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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卷二
第四章
5. “干校”回忆
郎、何两家的家庭聚会地点在东江大学接待中心。接待中心是前两年修建的，集住宿、餐饮、会议厅等于一体，设施都是按照高档酒店标准设计的，主要接待各种会议和学术交流。餐厅分两层，一楼是一个能容纳两百多号人的餐厅，二楼是包厢，比较适合私人性质的聚会。由于环境优雅，菜品也颇有特色，不仅本校的人经常来这儿进餐，校外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总是人满为患，尤其是二楼包厢，通常都要提前两天预订，否则就只能在一楼大厅就餐了。
包厢是郎永良两天前就预定了的。尽管他比何首乌大一岁，两个人经常称兄道弟，但那毕竟是以前，现在何首乌是东江大学的校长，身份和地位与过去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了。郎永良是典型的文人性格，平时因钻研老庄哲学，也颇有些名士做派，并不在乎世俗的地位等级之分，但中国的官本位传统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根深蒂固的，何况他年轻时也有过“出仕”的理想，还当过两年的中文系副主任，如果不是在反右运动中“落马”，其仕途也不会那么快就结束。因此，面对当上校长的昔日好友何首乌，郎永良的心情一直比较复杂，既发自内心地高兴，也有几分淡淡的惆怅。但这种心情丝毫不会让郎永良乱了方寸，比如这次郎、何两家的聚会，从时间安排到预订餐厅等之类的琐碎小事，都是郎永良操办的，交情归交情，他不能让贵为一校之长的何首乌失了身份。何况，这次聚会是他提出的，名为答谢何首乌在他调回东江大学这件事上的鼎力相助，其实还有另外一层用意……
郎永良一家三口到达接待中心时刚刚五点半，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近半个小时。这也是郎永良精心筹划的。说起来，他和儿子郎涛现在都是何首乌的“臣民”，不能让堂堂的校长反过来等他们。况且，何首乌今天上午还在电话里告诉他，宋乾坤可能要来参加今晚的聚会呢。“说来也巧，宋省长昨天下午到我们学校调研工作，我顺口告诉他，你已经调回东大了，今晚我们俩家还有个聚会。宋省长一听很高兴，说我们三个人曾经是‘五七’干校的战友呢，你们两家聚会，可不能少了我这一家啊!我赶紧说你要是能来，我和郎教授欢迎都来不及呢!……”何首乌说到这儿停住了，郎永良却有点沉不住气了，催问道：“你说清楚点儿，宋省长……他到底来还是不来啊?”何首乌说：“宋省长下午要出席省外办一个接待外宾的宴会，他争取推掉。”放下电话，郎永良在书房里发了一会儿呆，不由回想起十几年前在“五七”干校度过的那些日子……
郎永良和何首乌是在“五七”干校认识宋乾坤的。那时候，他俩作为楚州师专的首批学员，到娘子湖“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娘子湖是东江省内最大的一座淡水湖，水域辽阔、烟波浩渺，蒹葭苍苍，风景十分优美。但自六十年代中期娘子湖开始大规模围湖造田以来，水域面积大幅度地收缩，原来的湖光山色已经被成片成片的稻田取代了。
娘子湖“五七”干校由文化部和东江省联合举办，坐落在娘子湖畔。“五七”干校采用军队建制，平时除了劳动、操练，还有政治学习，管理上比较严格。郎永良和何首乌被分配到五团七营三连。何首乌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文革前曾出席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虽然被划为了右派，但还保留着党籍，因此被任命为连长。干校的劳动主要有造田、挖泥，插秧、割稻等。大热天，清晨四、五点钟空着肚子就下地。七点把饭送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再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下田干到晚。干校初建，房子不够，郎永良和何首乌所在的三连借住老乡家。老乡的房子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盖房子。但盖房子得用砖，娘子湖居民住的大部分都是土坯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同三连紧邻的是五连，五连都是来自文化部和社科院的专家名人，如冯友兰、钱钟书、艾青等。有一次，郎永良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儿老头脱坯时站立不稳，摔了一跤，他认出是著名学者钱钟书，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见他额头都摔破了，想扶他去干校卫生站，钱钟书却摆摆手，淡淡地说了句：“没事儿，擦破点皮而已，”便又脱坯去了。还是解放前上中学时，郎永良曾读过钱钟书的《围城》，五十年代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文学评论培训班”时，还听他讲过课。对于被分配到干校劳动改造，郎永良原本觉得满腹委屈、愤愤不平，参加劳动和学习也没精打采的，现在看见大名鼎鼎的钱钟书竟然也跟自己一样在干校“劳动锻炼”，且是那样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他心里释然了许多。
不久，三连从老百姓家里搬进了新盖好的干校宿舍。冬天来了，天气越来越冷，干校学员很少到湖区和大田劳动，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开会和学习马列毛著作。闲暇时，郎永良便把从家里带去的《道德经》《南华经》拿出来看，这一看不打紧，使他后来从一个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老庄研究专家。有一天下雨，他正围着被子坐在宿舍的大通铺上读《道德经》，满脑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玄妙概念，就见宿舍的门帘被掀开了，何首乌拎着一个行李卷儿从外面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约莫五十多岁，身穿灰色干部服，头发散乱，神情显得有几分落魄，但眉宇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度;这种气度，郎永良从那些经常坐主席台的领导身上见到过。“永良，这个人……上级安排他到我们连接受改造，连部决定安排跟你住一起。”何首乌说完，把手中的行李卷儿扔到了他旁边的铺上。
由连长亲自带到宿舍来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角色。何首乌走后，郎永良跟来人攀谈了几句，当他听到对方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几乎吃了一惊：“宋乾坤”，这个人在文革前是东江省的重要领导，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报上公布的罪名是“叛徒”，今天怎么在这儿出现了呢?
