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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24日，这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与任弼时、王震、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木黄地区会师。两支部队相会，那个瞬间，红六军团这边精明强干的领头人任弼时，一眼认出了红二军团那边身材魁梧的领头人贺龙，喊道：“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同志，贺胡子!我是任弼时!”贺龙头脑也很灵活，高声喊道：“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任胡子!我是贺龙!”原来他们都是湖南人，而且都还蓄着胡子，因此，他们同时伸出双手紧紧握着。任弼时、贺龙、夏曦、王震、肖克都是湖南老乡，而且任弼时王震肖克都知道中央委员、北方人关向应，由此看来，都可以算作熟人。重情重义粗中有细的贺龙还拉来旁边神情尴尬的夏曦，介绍给任弼时。任弼时朗声大笑：“夏曦同志是我往日的同窗好友，不需要介绍啦!”说着，任弼时伸出自己的双手握住夏曦的双手……于是，战友之间互相紧紧握手拥抱，激动的泪水尽情流淌，人们发出的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远远近近的山谷之中。鸟儿们纷纷和鸣着，展示嘹亮歌喉。四周茂盛的树丛花草摇曳着，好像也在阵阵秋风里乐颠颠地欢庆两军的会师……

　　会师以后，两军指战员和他们的统帅都意识到两军从此水乳交融谁也离不开谁了。原来红六军团是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之前奉命从湘赣苏区遂川县出发开往湖南中部地区探路的一支先遣军，也曾历经艰辛险象环生。这个时候，红二军团兵力四千余人，红六军团兵力三千余人，合计八千人左右。

　　从任弼时同志的身上，贺龙看到了希望。如果把夏曦比作一块冰冷硬梆的石头，拒人于千里之外，任弼时则像一块充满活性的磁铁，能够把广大指战员们从分崩离析里积聚起来。

　　贺龙敬佩任弼时，任弼时也欣赏贺龙。贺龙早期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任弼时久闻其名似雷贯耳。相同的风俗习惯和乡音，使他们更加贴近了。两人相见恨晚，互吐衷肠。贺龙把多年淤积于心里的委屈困惑逐一道出，请这位小十岁的老乡解答。任弼时虽然年轻，但是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都很丰富深刻，这也正常，他早就是历经考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任弼时非常有魄力，他获悉红二军团指战员们怕夏曦的情况以后，即时找到夏曦谈话，讨论工作方面的重大问题。在推心置腹的老同窗、中央代表任弼时面前，夏曦开诚布公请求辞去中央分局书记和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任弼时略加思索，找来贺龙关向应两位同志，经过慎重研究，初步同意夏曦辞职。随后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夏曦同志请求辞职，不再继续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建议由贺龙同志担任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任弼时的这个报告，很快接到中共中央的来电批准。

　　显然中央总书记博古也不再信任老同学夏曦，而委托任弼时全权处理红二、六军团重大问题。任弼时同志不擅权，然而非常能干，因为自己公而忘私，所以能够团结领导班子成员。

　　任弼时把红六军团政治部整个搬到了红二军团里，同时调来了大批优秀干部担任了师团政委、政工干部和党支部书记。贺龙也积极配合，命令红二军团原有干部谦虚谨慎，甘当副手，虚心请教不懂就问。经过任弼时和贺龙的共同努力，仅仅这么两下，红二军团立即生动活泼起来，面貌顿时改观。红二军团的整体情况显著好转，使夏曦产生发自内心的佩服感动。

　　遵照中共中央来电指示，红二、六两个军团组织新的领导班子。红二军团以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以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谭家述为参谋长，甘泗琪为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琪为政治部主任。从此以后，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为成员的红二、六军团领导核心正式形成了，开始了红二、六两个军团胜利发展壮大的新时期。

　　10月底，为了策应中央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发起了湘西攻势，相继攻克永顺、大庸(今张家界市)、桑植、桃源等县城，创建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苏区。部队除了打仗，就是休整，包括抓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后勤物资供应工作，以及协调地方组织各种工作。

　　夏曦个人的问题，亟待解决。11月初某日，红二军团在永顺一个天主教堂内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要求每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揭发批评夏曦的错误。任弼时、王震、肖克也特意参加了这次会议。原红二军团的干部早就疏远夏曦，有的还有敌意，然而，他们看见夏曦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等领导同志一起坐在了主席台上面的时候，感觉不太舒服。由于大家心怀疑虑，无论会议主席任弼时怎样耐心启发也无效果。反倒是从红六军团调过来的干部没有顾忌，批评夏曦“肃反”过火。由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有限，还没有认识夏曦的错误是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因而批评时认为他“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夏曦对此不很理解，为自己辩护道：“严重错误我是犯了，怎么犯了路线错误?我是坚决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啊!”然而这个辩护是无效的，会议决定撤销夏曦的一切领导职务。对于自己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夏曦基本没有什么怨言，他当初走出家门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老爷。然而因为自尊心，他还是感觉难受。

