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数字化城市与交通研究所所长，南通大学张謇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景德镇陶瓷大学特聘教授，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发展智库负责人。主要从事城市科学与政策、发展规划与实施、文化战略与咨询等研究。

　　关于景德镇的城市故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陶瓷生产史”。前面三条是景德镇人自己归纳的，而最后一条是我添加的，是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景德镇作为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生产了包括“建国瓷”在内的一批出色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说是国色天香、雍容华贵，在补充这一段新中国的陶瓷生产历史之后，千年瓷都的城市主脉更加丰富和完整了。

　　2000多年的冶陶史

　　镇因制瓷而立，城因瓷业而兴，这是景德镇城市史的基本特点。

　　据史书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新平又称昌南镇、陶阳镇，公元323年东晋置。这非常符合城市科学的基本原理，即“先有产业，再有城镇”，陶瓷文化不仅构成了景德镇的城市基因和文脉，而且陶瓷产业也支撑了这座城市两千多年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景德镇也是人类历史上产城融合最好的城市之一。新平位于今天景德镇市浮梁县境内。“先有浮梁县，后有景德镇”，因此景德镇的陶瓷故事，就需要从浮梁县讲起。浮梁地处赣皖两省之交，四水汇流，八县环绕，有“茶之乡”“瓷之源”和“镇之初”之称。浮梁茶与祁门茶同宗同脉，至少在唐代就已是茶叶中心，因此才有白居易的“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现有兰田窑、南市街、柳家湾等古瓷（矿）窑址26处，被当代人归纳为“世界瓷都之源”。“镇之初”是指今天浮梁县辖的浮梁镇、王港乡、湘湖镇和寿安镇，景德镇以陶瓷业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发源于此。在景德镇的未来发展中，这5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规划为“国家试验区新平先行区”。

　　从历史地理上看，景德镇天生就具备成为瓷都的优异禀赋。一是“水土宜陶”。景德镇一带的麻仓山、高岭、祁门的瓷石、釉泥、石灰石等藏量丰富，尤其以洁白细腻、具有良好可塑性和耐火性而著称，并因原产于浮梁县高岭村而命名的高岭土（kaolin）闻名天下，再加上周边山地丘陵盛产燃烧温度可达1200℃的松材，为古代陶瓷产业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环境；二是交通便利。景德镇母亲河昌江穿城而过，与南河、小南河、西河等形成四通八达的水运体系，为陶瓷原料和产品运输、人员往来和货物贸易提供了效率高、成本低的交通物流条件；三是“短处变长处”。地理单元的相对封闭和耕地资源的匮乏，本身是发展农业文明的短板，但却由此带来了一座伟大的手工业城市。前者使陶瓷产业较少受到战争的冲击破坏，后者则提供了充足的劳动人口。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对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战争。而深藏于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的景德镇，则一次次躲过了战争的破坏，使城市的主导产业延续下来。基于以上原因，唐代景德镇的白瓷已声名远播，时任饶州刺史元崔向朝廷进贡景德镇瓷器，曾请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过《代人进瓷器状》。尽管此时景德镇瓷器还是以民窑为主，真正奠定其领袖地位的官窑尚未出现，但这一千多年的岁月并非白费，而是为“出身贫寒”的景德镇陶瓷最终成为享誉中华、风靡全球的中华陶瓷杰出代表打下坚实基础。

　　1000多年的官窑史

　　在历史上，景德镇作为城市的第一次升华，可以用屈原《离骚》的一句诗——“肇锡余以嘉名”来说明。在宋太祖和宋太宗以前，尽管这一带的制瓷业已经完成了从“体厚而糙”的“陶”向玲珑剔透的“瓷”的飞跃，如唐代烧制出有“假玉器”之称的“白瓷”，宋代民窑工匠就掌握了强还原焰技术并创烧出半透明的薄胎青白瓷，其中的精品甚至已成为贡品，但此时还没有景德镇的名字，瓷器的地位也同样不高。无论是景德镇这个城市的诞生，还是景德镇瓷器地位的确立，都应该感谢宋代的第三位帝王。公元1004年，宋真宗赵恒改年号景德，由于对“素肌玉骨，光致茂美”，又称影青瓷的景德镇青白瓷十分喜欢，就像唐代皇帝赐国姓那样，他把“景德”二字赐给昌江岸边的昌南镇，同时还钦命在瓷器底部写上“景德年制”。“景”的意思是“高、大、仰慕”，“德”的意思是“品行、恩惠、信念”。这一年号尽管只用了四年，但却使景德镇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用皇帝年号命名的城市。在此基础上，景德镇迅速发展为与汝、官、哥、钧、定并列的新兴瓷业中心，景德镇陶瓷也由此完成了从“灰姑娘”向“世界公主”的转化。对此后人曾感慨说：“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于是，在一片天下“咸称景德镇”中，景德镇作为古代封建王朝官窑史的大幕正式拉开。

