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梳理了《红色娘子军》故事的由来和各版本的流变。

　　它最早的文学版本是报告文学版，是刘文韶根据《琼崖纵队战史》记载的1930年代一个“女兵连”的真实故事改编，1957年8月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影响很大。

　　其实在1954年就已有根据民间故事编成的琼剧版《琼花》，1955年底在地方剧团演出，1957年初定名为《红色娘子军》，1958年经修改后于次年4月公演。

　　其后根据琼剧改写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在1961年上映并红遍全国。

　　达到顶峰的则是1964年的芭蕾舞剧版《红色娘子军》，后被列入样板戏并拍成电影。1992年还有中央芭蕾舞团重排版。

　　后来还出现了京剧版《红色娘子军》，该版在舞剧的基础上有所增补和创新。

　　此外《红色娘子军》还有其他剧种版本，世纪之交又被改编为小说、电视等。

　　2014年，是中国芭蕾舞剧首席经典《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计划全年演出该剧50场，其他芭蕾舞团也进行相关纪念活动。这不禁使很多人再次回忆起自己所看过的各不相同的《红色娘子军》的版本，还会回忆起那支真实存在过的“红色娘子军”。

　　随着各种媒体的披露，红色娘子军的真人真事越来越广为人知，包括近期辞世的最后几位娘子军的老人家。那么，各种艺术作品虚构的那个《红色娘子军》，是怎么来的呢?作为《红色娘子军》的符号，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被命名为“常青指路”的一幅剧照，曾经被制成很优美的画，很多人贴在自家的墙上。但《红色娘子军》并非只有这一个版本，《红色娘子军》的版本说来话长。本文按照远详近略的原则，试为浅述。芭蕾舞版的《红色娘子军》拍成电影已经是1970年了，其实1970年离真人真事的红色娘子军年代也不算太远，相反离今天却很远了。每个时代的人对时光的感觉好像不一样，今人觉得这四十年一眨眼就过来了，可是过去的人一说“四十年前”，好像很漫长很漫长。那个年代的人有那么漫长的时间感，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旧中国进入了一个新中国。就像《红色娘子军》第一幕和第二幕那种背景改变一样，当观众看到《红色娘子军》第二幕的时候，红色根据地是一片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感觉。

　　《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每十年可谓都是一番新天地，所以到了50年代，就已经成了很难整理的一个历史事件了。我们今天要研究《红色娘子军》，就要回到上世纪50年代去看看，当初到底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情给文学化了。

　　提起《红色娘子军》，很多人就会想起前文提到的那张剧照，可是从真实的历史事件到拍成舞剧电影，有许许多多的铺垫，就像《三国演义》的形成一样，不知转了多少道弯。尽管每个人脑海中的张飞不尽相同，但总是有一些共同点，比如我们说张飞比较猛，比较粗，比较豪放。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张飞不是这样的，真实的张飞很文雅。如果了解军事就会知道，真正的将军是有文化的，将军打胜仗绝不是因为他体力超人，他杀人技术比别人高。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的形成，有许许多多的转折过度点。虚和实的转化关系，在一开始往往是不起眼的，往往是非常微小的事件的发生。

　　文学的创作从粗糙到精良，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现在知道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但一看《诗经》就知道，一开始的诗歌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不可能一开始就写得这么纯熟，这么美，形式等级这么高雅。一万年以前的人，能一张口就说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不可能的。人类从会说话到这一步，至少要经过三四千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能写出《诗经》的民族，至少已经有三四千年的文学史了，只不过被孔夫子给“湮灭”了，孔夫子进行了伟大的“文化整理”工作。

　　一、报告文学版《红色娘子军》

　　今天很多史料都已浮出水面，其实最早关注琼崖纵队女子特务连，进行文学创作的，是一个叫刘文韶的人。今天人们所知道的琼崖纵队的那些历史，刘文韶当年并不特别了解，是今天的学术界慢慢把它复原的。刘文韶最早看到的就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叫《琼崖纵队战史》。刘文韶后来写了《我创作红色娘子军的历史回顾》、《我与红色娘子军》等文章，追忆自己的创作过程。

　　他说《琼崖纵队战史》记载，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纵队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二十人。全书仅有这一句话提及“女兵连”，再没有别的记载。文学跟历史的关系，一开始可能是非常偶然的。刘文韶看《琼崖纵队战史》，仅仅这一句话，就引起他的兴趣，开始了他的采访调查，最后写出了最早的《红色娘子军》报告文学。

