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卷三
第一章

　　1. 导师

　　星期六上午，王晟约好了去导师家谈他的学位论文。

　　王晟的导师是郎永良。郎永良既是他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也是他在楚州师专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

　　王晟在楚州师专读书时，郎永良主讲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师专的师资力量短缺，郎永良讲完古代文学史，又讲现当代文学史。在楚州师专，能够将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打通”的教师，除了郎永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论学问和资历，郎永良在楚州师专堪称举足轻重的人物。中文系的学生都知道郎老师毕业于北大，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文艺评论骨干研讨班”，参加这个研讨班的都是在全国文艺理论界崭露头角的一批青年学者，主持研讨班的是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如果郎永良不是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小小的楚州师专也不会成为这样一尊“大菩萨”的栖身之地，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楚州师专就率先给郎永良摘掉“右派”帽子，任命他当了系主任。据说，郎永良以前工作的东江大学早就想调他回去，可由于楚州师专校长何首乌一直不肯放行，所以没有调成。何校长当楚州师专校长之前是数学系主任，他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跟郎永良一样，五十年代就是东江大学的青年学术骨干，反右运动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又一起发配到楚州，后来还一起下放到娘子湖五七干校锻炼过，两个人堪称患难与共的朋友。何首乌不止一次在全校干部大会上公开讲，只要他当一天的校长，就不会让郎永良从楚州师专调走。那时候，楚州师专教师最高职称是副教授，没有一个正教授职称，为了留住郎永良，何校长特地向省教委和国家教委为他申请了一个教授名额。校长何首乌和中文系主任郎永良教授的这层关系，像钟子期和俞伯牙一样在师专传为美谈，几乎尽人皆知。但没过两年，何首乌就被调到东江大学当了副校长，后来，又提升为东江大学校长……

　　王晟考入楚州师专时，何首乌已经离开楚州，调到东江大学当副校长了。有一阵子，学生中传言郎永良要当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但传了一段时间不了了之，有的说是因为郎永良年纪偏大，过了副校长任职的年限，也有的说是郎永良自己不愿意涉足行政，想安安静静做自己的学问。至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除了极少数人，大都不甚了然。

　　那时候，王晟已经成为郎永良十分欣赏和器重的得意门生：刚上大二，王晟就开始在《楚州日报》和《东江日报》文艺评论副刊上发表文章，他听完现代文学史课程后完成的一篇作业《我们是否还需要鲁迅式的文风?》，令郎永良大加赞赏，不仅给他推荐到学报上发表，还拿到课堂上向全班同学隆重推荐。王晟一跃而成了中文系学生中的佼佼者，经常在周末被郎永良叫到家里去“开小灶”。将自己特别欣赏的学生叫到家里单独辅导，是郎永良教授授业解惑的习惯。

　　那次，王晟去郎永良家里，听老师谈了一会儿专业上的话题，忍不住问：“老师，最近有很多关于您的传言……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不要信那些不靠谱的话。实话告诉你吧，我要离开楚州师专了。”郎永良语气郑重地说，“我本来打算这辈子都留在楚州了，可我那位老朋友不同意，他一走，也想把我一起带过去……”

　　王晟一听，就知道老师所说的“老朋友”，是以前的楚州师专老校长何首乌。“这么说……您要调到东江大学么?”

　　郎永良点点头：“是的。东大的学术环境比楚州师专好得多，趁还没有退休，我想好好做点儿学问。至于从政么，那是我年轻时代的梦想，早已随着青春韶华一去不返啰……”

　　听了老师的话，王晟心里陡然升起一股失落的情绪。郎永良察觉到了他的神情，问他：“王晟，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我还没想好……”王晟说着，避开老师探询的目光，“咱们学校的毕业生，绝大部分都会分配到中学教书吧?”

　　“你在学术上很有前途，不要耽误了。”郎永良沉吟了片刻说：“这样吧，等我调到东大后，你报考我的研究生吧?”

