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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树增所写的《远东朝鲜战争》中，写到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打响后我志愿军进逼南朝鲜汉城时，曾描写侵朝敌寇“第8军”酋首汭乞尾(Ridgway)撤逃前的“情景”：

　　汭乞尾【撤离汉城的时候，并不是很匆忙。直到担任后卫的美军第二十七团撤退之后，他才离开他的指挥部。他收拾起桌上的那张全家福照片，把他平时穿的那件睡衣钉在了墙上，然后在旁边写了一句话：“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见王树增著《远东朝鲜战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西历2001年1月第1版)

　　这段描写真是绘象绘色、鲜明生动，塑造了好一个“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大将气概”、“绅士风度”甚至不乏几分“幽默”的形象。这本《远东朝鲜战争》被定性为“纪实文学”，从这段描写来看，还真有点儿“文学”的样子。但问题在于，这本书应该并非按虚构的传奇小说写的，而是记述抗美援朝战争过程的历史追录，其唯一属性应该是“纪实”，加入“文学”，则其“纪实”就可疑了。

　　更关键的是，这段描写的依据何在?假设这描写是“真”的，则我军指战员显然不可能看到那一系列“直到……才……收拾起……把……钉在……写……”之类的动作，充其量是在攻入汉城时看到一件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狐臭气味的肮脏睡衣和“在旁边写”的那“一句话”——迄今为止，我军战史记录或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那么，这个“材料”只可能来自于敌寇方面：是当时敌人“媒体”炮制的“战地报道”?还是汭乞尾本人过后的“回忆录”?亦或是后来敌方弄出来的“好莱坞电影”中的情节?一时无从知晓，然而，把敌方弄出来的“材料”当作“历史”来抄引，这就像西方伪史信徒们迷信西方人声称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之类“历史”话语一样，未免太荒唐了。

　　如果说上述描写还可能有敌方的“材料来源”的话，近年某些电影里对敌寇的“人性”描写细节则显然是编导者的“倾情创造”了。

　　电影《金刚川》中，志愿军护桥部队被表现得就如敌寇至今仍喋喋不休污蔑的那样，像“活动的木头、机器”，一波又一波送上桥去，桥炸断了，接通，再炸断，再接通，又炸断，又接通……在敌寇“威武雄壮”的战机轰炸下，我军护桥人员血肉横飞，最后敌寇飞行员似乎“实在看不下去”了，或许是动了“恻隐之心”，他不炸了，飞走了——这真是个“有人性”的家伙。看来在编导内心里，当年抗美援朝我志愿军之所以没有被全部消灭或者被赶回鸭绿江这边来，主要原因是对手太“有人性”了。

　　相比之下，电影《长津湖》对敌寇“人性”的表现就比较“含蓄”：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东线战场，敌寇“陆战一师”被我军包围、痛揍，它凭着人海加弹药的“战术”拼命向南溃逃，该影片展示，在经过我军某连的阻击阵地时，看见我军战士因严寒而牺牲的场面，敌师长“肃然而立，举手敬军礼”。这个“情节”，看起来似乎可以说是通过“连敌人都表示敬意”而“显示志愿军的英勇”，但背后之意也是在表示敌寇是“像志愿军一样为国家而战的人”，是“有绅士风度的有人性的人”。然而，当年败逃的敌寇对那些曾使他们吃尽苦头、心惊胆战的我军战士的遗体做了什么?有人曾针对这个电影情节指出，当时敌寇是以破坏烈士遗体来发泄仇恨的。不知这个说法依据的是什么材料，但从当年敌寇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屠杀朝鲜老百姓、残害我军战俘的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以上只是类似乱象中的三例，共同之处都是把敌寇描写得很“有人性”，很“有绅士风度”，很“文明”，实质是一个小伎俩：企图以敌寇中可能会有个别良善之人的特殊情况来替代其作为群体的野蛮本质。这当然是一种对敌寇的粉饰。粉饰敌寇为哪般?“改开”以后曾有一种说法：把敌人描写得太愚蠢，实际上是贬低了我们自己。这种说法，应该说也有一点儿合理之处——尽管作为描写手法这并不算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但以后的发展，从描写敌寇“不愚蠢”，发展到渲染敌寇“人性”、“文明”、“绅士风度”，以至像那个莫某一般夸赞倭寇“漂亮”、“亲切”，走向了无底线粉饰敌寇的歧途。这么做的那些人，有些(比如《远东朝鲜战争》的作者)应该是被错误说法忽悠了，就像唐僧那样一时混淆了敌我;有些人，则很可能是为虎作伥，其精神已然堕落于妖魔鬼蜮之中了。

　　为此，想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那首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