　　有宋一代，景德镇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陶瓷产品体系，钵、碗、盘、杯、碟、盏、盏托、注、注碗、执壶、瓶、罐、盖瓶、洗、炉、枕等应有尽有，还初步形成并奠定了以“七十二道工序”为核心的手工分工合作生产体系，把分散的、零散的和不自觉的技术发明和经验，上升到规范化、标准化和普遍化的系统高度。景德镇手工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是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总结的。在《陶埏》篇中，宋应星将景德镇制瓷工艺流程分成原材料配制、成型、釉上釉下装饰、烧成等四大主体工序，在每个工序下再分出多个辅助工序，如打杂、做坯、印坯、利坯、剐坯等，并对每种工序加以详细阐述。以装匣为例，“凡瓷器经画过釉之后，装入匣钵。装时手拿微重，后日烧出即成坳口，不复周正。钵以粗泥造，其中一泥饼托一器，底空处以沙实之。大器一匣装一个，小器十余共一匣钵。钵佳者装烧十余度，劣者一二次即坏。凡匣钵装器入窑，然后举火。”有感于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过分精细和专业化，最后他还不无感慨地说：“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而今看来，这种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炉火纯青、尽善尽美的工艺技术和工匠精神，对一般以谋生为第一需要的民窑是不可想象的，而只能发生在景德镇成为官窑之后，是集中了当时封建王朝国内最优秀的“人”、最雄厚的“财”并实施了最严苛的“管”之后的产物。

　　以官窑的平台和“七十二道工序”的实力为基础，宋代以后景德镇不断创新，在审美标准和艺术风格上成为中华陶瓷的引领者和风向标。宗白华先生在谈到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时，曾提出了“清水芙蓉”和“错彩镂金”。到了元代，景德镇陶瓷继续保持了“清水出芙蓉”的本色，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美学标准引领着素色瓷发展，同时在“错彩镂金”方面进一步拓展，以元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为中心，熟练掌控了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推动了陶瓷与文学、书法、绘画、雕塑的融合，奠定了千年瓷都的地位。

　　600多年的御窑史

　　公元1369年也就是明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也称作“御窑厂”。御窑和官窑，有联系也有区别。官窑作为政府机构，自然兼有为皇帝服务的职能，但不是唯一的。而御窑的设立，则是直接和完全为皇宫制造和供奉瓷器，不仅在设计和生产上更加精益求精，而且也严禁其在社会上流通使用。这一字之差，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进入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活世界，为了突出“御用品”的权威性和专一性，从明朝永乐大帝开始，出现了在瓷器底部印制皇帝年号的“新发明”。在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青花压手杯底部，就印有“永乐年制”四字，据考证这是第一次将皇帝年号作为落款使用。以后的皇帝在登基时，大都会依样画葫芦，专门设计和烧制一批印有年号的瓷器。景德镇的御窑史，贯穿明清两代。清世祖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清代的景德镇御窑厂正式设立，至乾隆初年达到峰值。有清一朝，尽管有过康熙朝创始、雍正朝光大的粉彩，其影响至今不衰。但从中华陶瓷的历史气运上看，可以说已由生气勃勃的“创造年代”进入到逐渐因循保守的“模仿年代”，如康熙年间景德镇的郎窑，就是以仿明宣德和成化器而著称，尽管其创制的郎红和又称美人醉的豇豆红仍可圈可点，但已给人“这瓷器不是那瓷器”的感念和怀想。

　　无论如何，明清两代御窑厂的设置，加速了优秀工匠与陶瓷客商在城市的集聚，所谓“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八，土著十之二三”，并推动景德镇发展为具有“大都会”性质的古代陶瓷中心城市。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饶州通判、署浮梁知县陈淯曾评论说：“景德一镇，则又县南一大都会也，业陶者在焉，贸陶者在焉，海内受陶之用，殖陶之利，舟车云屯，商贾电骛，五方杂处，百货俱陈，熙熙乎称盛观矣。”