　　在《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史上，刘文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人若参与了历史，自己也就成为了历史，相信以后还会有人专门去研究刘文韶的。刘文韶写的报告文学，比梁信的电影剧本要早，1957年8月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两万五千多字，就叫《红色娘子军》。由于这个报告文学影响很大，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刘文韶1934年出生，1950年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后来当了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说起为什么写《红色娘子军》，他说是源于庆祝建军三十周军的一次征文活动。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就是1957年。一般来说建国、建军逢五或逢十周年，前一年有关部门可能会组织征文之类活动。1956年，总政决定在全军开展建军三十周年征文，海南军区政治部领导让刘文韶负责这项工作。刘文韶考虑海南岛是老革命根据地，琼崖工农红军建立得也比较早，其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应该借着建军三十周年的时机，深入挖掘一下，便去查阅关于琼崖纵队战史的资料。于是发现了那句关于女子军连的记载，于是开始了他的调查采访。刘文韶先去采访了军区副司令员马白山。马将军说，当年在乐会县，确实有这么一个女子军连，但具体情况他也不是特别清楚。刘文韶又去问海南区委书记萧焕辉，萧书记也说有这么一个女子军连，交代有关部门对刘文韶的采访给予协助。因为刘文韶不懂海南话，军区政治部的领导便安排摄影记者王学海与他同行并给他当翻译。两个人到了乐会县，先找了妇联的主任，叫冯增敏。见到冯增敏，刘文韶才知道，她就是当年女兵连的连长!太巧了。刘文韶喜出望外，在乐会县开始了一个多月的采访。刘文韶采访了冯增敏后，又采访了女子军指导员王时香、排长庞学莲、班长蔡亲民、战士冯锦英等许多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那个年代的文艺工作者，非常重视亲身调查第一手材料。现在的学术界也很重视第一手材料，但是很多学者所说的“第一手材料”，不过是到图书馆去看最早的版本，认为这就是第一手材料。比如今天研究《红色娘子军》，我们找到刘文韶的报告文学，学者认为这就是第一手材料，其实这不是第一手材料。面对面地采访冯增敏，这才是第一手材料。在采访这些人的基础上，刘文韶又拜访了当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冯白驹将军，对征文的主题思想越来越明确了。冯增敏是女兵连第二任连长，经历了从女兵连成立到最后被迫解散的全过程，刘文韶决定以她回忆的形式，来写这篇报告文学。

　　刘文韶还回忆了他的报告文学为什么取名《红色娘子军》:当时取名字时，想到中国自古就有花木兰、杨门女将，一直都有娘子军的叫法，经过反复考虑，确定了《红色娘子军》这样一个大标题。红色寓意革命，娘子军可以包含女兵、女子，不违反历史真实，把标题和文章的内容统一起来了。

　　刘文韶说为了统一，他在文中也采用“娘子军连”、“娘子军”的提法，这样就把标题与正文也统一起来。这样，很多读者就以为，这支女子连队在历史上本来就叫“娘子军”。文学和历史的错位，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不能够在文史之间跳来跳去，评价文学要用文学的标准，评价历史要用历史的标准。比如有的人讲“三国”，一会儿拿《三国演义》来批判《三国志》，一会儿又拿《三国志》来批判《三国演义》，显得他可有学问了，其实是标准错乱。《三国志》是历史著作，它自己跟自己统一就行了;《三国演义》是文学著作，它也是自己跟自己统一就行了。历史上使用空城计的不是诸葛亮，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去批评《三国演义》弄虚作假。《三国演义》按照文学标准，必须把大量聪明的事例集中到诸葛亮身上，好塑造这么一个“高大全”的智多星形象，文学作品天然地就需要一些“高大全”;把粗鲁的事都要集中到张飞身上，有些粗鲁事可能是诸葛亮干的，也要归到张飞身上。这在文学创作中是对的，但在历史写作中就是错的，历史必须真实。就像看待莫言的小说，不能说他们家乡其实没发生过那么多事，都是莫言瞎编的，他把刘文韶家发生的事放他们家去了，不能这么批评。文学家有这个权利和自由，他可以把那个平淡无奇的山东高密写成一片圣地。