面对郎永良疑惑的目光，宋乾坤未置一词。随后的一段时间，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个宿舍和通铺上，宋乾坤却很少谈自己，有时看见郎永良悄悄读《道德经》和《南华经》，也饶有兴趣地跟他聊几句老庄，顺口吟出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郎永良似乎窥见了他深藏在后面的心情。他知道宋乾坤是一个文化人出身的领导干部，能写善画，五十年代初还出版过一部描写东江省解放前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大江壮歌》，文革前担任过东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其文化素养显然非一般的共产党高官可比。“宋书记，我大学时就拜读过你的《大江壮歌》……”郎永良这句话并非奉承，而是出自内心，但宋乾坤摆摆手说：“这也是我的一大罪状，已经被工农兵和红卫兵小将们批臭了，欢迎你继续炮轰……”郎永良自嘲地说：“彼此彼此，我也是牛鬼蛇神嘛!”听他这么说，宋乾坤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从那以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一些。
有天半夜，郎永良突然被一阵叫唤声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宋乾坤捂着肚子，身体蜷缩成一团，在床铺上打滚，发出痛苦的呻吟，脸色像纸一样惨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郎永良过去扶住他，问他怎么啦?宋乾坤闭着双眼，嘴里艰难地吐出一个字：“疼!”郎永良赶紧披衣下床，外面北风怒号，雪花飞舞，他跑到连部，把何首乌从被窝里拉出来，两人一起冒着漫天大雪，轮流背着宋乾坤，把他送到了干校卫生站。医生诊断是急性阑尾炎。经过手术，宋乾坤很快脱离了危险。医生说，再晚来一步，人就没救了……
6. “三家宴”
出乎郎永良意外的是，当他们一家三口走进二楼包厢时，何首乌已经提前到了。他赶紧上前抱拳致歉：“让校长等我们一家人，实在有些失礼了，恕罪恕罪!”
“永良兄你我就别客气了，我住的离这儿近，一抬脚的工夫就到了。”何首乌大度地摆摆手，毫无校长的架子。郎永良就把紧随其后的儿子向何首乌作了介绍。郎涛从国外回到东江大学后，这是他第一次在私人场合见到何首乌，恭恭敬敬地对他行了个中国式的鞠躬礼，叫了声：“何校长好!”
何首乌个儿不高，身体干瘦，虽然还不到六十岁，但头发差不多白光了，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像瓶底一样厚，架在鼻尖上颤悠悠的，仿佛随时要滑落下来似的。此刻，他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打量着郎涛，颔首微笑道：“唔，我调回东大那会儿，你还在楚州中学念高中，现在可是海龟博士喽!怎么样，回东大后还顺利吧?”他一边说，一边回头叫了声：“小丽，过来跟伯父伯母和郎涛打个招呼吧!”
郎永良一家三口把目光转向何首乌身后，看见他的女儿何丽站在包厢后侧，有点局促地望着郎家三口人。何丽肤色微黑，梳着两条小辫，跟她父亲一样，个儿也不高，一米六左右，有点儿瘦，咋一看像个中学生。她前两年从东江大学图书情报系毕业后，在东大图书馆工作。
何首乌的夫人几年前就病故了。
“伯父伯母好!”何丽逐一招呼着郎永良夫妇，她看了郎涛一眼，有些害羞地垂下眼睑，微黑的脸上掠过一丝绯红，“郎涛哥好……”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你好!”郎涛礼貌地回应道，不知怎的，他的脸也一红。
这当儿，郎涛的母亲走过来，亲昵地揽着何丽的肩膀，从包里掏出那只护肤品盒子塞到她手里说：“小丽，你和郎涛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吧?郎涛可没忘记你哟，瞧，这是他在西德给你买的礼物，一直没找到机会送给你……”一边说，一边拉着何丽和郎涛在沙发上坐下了。
听了母亲的话，郎涛觉得有点不自在。
这时，朗永良趁他们说话的工夫，低声问何首乌：“怎么样，那一家子……能来吗?”