　　郎永良的语气像是询问，又像期待，王晟一时有点惶恐：“老师，东大是全国重点大学，我怕我考不上……”

　　“以你的成绩，不会有问题的……”

　　郎永良那满含期望和鼓励的目光，使王晟感到一阵温暖。

　　周末的这个上午，当王晟走在东江大学的校园里，回想起导师几年前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仿若回到了几年前的楚州师专。

　　郎永良教授的家住在北三区。

　　北三区是东江大学的老教工宿舍区，位于枇杷山北麓，同枇杷山西麓的枫园犄角相交。北三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东区是前几年才建成的单元楼，结构和外观都很新，楼下的樟树还不到一层楼那么高;像大多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住房一样，四四方方，跟火柴盒似的，每栋楼五到六层不等，多为两室或三室一厅，东江大学的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都住在这儿。

　　靠近南段，有一片树林掩映的乳白色三层小楼，外观喷了进口的涂料，阳台也很大，每套房子的面积据说将近二百平米。四周用一圈白色栅栏同周边的建筑隔开了，院内的草坪修剪得十分整齐，像一块绿色的地毯，显示出楼内住户不同凡响的身份。

　　住在白色小楼的都是校领导以及东大的资深教授，校长何首乌也住在里面。东大人私下把这栋楼叫做“白宫”。从“白宫”往南不到500米，就是前两年才建成的东大国际学术接待中心。校长住在“白宫”，去接待中心参加会议或接待活动倒也方便。

　　以白色小楼为界，东边被称为新北区，西边是老北区。所谓老北区，其实就是枇杷山北麓山脚下的一片老房子，红墙灰瓦，典型民国时代的建筑风格。每栋两层，一共有八栋，因此又被称为“老八栋”;民国时期，“老八栋”住的都是东大的名教授，每家住一栋，单门独院，俨然一副贵族气派，比如今住在那栋白色小楼里的校领导们还神气。但时过境迁，由于年久失修，昔日富丽堂皇的“老八栋”已变得颓旧不堪，墙皮剥落，四周杂草丛生，瓦砾遍地，一派荒凉景象，二三十年代，著名学者、作家宗达受聘于东大国文系任教时，曾在这儿住过一年多时间，创作过一部短篇小说《废园》，后来，东大人就给“老八栋”取了个别名：废园。

　　现在住“废园”的大多是东大普通教职工，每栋住几家人，有的还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同过去那些大教授一家住一栋的阔绰宽敞相比，显得既局促又拥挤。据说，校长何首乌刚从楚州师专调来不久，曾在“废园”住过一段日子，但没过多久，便搬到“白宫”去了。

　　郎永良教授就住在废园的一栋楼里。以他的资历，本来可以跟校领导一起住“白宫”的，但他从楚州师专调进东大时，“白宫”已经住满人，刚好“废园”还有一套空房，便搬了进去。

　　大概因为不同年代的建筑挤在一起吧，整个北区的房屋编号不统一，有些混乱，王晟第一次去“废园”拜访导师时，从新北区到老北区转来转去，像走迷宫似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

　　2. 废园长谈(1)

　　郎永良教授的家住在一楼。

　　开门的是郎夫人齐世贞，王晟叫她“师母”。王晟在楚州师专时就是郎家的常客，郎永良调到东大不久，王晟又考取了他的研究生，逢年过节总要来导师家拜访的，师母对他像自家人一样随便，绝少客套。

　　齐世贞胸前系着围裙，胳膊上戴着袖筒，手里拿着拖把，正在客厅打扫卫生。

　　“师母，我来帮你拖地吧!”王晟一进门，便伸手去拿拖把，但齐世贞用胳膊挡住他，努努嘴道：“老师在院子里给枇杷树剪枝，你去帮他吧。”

　　王晟“哦”了一声，便在鞋柜里找出一双棉拖鞋换上，穿过客厅，朝院子里走去。

　　院子不大，一半是菜地，另一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草和盆景，正值农历三四月份，万物复苏，风和日丽。院子里的两棵枇杷树早已绿叶满枝，肥硕的树叶密密匝匝、层层叠叠，使原本秀丽挺拔的树干变得肥胖臃肿，看上去像有了身孕的女人。郎永良穿着一件开领毛衣，袖子挽得高高的，正拿着一把大剪子在修剪树枝，随着一阵咔嚓咔嚓的响声，赘叶冗枝纷纷掉下来，落了一地。那副熟练的架势，像一个老园艺工。