　　历史上并没有一支红军部队叫“娘子军”，只叫“女兵连”，或者“女子特务连”，娘子军是文学命名。为什么此处特意强调呢?因为现在就有人批判《红色娘子军》弄虚作假。刘文韶讲得很清楚，那是文学，为了文学的魅力，所以叫“红色娘子军”。

　　2004年5月，《党史资料》刊登了刘文韶写的《采写红色娘子军回忆》，正式确认“红色娘子军”这一称谓，源于刘文韶创作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

　　二、琼剧版《红色娘子军》

　　现在由于《红色娘子军》有电影，有京剧，有芭蕾舞剧，又重新上演，很吸引眼球，从商业角度看也似乎很赚钱，于是有更多的材料被挖掘出来了。我们发现，在电影《红色娘子军》推出之前，广东省曾经组织创作了琼剧《红色娘子军》。从1959年5月7日开始，《海南日报》副刊连载琼剧《红色娘子军》剧本。这个剧目属于集体创作，吴之、杨嘉、朱逸辉、李秉义、王平集体讨论，吴之、杨嘉、李秉义三人执笔完成。

　　1959年9月，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琼剧版的《红色娘子军》。所以现在很多材料记载，琼剧版的《红色娘子军》是最早上演的，比如《南方日报》2003年3月17日就做过这样的报道。这个报道的背景是现在海南琼剧团还在演，人们都希望有这么一个版本的延续。

　　中国现在的很多地方戏曲，就像珍贵的野生动物一样，年年在不断地消失。本来中国可能一个县或几个县就有一个地方剧种，就有一些地方性的文艺活动、文艺样式。可是现在，这些珍贵的文艺样式很多都消失了。有时候一个剧种濒临消亡，要靠一部好戏拯救，就好像一个国家要消亡了，需要一个团队把它拯救一样。中国的传统戏曲，从20世纪开始就不断地消亡，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片凋敝，好多剧种已经名存实亡。比如说昆曲，是《十五贯》救活的。还有前些年流行于浙江东部和上海市的甬剧，本来也快消亡了，也是一出戏把它救了，就是由柔石的作品改编的《为奴隶的母亲》。而且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把很多要消亡的剧种都拍成了电影，在全国一放，激励人心，很多艺人还能继续带徒弟，继续往下传。

　　那这个琼剧，应该说就是靠《红色娘子军》一直传承到现在。中国地大物博，这么大一个国家，即使戏曲专家，也只能听一部分地方戏曲，一个非常热爱戏曲的人，也就常听十来个剧种。琼剧是一个省内部的一个地方剧种，有人喜欢广东文化，一般也就是喜欢广东粤剧，或者喜欢潮汕一带的文化，关注琼剧的人不会太多，所以说如果琼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作品支撑，肯定要消亡。

　　琼剧版《红色娘子军》的作者之一吴之，是很著名的剧作家，老文化人。吴之回忆说，1958年准备庆祝建国十周年，上级领导组织搞创作，他就开始写琼剧《红色娘子军》。建国十周年前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丰收期，一大批经典作品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吴之曾经在1954年写过《琼崖纵队发展史》，这个时间比较早，这是我们看到的跟《红色娘子军》相关的最早创作年份。他说后来据此创作出琼剧《红色娘子军》。

　　吴之回忆，琼剧是1959年4月开始上演的，正好是建国十周年。在广东演了两百多场，是广东省唯一汇演的优秀剧目。吴之特别强调，琼剧和报告文学没关系，他是后来才知道刘文韶写的报告文学的，所以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可见“红色娘子军”这个题材，已经在地方上深深地扎根，深受当地人民的喜欢。吴之的调查采访过程，跟刘文韶很相似。他向冯白驹将军走访调查，冯将军对他讲了女子军连的作战过程，以及最后的分散隐蔽，冯白驹还把女子军连成立的讲话原稿整理出来给了他。女子军连的历史很短，只有一年多，所以在《琼崖纵队发展史》里只提了一下，没有详细写。但是到写琼剧的时候，就需要做详细调查了，吴之他们采访了很多当年的红军干部战士，跟刘文韶一样，也是找了冯增敏、王时香，还有几十个战士，这些人分散在琼海、文昌、万宁等地。

