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中，《共产党宣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0年2月，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秘密回到浙江义乌自己家中。他在潜心翻译时，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却浑然不觉，还说：“够甜，够甜的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彰显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的渴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3页

　　勇当播撒真理种子的“种火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都对《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感兴趣，也有众多精彩文段的翻译，但是却没有一本完整的译本供国内有识、有志之士进行阅读。1920年，陈望道埋头苦干，“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在两条长凳加一块木板组成的桌子上，根据日文版、英文版相互对照才将《共产党宣言》彻底翻译成中文。《共产党宣言》的文字量不大，但其翻译确是不容易的，它要求译者不仅要有极专业的语言能力，还要有极强的国际政治、经济、历史等理论功底，更要有胆量与勇气对资产阶级进行严厉批判，才能够让这一思想巨著在中国面世。而陈望道作为真理种子的“种火者”是勇敢的，即使是面对白色恐怖，他也曾先后以佛突、晓风等笔名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译者进行署名。当时年仅29岁的陈望道以自己的才华和勇气将《共产党宣言》首次以正文全译本的方式与中国的有志青年见面，给遭受劫难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的火种，为中国革命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

　　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擎旗启航“出发”。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回答：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1949年，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对陈望道说：“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刘少奇回忆说：“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这本书于1920年8月首印1000册，9月再次加印，到1926年5月已经印了17版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本书在引领中国新思潮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力，印证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论断。

　　甘当追随共产主义的坚守者。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陈望道深刻认识到单单依靠实业救国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需要进行社会改革。如果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那么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1920年，陈望道在译完《共产党宣言》后，认为“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此后他一直坚守马克思主义，终身未变。

　　在五四运动中，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以《新青年》《觉悟》为阵地，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坚决斗争，并且通过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有力回击，更加坚定地扛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进入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一切‘五四’以后以‘新’为名的新什么新什么的刊物或主张，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不再浑称为新、浑称为旧了。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便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陈望道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更高辨别准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受其他思潮所扰乱，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实践问题，并充分发挥其热爱马克思主义的激情，持续翻译马克思主义其他著作，如《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等文章，并且发挥其大众动员能力，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等，甘愿作为追随共产主义的坚守者，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敢当忠于党的事业的践行者。陈望道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敢于毕生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忠诚与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陈望道与陈独秀等人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充足的筹备工作，所以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一大后，他当选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肩负起上海地方党务工作的重任。此外，他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负责人之一与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发起人，办女校、夜校、外国语学校等，通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启发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在革命年代，陈望道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先后执教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复旦大学，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党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救国进步青年。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始终走在抗日救亡的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组建“大学教授联合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作家和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坚持“为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的教育理念，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到位，使复旦大学快速进入一流学府的行列，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