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6月在青海考察期间，当谈及长征路上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饱含深情地说：“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在长征路上，红军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利益，还是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得到了沿途各少数民族的广泛支持和称赞。新时代条件下，重温长征路上红军和少数民族的美丽故事，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而且对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进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

　　红军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是一场播撒革命火种之旅。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使革命火种广为传播。这其中，就包括向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民族政策。

　　长征途中，红军所经过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宁夏的一些山区和高原。由于这些地区普遍比较偏远，交通不便，地瘠民贫，易于隐蔽，便于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因此红军在这些地区停留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例如：红一方面军行军371天，其中有132天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约占行军时间的1/3；红四方面军行军19个月，其中有15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约占行军时间的3/4。在这期间，红军同苗、瑶、壮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广泛接触、建立联系，结下了深厚情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4年12月初，红一方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后，首先进入广西、贵州一带的苗、瑶、壮、侗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考虑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红军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前，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和宣传，要求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要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要任意更动群众家内用具的位置，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此，早在11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就相继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对苗瑶民的口号》，主张民族平等、团结，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苗人才能得到解放！”等口号。在苗族地区停留期间，红军各部队反复向苗族群众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工人农民及各族人民自己的队伍，绝不乱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考虑到苗、瑶、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房屋普遍以木、竹为材料，很容易失火，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1日发布《关于防止红军宿营地失火和反革命分子纵火的指示》，严令各部队注意防火，规定“在木板地上严禁烤火，严禁落伍人员在空房子烤火”“查获故意纵火的人，应处死刑”。对于国民党敌特人员的纵火阴谋，红军及时预防、揭露，并想方设法帮助少数民族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最典型的例子是，1934年12月10日晚，红军在广西龙胜县龙坪寨宿营期间，发现国民党特务深夜纵火烧房后，随即由周恩来亲自带领红军战士奋力扑灭大火。同时，红军及时抓住两名纵火的敌特分子，予以严惩，以澄清事实。鉴于火灾严重，红军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向受灾群众发放了2000多块大洋的救济款。此举不仅帮助受灾群众渡过了难关，而且还使得寨子里一座历史悠久的鼓楼在火灾中保存了下来。为了纪念红军救火的恩情，当地侗族群众后来就把这座鼓楼称作“红军楼”。

　　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和蔼，少数民族群众打消了顾虑，纷纷将粮食、菜干等拿出来送给红军。当红军离开时，他们都站在路旁，表示欢送，依依不舍。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在红军宣传的感召下，毅然参加了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

　　（二）

　　1935年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经冕宁北进，进入彝族居住地区。为顺利通过彝族居住区，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和一个工兵排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率先向大凉山彝族居住区进军。

　　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的欺压，这里的彝族人民与汉人有隔阂，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居住区。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居住区，红军各部队普遍深入地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1935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要求红军执行“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总政治部还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5月22日，红一方面军先遣队进入彝族地区。当部队行进到“彝海”时，被彝民拦阻。红军先遣队反复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并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经过积极争取，刘伯承按照彝族的习俗，同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并赠送他们一些武器、弹药。当晚，刘伯承又邀请小叶丹叔侄等人一起返回红军营地，设宴热情款待。其间，刘伯承将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和随身携带的手枪赠与小叶丹，并当场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

　　“彝海结盟”以及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成立，加深了汉彝两民族间的兄弟情义，这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创造了条件。之后，在小叶丹的带领和帮助下，红一方面军主力经过7天7夜的行军终于顺利通过彝族居住区。为了感谢彝族兄弟的帮助，红军指战员向彝族兄弟赠送了礼物。

　　（三）

　　1936年2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黔西北苗族聚居区。为了消除苗族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同14位苗族群众谈话，告诉他们红军是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穷苦老百姓求解放的队伍。听了王震的话，苗族群众很受感动，认为“苗山的树林根连根，苗汉穷人心连心”。在红军的帮助下，苗族群众建立了苗族独立团，推动了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

　　1936年5月，红二方面军到达云南中甸。这是一座只有几百户藏族人家的山城，城外有一座名叫归化寺的喇嘛寺。当时藏族群众大都躲进了山林，寺院的僧众也紧闭寺门。为顺利通过藏族居住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在中甸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要求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实行现金交易，公平买卖。为了打消藏族同胞的顾虑，红军又发布“严禁入寺庙”告示。另外，红二十五军长征至甘肃静宁县城以北25公里的兴隆镇、单家集（今属宁夏）等地时，也很注意团结回民同胞，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吃大荤，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注意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回族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其间，红军不仅对回民群众秋毫无犯，而且还帮助他们扫院、担水、治病。一位回族老人看到红军的所作所为，十分感动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仁义之师！”

　　总之，红军在长征期间十分注意团结少数民族同胞，不仅宣传了革命主张，播下了革命火种，而且还同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义。正因为党和红军处处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时刻以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目标，才得到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极大地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青海时所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了，我们这个党能够发展壮大起来不容易，夺取政权不容易，建设新中国不容易。为什么老百姓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我们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各民族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