　　三、电影故事片版《红色娘子军》

　　据吴之回忆，电影版《红色娘子军》的材料是从琼剧来的，但情节不完全一样。吴之也参加了电影剧本的写作，还到上海天马厂住了半个月，导演谢晋把他和冯增敏都请去了。吴之说，最开始是他邀请梁信一起合作搞剧本的，当时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他提供的，包括琼剧的提纲;多数情节也是按照琼剧编排的，只有少量改动。1959年底，天马厂拍成了电影。吴之说，曾跟梁信讲过电影署名的问题，说电影可以还叫《红色娘子军》，但是要在前面加上一句话:“根据同名琼剧《红色娘子军》改编。”但是后来既没有挂吴之的名，也没有写琼剧的名。这件事情就是现在海南琼剧界的老干部还是不太满意的。

　　其实梁信最开始的剧本不叫《红色娘子军》，叫《琼岛英雄花》。这应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名字，一个有创意的名字，反正总比叫“女兵连”强。中国的文艺作品命名，都是讲究文采的，不会像美国电影那样没有文采，直接叫什么“野战排”、“小分队”。《琼岛英雄花》也是文学化的:琼岛，地名出来了;英雄是性质;花，暗喻女人;应该说也不错了。但是跟“红色娘子军”一比，高下立判。“琼岛英雄花”，分明带有小资情调，不是一流境界。一流境界是简单大方，堂堂正正，就像“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永远是高屋建瓴。所以后来谢晋和梁信他们的电影，还是叫《红色娘子军》。

　　有记者采访吴之，问他电影中的洪常青、南霸天，琼剧中都有吗?他说都有，名字都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有基础的。南霸天的原型陈贵苑，是琼东县的反动大队长;洪常青是虚构的人物。本来女子军连中没有男性党代表，都是女的，指导员叫王时香。为了更艺术性，吴之他们虚构了一个党代表。至于“吴琼花”，是他们把女子军连里面的事迹典型化，集中到一点上创造出的一个人物。今天很多懂文学不懂文学的人，利用人们不懂得典型化，来批评很多文学作品。他们基本的路数是这样的:找一部经典作品，然后说这个作品是有原型的，然后去找一个原型，这个原型或许真的存在，或许是虚构的，然后说作品跟原型不一样，所以是骗人的，是假的。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能存在，都是造谣，都是欺骗。不论巴尔扎克还是司汤达，都可以找到他们塑造角色的原型，然后找出原型跟作品中不一样的地方，就说他撒谎，甚至还可以告他。比如说高玉宝写过《半夜鸡叫》，里面有个著名的坏地主叫周扒皮，半夜起来学鸡叫，欺骗长工早干活。现在有人就在高玉宝家乡找了一个地主，说此人就是周扒皮的原型，此人对待长工特别好，他不但不半夜鸡叫，还给长工们烧酒喝。说这么好的一个人，劳动人民的贴心人，高玉宝竟然污蔑他。

　　文学作品可能有原型，也可能没有原型。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即使有一个主要原型，也不完全一样。作者可以承认受了谁的启发，批评者却不可随意拿原型来批评这个文学形象塑造得真或假。虽然说吴琼花的原型就是真实生活中的那个庞琼花，名字是从这来的，但不能说庞琼花是怎么生活的，《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就应该怎么样，永远要记住文学和历史的不同。电影剧本第一稿，有琼花和党代表谈恋爱的情节。吴之说，我不同意，在那个特殊的革命年代，琼花晚上站岗的时候，和洪常青谈恋爱，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侮辱女子军连的形象。吴之说，冯白驹治军是很严的，当时部队团以下干部不准谈恋爱，团以上干部谈恋爱要经过党委批准，所以那个谈恋爱的情节是不符合历史的。

　　吴之的这个回忆是对的，当年共产党的部队里是有这样的规定。有的是团，有的是营，一定级别以下的不许谈恋爱，以上的要经过批准。但实际上，恋爱这个东西是自然产生的，不是想谈就能谈，不想谈就不谈的。革命年代产生的爱情是很有意思的，它与人的身份是存在一种表面的冲突。梁信的第一稿写了谈恋爱，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真的不能写恋爱吗?部队规定不许谈恋爱，可是实际生活中，琼花站岗的时候，她可能就爱上了洪常青，这不是规定所能解决的，这是自然产生的。所以是否就侮辱了女子军连的形象，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艺术问题。