“半个小时前，他就给我来了电话，肯定来!”何首乌语气肯定，显得有点儿兴奋。“我刚放下电话就过来看包厢，环境还不错……”
“好，好!宋省长这一来，‘两家宴’就变成了‘三家宴’，太好了!”郎永良抚掌连声说。
“永良兄，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何首乌说，“宋省长已经退居二线，现在是省顾委副主任……”
“他到年纪了吗?”郎永良似乎有些意外。“我怎么觉得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呢?”
“我们也干不了几年了……”何首乌理一理鬓角几绺稀疏的白发说。
“也是，干校一晃都过去了十多年……白云苍狗，白云苍狗啊!”
两人正发着感慨，就看见一位满头花白、身材魁梧、器宇不凡，约莫六十多岁的长者出现在二楼包厢门口，他俩急忙迎了上去，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宋省长……”随即，三个人六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宋乾坤身边跟着一个年轻漂亮、气质高雅的年轻女子，郎永良和何首乌以为是他的秘书，谁知宋乾坤同他们握过手，转脸介绍道：“这是我的女儿宋晓帆，在省歌舞团搞创作……”
郎永良和何首乌早就听说宋乾坤的女儿是个作家，现在一见，果然不凡。两人奉承了几句，同时把正坐在沙发上闲聊的两家人叫过来，一一向宋乾坤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郎涛时，宋乾坤哦了一声，“嗬，国外归来的洋博士，我听何校长说，为了把你们这些洋宝贝疙瘩挖回国，费了不少本钱和心血啊!”
郎涛是第一次见到宋乾坤，对于他和父亲的关系也只是略有耳闻，更不知道他今天来参加郎、何两家的聚会，因此毫无心理准备，有点儿拘谨，直到宋乾坤介绍宋晓帆时，他才放松下来。
接着，何首乌便请宋乾坤上座，他和郎永良一左一右陪坐两边，其他人依次落座后，就让服务员开始上菜了。
“夫人怎么没有一起来?”趁上菜的工夫，何首乌贴着宋乾坤的耳边低声问了一句。
“今天不是省外办有外事活动么，她抽不开身嘛，我还是开了小差才溜出来的……”
何首乌说：“对对，省长日理万机，还能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实在不胜荣幸之至!”
“首乌同志，不要再叫省长喽，我不是已经退到省顾委了嘛!”宋乾坤提醒道。
“习惯了，一时半会改不过来。”何首乌笑笑说。
郎永良早听说宋乾坤的夫人在省外办工作，以前曾是东江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年轻貌美，刚才一进门，还差点把他的女儿宋晓帆当成了他的夫人。此刻见何首乌在宋乾坤面前似乎也有些紧张，心想，他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校长，并不擅长同官场大人物打交道。正这么想着，何首乌提醒他说：“永良兄，郎涛不是从国外给宋省长带了一瓶德国名酒吗?”
郎永良这才如梦初醒，赶紧从自己座位下取出一个礼品袋，双手呈给了宋乾坤。
宋乾坤接过礼品袋，把那瓶酒拿到远处，眯缝着眼睛仔细看了看，“晤，雷司令。前年我去东德访问，到西德短暂考察，去伊贡米勒酒庄参观过，尝过一款窖藏百年的雷司令，味道的确不错……”他一边说，一边咂着嘴唇，似乎还在品味着酒的余香，同时偏过头问何首乌，“今天咱们就喝这酒吗?”
“噢，不，我一个学生上次从贵州来，给我带来一瓶茅台，今天正好借花献佛，一起尝尝……”何首乌说着，起身去沙发上拿过一瓶茅台酒，拆开精致的包装，双手将酒瓶呈到宋乾坤面前。
宋乾坤嗅了一下，“呵呵，真香!喝酒嘛，还是白酒够劲儿，记得在干校时，你们的酒量都很大……”
“哪里哪里，还是省长海量……”郎永良听宋乾坤提起干校，忍不住插了一句。
“那会儿我可是叛徒加走资派，几项罪名加在一起吓死人啊!谁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生怕受牵连嘛!”宋乾坤饱满红润的脸庞掠过一丝苦笑，“那时我刚从牢房里出来，被送进干校继续改造，身体也不好，真多亏了你们二位，一个连长，顶头上司，一个跟我睡同一张床铺，若不是你们俩照应，我能不能挺过来都难说……”
“是啊，文革的确把我们害苦了!”何首乌附和道。
“要是从反右算起，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受第二茬罪喽，臭老九嘛!”宋乾坤叹了口气说，“不过，大家总算都熬过来了……”
这当儿，菜上来了，一张大圆桌上堆满了钵碗盘碟，除了桂鱼龙虾等主打菜品，还有著名的娘子湖野鸭和藕带，都是一般人平时难得有机会品尝到的美味佳肴。
面对餐桌上香味扑鼻的菜肴，宋乾坤刚才还能让人感觉到的那点儿领导做派全不见了，他率先用筷子夹了一块野鸭肉，放到嘴里品尝着，一边说，“抗日战争期间，我率领新四军一个连，在娘子湖打过一场伏击，打沉了两艘日本鬼子的汽轮。当地渔民为了庆贺，给我们送来半渔船的野鸭……嗯嗯，就是这个味儿，一个字：鲜!”
