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屌丝身份的主人公夏洛对妻子不满，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做了场梦，回到了高中的时候。之后他通过音乐走上了成功之路——名利双收，迎娶了心仪的女校花，同时为大明星写歌。但是这时他却发现，自己虽然过着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是同“过去”身边人之间的那种温情与关怀却不在了，于是心生一丝后悔。梦醒之后，主人公夏洛开始珍惜现在的生活，与对他始终不离不弃的妻子重归于好，继续着毫无怨气的生活。

　　另一方面，在经过一系列描述屌丝逆袭的励志片等鸡汤式电影狂轰滥炸后，观众对以《中国合伙人》为代表的影视作品早就产生了审美疲劳，主流话语开始尝试诉诸另一种叙事体系。于是我们逐渐看到一个个不安沦落底层的小人物由于偶然发生的事情幡然悔悟，意识到自己一直追逐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幸福原来就在身边，从而开始倍加珍惜自己的小确幸生活——这种叙事方式逐渐在各类商业片中崭露头角。电影叙事方式的改变折射了以青年屌丝为主体的观影人群心理的改变：日益严重的阶级分化以及上层渠道的逐渐关闭导致通过个人奋斗难以真正改变自身命运，屌丝在残酷的现实和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一切梦想都会被以觊觎二词来修饰，任何进击最终都会被无形的逻辑打回原形，能选择的仿佛只剩下屈服和放弃，仿佛只剩下做梦和自我宽慰的权利，只剩下对家庭生活和脉脉亲情的期待。

　　因此，当我们通过贴上“有毒”的标签送走一个“鸡汤时代”，我们又迎来的无非是以脉脉温情的姿态出现的另一个“鸡汤时代”;鸡汤并没有消失，唯一改变的是励志鸡变成确幸鸡，逆袭鸡变成屌丝鸡。此时，我们不禁要问，新的鸡汤还能存在多久?夏洛梦醒过后是什么?

　　想到这一点，刚从电影院走出的我霎时又苦笑了起来。说到底，夏洛的梦也好，夏洛对于的现实回归也好，都是代表着主流文化对以满足个人私欲为主体的幸福观的不同表达方式。前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爬向以财富和权力铸就的金字塔顶端;但是当通往金字塔尖的路被封死以后，在被一次次的尝试折磨得精疲力尽、头破血流之时(参见《他们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部分屌丝便开始长了些许记性——还是珍惜眼前的小确幸为好。不可否认，短期之内屌丝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心灵救赎缓解生存压力和各种欲望难以得到满足所带来的精神焦虑，但小确幸的生活根本不可持续太久，残酷的现实需要你忍痛放弃对安稳生活的留恋和不舍，凭借个人之力一次次地投入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去。可以预料当夏洛梦醒回到现实中以后，和梦中一样，在生命的尽头等待他的不是喜剧，而恰恰是一支令其涕泗横流的自我挽歌。

　　因此，在不改变现实逻辑的前提下，夏洛不仅仅是特烦恼，而且是瞎烦恼、白烦恼——屌丝群体针对自身命运的任何烦恼都是于己无利，并且可能成为其他群体的笑料。但这个问题真是无解的么?屌丝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呢?　　这时，小编想到了另外两部电影——《天注定》和《让子弹飞》。　　

　　跟《夏洛特烦恼》相似的是，《天注定》与《让子弹飞》的主人公都过着或遇到(自己或者他人)不公平、艰难的生活，他们为了改变这样的生活都做出了选择。不过，相区别的地方——他们所选择的方法——是与《夏洛特烦恼》的自我满足不同，他们选择了反抗。

　　《天注定》：用暴力回答来自生活的暴力

　　《天注定》的叙事结构类似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复述了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发生的四段真实故事，地点分别在山西、重庆、湖北、广东，人物故事看似分散实又相连：胡大海因为不满村干部与商人勾结，进而侵吞村集体财产的现象，最终像雪夜上梁山的林冲一样，被逼无奈提起猎枪，在一阵枪响中结束了村长等人的性命;洗浴中心的前台小玉在工作时，遇到了两个男客人的性骚扰——强迫要让她进行按摩，在小玉不从的情况下对其加以侮辱。小玉最终忍无可忍，掏出水果刀，愤怒地扎向其中一名男人;离乡打拼的小辉在工厂中工作不顺，换工作到一家夜总会遇到了一名心仪的女孩，但是发现她不仅是一名三陪女，而且也已经是一名三岁孩子的母亲，感情在现实面前屈服了。受到打击后的小辉又一次来到富士康，但家中母亲来电话催钱、工厂宿舍内孤立孤独的生活环境以及前途的迷茫最终把他推到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最终他选择以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而逃离这个处处异化的现实世界。

