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克孜勒山下》，柯尤慕•图尔迪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历1975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这部小说描写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新疆南部的克孜勒山下，新地大队和艾丁湖大队面临着经常因干旱缺水导致农作物减产、广袤的荒地无法开垦的严峻状况。新地大队党支部书记沙比尔提出从雪山引水的设想，得到艾丁湖大队主任泽彤乃慕和两个大队社员的热烈赞同，并获得上级的支持。在沙比尔和泽彤乃慕的带领下，社员们不畏艰苦，克服困难，粉碎敌人的破坏，最终凿通克孜勒山隧洞，修筑成引水渠道，引来雪水浇灌干旱的土地，并建成水电站，从而改变了克孜勒山农村的面貌。

　　小说着力塑造了沙比尔这个英雄人物。沙比尔的父母亲都是地主的家奴，他出生才六个月父亲就惨死在地主的皮鞭下，六岁时母亲因在地主家干活劳累过度，掉进馕坑被活活烧死。靠贫苦的姨妈抚养，沙比尔才活到解放后。“一九六三年，他抱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再三要求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之前，他是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四年后，他“光荣地服完了兵役，作为一个受过锻炼和教育的党员回到新地”，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为人眼光远大，思想活跃，行动果断，思虑周全，顾全大局。为实现引雪水下山的目标，他亲自带队爬山越岭考察水源、勘测线路、制定计划，精心组织安排施工，身体力行参与开凿隧洞。这是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坚定信念、起带头人作用的基层干部，是千千万万个被解放后释放出“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新中国英雄之一。

　　小说还刻画了图拉洪、铁木耳爷爷、泽彤乃慕等普通农民的英雄形象，他们都曾是旧社会里被压迫剥削的穷苦人或者是其后代，在新社会成为积极主动的建设者。

　　小说以生动的笔法、明朗的基调全方位展现各民族团结融洽、思想一致、共同工作的新社会风尚。这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全书开头就描述了沙比尔与水利技术员赵田相逢的热烈场景： “他们心里一怔，都高兴得眉飞色舞，问道： ’你……你不是沙比尔同志吗?’ ’赵田同志，你……’ 他俩在奔驰而有些颠簸的汽车上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拥抱起来了。然后紧紧地握手，久久地相望，又互相抓住对方的肩膀，连连地说：’太好了!我们相遇太好了!’ 沙比尔说了自己刚参观大寨回来。赵田听了非常高兴地说： ’沙比尔同志，你知道吗?我下放到县上工作了，恰恰就是你们那个县。’ ’是吗?’沙比尔十分高兴，又一次握紧了赵田的手，说：’赵田同志，这话是真的吗?’ ”

　　艾丁湖大队主任泽彤乃慕与公社医院的医生孙梅是情同手足的“闺蜜”，小说对她俩会面的描写生动活泼有趣，洋溢着青春美丽。小说写道，泽彤乃慕来到大队医务站，看见孙梅正在做手术： “手术进行完毕了。孙梅洗了手，取下口罩，脱下白色罩衣，看见了泽彤乃慕。 ’嗨，是你呀，啥时候来的?’孙梅亲热地搂住她……” 孙梅工作之余到泽彤乃慕家看望，泽彤乃慕的母亲莎达蒂大婶热情招待她： “孙梅吃着鲜红熟透了的桃子，兴趣很浓地听大婶讲村里的事情。 泽彤乃慕看见孙梅，取下肩上扛的砍土镘，亲热地跑去抱住孙梅，高兴地说： ’瞧你，太不够朋友了!你说说，多久没到我家来了?这中间我们队上出现了多少好事情。我妈留下了你喜欢吃的红蜜桃和奴尕衣梨，天天叨念你。可你就是不来，是不是把我们忘了呢?’ …… 晚饭以后，泽彤乃慕把孙梅领到自己的卧室。但凡孙梅到这个大队来，就按孩子时代的习惯，在这屋里谈话、留宿。” 两个人谈了各自的工作、学习近况，也谈到对引水工程的共通憧憬和信心： “泽彤乃慕亲热地拉住孙梅的两只手，在屋里转圈子，并把脸蛋贴在孙梅的脸上，拥抱在一起。 ’孙梅，我的好朋友，你真是太好了，叫我怎么说好呢!我们的想法多么一致，咱们的心是一个，咱们一起参加这次水利建设，是吗?’ ’当然啦!’ ”

