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范畴里我们讨论两种文学。
第一种是寓言的文学,“大地绝无尺规”、“风是无水之河”。他们穿梭在语言和生命的缝隙里,揭示而非编织真理。他们的簧片要比理论化的哲学敏感的多,是理论斗争炮响前的第二手放哨人。这种文学所存在的全部意义仅在于被理论化,让哲学赐它们一死,再待哲学代它们壮烈赴第二次死。
第二种是嘲弄和愤怒的文学,总表现为摇滚音乐里的揶揄,粗鄙的、抛粪式的进攻,或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冷色调的怜悯:灰蒙蒙电影镜头里的工厂冷却塔,诗歌里絮不完的农村故土的消亡。这之中存在一个高差:叙述者总以第三人称俯视故事里的男男女女,不论是植物性增殖的家族关系、动物样聚散的工农群体、哪怕曾经的自己。泱泱工农无非想早下班多赚钱和无端的带薪休假,免于关节劳损和向心肥胖的折磨,体面地受罪。我在工厂三班倒挣命,你在场记板后头搓笔杆子,惯性地给工农强加文人风骨,刀子嘴不尽然是豆腐心,这阶级差距大于一切道德叙事,再真诚的怜悯都抹不平上下位间的距离。
更何况从不存在真正真诚的怜悯,一切一切作者都是最小程度上的倒错者。不管眼前是怎样的惨情,降落到文字里都会带有最小程度的快感。一个文字工作者,拍着胸脯讲,苦难的文学是背德的,把最惨痛的景象咽进肚子里,审美和雕琢地吐出来,快乐的、得意的、自豪的。简直是自我意识外的变态、自己永远无法察觉的变态,逃不脱道德的追打,这是一切文学乃至战斗文学的固有悲剧。
但我必须提醒一点,文学需要内部批判,需要在他的内里寻找其指向自己的矛盾,所以对文体和修辞的道德严酷是没有用的。是的,政治是最大的命题,对政治的逃避也会被政治捕捉,我们当然要严肃地看待所有问题,这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要摆国字脸,咂巴几个大词。严肃性就是主动插手宏大叙事,严肃性需要依附严肃的生存方式。道德的重构实然是失败了,但尊孔复古更是烂上加烂。多少人守着旧道德,觉得自己过着政治性的生活,不过是好让自己能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逃避生存斗争,出门见眼前比比皆愚众,老子我不一样。
得讲,揶揄的愤怒的文学有其历史使命,它至少不是温良被动的,不是抱朴守旧的。但在反对之前请至少坚持一个信念,无关是政治光谱的哪端,否则在过剩的否定性的冲刷中降格为纯粹的否定性,这算一种自贱。
所以请忠诚,忠诚于自己,忠诚于现实,忠诚于自己的现象世界。每个大写的人都该为眼前发生的种种负责,勇敢而诚实地介入现实,忠诚于你认定的对错,现实的波涛会把我们推向历史的中心,我们会重逢在历史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