　　在《天注定》讲述的几个故事中，无论是胡大海、小玉还是小辉，他们面对社会的丑恶和不公时，没有选择低头屈服和忍气吞声，而是奋起反抗，我们赞扬这种精神，但他们所采用的极端手段却不值得提倡：今天杀掉了几个贪腐的蛀虫，解决一时之快，但是明天还会出现另一批村干部变卖集体财产，在村民头上作威作福;小辉虽然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永远逃离了异化的生活，但是全中国每天仍然会有将近3亿的农民工被束缚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在建筑工地昏暗潮湿的简易板房内，每天做着10-12个小时的工作，拿着微博的工资。从社会总体的范围来看，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没有通过这些零散的暴力行动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当面对不公和压迫时，自欺欺人式的沉寂和暗示都是无用的，我们需要反抗，只有反抗才能改变不公正的现状。但是当反抗以满足个人宣泄的方式出现时，它所带来的不是建立一个新型无压迫社会的希望，反而更像是一种的恐怖主义。《天注定》以艺术的手法揭露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过程，引起观众的思考。但是，历史的前进和发展不需要逞强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所描述的这种原子化的“孤胆英雄”的行为没有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触动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动摇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以少数人压迫和统治大多数人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改变所有与自己处于相同处境的人民的悲惨命运。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让子弹飞》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让子弹飞》：站起来，不准跪!

　　南国的鹅城，黄四郎霸居一方，鱼肉百姓，后者敢怒不敢言。直到一次巧合，“土匪”革命家张麻子到达鹅城上任县长，他通过发动人民百姓的力量打倒了黄四郎，夺回了黄四郎的剥削所得，并将其还给人民。从整部电影的表面上看，黄四郎的倒台仿佛只是依靠张麻子所带领的土匪团队，鹅城的老百姓似乎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可是当我们把眼光转向影片最后一幕，当消除了心魔(心中的恐惧)的百姓团结一致进攻冲向黄四郎的碉楼时，固若金汤的碉楼顷刻间变得脆弱不堪。那此时我们还能说黄四郎的覆灭只是张麻子一个团队就能做到的事情么?

　　在本片中，当实力和人数占绝对优势的百姓奋起反抗时，黄四郎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纸老虎”，就连他的亲信——大管家也在最后一刻反水。因此，打倒黄四郎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千千万万的百姓。

　　这时大家可能会问。对于张麻子来说，如果仅仅是要除掉黄四郎，那为什么还要采取这么复杂的方法?为什么不直接搞个暗杀，做掉黄四郎这个人，占有他的财产?这样不就是可以了么?

　　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作为革命家的张麻子，所要除掉的不仅仅是黄四郎，这个可以从电影最后黄四郎和张麻子的对话中可见一斑。　　张麻子：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

　　黄四郎答了三次，张麻子都说他没有猜对。

　　张麻子：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可见，张麻子口中的这个“你”，并不单指黄四郎这个人，他指的是坐在和黄四郎相同位置的剥削者、压迫者，更是那个存在了几千年的金字塔体系！如果不唤醒百姓的团结和斗争意识、不彻底摧毁导致人压迫人的金字塔体系，那么也许今天张麻子除掉了一个黄四郎，明天就会出现黄五郎、马六郎继续在鹅城作威作福。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张麻子真正的身份也就自然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他不像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土匪，反而更像是一名致力于废除社会金字塔体系的革命者。作为一名土匪，他完全可以置百姓于不顾，直接杀掉黄四郎，以孤胆英雄的方式进行反抗。可他没有采取救世主的姿态和包办替代的方法把所有的事情都替人民做好了，而是让百姓培养斗争和反抗能力，通过自己的力量寻求真正的解放。这个思想指导下的行为也贯穿了这部影片的始终：比如影片最开始时，当鹅城百姓看到张麻子惩办恶霸武状元的时候，下跪高喊“青天大老爷”。这时，张麻子却鸣枪高喊：站起来，不准跪!皇帝都没了，没人值得你们跪!

　　在另一个镜头中，师爷问张麻子为何上山当麻匪，张麻子的回答则是：正是因为跪不下，才上山当了麻匪。如果真是太平盛世，为何张麻子会在革命没有成功之前落草为寇呢？如果真是太平盛世，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为何还会有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呢？正如那句无奈而又引人深思的话：“要不是日子过不好，谁会去反抗啊？”

　　鲁迅先生在《论秦里斋夫人事》里有过一段话：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

　　当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因为懒惰而成为所谓“loser”的时候，也许我们还能说这是他们个人自身的问题。但是当某种问题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现象以后，我们还能简单地通过对个人的埋怨来代替对社会制度的反思么？以屌丝自居的“loser”们，在梦想一次次地被现实击碎时，是选择继续自欺欺人式的意淫，还是把满腔的愤怒和不满发泄到造成社会不公的金字塔体系，答案难道不是很清楚么？

　　夏洛们，现在也到该醒醒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