　　据说，明太祖设置御窑厂的初衷，是因为瓷器造价比金器、玉器要便宜。但实际上，御窑厂的成本也是很高的。与前朝相比，景德镇御窑厂的工艺制造水平可以说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与御窑在资本投入、工艺标准和组织管理上比官窑又大大推进一步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御窑厂，当时的景德镇御窑厂建立了最严苛的组织管理制度，撮其要者如下：一是设立了“督窑官”作为专职管理人员；二是禁止私人从事御窑瓷器的买卖；三是给雇佣的工匠发朝廷俸禄，在保障他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严禁私自接活；四是将御窑厂周围五十里的范围设为禁区，严禁闲杂人等出入；五是有关瓷样必须经过皇帝认可，才能进入烧造程序；六是建立了一套有关配方和烧制方法的保密制度，严防流入民间。以上种种，让在宋代还可以看到的“官搭民烧”等现象，在明清两代几近绝迹。在御窑厂这个神秘而又庄重的大平台上，当时天下第一流的能工巧匠，使用最好的瓷土、釉料等材料，衣食无忧，心无杂念，努力烧制第一流的皇家用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看来令人叹为观止的永乐青花和祭红、宣德釉里红和天青釉、成化斗彩、嘉靖青花五彩等，都出自景德镇。当然，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在那令后人叹为观止的传世之作的背后，其实也是以无数的失败和数不尽的残次品作为过程铺垫的。据统计，当时景德镇的陶瓷品种达到三千多种，以装饰为例，有青花、釉里红、古彩、粉彩、斗彩、新彩、釉下五彩、青花玲珑等，以釉色为例，有青、蓝、红、黄、黑等，以红釉系统为例，有钧红、郎窑红、霁红和玫瑰紫等。明清两代这些大规模、长时间、不惜工本的试验和探索，最终推动景德镇走上世界陶瓷中心的巅峰并雄踞达600年之久。景德镇在成为明清陶瓷中心城市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当时的世界瓷都，这一时期的景德镇杰出作品成为后世中外博物馆竞相收藏的珍品。

　　“建国瓷”的故事

　　从唐宋开始，景德镇就成为承制宫廷用瓷、答贡和外交用礼品用瓷的重要基地之一。到了元代，景德镇除了继续生产宫廷和国家外交用瓷，又开始烧制在中国陶瓷史上大名鼎鼎、以“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为标识的枢府釉瓷。“枢府窑”由当时的国家军事机关枢密院和主管朝廷祭祀的禋院联合设置，其产品主要用于在中国有“国之大事”之称的“祀”与“戎”，因此有专家认为“枢府窑”不属于官窑，这是不对的。明清两代，景德镇有了专门烧造皇家用瓷的御窑厂，与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个独特的城市传统一脉传承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和6月，刚成立的景德镇建国瓷业公司就接到“第一单”：为中央人民政府制作400套加彩茶具和为中央行政办公处制作180套加彩餐具。1952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出，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建立，就应鲜明表现新中国风貌，应该把历史上好的经验总结，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对郭沫若关于研发“建国瓷”的建议，周恩来总理作了批示，当时的轻工业部成立了以景德镇为主、其他产瓷区参与的生产建国瓷创制领导和设计小组，其中不仅有黄炎培、郑振铎、江丰、徐悲鸿、齐白石、张汀、叶麟趾等文化艺术名人，景德镇陶瓷名家王步、段茂发、任庚元、施于人、汪潘、黎浩亭等也都参加了研制。经各方协作和反复试验，在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大庆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国家庆典用瓷——“建国瓷”横空出世，千年瓷都景德镇浴火重生，再次惊艳世界。

　　从景德镇当代城市史的角度，这一时期有若干标志性事件：一是1956年7月，国家用瓷制作委员会设立，在短短几年内先后组织生产了国家定制瓷125016件；二是1959年，景德镇市国庆用瓷办公室成立，专门负责承制共和国十周年庆活动用瓷等；三是1964年，江西省瓷业公司正式成立，同时成立公司直属的国家用瓷办公室。四是1972年，以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革委会生产组管理、陶瓷加工服务部国家订瓷组具体负责的方式再次复出。五是1979年3月，经中共景德镇市委批准，正式成立独立经营的国家用瓷办公室。六是1984年，国家用瓷办公室不再独立运营，与景德镇市陶瓷加工服务部、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销售科合并组建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经销部，即1989年3月更名为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经销公司的前身。七是1992年2月，以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国家用瓷办公室为名，国家用瓷办公室再次从所属公司划出，此后一直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70年来，景德镇陶瓷经历了生产建国瓷创制领导和设计小组、国家用瓷制作委员会、国家用瓷办公室等名称变化，真实记录了新中国70年来中华陶瓷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历程。

　　新的起点，再出发

　　陶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之一，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景德镇瓷器“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各地良工之精华”，是中华优秀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不过，自近现代以来，这个千年瓷都也曾受到两次重大冲击：一是在近代源自西方的机械制瓷技术残酷碾压了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手工制瓷体系，使景德镇传统陶瓷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土壤一度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在探索时期的剧烈震荡，瓦解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作为城市经济支柱的“十大国有瓷厂”。所幸，国家从未忘记这座拥有陶瓷辉煌历史并为新中国作出重要贡献的城市。为了帮助景德镇走出低谷和困境，2006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22亿元，支持明清窑作营造长廊、中国景德镇陶瓷博物馆、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等，同时还推动御窑厂遗址保护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重大工程。文化和旅游部也以各种方式，积极推进景德镇的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建设。党的十八大以后，景德镇获得了进一步发展。2019年7月，《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由国务院正式批复，这座千年瓷都和丝绸之路重要城市，又一次承担起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