虽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但却绝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毛派共产党人坚持追求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坚持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艰苦斗争的结果，是亿万中国人民坚持追求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毛主席生前布局复兴社会主义政治大演习的结果。从十七大思想理论上的转变，到金融危机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到以重庆模式为代表的探索和突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政府到学界、从蓝领到白领、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老中青三代，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有关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生死斗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阶级和政治的生死搏杀。特别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唱红歌所掀起的红色大潮，更是展示了人民大众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奠定了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由于各条战线上各个领域中左翼爱国力量不屈不挠的坚持斗争，才推动了党和国家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事实再次证明，由毛泽东亲手创建的，并由毛泽东晚年赋予了吐故纳新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充满希望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希望的地方，是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地方。

　　3，回顾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政治斗争，在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毛派共产党人和左翼爱国力量，与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在下面几个问题上一直进行着坚持不懈的生死较量，最终唤醒了人民，取得了关键性的第一步胜利。

　　第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着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与极端右翼势力进行了势不两立的生死斗争。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奉行的以“猫论”“摸论”“经济中心论”为代表的GDP主义，本质上是把人民大众当作实现GDP的工具，仍然是几千年来黄世仁南霸天的富人发展路线，仍然是坚持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仍然是坚持由少数精英统治世界。而中国左翼力量始终坚持，人民大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建设只是满足人民需要的手段和工具，经济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大众共同享有，绝不能以任何理由重建少数人对多少人的剥削制度，造反有理、革命有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最基本原理，也是人类社会不可动摇的最基本天理。否定了这一条，就不仅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不再是人类社会，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兽类社会，甚至连兽类社会都不如。

　　今天，虽然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逻辑仍然占据上风，仍然牢牢控制着社会舆论。但是，在我们的坚持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人是GDP的主人，而不是GDP的奴隶，社会是人民大众的社会，而不是少数精英的社会。“十二五规划”中用改善民生代替GDP主义，就是毛派共产党人取得的第一步胜利，有了这第一步，自然和会迈出第二步的复兴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要知道，仅仅几年之前，民生还被视为极左，GDP还被视为神圣。而如今，包括那些极端反动的右翼分子都在纷纷申请民生课题，回想起来，真是让人感慨不已。

　　第二、同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左右翼之间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为了把人民变成一盘散沙，把中国变成一盘散沙，故意把西方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资本主义丛林法则——引入中国，作为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按照兽性法则组织社会的唯一国家。本来，市场经济是和基督教相结合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亚当·斯密讲有道德和市场两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社会运行，可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却砍掉道德这只手，单纯按照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来组织人类社会，把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变成了动物世界。

　　而毛派共产党人和左翼爱国力量则坚持要按照人性法则来组织人类社会，不是要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而是要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共同占有、共同富裕。其实，包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对外实行兽性法则，对内仍然实行人性法则，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在中国颠倒使用人性法则和兽性法则的目的，是要把中国人民变成一盘散沙的行尸走肉，以利于他们掠夺和解体中国。

　　目前，正是这条兽性法则，把中国变成了国际丛林社会的肥大牛羊，把中国推到了亡国灭种的灾难边缘。美国军舰在被赶跑60年之后，如今再次驶入黄海，就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历史证明。正是毛派共产党人的不断呼吁和美国这个反面教员的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就必须彻底废除这个亡国灭种的兽性法则。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爆发的三次思想大讨论，最终以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力量的胜利而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曾经爆发了三次思想大讨论：第一次是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大讨论，第三次是姓中姓外的大讨论。第一次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取得了完全胜利，把中国改革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剥夺了中国老百姓罢工自由、四大自由等全部政治权利;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大讨论，结果又是极端右翼势力完胜，数百万公有制企业被极少数官人、富人和洋人非法占有，上亿职工下岗回家，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数亿农民沦为村匪村霸的奴役对象;第三次是姓中姓外的大讨论，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力量在理论上和舆论上获得了巨大胜利，在思想上对私有化改革和殖民化开放进行了历史清算，揭露了那些改革精英的卖国本质。虽然他们还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保护，国人对之无可奈何。但是在国人心目中，他们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所以他们才会纷纷向海外转移亲属和财产，准备随时逃亡国外。