　　“老师，我来吧!”王晟没等郎永良反应，就把大剪刀从他手中拿过来。每次来老师家，王晟都要主动帮着干一些家务活儿，养花剪枝这类事情，他已经得心应手了。

　　郎永良显然习惯了王晟的这股勤快劲儿，退到一旁，从靠墙的晾衣杆上取下一条毛巾，擦拭着脸上的汗珠。晾衣杆的顶端，挂着两串腊香肠和一条咸鱼，那是王晟寒假从家里带来送给导师的。

　　王晟剪完树枝，又跟郎永良一起把地上的树枝收拾干净，两人都累出了一身汗。

　　师生二人忙活完，这才回到书房。

　　书房不大，四面墙壁都是书柜，靠窗摆着一张不大的书桌，桌上同样摆满了书籍。书房中间是一张老式的茶几，上面也堆放着厚厚一摞书。这些书柜、书桌和茶几，全是从楚州托运过来的，式样和色泽都如同这幢房子一样，显得有些陈旧。王晟每次在书房里同老师一起说话时，总会想起在楚州师专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恍惚之感……

　　王晟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小书，是最近正在热销的《干校六记》，作者杨绛，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王晟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过几篇，印象很深，此刻在老师书房里又见到这本书，便忍不住拿起来翻了几页，目光在一段文字上停住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锺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锺书!钱锺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锺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锺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这当儿，郎永良上了趟卫生间回到书房，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坐下来，顺手端起桌上的保温杯，揭开盖子，喝了一口茶，他见王晟拿着《干校六记》看得那么投入，用手指头指了指，咕哝道：“的确是一本好书，百读不厌，我这是读第三遍了。”

　　“我在图书馆读过几篇，觉得作者的文笔真好……”王晟附和道。

　　“不只是文笔好，堪称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啊!”郎永良认真地纠正道。

　　王晟不做声了。他知道老师要发表高论了，作为学生，最聪明的态度当然是沉默。

　　“杨绛在书里写的那些事情，我在娘子湖干校时都经历过……”郎永良用一种沉思的语调说，“刚到干校时，我和何首乌一起住在湖边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由于地势很低，棚子里十分潮湿，一到下雨或湖里涨水，蚂蟥和蟑螂到处都是。十几个人睡在一张大统铺上，地上只铺着一层薄薄的茅草，冬天时寒气从地上升起来，往人的骨髓里钻。首乌就是在那时得风湿病的。不久，干校开始自建宿舍。为了在梅雨季节之前竣工，连里要求每位学员每天脱一千块土坯——知道什么叫脱土坯么?就是把泥土装进一个长方形的木框，然后制成土砖，用来砌墙盖房子……”

　　王晟听到“土坯”两个字，忍不住啊了一声，心想，我家就住在砖瓦厂，从小就跟土坯打交道，不仅熟悉脱坯的每一道工序，上小学学工学农时，我还跟工人师傅学过脱坯呢!但他没有说出口，而是像平时在课堂听老师讲课那样，继续默默地听郎永良说下去——

　　“每天一千块土坯，可不是个小数目!好在那时我还年轻，起早摸黑勉强还能完成，可首乌就不那么容易了。他身体本来就比我弱，又有风湿病。每天到开晚饭时间，还剩下一半的工作量。为了完成任务，他吃完晚饭还得加夜班，一干就是半夜。一段时间下来，整个人瘦了一圈，腰都直不起来了，我怕他吃不消，就帮他一起干。终于坚持到月底，连里结算任务时，首乌不仅完成了指标，还超出了每天一千块土坯的目标，半年后，我们就搬进了新的宿舍，首乌还被评为全校的积极分子，不久，又当上了连长……”