　　四、另外一条线索———从《琼花》到《红色娘子军》

　　就在学术界都认为《红色娘子军》的创作线条已经梳理清楚了，芭蕾舞剧前面有电影，电影前面有一个琼剧《红色娘子军》，还有一个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更早的琼剧版的《琼花》。

　　《海南日报》2008年7月29日刊载了一篇报道:从《琼花》到《红色娘子军》。

　　在琼剧《红色娘子军》中出演群众演员的集新剧团的演员钱汉堂说:“琼剧《红色娘子军》最初定名为《琼花》，取自海南岛上的女同胞之意。”钱汉堂回忆，1954年10月底，他所在的集新剧团在定安县龙塘镇演出，当晚准备演出琼剧《孔雀东南飞》，因为雨天无法进行。当时刚刚调任集新剧团秘书、编剧的李秉义此时恰好来到龙塘，与该剧团团长王黄文，主演陈华、红梅，导演范文俊等聊起琼剧。

　　李秉义说起，新中国成立前，万泉河边有些贫困家庭生了女孩之后养不起，就放在木桶里投在河中，任其顺水漂流，命运悲惨;他还说道，万泉河边也有一些女同胞，巾帼不让须眉，参军当上了英勇的革命战士。红梅听到此处，眼睛一亮，拍手叫好:“这故事可以演戏啊!”

　　原集新剧团团长王黄文就指派熟悉这段故事和历史背景的李秉义着手编写琼剧，初定名为《琼花》。该剧于1955年底在海口市广场戏院演出，主角琼花由红梅担纲，莫爱花饰指导员，在岛内各地巡回演出多场。1957年初，熟悉娘子军这段历史的王平与李秉义合作，将《琼花》修改后，定名为《红色娘子军》，于当年4月完成初稿，在海口连演二十多场。

　　吴之说他1954年还在写《琼崖纵队战史》，在这个军史里面，只偶然地提到了这么一个女兵连，可是在地方剧团，已经根据这个故事编了《琼花》。可见“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不仅仅来源于琼崖部队的战史，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都知之甚多:这里曾经有过女兵连。1954年就有人编写剧本，1955年底就开始演了。两部琼剧的主要结构都是一样的，有一个琼花，有一个指导员。不管中间经历了怎么复杂的演变过程，反正这个节目是很受欢迎的，能够上座。新中国建立之后，文化艺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工农兵当家做主的时代要求，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中国人民的欣赏趣味也在发生变化。年轻人都爱赶时髦，就像今天年轻人喜欢唱流行歌曲一样，当时的年轻人都喜欢唱革命歌曲，唱苏联歌曲，已经不爱看传统戏了，就是传统戏曲里影响最大的京剧，剧场也经常坐不满。于是，编创现代戏成为一种潮流，各地方剧团都纷纷创作新剧。曲艺也一样，评弹、评书、相声、快书，都要有新作品，新作品才受欢迎。建国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的艺术家，一定是伴随着一批新作品出来的。受众脑海里不可能有一个空空洞洞的侯宝林，想到侯宝林一定是带着他的一堆作品，比如《关公战秦琼》，比如《夜行记》。创作了新的作品，才能够捧红一批新的艺术家。当年演《红色娘子军》指导员的莫爱花和演女战士的陈广珍，他们回忆说能在琼剧舞台上重现“红色娘子军”的风光，是一生的荣幸。

　　李秉义的儿子回忆，李秉义曾说海南人一贯喜欢有生有旦的琼剧，刚开始创作这样一出主角全女无男的题材，不好写也不好演。创作初期曾经设计用男指导员(生角)编生、旦对手戏，当时海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青云看了第三稿彩排后指出:“《红》剧的题材之所以独特，即在于全世界没有完全由女兵组成的一支战斗连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海南岛才有，改男指导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红》剧又恢复为女指导员。

　　当今的大学中文系讲戏剧课，有天然的弱点，往往把剧本当小说在研究，不能够把戏当戏去研究。需要认真地想一想，戏剧影视作品里，性别单一行不行?有一些电影戏剧性别单一的，但好像都是男的。如果都是女的行不行?就《红色娘子军》来说，这位刘副部长的观点是要尊重历史，但真实的女子军连的历史，连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男的，炊事员就是男的。能设计炊事员跟琼花谈恋爱吗?