　　第三次改革大讨论的胜利，不仅仅是一次讨论上的理论胜利，更主要的是彻底打掉了改革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第四，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毛派共产党人和已经觉醒的人民大众，多次粉碎了极端右翼势力“沉船派”制造分裂和动荡的阴谋，保证了国家的完整统一。许多人总认为保证中国完整统一的是军队和警察。其实，真正的可靠力量来自于民众。连最喜欢动用军队的邓小平都明确指出过，能够摆脱危机和动荡的不是军队，而是民众。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力量对美国资本集团和国内沉船派的揭露，使人民大众越来越认清了他们解体中国的罪恶阴谋，所以没有像苏联东欧中亚等国家的民众那样成为颠覆自己国家的工具。如果没有毛派共产党人对美国和沉船派坚持不懈的揭露和斗争，当今中国恐怕早已经是血雨腥风。

　　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派共产党人并没有阻挡住美国资本集团和沉船派对中国的祸害，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在把中国推向灾难边缘——美国福特基金会培养的经济学家把中国引入了“中美国”陷阱，正在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彻底掏空中国的资源;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培养的转基因生物学家，正在把中国引入种族灭绝的陷阱，以维护美国等西方国家现有的生活水平;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培养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引领美国军队从东到西包围了中国，并把美国航母舰队领进了黄海。但是，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些汉奸势力的罪恶本质，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险。这些，为今后彻底铲除这些汉奸势力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五、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力量正在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当今中国的汉奸势力，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洋务运动和汪伪时期，渗透了国家所有领域，把中国变成了一台充满病毒的电脑，所有软件都已经被病毒所控制。比如金融和网络媒体，就已经不受党中央控制。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系统，网络媒体是国家和社会的神经系统，当血液系统和神经系统双双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控制，国家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危险境地。然而，国家的危险远非仅仅是这两个方面，越来越多的重要领域不断落入外资手中。为此，我们一直在大声疾呼，国家每陷落一个领域，我们就要掀起一场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

　　金融产业被外资控制，我们呼吁保卫金融;自来水等生命产业被外资控制，我们呼吁保卫生命产业;矿产资源落入外资手中，我们呼吁保卫矿产资源;网络媒体被外资控制，我们呼吁夺回舆论资源;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三大主粮被转基因化，我们呼吁保卫种族安全……等等。总之，我们一直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苦苦战斗。虽然在内有庞大官僚集团牵制，外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没有能够像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那样，阻挡住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生物资本的入侵和控制，但是毕竟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和有关部门的日益重视，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一系列国家安全问题。

　　第六、在现代政治文明方面中国对当今世界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毛派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之中。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时代，大众民主与精英统治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这一矛盾在经济领域的深刻反映。而唯一能够解决大众民主与精英统治之间矛盾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就是毛泽东发明的建立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基础上的大众政治制度。以街头革命和网络造反为特征大众政治运动，取代此前的以军事手段为主的武装革命运动，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要求，是毛泽东思想的辉煌成果。

　　正是因为毛泽东创造的大众政治制度是对几千年精英统治制度的彻底否定，所以引起了国内外精英集团的疯狂仇恨，并且他们的仇恨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创造的大众政治运动上。可以说，毛泽东创造的大众政治运动，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斗争，便从以往的军事斗争转向了现在的街头斗争，从军事斗争为主转向街头斗争为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带有根本性的巨大进步，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可是，后来精英集团却把文化大革命妖魔化为一场浩劫，成为西方国家在道义上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尖刀，真正在把中华民族推入浩劫。好在由于毛派共产党人的努力斗争，使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正在被重新颠倒过来。

　　三、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

　　此前我们曾多次讲过，中国正在进入政治转型期，世界正在进入文化转型期，无论是对于当今中国还是对于21世纪的世界，转型期的主要内容都将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当今中国进入正反合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当今世界一体化和虚拟化发展的合理规则，同样需要社会主义来提供。如果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兴起和挫折的历史时期。那么，21世纪将必然是社会主义再次兴起的历史时期。

　　1、现有发展方式把中国带入了死路，决定了必然要转变发展方式。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继续走下去，人民不答应，共产党不答应，甚至连那些在改革中发了财的部分精英都不答应。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不达到这个目标，改革就不会结束，就必须继续深化下去。大家看一下世界上所有国家改革的最终命运就会发现，在不打倒共产党之前，改革总是没完没了，并且越改革问题越多;可是一旦共产党被推翻，国家被解体，改革立刻就会结束，并且再也无人提起。苏联东欧共产党被打倒、国家解体后，改革立刻就消失得干干净净。至今20年过去了，也不见有任何踪影。可见，所谓改革不过是20世纪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丢手绢”游戏，一旦把国家搞垮，这个游戏也就会随之结束。