见宋乾坤兴致勃勃的样子，何首乌提起酒瓶就要给他斟酒，谁知坐在对面的宋晓帆叫了一声：“何校长，我爸不能喝酒，他去年才做过胃溃疡手术呢……”
听宋晓帆这么说，何首乌拿酒瓶的手不由自主地缩了回去，“宋主任，令爱说的是真的吗?”
“有这么一回事儿，”宋乾坤哈哈一笑，“女儿给我颁布了‘两不一少’法令，执行起来可严格哪!”
“哦，哪‘两不一少’呢?”何首乌和郎永良不约而同地问。
“这个……你们问晓帆吧!”宋乾坤望着对面的女儿，满眼充盈着做父亲的慈爱。
宋晓帆略微迟疑了一下说：“‘两不’就是不喝酒、不抽烟，‘一少’就是少看文件……”
何首乌和郎永良听了，也笑起来。笑完，何首乌说：“不过，今天是咱们离开干校后第一次聚会，能不能例外一下呢?”他这句话是对宋乾坤和宋晓帆父女二人说的。
宋乾坤很痛快：“好吧，我今天就破个例。”坐在对面的宋晓帆见父亲这样说了，就没再说什么，她冲宋乾坤撒娇地噘噘嘴巴，转脸向旁边的郎涛摊了摊手，好像在说：“我不管了!”
“三家宴”到这儿就算真正开始了。何首乌、郎永良和宋乾坤三个人喝茅台。郎涛总共带回国三瓶雷司令，两瓶分别送给了宋乾坤和何首乌，剩下一瓶他跟母亲和宋晓帆、何丽一起喝。
不知不觉，酒过三巡。何首乌又斟满一杯，站起身向坐在上首的宋乾坤敬酒。“宋省长，您是东江省现任领导中的改革派，我们东大的发展离不开您的大力支持。这杯酒我既代表个人，也代表东大全体师生敬您!”说着，仰起脖子，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首乌同志，这杯酒你代表自己也好，师生也好，我都必须喝。”宋乾坤唔了一声，认真地说：“于私，你是我在五七干校的顶头上司，救过我的命，于公，你是新任的东大校长，是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力主提拔的。咱们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建设，教育必须先行，必须培养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必须打破过去那一套旧的政策和观念，不拘一格降人才，尤其对知识分子干部，不能求全责备，要大胆信任，放心任用。过去，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伤害过知识分子，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了……”他说到这儿，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何首乌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激动或者喝多了酒就脸红脖子粗，他一激动或喝多了酒，脸反而会变白;加上他酒量小，刚才已经连饮了三杯，这会儿听了宋乾坤的话有点感动，于是脸显得更白，连说话也结结巴巴了。“宋省长，感谢您的信任。其实我这人只适合搞点研究，当领导是赶鸭子上架，从前在干校当连长，现在当校长，都是这样……”
但他话未说完，宋乾坤就打断了他：“首乌同志，你就别谦虚了嘛，你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在数理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是我省知识分子中的一面旗帜。推荐你当东大校长可不是我宋乾坤徇私情，是改革发展的需要嘛!当然，要说我一点私心没有也不对，”他停顿了一下，皱起了眉头，用回忆的语调说，“1957年反右时，我是省委主持高校反右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东大反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名单报到我那儿时，就是我签字批准的。那份名单一共两份，一份是已经决定的右派，大约20多个人，另一份是可划可不划右派的名单，大约有40多名。当时中央给我们省下达了划右派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我大笔一挥，就把那份‘可划可不划’的名单也划进右派里了。我记得，你们二位的名字就在这份‘可划可不划’名单里……”宋乾坤说到这儿，脸上现出惭愧的表情。他从何首乌手里拿过酒瓶，给自己斟满酒，一只手拉起何首乌，一只手拉起郎永良，真诚地说：“当年在延安，毛主席曾经为整风和审干运动扩大化向受到过无辜伤害的同志道歉。我们党之所以伟大，就是善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就我本人来说，生活上工作上都出现过不少错误和失误，给包括你们二位在内的许多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现在借这杯酒，我向你们二位表示道歉!”