　　县委书记孙振兴与铁木耳爷爷和新地大队社员们之间则有着深厚的情谊。孙振兴是参与过解放新疆的老战士，在克孜勒山下农牧民眼里“孙振兴同志是自己人，铁木耳爷爷和这里所有的人都熟悉他。这个遥远的山村解放后的一切重大变化，孙振兴同志都经历了。”当听说“老书记来了”，铁木耳爷爷立刻把“逢年过节穿的衣服搭在肩上，赶上毛驴”去找他。 正在主持会议的孙书记“看到走进来的是自己的老知己——在这个山村最初结识的知心人、老顾问铁木耳爷爷时，特别高兴。他立即站起来，走到铁木耳爷爷面前，紧握老人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连声问好： ’大伯!你身体好啊!我们好久不见啦!刚才，我们还在念叨你哩!’孙书记让铁木耳爷爷坐在自己的身边。…… ’多谢你念叨。’老人抚摸着胡须，往前拉了拉衣服领子，高兴地笑着说，’我很好，简直是在蜜罐里泡着呐，越活越年轻啦。乡亲们都想念你，你不是说要到新地去一趟吗?’ ’大伯，这不是马上就去嘛!’ ” 孙振兴亲自进山查看引水工程规划线路后回到新地大队，又与“铁木耳和沙比尔到村里转了一圈。孙书记每次来到这里，总不忘去拜访早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就结识的贫下中农。他每次来，社员们都热情地招待他，给他提壶洗手，端来好吃的东西，他也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十分愉快地作客。这次他又来到老贫农的家里聊天，谈雪山引水计划，谈美好的远景规划，谈得十分热烈。他感到同阶级兄弟们在一起是亲密而愉快的。”

　　在引水工程施工工地上也是团结友爱、共同战斗。 隧洞开凿现场： “图拉洪、赵田、沙迪克等人分成了两个小组，轮换着打炮眼。…… ’赵田同志，好啦，你整整打了一百下了!’阿巴伯克尔站起来说，’给我，让我来!’ ’等一等，阿巴伯克尔，让我再打一会儿，五下……最后三下……好，给你吧!’赵田狠狠地砸完了最后一锤，停了下来。” 晚上，年轻人们聚在帐篷里进行歌舞娱乐： “阿巴伯克尔……打了一个转儿，耸起眉毛，右手搭在胸前来到赵田面前。 赵田发现请自己上场，便想溜之大吉。可是，几个年轻人已经将他团团围住，嚷着，叫着，拉进了场子。 紧接着又把孙梅拉进去了。这难不倒孙梅，她脚尖一落地就轻盈地跳起来。”

　　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社会风尚是从新疆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形成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克孜勒山下的贫苦农牧民翻了身，他们把来到克孜勒山下帮助自己、共建家园的孙振兴、赵田、孙梅们视作亲人、朋友，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目标下结为一体。 新地大队住着被监督改造的旧地主纳曼和旧官吏苏来曼，这两人对剥夺了他们欺压掠夺百姓权力的新社会充满仇恨，他们表面装作老实守法，却利用暗夜寻机到“隐没在一颗已雕零的老榆树下”的“孤零零的寺院”中密谋腐蚀干部、破坏生产建设。他们一有机会就对个别人说“你我都是同宗，又是穆斯林”或“我们是穆斯林”之类的话试图拉拢分化，破坏民族团结。但克孜勒山下经过新社会启发的贫下中农保持着“落在心上的阶级仇恨的烙印”，没有忘记那两人以前是“专为吃喝而降生的魔鬼”，是“诡计多端的老狐狸”，大多数人对他们一直保持着阶级的警惕，不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及时发现并粉碎了他们的破坏阴谋。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目标是民族团结的坚实基础，“改开”以来政策改变后西域的某种状况及一些事件反证了这一点。

　　这部小说的另一主题是艰苦奋斗，改造山河。为彻底改变克孜勒山下历来干旱缺水对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不利影响，必须建设从雪山引水的工程。党支部书记沙比尔先带着几个积极分子上雪山踏勘引水线路，县委书记孙振兴、公社书记恰瓦等又亲自实地调查，制定了科学完备的施工计划。党支部充分宣传和发动，统一了干部群众的认识，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利用冬闲时间组织起一千多人的水利建设大军，筑水渠、凿山洞同时进行。他们克服设备简陋、天气寒冷的困难，使用砍土镘、铁锨、手推车、独轮车、钢钎、铁锤等工具，人背肩扛，炸药爆破，终于建成了引水工程。小说里克孜勒山下的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家乡的行为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载入史册的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是其中的典型。“改开”后至今农村的大部分水利设施是那个年代建成的。

　　小说的主题与语言带有浓厚的那个时代的气息。总的来说，小说文字朴实生动，较多融入民族性的口头语、俗语、成语，这些与生活场景一起呈现了鲜明的新疆特色。

　　小说作者柯尤慕•图尔迪是新疆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维吾尔作家，著有多部以新疆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的小说，这部《克孜勒山下》被某些人称为“维吾尔文学中第一部比较成熟的长篇小说”。小说的封面画和插图的作者哈孜•艾买提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维吾尔画家。

     （文/桃花舍主人，来源：桃花舍翁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