　　郎永良停顿下来，喝了一口茶。很显然，《干校六记》这本书唤起了潜藏在他心底的回忆。

　　关于郎永良和何首乌校长的特殊关系，王晟早在楚州师专时就知道的。但他俩在干校的经历，还是第一次听到。从郎永良眼镜片后投射出来的沉郁目光和蹙得很紧很紧的花白眉毛，他能感觉到这段经历在老师心头留下的伤痕。这种伤痕，他在许多当代的小说中读到过，并不陌生。但此刻，当他从老师口里亲耳听到，还是感到有些震撼，说：“老师，您也可以像杨绛那样，把这些经历写出来……”

　　“对于这种噩梦般的经历，只要一想起来，我的神经就觉得难以承受，如果把它们写下来，等于再经历一次……无论如何，我受不了这样的折磨!”郎永良坚决地摇了摇头，“十年浩劫，毁掉了多少知识分子的梦想，真是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好在那个荒诞的年代终于过去了，我也回到了东大，不过，对我来说，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返’，我已经老了，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

　　郎永良说到这儿，显得有些伤感。也许觉得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轻易流露出感情有点儿失态，他很快就调整情绪，恢复了往日那种含而不露的矜持神情。“噢，今天是谈你的论文的，看我都说到哪儿去了，”他自嘲地微微一笑，“那么，说说你的论文吧……”

　　见老师将话头引向了今天的正题，王晟也暗自舒了口气。他改变了一下刚才一动不动的坐姿，从书包里掏出一沓文稿纸，双手恭恭敬敬地呈过去：“这是我的论文提纲，您先看看……”

　　郎永良从藤椅上欠起身，把保温杯放到茶几上，接过那几页文稿纸，认真看了起来。

　　这当儿，王晟见郎永良的保温杯已经见了底，就端起杯子往书房外面走去;他穿过客厅，来到院子，把茶叶渣倒进晾衣杆下面的垃圾桶，正要回屋，看见师母齐世贞和一位年轻姑娘正在菜地里加固丝瓜架。这个瓜架是前不久王晟跟郎永良一起搭的，眼下，瓜藤已经爬到架顶了，如果不加固，待丝瓜长出来后，很容易被压塌。此刻，王晟见师母和那个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就说：“师母，这活儿你先搁着，待会儿我和老师来干吧!”

　　但齐世贞继续忙活着，头也不抬地说：“没事，你们忙你们的吧，我和小丽一会儿就干完了。”

　　原来这姑娘叫“小丽”。王晟远远地打量她：小丽约莫二十五六岁，留着齐耳短发，穿一件米色方格灯芯绒外套，身材小巧，不到一米六的样子，五官紧凑、平常，显得很朴实。王晟觉得有点儿面熟，仿佛在哪儿见过，但肯定不是在郎永良家里，她和师母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的亲热样子，像是一家人……王晟正思忖着，发现小丽侧过脸来也在打量自己，就不好意思地收回了目光。

　　当王晟端着换上新茶、加满开水的杯子回到书房时，郎永良已经看完论文提纲，蹙着眉头在思考着什么。王晟看见老师这副神情，担心他对自己的论文提纲不满意，不由紧张起来。郎永良平时对他虽然像父亲一样和蔼，但在学业上要求很严格，从不含糊。他忽然有点儿后悔起来，也许真不该将“论三十年代宗达的文学研究和革命活动”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的。他想。从一开始，老师就不太赞成他选这个题目。无论在中共党史，还是现代文学史上，宗达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宗达研究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政治课题，就连许多成熟的学者也不敢贸然涉足，你更没必要蹚这趟浑水。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人有兴趣，等将来毕业后有了更好的条件再去研究也不迟嘛……”导师曾这样委婉地提醒和告诫过他。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听从导师的劝告。他甚至不无自负地想，导师的主要研究兴趣已经不在现代文学史领域，而是转到古代文学上去了，因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导师的意见。对于王晟的固执，郎永良没有再反对。在学术研究上，郎永良不单是对他，对别的研究生一向都比较宽容。

　　可我为什么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王晟在心里问自己。难道就因为在中共中央东江分局旧址纪念馆看到的那张照片?