宋乾坤的语气十分诚恳，神情也很庄重。何首乌和郎永良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郎永良更是为宋乾坤的坦诚和豁达感动不已，连声说：“宋省长，你太客气了，实在让我们消受不起啊!”
“是呀，宋省长，你自己也受了很多苦，被人诬陷是叛徒，还坐过牢……”何首乌也说，“要说道歉，那个诬陷你是叛徒的人应该给你道歉才是嘛!”
关于宋乾坤的“叛徒”问题，文革期间曾闹得沸沸扬扬，有一段时间，全省的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刊发宋乾坤的“罪状”，郎永良也知道一些。此刻，他听何首乌提起这些，忍不住插了一句：“是呀，宋省长，当年我在报上看到过，揭发你叛变投敌的还是一个有名的记者，解放战争时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通讯，叫啥来着，瞧我这记性……”他拍着脑袋，却怎么也记不起来。
“他是我在东江搞地下工作时的下属……”宋乾坤说，不易察觉地皱皱眉头，“算了，中央不是已经给我平反了吗?都过去了，不提他啦。干革命，哪有不受点儿冤枉的?小平同志还三起三落呢，我这点儿事不算啥。小平同志说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嘛，来，喝了这杯酒吧!”
于是，三个人一起喝干了杯里的酒。
大概是话题过于严肃的缘故，包厢里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郎永良找了个轻松一点的话题说：“宋省长，50年代我还在北大读书时就拜读过你的《大江壮歌》，印象深刻，觉得这是一部堪与《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媲美的优秀作品。据说这本书出版后，毛泽东还称赞您是党内的才子，有这回事吗?”
“哦，有这么一回事儿。”宋乾坤沉吟了一下，用回忆的语气说，“那是1958年夏天，毛主席来东江视察，主要是调研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问题，住在省疗养院，对，也就是现在的枫园。我和省委第一书记去觐见主席，顺便带了一本《大江壮歌》，主席听说这本小说是写东江地下工作的，饶有兴致地问我，乾坤同志，你以前是不是从事过地下工作啊?我说是的主席，这部作品就是以我当时在东江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些素材创作的。主席听了赞许地点点头，说，唔，你能文能武，是个大才子哟!我说;主席过奖了，‘大才子’算不上，我连大学都没上过，充其量也只能算个小才子。主席听了摇摇头说，乾坤同志，你这话不对，没读过大学就不能成才吗，我也没读过大学嘛!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不妥，便改口道：我过去在革命战争中犯过错误，这次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头脑也有些发热。主席听了，表情严肃起来，竖起一根指头说，头脑发热不要紧，我也发过热么!关键是要及时降温、退烧，否则小病就会成大病，官僚主义害死人哪……”
看得出，宋乾坤对自己同最高领袖的见面经历颇为看重，再加上喝了酒，有点兴奋，话匣子一打开就刹不住了。
“毛是师范毕业，您那句话肯定让他不高兴了。”与宋乾坤提到毛泽东时尊崇的口吻不同，郎永良提到毛泽东时，语气有些冷漠，甚至带着一股子气。像许多在反右和文革中吃过苦头的知识分子那样，郎永良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怨恨情绪。可当着宋乾坤，他又不好让这种情绪表露得太直接。“宋省长，你对去年春节晚会上的样板戏节目怎么看?”
“你是说《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那个唱段吗?”宋乾坤若有所思地说，“那八个样板戏虽然是四人帮抓出来的，但艺术质量还是不错的，对京剧的革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可是，我听了这个唱段，几天没睡好觉，不断做噩梦，害怕文革又要来了……”郎永良像牙痛似的皱了皱眉头，“高校不少教授对今年春节晚会上增加样板戏节目有意见，认为这是极左思潮回归的征兆……”
宋乾坤似乎不大相信，“哦，有这么严重吗?”
郎永良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夸张，就改变口吻道：“我最近正在读巴金的《随想录》，他提议修建文革博物馆，道出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心声。那场浩劫太深重了，让人不得不保持警惕啊!”
“永良同志，你放心，对于文革，中央已经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的决议中全盘否定了，”宋乾坤用安慰的口气说，“不过，对巴金先生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
郎永良知道，宋乾坤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远比自己和何首乌更严重，不但身陷囹圄，连《大江壮歌》一书也受到了株连。他忍不住感叹道：“文革对文化造成了多么大的摧残啊，就连您那部小说也被打成了毒草……”
这句话显然引起了宋乾坤的共鸣，他苦笑道：“作者被打成叛徒，作品岂能独善其身?”
郎永良说：“文革结束后，不少‘毒草’都再版了，《大江壮歌》什么时候再版呢?”
