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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更有力量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队伍，消灭敌人。红军经过之处都会播下革命种子，接着必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夏曦作为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认真安排或者亲自带领政治部工作人员们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政策，发动当地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洪流。有时，夏曦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唱《义勇军进行曲》。

　　湘西攻势后，蒋介石急调国民党军八十余个团兵力分六路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围剿”。1935年2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示，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正式成立，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担任委员，贺龙担任主席。显然，贺龙的军事指挥能力再次得到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认可。2～8月，红二、六军团取得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战斗的胜利，总共歼灭国民党军二个师、一个师部和一个旅。

　　9月，国民党军又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根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留在苏区斗争(后来于黔东江口地区与主力部队会合)，红二、六军团主力于11月19日由桑植出发，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转移之前，由地方武装组成第五师和第十六师，分别编入红二、六军团建制。这时，两军团总共一万七千余人。红二、六军团先南下湘中，攻占新化，后又经湘南，西入贵州省，到达石阡地区。1936年1月，由任弼时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瓦窑堡会议精神对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时期整个群众工作包括争取团结地方武装，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二、六军团由石阡进到黔西时，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进占大定以后，又成立了以贺龙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由此，各项群众工作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面展开了。夏曦每天很忙碌，也很愉快。

　　1936年的初春时节，各处山茶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任弼时统率红二、六军团长途跋涉，转移到黔(西)大(定)毕(节)创建革命根据地。2月9日，红军由大定向毕节进军。红军先头部队刚到毕节城郊，就有国民党毕节行政督察公署和保安司令部派往归化、梨树坪、头步桥、梓桐阁一带防堵红军的“保安二团”，以红披毡为标志，赶紧派人前去同红军接洽。原来，这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早已经做好准备的。结果，双方士兵各自对空放了一阵枪，这支防堵红军的队伍便“节节败退”，并转而迅速控制了俯瞰全城的虎踞山等地方，让红军顺利地进占了毕节县城，这支“防堵”红军的部队就是中共贵州地下党工作人员已经掌握的一支以席大明为首的地方武装。红军占领毕节前后，夏曦亲自找地下工作人员商谈有关事情。

　　红二、六军团占领毕节后，席大明受到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的热情接待。一间灰色平房，暂时作为六军团政治部办公地点。走到两位首长面前，席大明显得有点拘束。王震比较欢快，争先走上前拉住席大明的手，嘘寒问暖让座，称赞席大明有胆量弃暗投明。夏曦非常谨慎，握着席大明的手，笑着说道：“你让红军顺利进入毕节县城，中国革命功劳簿上会记载你的姓名!以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所以，你应该有所心理准备……”。红六军团两位首长的平易近人，使席大明顿生感激之情，特别是夏曦的斯文举止，很能触动席大明。军人说话干脆利落，尽量不拖泥带水。按照之前中共中央《关于改编地方武装》指示和红六军团党委会议决定，王震宣布：席大明所辖武装部队改编成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任支队司令员。王震宣布决定时，庄重严肃。席大明听见自己被任命为第一支队司令员，心里自然十分高兴，正要站起来行军礼，王震做手势拦住，所以，席大明继续端坐着。夏曦指着旁边坐着的一位三十出头的文静干部，说道：“这是李国彬同志，任第一支队党代表(政委)。”李国彬连忙站起来，伸出双手和席大明握手，说道：“席大明司令员，你好!我是李国彬，以后我们两人搭班子工作，如果偶尔有得罪的地方，请多关照!”席大明是见过世面的人，赶紧回复：“请李国彬党代表多关照，席大明这厢有礼了!”这话像戏中人物言语，引起屋子内的人们都鼓掌笑了。夏曦心里很高兴，感觉政治工作进展顺利!