　　那是上学期的一个星期天，王晟无所事事，在枫园闲逛，逛着逛着，就到了中共中央东江局旧址纪念馆。虽然刚考上研究生时从《东江大学新生入学手册》里见过关于纪念馆的介绍，而且与研究生宿舍咫尺之遥，但王晟从未来这儿参观过。纪念馆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枫叶林中，是一幢西式的洋楼，据说以前是美国传教士詹姆士的别墅，詹姆士同时还是东江大学的校董。抗战初期，詹姆士离开中国时，无偿提供给中共中央东江分局居住和办公使用。一楼展厅展示的是中共中央东江局自成立初期到撤离东江的两年半时间的重要活动的图片和文字介绍。

　　关于宗达的介绍文字只有短短数语：“宗达(1898年——1946年)，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学者，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央东江局主要领导人，曾鼓吹右倾投降主义和托派观点，1938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入狱后叛变。1946年病逝于香港。”

　　二楼是东江局几位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卧室，宗达的卧室兼办公室比其他领导人要大一些，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间是宗达和家人的卧室，外间是宗达工作和接待办公的地方。屋子的陈设十分简陋，除了一张红漆矮腿的办公桌和一套木质沙发和几把藤椅，别无长物。办公桌的上方，有一张用大玻璃镜框镶嵌的合影照片，镜框下方依次标着照片中几个人的姓名和身份：

　　左三：宗达，时任中共中央东江局主要领导;

　　左四：安娜·路易，宗达的妻子兼秘书;

　　左一：宋乾坤，时任中共中央东江局警卫参谋

　　……

　　因年代久远，或者由于是复制品的原因，照片上几个人的面影十分模糊，只能依稀辨认出各自的五官。王晟仔细端详着照片中央的宗达和安娜，宗达穿着西装，戴着近视眼镜，面容清瘦，风度翩翩，像一个儒雅的学者;紧挨着坐在她身边的安娜满头卷发，眼睛熠熠闪亮，使王晟想起曾经见过的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肖像照。这张照片十分眼熟。王晟觉得以前在哪儿见过。他寻思了半晌，恍然记起多年前，在邳镇，有一次，他和巴东去宗天一家玩儿。那是他和巴东第一次去宗天一的家，那时，他们三个人已经是要好的朋友。那天，他们在宗天一家里玩了整整一下午。为了找一本书，宗天一在他妈妈卧室的床底下打开一只藤木箱子，书没找到，却翻出了一本相册。王晟好奇地打开相册浏览着，但没等他看完，就听见宗天一叫了声：“快走，我妈回来啦!”一把将相册夺去放回箱子。王晟早就听说宗天一的妈妈是个疯子，吓得赶紧跟随宗天一跑出了他妈妈的卧室……

　　王晟确信，他在纪念馆看到的宗达办公室墙上那张合影照片，当年也曾在宗天一家的那本相册里见到过，两张照片一模一样。而且，他惊异地发现，宗天一酷似照片中的宗达。还有那个叫安娜的外国女人……

　　王晟想起在楚州城时听宗天一讲的家族往事，不由心一动：难道中国现代史上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宗天一和顾筝的祖父?

　　这个意外的发现使王晟惊讶不已，好奇心更加强烈了。

　　3. 废园长谈(2)

　　“不管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应该做到言必有据，每一个论点都有充足的论据作为支撑，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不能满足于现成的结论，而是在对纷繁资料的爬梳和对各种观点仔细甄别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论点……”

　　郎永良教授坐在藤椅上，语气颇为严肃地说。王晟很少看到老师这样严肃，不禁有点儿紧张，赶紧从书包里拿出笔记本准备做记录，一副大气也不敢出的样子。

　　“就目前这份提纲来看，你在这两点上都做得很不够。首先，宗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或学者，还是一位曾经在中共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革命家，这两种角色在他身上经常发生冲突，每当政治和学术发生矛盾时，宗达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放弃政治，坚守学术，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专业本份和操守。其二，你现在引用的大部分史料都来自于左翼阵营，很少有来自右翼阵营的，这些史料都坚持同一个结论，即‘宗达是一个叛徒’，也就是说，宗达在二、三十年代的所有文学活动应该为他后来的政治变节负责。问题是，宗达在抗战时期的‘叛变投敌’至今还是一个谜，但即便是铁证如山，也不能因此推论出宗达在三十年代担任上海左联领导人期间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甚至反动的……”