宋乾坤说：“快了，去年出版社找我签了个合同，今年应该出来吧。”
郎永良说：“太好了，到时候我到书店买一本，请你签个名!”
“这本书是我一边工作一边写出来的，很粗糙，没有多少文学价值。晓帆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她比我写得好……”宋乾坤说着，把目光投向对面正在同郎涛说悄悄话的女儿宋晓帆，提高嗓门道，“晓帆，你别光顾着跟洋博士咬耳朵，给两位长辈敬杯酒嘛!”
听到父亲点了自己的名，宋晓帆脸一红，随即站起身，端着酒杯从餐桌对面绕过来，对何首乌和郎永良浅浅一笑：“何叔叔、郎叔叔，我敬你们!”
何首乌、郎永良也跟着端起了酒杯。
“中国文坛上有母女作家、母子作家，父女作家可不多哟!”郎永良用长辈的口吻说，“晓帆风头正健，什么时候把你的书送我一本?”
“我最近一本小说集要出版，到时候请您和何叔叔指正。”宋晓帆礼貌地回了一句。
“晓帆的文学才华远超过我这个做父亲的，不过，跟我一样，书读得少了点，初中毕业就下农村插队了嘛。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啊，最近有个小说叫什么《减去……》，”宋乾坤一时想不起来了，挠着头上的白发，把脸转向女儿。
宋晓帆说：“《减去十岁》。作者是谌容……”
“对，是这个名字，很不错的一篇小说，作者我认识，也是一位女作家，文革时写过一本小说《万年青》，是批走资派的……”宋乾坤说着，嘴角露出一丝揶揄的表情，不过很快就消失了，“古今中外的大作家都是学贯中西，晓帆要想再上一级台阶，还得多学习、多读书……”他说到这儿，把目光转向何首乌，“何校长，你是科学家和教育家，在高校改革上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嘛，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在现有的电大、夜校等成人教育之外，打破普通高校目前这种一考定终身的招生制度，探索出一条让更多有志青年进入大学的办学模式，为四化建设培养更多有用人才呢?”
何首乌对文艺不大熟悉，刚才宋乾坤和郎永良的聊天他一直没插嘴，这时明确表态道：“宋省长说的是，东大正在考虑设立插班生制度，让社会上各个领域有成就的青年拔尖人才插入大三学习，毕业后颁发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我们打算在中文系先搞个试点，开设一个作家班……”
郎永良插了一句：“这事我也听说过。系里已经通知我给作家班备课了。”
“这太好了，我可以报考吗，何校长?”宋晓帆高兴地叫起来。
“当然欢迎咯。你要是进作家班，肯定会给东大增光添彩……”何首乌笑呵呵地说。
一番话下来，包厢里的气氛活跃了不少。
郎永良见宋晓帆给自己和何首乌敬了酒，也大声喊起来：“郎涛，你也过来给宋伯伯、何叔叔敬酒么!”
刚才郎永良和宋乾坤、何首乌边喝边聊的工夫，其他几个人也没闲着，坐在另一边的齐世贞同何丽头挨头，一直在小声说着话，那副亲热劲儿像一对亲母女。
郎涛尽管刚回国不久，对文坛并不熟悉，但也听说过宋晓帆的名字。宋晓帆刚调到省歌舞团不久，正在为剧团写一个歌剧剧本，听说郎涛刚从西德留学回国，便跟他谈起了瓦格纳的歌剧和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正巧，郎涛归国之前在马堡歌剧院观看过瓦格纳的名作《漂泊的荷兰人》，还在一次书展上见到过《铁皮鼓》一书的作者君特·格拉斯。两个人一下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聊得十分投机。
这会儿，宋晓帆敬完酒刚回到座位上，郎涛正要与她顺着刚才被打断的话题聊下去，听父亲点名让自己敬酒，只好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宋乾坤见郎涛走过来，瞅了一眼他端着的红酒杯问：“你不来点白的?”
郎涛不好意思地说：“白酒劲太大，我只能用这个敬您了……”
“你别拐弯抹角，是在国外喝洋酒习惯了吧?”宋乾坤哈哈笑起来，一边笑，一边亲切地揽着郎涛的肩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每年向西方国家派出的公费留学生成千上万，可回国服务的并不多，你能回来很不容易，我们要当成宝贝疙瘩啊!”他说着，转过脸看了看何首乌，“何校长，你们学校不遗余力动员留学人员回母校工作是对的，但还要制订一套如何让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办法，重点培养，大胆使用，不拘一格降人才嘛!”
何首乌连连点头。这时，坐在宋乾坤另一边的郎永良也站起身，跟儿子郎涛一起举杯向宋乾坤敬酒。
宋乾坤没有推辞，爽朗地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他放下酒杯，又想起什么似的，对何首乌说：“对了，你们给作家班设置课程，不仅要有文学课，还要开一些哲学课程。当年我到延安抗大学习，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主席还亲自给我们讲过《矛盾论》、《实践论》……”
何首乌说：“宋省长这个建议好，您以后如果有空，也给作家班讲讲课吧!”