　　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肖克等人在这次干部会议上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甚至给他戴上了“取消主义”的帽子。同时，夏曦承认“在湘鄂西大搞肃反扩大化等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并且声明自己必须担负主要的责任。关于“取消主义”，他声称没有取消湘鄂西苏维埃。他的这种坦诚态度，终于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肯定。其实，夏曦的这种认错是比较违心的，只是迫于上下各方面压力，而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犯错误。他想：因为党的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实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导致大革命的失败，那种惨痛的教训，必须认真吸取;共产国际十分信任王明同志，王明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精神，而我是衷心拥护王明，坚决贯彻执行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大搞“肃反”，也是为了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王明同志曾经说过，革命，就是进攻，坚决勇敢地进攻，越左，就是越革命，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敌死我活，革命必须流血，革命必须残酷迫害无情打击阶级异己分子……

　　夏曦曾经认为自己越左越革命，那样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因为他相信王明，而王明曾经是共产国际很信任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显而易见，夏曦盲从王明是错误的。

　　11月的下旬，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建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夏曦任其中一个副主席。夏曦得知这个任命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似乎打翻了五味瓶……但是他很快恢复平静：服从革命!

　　贺龙卸下思想包袱以后，情绪高涨许多。他又恢复了那种乐观豁达、敢作敢为的性格。那个豪爽欢快、幽默风趣的贺胡子又回来了。贺龙请任弼时兼任红二军团的政委，关向应担任副政委，这样一来，红二军团形成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贺龙好像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心情舒畅。贺龙也没有忘记适当安慰照顾夏曦，经常送去钓的鱼。

　　贺龙和任弼时结成伙伴以后，夏曦就变成了一个闲人，不受重用，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夏曦智商非常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很强，然而可惜，他曾走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走下领导岗位以后，他的头脑冷静多了，有了更多时间反思过去，检讨自己，虽然偶尔感到委屈和苦恼，但他还是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确实犯了大罪，冤杀了那么多的同志，造成了革命损失，以至于红二军团许多指战员视之如敌。贺龙多次告诫红二军团广大指战员，夏曦同志是好人犯了错误应该得到原谅。夏曦深怀愧疚之余，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正错误。

　　夏曦的革命兄长毛泽东，也很惦记这个曾经走弯路犯错误的小弟。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期间，毛泽东也是在中央苏区被“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领导人排挤而自身难保。1935年1月中旬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重新走上前台，逐步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核心，亦即革命航船新任舵手。所以，毛泽东有权力认真关注过问战友夏曦工作方面的事情。

　　1935年1月下旬，全军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夏曦的左倾错误。此前，夏曦的心腹亲信、红三军原政治保卫局长、杀人专家、国民党秘密特务江奇已经被处决。在全军扩大会议上，关向应出人意料地狠批夏曦，转弯一百八十度，让部分同志很惊讶。但是夏曦不惊讶，自己犯错理所应当这样遭批。王震比较仗义，劝夏曦莫怄气;贺龙任弼时很忠义，没有歧视夏曦。

　　不久，中共中央致电任弼时为首的湘鄂川黔省委，指出：“夏曦同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没有发展到取消主义，如果认为他是取消主义，就是夸大其词;你们内部批评斗争是应该的，然而所做组织结论很不合适;反倾向斗争旨在教育犯错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个同志;夏曦同志应该继续留任领导机关内工作，逐步在实际工作中纠正错误。”读完中央这份电报，任弼时深感自己应该承担责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夏曦被重新任命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他不便待，去红六军团很合适。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夏曦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决不辜负党中央毛泽东的期望，努力为革命作贡献。直到这个时候，夏曦才真正明白自己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跟错了人，也就是那个王明，行路方向反了，走得越久错得越远。同时他也自责，为什么要错误追随王明左得发狂，做什么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背离了那位革命兄长毛泽东的正确教诲，凭着主观意志大搞“肃反”运动，错杀了湘鄂西苏区那么多的革命同志，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他想，如果到了和中央红军会师那日，因为已经犯下这么大的错误，怎样面对那位革命兄长毛泽东同志?还有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恩师徐特立先生，曾经寄予他夏曦殷切期望，自己偏偏逆流而行，将来怎样去见恩师徐特立先生?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虽有排斥异己巩固最高领导权的个人意图，但他是为了革命工作而非以权谋私。夏曦属于那种典型的“好人”，好心办了坏事。不久，夏曦走马上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震主动看望夏曦，给予鼓励。王震之所以这样善待夏曦，除了仗义，主要还是因为看重夏曦的理论水平，大革命时期王震在长沙亲眼见过夏曦那鼓舞人心的精彩演讲。夏曦继续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红六军团工作，并且准备参加长征。而夏曦也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他总是痛心地说：“每当我想起来湘鄂西就感到内疚，这是我永远还不了的账啊!从今以后，在我夏曦这里，决不会再牺牲一个同志!”他是这样郑重承诺的，也是认真这样做的。俗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夏曦亦然。

　　确实，夏曦人品端正，忠于革命，共产主义信仰坚定。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很早去过苏联，曾经亲耳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他参加南昌起义后又去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过中央宣传部长，文采出众，理论水平很高。至于个人性格中的某些缺陷，每个凡人都是难以避免的。俗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之，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错走了一条极左的王明路线，背离了自己最初的革命兄长毛泽东指引的那条正确路线。胆大心细铁路工人出身的红脸汉子王震，比较理解夏曦。

　　事实上在随后的日常工作之中，夏曦没有食言，他甚至怀着真诚赎罪的心理，发誓竭尽全力保护同志，倔强的人下了决心，很难改变。他牢记着初心：终生为广大劳苦群众谋幸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