　　受众后来看到的《红色娘子军》，不论电影、芭蕾舞，都是把真实的历史改变了，都把指导员变成男的了，指导员改为“党代表”，是个英俊潇洒、非常有男性魅力的汉子。有些人误以为毛泽东时代的作品不讲爱情，泯灭人欲，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改动。看看《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选的那个男主角，其性别魅力是多么强，当时是全国女青年爱慕的偶像，以至于各地剧团饰演这一角色的演员，很容易犯生活错误。古今中外许多成功的文艺作品，都有男女对手戏。《007》近年又拍了最新的版本，《007》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每一部中都有成功的生旦对手戏。这位英勇的007，在为欧美人民奋斗的过程中，一定要被安排遇到一个又一个美女。

　　1958年筹备国庆十周年献礼，海南区党委成立了琼剧创作小组，负责琼剧献礼剧目，区党委和军区领导亲自抓。为了加强创作力量，增调作家、琼纵老战士吴之，与朱逸辉和杨嘉等共同组成五人创作小组。史料梳理到此，就跟吴之的回忆接上了。创作人员重返琼海乡镇采访，吴之、李秉义执笔，集体讨论修改。剧本1959年2月定稿，上级审定，阵容调整，主角不叫琼花了，叫朱红，由王英蓉扮演。1959年4月在海口戏院公演，大受赞扬。到了5月，《海南日报》全文连载剧本。6月评为优秀剧目，尔后广东琼剧院一团先后在海南、雷州半岛、汕头、梅县等地演出两百多场。

　　看看演出的这几个地方，涉及广东不同的文化区。广东是一个省，但这一个省里的文化区有很多。对比一下东北三省，三省的文化大体一样的，是一个文化区，黑吉辽是不大分的，外地人更分不出来。山东大概分胶东、鲁西北、鲁西南等。广东不一样，广东可以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文化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历史文化，汕头其实跟福建文化更接近。能在不同的文化地区演出都受欢迎，说明琼剧《红色娘子军》基础不错。

　　就像海南创作《红色娘子军》一样，建国十周年前后，全国各地都在搞类似的活动，文艺界一片繁荣热闹。文学不是历史，但文学紧密联系着历史，用文学的镜子看历史，可能会将某些层面看得更清晰一些。

　　再后来，就有了人们熟悉的电影剧本，署名“梁信”。但是根据上述史料可知，其实仍然是集体创作。那个年代的文化生产机制，署谁的名不署谁的名，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梁信老先生肯定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应该是最后的主要执笔人。但也确实有许多其他人都参与了创作。电影剧本1959年创作，1961年《上海文学》第一期、第二期连载。1961年电影摄制完成并播映。《人民日报》1961年7月27日发表贾霁的评论文章，指出《红色娘子军》具有“奇、趣、真、美”四大艺术特征。

　　1962年中国设置了电影百花奖，第一届百花奖，《红色娘子军》就夺得四项大奖，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辉煌。《红色娘子军》的几个主要演员，红遍全国。

　　这部电影在国际上也获了奖，1964年获得亚非电影节万隆奖，还获得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1995年，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

　　应该说是这部电影让《红色娘子军》红遍全国，琼剧再好，它也只是地方戏，几乎只在广东省内有影响。看报告文学的人也不是那么多，电影的影响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有了这个电影，全国观众都迷上了《红色娘子军》。从这个角度看，梁信和谢晋等编导演人员的名字，应该在历史上记下浓重的一笔。

　　五、芭蕾舞版《红色娘子军》

　　接下来的版本就家喻户晓，不需多费笔墨了，《红色娘子军》达到辉煌顶峰的是芭蕾舞版。1964年7月，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即现在的中央芭蕾舞团前身，完成排演《红色娘子军》。从1964年开始上演，就演成了样板戏，1970年拍成电影。电影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真正把这部作品推到了世界艺术之巅，当然这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是有关的。