“我这半瓶子醋就算啦，还是请洋博士去讲好了。”宋乾坤连连摇头。
郎涛给宋乾坤和何首乌敬完酒回到座位上，宋晓帆转过脸对郎涛微笑了一下，举起手里的高脚酒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小声说：“郎涛，看来我要拜你为师了。这杯酒算不算拜师酒?”
“不敢当不敢当，”郎涛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你年龄比我大，我应该叫你姐姐，还是我敬你吧!”
两个年轻人互相谦让，坐在对面的宋乾坤、何首乌和郎永良听到了，也不由会心地笑起来。在一旁说悄悄话的齐世贞和何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抬起头朝这边张望。
包厢里觥筹交错、笑声朗朗，其乐融融;至此，由郎永良发起，宋乾坤临时插进来的这场“三家宴”进入了高潮……
7. 海德格尔和阿仑特
“三家宴”后，郎涛的父母跟他谈了一次话。
“你该认真考虑一下你和何丽的关系了。”郎永良开门见山地说。
郎涛一时没有听懂父亲的话，“我和何丽……什么关系?”
“你们俩还没生下来，我就和你何叔叔约定了，要是生下一男一女，我们两家就结成儿女亲家。”郎永良说，“你和何丽青梅竹马，我和你妈也觉得挺般配的。现在你们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该把这桩婚事定下来了。”
“都八十年代了，你们还搞这种指腹为婚的封建玩意儿?”郎涛几乎叫了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父亲的神情那么认真，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他把目光转向母亲，似乎在问：“妈，真有这回事么?”
齐世贞点了点头，“何丽的妈妈去世前还对我提起这件事呢。她说小丽要是嫁给你，她死也瞑目了。”她叹了一口气说，“小丽妈走了这么多年，你何叔叔就因为你们俩的关系没定下来，一直不肯续弦……”
母亲的话像一股巨浪，冲走了郎涛手中最后一根稻草。他再次转向父亲，问：“这么说，你们让我回国，就是为了这件事儿?”
郎永良显然早料到了郎涛对这件事的反应。“你何叔叔让我劝你回国工作，既是为东江大学网罗人才，也是为了成全你同何丽这门婚事。无论作为校长，还是父亲，都无可指责……”
父亲的话既像是为何首乌辩护，也像是为自己辩解，显得有些无力。郎涛的脑子里浮现出“三人宴”上的热闹场面，难怪母亲要把自己送的润肤品给何丽的。他想，原来，一切都是商量好了的，包括那位“大人物”宋乾坤的意外莅临，整个“三家宴”都像是一场预先设计的表演……
郎涛忽然产生了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郎涛都把自己关在樱园的单身宿舍里，埋头翻译《海德格尔传》，希望通过这项工作消除内心的郁闷，连周末和节假日都不回家，有好几次，母亲做好了郎涛从小爱吃的豆瓣鲫鱼和韭菜炒蛋，到宿舍来叫他回家吃饭，他却把母亲撂在一边，自己拿着饭盒到食堂打饭去了……
那段日子，郎涛正在翻译《海德格尔传》“爱与爱情”的前两章，其中关于海德格尔和阿仑特相爱的那部分，他已经读过好几遍，这次翻译时重读，仍然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924年的深秋，在德国马堡大学海德格尔副教授的班上，出现了一位短发、大眼睛的犹太少女阿仑特。他35岁，她18岁。他后来告诉她：从在教室里见到她的最初一刻，他就爱上了她。他怎能不爱她。花季的少女，因为经常穿一身精美雅致的绿色服装而被同学们称为“一片绿”。她仪容中的异国情调和眼睛里诱人的力量，使面对她的人担心被这股力量淹没而再也浮不上来;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使她周身散发着一种混合着自知、自信和羞怯的魔力，让穷乡僻壤长大的海德格尔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她无法拒绝他。他是大学世界里神秘的明星，是一位站在时代巨轮指挥塔上的舰队司令，在指挥着随时面临冰山威胁的巨型舰队;是一位思想的“秘密王国”的国王，正要领导一场思想的革命。男性和大师的魅力，使他有意识地与青年男女们保持距离时，更增加了一种神秘性和令人敬畏的力量。
1925年2月初，海德格尔把阿仑特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阴沉的雨天，她进来了，脱下雨衣，取下深深遮住面孔的帽子，流露出的是与往常不同的羞怯和腼腆，连嗓音也不那么明亮清脆。海德格尔就哲学、宗教、家庭、社会、兴趣、爱好等问题，和她进行了提问时的交谈。她似乎是靠着呼吸才飘出几乎听不到的“是”与“不是”。老师发现了她灵魂和精神的极高素质，她也体会到老师那不可抗拒的巫师般的魔力。
几天后，他以“亲爱的阿仑特小姐”抬头，写下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体书信，她对此回报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敏感。四天以后，在收到了“亲爱的汉娜”抬头的第二封信之后，她做出了心灵的感应。很快，位于大学附近一座阁楼上的阿仑特寝室里，这对师生开始让爱的欲火熊熊燃烧起来……