　　根据红六军团安排，席大明率部在毕节城郊进行短期训练、补充了一些士兵和枪支弹药，一周之后，立即开往毕节李家湾、赫章江南屯及威宁、镇雄等县边区，负责执行发动群众、扩充队伍、筹集粮饷等任务。军事训练方面，席大明每天精心安排很扎实;政治工作方面，李国彬深入细致不厌烦。席大明和李国彬，军政双方配合得比较好，偶尔，席大明还拉着李国彬去家里喝点酒，这样做不算犯错，因为支队工作进行得红红火火。支队奉命开往外地前，政委王震、主任夏曦都来检阅了第一支队。夏曦专门叮嘱支队党代表李国彬注意团结席大明，说道：“团结一切力量准备抗日救国，是我们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重要指示精神。为了贯彻执行党的会议决定，我们必须善待席大明，特别是你与他朝夕相处，必须注意搞好关系。”

　　2月9日，按照红二、六军团的共同决定，贵州地下党领导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各部武装陆续到毕节集中。长期从事地下兵运的原贵州工委书记邓止戈大清早请示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主任夏曦，用什么名义来统一编制。王震说道：“贺老总的意见，现在抗日救国是全党全国的重要任务，我们就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以地下党领导的武装为基础，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好了。”夏曦接着话茬，说道：“毕节的周素园老先生是老同盟会员，赞成马克思主义、赞成全民抗日救国的开明士绅，我们要团结他，就请他来当抗日救国军的总司令。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做好。另外，我们决定由你担任参谋长指挥部队。这些，都是我们军团领导成员之前研究好的!”邓止戈听完了首长们的指示，感觉很有道理，所以，坚决服从安排。他已知道：周素园老先生是贵州省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曾任贵州省军政府行政长官;因为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曾拒绝了蒋介石的委任，寓居家乡毕节，德高望重;为了抗日救国，拯救中华民族危机，周素园老先生毅然接受红军的委任，担任抗日救国军的总司令，显而易见这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起到示范作用。

　　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这三支武装力量，是有其来历的：

　　早在1935年春中央红军离开贵州之前，蒋介石实行蓄谋已久剪除异己的阴谋，免去王家烈贵州省主席职务，只留军职，并于4月26日另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力图把贵州作为其统治西南的基地，推行保甲制度，实施“剿匪”、“反共”、清乡、清城等黑暗恐怖的法西斯统治，使贵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加剧了蒋介石与贵州地方势力的矛盾。4月底，蒋介石又免去王家烈原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接着又改编黔军，把二十五军的原两师、五旅、十五团，改编为两个师，每师三个团。这时贵州军队反蒋情绪高涨，在改编前即有周方仁旅长率两个团起义反蒋，拒绝改编。改编后，贵州的编余官兵在两广军阀的暗中支持下，在贵州各地开展“新黔军”活动。然而，这些反蒋军人大多数是跟陈济棠、李宗仁走的，他们想搞西南政府，采取反蒋反共的立场，不和共产党合作。因此，共产党地下人员只有争取其中觉悟较高，愿意抗日反蒋，能和共产党合作的少数先进分子，对他们进行适时的策反工作。

　　当时许多反蒋军人为了拉队伍，都纷纷回到各自的地盘去搞团队武装，发展自己的势力。曾经在二十五军当过营、团长的席大明也在编余遣散之列。他特意找师参谋长、地下共产党员好朋友黄大陆帮助，黄大陆要席大明回家去搞武装，并且送给他两支手枪和几百发子弹。席大明回到家乡赫章后，很快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武装队伍，活跃于滇黔边境，声名显赫。

　　原在二十五军担任少校参谋的周质夫，在被编遣之后回到家乡毕节县海子街。在区长、联保主任等职务的掩护下，很快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武装队伍，反蒋情绪很高，名气也大。

　　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中，曾在川黔边留下川南游击队、黔北游击队和黔西游击队，这些都是为准备坚持川黔边武装斗争而部署的。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除黔西游击队被敌人击溃散失外，黔北游击队后与川南游击队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原司令员徐策牺牲后由余泽洪任司令员。不久，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被云南龙云的军队和四川刘湘的军队围攻，突围时主力已被打散只剩下百余骨干昼伏夜出活动，余泽洪下落不明。他们所属的在贵州边境活动的一支游击队阮俊臣部，得与贵州省地下工委书记邓止戈联系上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