　　下面介绍两组数据:1949年，中国电影放映单位，所有地方加起来只有四百多个，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到1965年，增加到两万三百多。这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辉煌”，这意味着到处都是电影院，没有电影院的地方拉块幕布也能放映。1949年电影观众是四千七百万人次，主要也是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到了1965年，电影观众人次是四亿六千万，1949年的数字是它的零头还不到。在中国很多偏远的小县城，甚至农村，都能看电影。看电影是整整两代人主要的文化消费方式，特别是农村地区，放映员扛着放映机一来，挂一块幕布，来一次放两场电影，那是一个节日。这种方式，迅速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艺术素质，给了许许多多青少年以生活的梦想，他们梦想着到电影里的那个地方去，梦想着成为电影中的某类人物。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的重视。周恩来指示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1964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首演，周总理出席并邀请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观看。

　　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观看后，称赞《红》剧的改革:“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对头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言简意赅地全面肯定了《红色娘子军》的成就。

　　此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观看，并屡屡招待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

　　前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说:“每个国外大团都有自己的看家戏，《红色娘子军》就是中芭的看家戏，这部戏记录着中国芭蕾舞的历史，也代表着中国芭蕾舞剧的最高艺术水平。”

　　现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第三代琼花的扮演者冯英说:“《红色娘子军》无论是在音乐上还是在‘美感’上真的是打破了古典芭蕾的程式化，真的是一种创新。除了表达民族情感方面独树一帜，在艺术展现上也打破了古典芭蕾程式化的东西。”意大利著名历史学教授玛丽尼拉谈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认为，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令我们不得不关注它的存在，可以说《红色娘子军》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重新排演《红色娘子军》，然后再一次走出国门，走到哪里就火到哪里。中国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芭蕾舞剧，目前还就这一部，其他也很优秀的几部，还都略差一点。

　　六、京剧版《红色娘子军》

　　《红色娘子军》的重要版本还有京剧版。京剧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两个版本，在“文革”之前有一个田汉版。田汉是话剧大师，但是建国之后，把很多精力都花了在戏曲上。后来又有一版《红色娘子军》，它是更多地直接从舞剧移植过来的。1972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电影。由于借鉴了芭蕾舞版的精华，又集中了京剧高手，水平也很高，影响也很大，许多唱段都脍炙人口。

　　京剧版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男一号洪常青，是由著名的马派老生冯志孝演的，是当时最优秀的京剧演员之一，当然扮相也非常英俊。杜近芳是中国最优秀的青衣，扮演吴琼花。曲素英演娘子军的连长，李嘉林演南霸天，阵容非常强大。这个阵容是江青和周恩来共同确定的。这一精品的打造，周恩来是真正的“制片人”，由国家最重要的人物来调动各地的艺术资源。

　　江青对文艺的指导，是事无巨细，不厌其烦。江青鼓励移植，她在著名的《谈京剧革命》中说，第一要创新，不创新也可以移植，怎么移植呢?要好好分析原作。对人家的长处要肯定下来，不能改变，对人家的弱点要加以弥补。江青说就像照镜子一样，不是一切都要推翻别人的，人家好你干吗要推翻?人家好你要肯定，不能改。江青不是仅仅在上面发“指示”，发完之后还亲临第一线，和导演、演员一起反复打磨。舞剧没有唱念，只有做打，所以必须高度裁剪，用郑板桥的话，就是“删繁就简，领异标新”。到了京剧，就要重新丰满起来，京剧毕竟是唱念做打的艺术，但又不能丰满到故事片的程度。要丰满有度，要重新充实它的血肉。所以京剧版《红色娘子军》就重新增加了次要人物，不过是在舞剧的基础上增加的，并没有恢复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中红莲那样一个人物形象和她的故事结构，而是增加了郑阿婆、小娥母女，特别写了郑阿婆送小娥参军。又在地方武装里面突出了赤卫队长黄威，这样就把红军、地方武装和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写得丰满起来。这是一个花与叶的问题。

　　增加次要人物，就要增加一些场面和情节，把原来舞蹈的时间变成说话的时间，把舞剧中用舞蹈表现的东西，变成用语言来表现。比如洪常青入南府和南霸天唇枪舌剑，斗智斗才的一段，在故事片《红色娘子军》里的这场交谈，主要是洪常青想办法躲避，而在京剧中洪常青不论智慧还是口才都是占上风的。京剧里的洪常青是文武全才，出口成章，所以这场戏很好看，唱腔也很好听。当然这场斗智，超不过《沙家浜》，《沙家浜》斗智那一场太经典了。

　　在教育吴清华(琼花)的一场戏里，增加了一个卖身契的场面。拿出一张卖身契，一下子就令吴清华觉悟了。洪常青教育吴清华说，革命不但要靠勇敢，也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