　　“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宗达并不一定是真的‘叛变’了?”王晟被郎永良的话吃了一惊。

　　郎永良没有正面回答王晟的问题，喝了一口茶，继续说：“五十年代初我写过一篇关于宗达的论文，在查阅解放前的许多史料时发现，所谓宗达的叛变投敌之说，都来自国民党军统和中统，中共和延安的媒体报道这件事时，引用的也是国统区的报纸，宗达本人从被捕到去世的八年时间，除了他被捕后公开发表的那篇《我的自白书》，再没有发表过任何言论。作为一个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从事进步文艺活动的学者，这显然是匪夷所思的……”

　　“您那篇文章发表在哪儿?”

　　郎永良苦笑道：“还没有发表，我就被打成右派了。”

　　“就因为那篇未发表的论文?”王晟惊异不已，“您究竟提出了什么观点呢?”

　　郎永良回忆道：“那篇论文主要是以宗达的《我的自白书》为例，讨论人的信仰和自由问题。基本观点是：信仰不等于宗教，信仰的建立，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仰不是一劳永逸、恒定不变的，会随着实践以及人的认识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如果一个人后期放弃或否定自己前期的信仰，并不能视为对自我或信仰的背弃，而是一种探求真理时必然会遇到的难题……这篇文章刚投到给学报编辑部，正赶上反右，便被当成宣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违背马克思主义‘大毒草’，受到了猛烈的批判……”

　　“老师，我很想读这篇文章，”王晟抑制不住好奇地说，“您还有……原稿么?”

　　“我本来誊写了两份，可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一直没有找到。”郎永良遗憾地叹了口气。

　　郎永良这番话，使王晟原本十分清晰的思路彻底乱了，变成了一堆无法理清的乱麻。可是，学术和政治难道能分开吗?……他胡思乱想着，觉得这段时间自己的心血全部白费了，不禁感到有些沮丧。

　　郎永良察觉到了王晟的情绪，是为了缓和过于严肃的气氛，他换了一种语气说，“当然，这不能完全怪你，只要一天不摆脱那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思维逻辑，我们就不可能对宗达的一生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也是一开始我就不赞同你写宗达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现代以来，文艺和学术同政治一直纠缠不清，彼此伤害的例子屡见不鲜，相对而言，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和想象空间要自由宽松得多，如果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根本产生不了老子、庄子以及李白和苏轼那样我行我素、狂放不羁的文人。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之后，逐渐将学术旨趣从现代文学转向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原因……”

　　说到这儿，郎永良从藤椅上站起来，从紧靠书桌的书柜里抽出一本书递给王晟，“这是我刚出版的一本书，是在给作家班讲课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王晟双手接过书，一股新书的油墨味儿扑面而来，封面上印有《老庄新解》几个手写体大字。他打开目录页，见其中一章的标题叫《老子的“无”和“有”》，便饶有兴趣地读下去：

　　“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里，‘无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无’比‘有’还重要。西方的政治学也有类似的观点，它认为一个政府让人们去做什么并不是它最主要的责任，它最主要的责任，最不可或缺的地方，就是它明确了你不可以做什么：比如你不可以偷东西，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放火，你不可以破坏公共秩序，你不可以对别人造成人身伤害，你不可以侵犯别人的财产或者是公共财产。除此之外，‘无为’主要指的是统治，它指的是君王，指的是臣子，它当然不是指工农、老百姓，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老百姓不娶媳妇、不嫁人，那怎么行呢?所以庄子说得很清晰，说上无为而下有为。当然这种理解你也可以从反面说，它没有从勤政方面谈问题，没有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方面来谈。所以庄子不是鲁迅，老子也不是那些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但他们的无为，确实是针对了春秋时期的那种‘乱为’，压迫人民、折腾人民、压榨人民的一些‘为’……”

　　王晟早就知道导师给作家班开了一门谈老子和庄子的课，据听过的同学讲，这门课很有趣，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去听，现在见到这本书，果然有趣，尽管只读了其中一段，却仿佛亲耳聆听导师讲课那样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耐人寻味，便说：“老师，这本书……您能送我一本么?”

