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中记载了一则在当地农民、小孩中广为传唱的民歌：“月光光，光灼灼。埃跌苦，你快乐。食也毛好食，着也毛好着。年年项起做，总住烂尾壳……穷兄穷弟爱同心，穷姊穷妹爱团结，团结起来当红军，当到红军杀敌人！”毛泽东同志在听到这首歌谣时，不仅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还按照民间文学收集的标准，在本子上对方言土语作了许多注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调查中已经注意到老百姓中流传已久的故事、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作品，并有意识地加以记录、整理、改造和利用，以宣传革命，动员群众。“在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时期，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红军里就有了自己的剧社、宣传队，中央苏区还成立过瞿秋白同志为校长的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和推动了苏区文艺运动，收集、整理和创作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宣传了革命思想，推动了社会变革，也为探索文艺大众化的道路，推动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革命事业与民间文学的耦合

　　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口头创作，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民众生活本身。钟敬文在论述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指出：“民间文学是被压迫阶级生活条件的产物，它体现人民的利益，表现人民的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政治斗争中常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民间文学的这一属性契合了苏维埃革命动员民众的需要，受到党的重视。在1929年“古田会议”的决议案中，毛泽东同志就曾作出关于征集和编制革命歌谣的指示：“各政治部宣传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这个指示在苏区得到切实贯彻和执行，当时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多次发出《征求山歌小调启事》：“请各地及红军中的同志，有自作的或老的山歌小调，无论抄写的本子或记忆的歌子一律欢迎。”到1934年，中央苏区把从各地征集来的革命歌谣专门编印成一本《革命歌谣集》，成为红色歌谣最早的作品集。

　　民间文学之所以备受重视，是因为民间文学是人民自我教育最方便、最普及的口头教科书。1934年，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后，十分重视民间文学的作用。他认为：“中国民间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叙述方式浅近，有头有尾。”因此，它可以为群众所接受，成为大众文艺可资利用的形式，即“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地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向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在瞿秋白的领导和关心下，各地党组织广泛收集和利用民间故事、歌谣、小戏、说唱等口头艺术表达革命思想，编演了许多揭露封建地主剥削农民、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作品。民间文学与革命的耦合，使得民间文学中的革命意蕴被激活，其价值超出文学范畴，从而成为了解民众、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路径。

　　传统民间文学的新发展

　　中央苏区时期的文艺活动，主要围绕着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任务展开，凸显了文艺的社会革命功能。正如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的《俱乐部纲要》要求：“戏剧及一切表演的内容必须具体化，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采取当地群众的生活材料，不但要一般地宣传红军革命战争，而且要在戏剧故事里表现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暗示妇女解放家庭及生产条件的革新，揭破宗教迷信的荒谬，提倡卫生及一切科学思想，发扬革命的集体主义和战斗精神。”秉承这一理念，中央苏区对传统民间文学从形式、内容到思想给予了全新的改造，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借用旧形式，注入新内容。中央苏区文艺活动的首要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服务，它的特色在于创作的群众性、内容的通俗性、主题的革命性。当时党的文艺工作者除了用浅显通俗的语言进行民歌、故事的创作，还对各种民间文艺形式进行了整理改编。比如，在传统的客家山歌中利用原有曲调填上宣传革命道理的新词，将其转换成抒发苏区革命情感的新山歌。当时采用民间《十月怀胎调》填词创作的《十送郎当红军》、采用民间《花鼓词》填词创作的《同心革命歌》等，成为影响深远的著名苏区歌曲。为了推动社会变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了让大众能迅速接受和理解这些方针政策，当时借鉴了顺口溜、民歌等民间文学方式，使党的方针政策文字简约，便于张贴，又押韵易记，便于传播。比如，中央苏区在遭遇粮食困难时，颁发布告号召做好粮食流通工作：中央苏区全境，群众数百万人。粮食问题重大，缺少调节流通。现在战争形势，敌人大举进攻。接济红军给养，关系更属非轻……通过形式借用、内容更新，使革命宣传符合工农群众的审美，易于接受和理解，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

　　宣传新思想，赋予新内涵。传统的乡村社会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和文化诉求，中国共产党要在乡村宣传、推行革命，除了要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传统形式赋予新的意义。苏区的文艺工作者在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时，通过符号挪用、话语转换、意义重构，强化了民众对革命的认识。例如，“镰刀”与“锄头”原本是客家人生产中的普通工具，而在改造后的客家山歌中，它们成为工农的象征。又如，由赣南客家地区东河戏改编而成的红色戏剧《活捉张辉瓒》，通过使用“打破封建”“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等政治性话语，改变了客家民间戏剧的娱情基调，塑造了激情昂扬的革命战争场景，给观众传达了革命的激情与动力。苏区时期，因为当时任务与形势的需要，客家山歌、民间戏剧等艺术形式都自主地服从并服务于革命的需要，以鼓励人们以反抗压迫、进行革命斗争为价值追求。

　　民间文学承载红色记忆

　　1930年，赣西南特委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一份综合报告中谈到苏区时期民众接受马列真理并获得阶级觉悟后的情形：“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做很长的演说。”经过文艺大众化的洗礼，苏区民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在国共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故事、红色歌谣、红色戏剧不仅充分反映了苏区军民的心声，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也翔实记录了苏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成为苏区革命的历史见证。兴国县至今流传着“一首山歌三个师”的故事，该故事说苏区时期该县扩红宣传队高唱一首革命山歌，就扩大红军3个师。虽有夸张，却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革命山歌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记录了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场景。

　　革命与民间文学的结合，不仅推动了革命，还拓宽了民间文学的题材内容。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间文学原有的格调，使革命文化与民间文学融为一体，创造了新的文学艺术形态。革命文化并不都是民间文学，但革命文化中的红色歌谣、革命故事与群众创作的革命戏曲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方、各民族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撰工程中，搜集整理出大量的革命故事、红色歌谣等作品。这些新的文学艺术形态，不仅丰富和拓展了民间文学的题材内容，也成为当今时代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和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民间文学承载红色记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载体，挖掘民间文学中蕴含的红色基因，对传承革命精神、推进民间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