　　再一个就是要发扬京剧的特点，对全剧的唱腔进行完整的构思和通盘的布局。设计了几段著名的对唱，念白也很漂亮，这跟演员有关系。舞美方面，京剧的身段配上芭蕾舞的一些特技，融合到一起，艺术家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还有武打，本来就是京剧的拿手好戏，再加上借鉴舞剧，非常富有观赏性。

　　在音乐上也有许多的创新，这个创新在《红色娘子军》里，说实话不太难了，因为前面好多戏都做了铺垫。特别是交响乐伴奏京剧，丰富了京剧的表现力，京剧原来的文武场确实很优美，跟昆曲比丰富了，但是毕竟还很单调。交响乐有交响乐的好处，特别是表达一个宏大主题的时候，就像《红色娘子军》这样的戏，如果只是一板一胡地拉，和交响乐伴奏是两种效果。

　　还有京剧音乐中，如何融入一些现代的音乐因素，这都是需要创新的。比如说想和《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歌联系起来，如何处理?比如说样板戏怎么样能够听出《东方红》的味道来，怎么听出《国际歌》的味道来，还不能离开京剧的旋律。或者虽然观众没听出来，但是已经受了它的感染，这些都是挑战。

　　《红色娘子军》的京剧版，有多方面的创新成就，而且是在舞剧版那样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后制作的，十分难得。

　　七、其他版本

　　作为影响巨大的红色经典，《红色娘子军》还有沪剧、豫剧、汉剧等诸多版本，历史素材所包含的戏剧矿藏得到了充分的开掘。

　　世纪之交，《红色娘子军》重新赢得受众青睐后，以最具魅力的红色经典身份，又多次被改写改编。

　　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郭小东、晓剑的长篇小说《红色娘子军》，王虹昭在《羊城晚报》发表书评《解读红色经典的经典精神》说:

　　长篇小说《红色娘子军》改写成功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它基本保有了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原貌，又赋予它一种庄严的悲剧色彩。它是一部复线小说，全篇共20章，每一章都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写“当前”，下部写“过去”。“当前”部分是小说作者新的创作，我将其称为“新线”，“过去”部分基本上是按电影剧本的情节向前推进的，我将其称为“原线”。一部小说同时有两条线向前平行发展，互不交叉又相互映照，这种结构是有创造性的。

　　2006年袁军导演了一个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在电视剧里，刘佩琦演南霸天，演得很人性化，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色。但是这个时代的很多受众，却并不赞同这种版本。改编者本来是按照近年流行的艺术观创作的。他们都认为创作要还原人性，什么叫还原人性呢?他所谓的还原人性无非就是男女主人公动不动找个机会就接吻了，就拥抱了，然后镜头一掀，衣服一脱，玉腿酥胸露出来了。可惜这样的“人性”越来越被受众所质疑了。

　　另外，《红色娘子军》还被一些大学生改编成了简单易演的话剧版、小品版和朗诵剧版。近年一些城市的广场舞也多有采用《红色娘子军》主题音乐为伴奏的。

　　一部优秀的作品，它被改编成无数的其他版本，是正常现象。但是永远超不过那个最经典的。就像金庸小说一样，就像托尔斯泰小说一样，永远被改编，改编之后永远挨骂，挨骂之后继续改编。经典的命运从来如此。

　　涉及到《红色娘子军》版本问题的，有《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胡牧的《中国十七年电影英雄人物形象的符号学意义》一文，和《文艺争鸣》2010年3月号陈超谈《红色娘子军》的改编与叙事变迁的文章等，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2009年《长江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罗长青写的《红色娘子军创作论争及其反思》，这篇文章提出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文化生产”，针对革命历史资源问题，作者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红色娘子军》那些版本的创作，都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它应该遵循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规律，不能用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规范去要求它，更不能向前去追索它的版权问题。就像今天，如果把国有企业瓜分了，一个车间、一个办公室、一个沙发、一个茶壶，算谁的?所以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产品归属，应该尊重那时候的历史，尊重那时候的标准。当时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使用的都是共同的革命历史资源。为了这个革命历史资源，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后人把人家的故事改编成了作品，自己已经获得了稿酬和声誉，还有当时的体制所提供的诸多生活福利。这个活生生的人生版本，已经够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