　　过去，我们曾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只是许多共产党员不相信，许多老百姓也不相信。直到今天，亲眼看到美国用1千多吨废纸换去了自己20多万亿商品;亲眼看到美国生物资本在把13亿中国人民变成实验转基因主粮的国际小白鼠;亲眼看到美国航母战斗群带着原子弹开进中国黄海专属区;亲眼看到政改方案中陷国家于动荡的多党制和陷民族于分裂的邦联制;才知道原来“丢手绢”这个游戏不好玩，想换一个游戏，就是转变发展方式。但是，换一个游戏，转变发展方式，会影响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便通过早已形成的对中国军事包围，通过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黄海，对中国进行威胁，企图强制中国继续进行改革，绝不能转变原有发展方式。

　　2、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利益冲突，决定了转变发展方式必然会形成政治转型，在政治上重新转向社会主义。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发展民生为重点，主要是提高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改善老百姓的福利保障状况，这就必然要减少富人和洋人的原有利益，引起他们对转变发展方式的殊死对抗。一块蛋糕就那么大，以往绝大部分都被官人、富人和洋人瓜分掉了，给穷人只剩下一丁点儿，可是富人和洋人仍然不满意，还要把官人那一块也拿走，这就把官人逼上了绝路。官人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和穷人联合起来捍卫他们共同的利益，否则，官人会被废掉，穷人会被灭绝。这就是洋人和奸人组成沉船派的目的。官人和穷人要想保住中国这艘大船不沉，就只有彼此结合起来，重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动员起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更加强大的民众力量，保住国家的统一完整，然后才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官民关系。

　　近几年来，每一次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最终都会被富人和洋人的强烈反抗所否定。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结果被股权分置改革和高房价所打断，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比重不仅没有增加，2007年反而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连右派都承认甚至低于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今年党中央再次下决心要重点解决民生问题，结果又遭到了富人和洋人的强烈阻击，先是夏季响彻云霄的政改呼吁，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摩拳擦掌，要通过政改直接把共和国大卸八块;政改阴谋失败后，又推动副食品价格暴涨，其中水、电、气、油价格轮番上涨，把民众怒火引向国有企业，再组织那些一度偃旗息鼓的经济学家卷土重来、煽风点火，呼吁把国有资产人均分掉，实现社会公平，让民生一步到位。这些人要干什么，可以说是地球人都知道，因为国有资产一旦分掉，国有企业一旦消失，中国就完全变成了外资天下。所谓民生政策，自然就被扔进了爪哇国。

　　虽然全国13亿人大分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是美国和沉船派操纵的那些经济学家和中央党校教授，却对此充满信心。在他们看来，既然一个方舟子外加一个小娘儿们，就能够掀起支持转基因主粮的滔天巨浪。他们如此众多的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再加上天天给省部级干部灌输瓜分国有企业好处的几个顶尖级的中央党校教授，呼吁全国人民均分国有资产，应该不成问题。

　　无论他们这次干扰民生政策的阴谋能否成功，共产党与国内买办汉奸集团和国际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对立。如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再次没有走通，再次被挡在了资本主义门槛的外面，并且仍然是帝国主义不允许和人民大众不允许。

　　3、目前中国复兴社会主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就主观条件而言，一是30年后再次高举革命的理论大旗，表明党内社会主义中坚力量已经形成;二是重庆模式表明已经找到了新时期党群一体化的政治平台，能够再次形成毛主席生前所谆谆告诫的“两个相信”;三是当今中国的最优秀人才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周围，国家已经具备了人才更新的能力;四是各种政治力量政治人物已经完全走上前台，全部完成了亮相，矛盾已经完全成熟，解决矛盾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就客观条件而言，一是目前中国的财富生产能力，已经基本具备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经济基础;二是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已经基本具备了建立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社会占有制的物质条件;三是网络通讯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四大自由的技术基础;四是西方国家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一旦中国率先建成社会占有制和大众政治制度，将会迅速蔓延成为世界大潮，形成巩固的国际基础。

　　201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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