郎涛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认识栗红的。
那段时间，郎涛正在读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一直以来，郎涛在父母面前是个听话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是个聪慧过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正是这种“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他的爱欲，使他在整个中学和大学时代，乃至留学国外时都处于某种沉睡和压抑的状态，以至很多时候，他面对异性表现得有些迟钝。但这一次，父母给他和何丽安排的“婚姻”，使这种沉睡的爱欲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有一种被愚弄和伤害的感觉，而伤害和愚弄自己的是他的父母和长辈。这尤其让他难以接受。他像一条鱼儿被罩在一张巨大的网里，渴望自由的本能使他产生了反抗的强烈冲动。但他的反抗由于没有具体的目标，显得有些虚弱乃至盲目，如同向空气打出一拳那样，软绵绵的，连一点回声也没有……
正是在这当儿，栗红出现了。栗红的美丽大方和热烈率真，都让郎涛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次，他在新四楼做完海德格尔的讲座，同栗红在校园里散了一会儿步，分手时，栗红塞给他一个薄薄的信封，他回到寝室拆开一看，是一首诗，题目叫《我的太阳》:
黎明的窗口，我以一株小草的形象
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任你涂抹任你塑造
但我不敢抬头，不敢迎接你的微笑
我担心露珠从脸上滑落，一粒幼小的梦
会于萌芽前夭折
是你升起我折叠的白帆。触礁的小船
终于驶出漆黑的港湾。
尽管航程还十分遥远，但我从波涛荡漾中
感受到你的温暖。如海鸥一声长长的啭啼
我的耳畔萦回你的嘱咐经久不息。我的风筝
那一端系在你的手上
但我永远不能走近你触摸你……
这首诗有舒婷的深情绵邈，也有惠特曼的热烈奔放，携带着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的力量。郎涛被这种炽烈的情感淹没了。他觉得这段日子笼罩在心头的阴霾被荡涤殆尽，从那天开始，他开始和栗红约会：在校园里散步，在咖啡厅里喝咖啡，一边谈论哲学、文学，还有政治，那种从未有过的身心愉悦，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海德格尔，想起大师同自己的学生阿仑特那种火焰焚身一样热烈的爱情。郎涛当然不是想跟大师比附，但他心里被唤起的沉睡已久的爱欲如同一只小兽蠢蠢欲动，使他无法自已。而这种感觉，是他跟何丽相处时从未有过的。也正是由于何丽的存在，郎涛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阴云，躲在阴云背后的是父亲、母亲，以及“何叔叔”的目光。因此，他每次跟栗红约会时，总是尽量回避熟人和公众场合，有一种偷偷摸摸做贼似的感觉。有一次，栗红约他一起去学校的露天电影场看电影，他犹豫再三，还是拒绝了。为此，栗红有些生气，好几天没理他……
那天的圣诞舞会，郎涛完全是冲着宋晓帆去的。宋晓帆如愿以偿地上了东大首届作家班，郎涛父子都给作家班开了课，郎永良开的课程是老子《道德经》讲解，郎涛开的是存在主义哲学。郎涛和宋晓帆的家庭渊源，使他俩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倒不如说是朋友。宋晓帆作为作家和成熟女性的魅力，对比他小几岁的郎涛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当然，这种吸引力更多是柏拉图式的，这与他跟栗红在一起的感觉完全不同，与爱情无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同宋晓帆在圣诞舞会上跳舞时才那么坦然。郎涛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坦然，深深刺激了栗红。当栗红穿过人群，在众目睽睽下牵起他的手，带着他走到舞场中心时，他像一只在森林里被猎人追逐无处逃遁的动物，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畏悚和快感攫住了。他的神态有些狼狈，宋晓帆和作家班的一位男学员同他和栗红在舞场上擦肩而过时，像姐姐对弟弟开玩笑那样撂下一句：“小心!这个女生爱上你了……”说完，留下一串嘻嘻的笑声。
圣诞舞会结束后，郎涛同栗红一起走出枫园，穿过梅园、桂园，一直走到樱园。郎涛的宿舍就在这儿。
这是郎涛第一次带栗红进自己的宿舍。于是——
“位于大学附近一座阁楼上的阿仑特寝室里，这对师生开始让爱的欲火熊熊燃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