　　“当然要送你的，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郎永良说着，转身从书柜下面拿出一摞同样簇新的书，抽出其中一本。王晟迫不及待地接过去，见扉页上写有一行字：“王晟同学雅正。”下面是导师的签名。

　　王晟在楚州师专读书时，曾获赠过郎永良担任主编的高校文学史教材，获赠导师的个人专著这还是第一次，不禁喜出望外，连声道：“谢谢老师，我回去后一定好好学习!”

　　郎永良若有所思地说：“唔，不仅搞现当代文学的人需要多了解中国的古代思想文化，研究外国文学和哲学的人也应该学习啊!现代人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古人，比起老子庄子那种无贵无贱，无荣无辱，我行我素，自得其乐的大智慧，相比之下，鲁迅和胡适的格局和境界也显得狭小……这话我不只是对你讲过，还跟郎涛讲过。他研究的海德格尔被中国哲学界奉为西方存在主义大师，什么 ‘自我’‘本我’‘超我’这些玄奥的概念，听起来深不可测，其实老子庄子的思想里也有，例如‘道可道非常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比他那一套透彻得多。哲学在老庄那儿实现了真正的物我两忘，灵肉合一，可那位海德格尔呢，整天把‘诗意的栖居’挂在嘴上，到头来却依附于纳粹统治，成了法西斯的帮凶。为这个，我没少跟郎涛辩论……”

　　说起来，郎永良和郎涛父子都是王晟的老师，上个学期他还选修过郎涛的一门课。但郎永良很少当他的面谈起郎涛，而且让王晟纳闷的是，他虽然多次来过郎永良家里，却一次也没有碰见过郎涛。此刻听导师突然提起郎涛，他感到有些意外，不由想起上次在新四楼听郎涛讲海德格尔时自己递的那张纸条，觉得导师的观点跟自己不谋而合。他琢磨着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导师听，比如海德格尔和老师胡塞尔的关系，以及他对阿伦特的背弃……导师会怎么看呢?他看见对面墙壁上挂着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是导师、师母和郎涛的全家福，照片中的郎涛站在父母中间，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从背后的东江大学校门看，是导师调到东大后不久拍的。

　　王晟的目光在那张照片上停留了片刻，原本想对导师说的话也咽了回去，说出口的是一句：“郎涛……他不住家里么?”

　　“噢，他住在学校分的单身宿舍，平时很少回来。”郎永良也把目光转向墙上的那张全家福，不无讥诮地说：“存在的被遗忘……他满脑子这些概念，我和你师母都快被他‘遗忘’了!”

　　王晟听出导师的话里有一种责备的意味，但脸上浮现出的却是一种父亲对儿子才有的宠爱，这种神情，他也曾从自己的父亲脸上见到过……

　　已近中午，王晟听见一阵砧板上切菜的声响，一股炒菜的香味儿从厨房里传来，师母开始做午饭了。以前如果碰上吃饭的时辰，王晟也许留在导师家里吃饭，但今天上午和郎永良的长谈，使他脑子里塞满了导师的话语，如同吃得太多不易消化一样，心里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思绪烦乱，他想找个地方独自待一会儿，于是起身告辞。

　　“别忘了把提纲带上，”郎永良叮咛道，“多思考，多看资料，不要急于动笔……”

　　王晟嗯了一声，给导师恭敬地鞠了一躬，从书房出来，走到院子里。此刻，那个叫小丽的姑娘正蹲在地上择韭菜，见王晟出去，向他礼貌地点点头，微微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王晟觉得，小丽尽管相貌平平，笑起来却十分温柔、恬静。王晟从小丽同师母在一起时那副亲近的神情看得出，她跟老师家的关系肯定不一般，要么是亲戚，要么是……王晟心里这么猜测着，不知不觉走出了废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