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你哭出来的瞬间，不是有人打压你，而是突然有人安慰你。往往面对打压，人都是很要强的;但面对安慰，委屈感会让人一下子崩溃。

　　所以《李焕英》里面的“妈妈”这个角色，“只要女儿健康快乐就好，不求她多么优秀”——这是最催中泪点、让人破防的地方。

　　因为现实里，大多数人都只是一个平凡人呐。

　　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意义上地做到：“我让妈妈为我骄傲”。

　　1.

　　不甘平凡，让我们格外在夹缝中努力;但也是不甘平凡，让我们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母亲。

　　这是《李焕英》与其他国产穿越剧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并非是为了要弥补“自己的某个遗憾”，或爱情或事业或其他而去拨动时间——她仅仅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妈妈。

　　她想要改变的不是自己的命运，而是妈妈的命运，甚至为此可以不惜牺牲掉自己有可能的“胎死时光机中”。

　　影片中厂长儿子(沈腾饰)相亲的桥段非常抓人，“我看上谁，我爸就给我介绍”，这是一种宛如封建王族后宫选妃的霸气。

　　该桥段落位于影片的历史坐标：1981年，非常恰当。

　　这段相亲的戏推动着剧情的走向，主角贾晓玲拼了命地把自己妈妈往厂长儿子的怀里推，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这是一个极端强烈的信号：改革开放仅仅三年，女性想要改变命运，竟然就已从建国后的“妇女能顶半边天”，重新回归到了“依附权贵男性”的老路。

　　从历史看，再三年后，1984年“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也被摆上台面，法国学者贝特兰发明的新名词：“中国出现了一种‘工厂专制主义’”，也就堂而皇之了起来。

　　当然了，往深了去探究，其实在1976年时，钟实发表在《红旗》杂志1976年第5期里的《批判工交战线的修正主义谬论》一文里，就已经预言了毛主席一旦去世可能会发生的乱象。

　　诸位可以去查阅，文字非常露骨辛辣，我就不摘了。

　　2.

　　1984年10月，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有这样的论述：

　　“现代企业分工细密，生产具有高度的连续性，技术要求严格，协作关系复杂，必须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系统。只有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才能适应这种要求。”

　　「厂长」，在80年代后逐渐成为了中国国营工厂里当仁不让、说一不二的利益垄断者与分配者。

　　在电影《李焕英》里，贾玲刻画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厂长，还是擅长溜须拍马、大行官僚作风的主任(许君聪饰)，都通过台词和行为铺垫着剧情中特定历史场景所需要的时代氛围。

　　什么氛围?即“一长制”对分工负责制的颠覆。

　　同时，也是对《鞍钢宪法》的彻底推翻。

　　事实上，再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国营工业机关里看似依然在提《鞍钢宪法》，但已然是去掉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内容，仅仅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

　　这是向文革时期毛主席一直批判的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方面命名)——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隔空看齐。

　　至于企业的收效，根据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

　　“自从1984年的企业改革决定实施之后，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就一路飙升。到1996-1997年，连续两年出现国企盈利企业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从各种财务上的盈利指标百分比看，改开后的国企状况也是每况愈下。”

　　此后，就是所谓的“三年脱困”，以及轰轰烈烈的国企大解体、大甩卖、大下岗了。

　　中国的工人阶级被人为地转变了身份、实现了雇佣化，被先富起来的人带进了市场经济的洪水里，诸多围绕人权、阶级权的探索也就销声匿迹了。

　　这就是我之前讨论的到底什么才是毁掉国有企业的真正元凶。

　　3.

　　早在建国初期，于工业管理问题上关于模仿苏联国企的“一长制”，就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在当时，只有高G和刘SQ对于一长制表示欣赏，而大多数干部均反对这个做法。

　　1956年，争论落下帷幕，“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成为了中国的道路：

　　“一长制比较强调厂长的权威和自上而下的层层领导，其他组织实际处于附属地位。这虽然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的责任制和决策效率，但是在企业缺乏外部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一长制也更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同时，一长制对厂长的素质要求也较高，按照当时的话，就是‘又红又专’才行。另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长制所表现出来的自上而下的专职负责制，实际上与自下而上的职工参与管理是有所矛盾的，因为各级都是对上负责，职工缺乏企业的主人感。”

　　从此，对于“一长制”的批判也被提升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度。

　　比如1958年在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委工业政治工作现场会议总结报告中的提及：

　　“行政、工会、青年团组织都要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下，彻底拔掉‘一长制’的白旗。”

　　毛主席本人也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里谈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一长制”，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根本区别。

　　到1961年，针对《工业七十条》的修订，反对凸出一长制的声音仍然是主流：

　　“条例草案写厂长负责制方面很突出，而党的领导方面则不突出;写按劳分配、给钱方面很突出，而对政治思想方面则不突出;写责任制方面很突出，而群众运动方面则不突出;写厂长负责制方面是连贯的，一气呵成的，写政治挂帅方面则是点滴的、不连贯的;写强调尊重科学方面很突出，对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则不突出。”

　　但是，当时间跨越到1984年，遵照当时最高领导的亲自批示，《人民日报》开始大篇幅宣传垄断全部管理权的“著名厂长”步鑫生。

　　根据人民日报原主编穆青的回忆，那个阶段对步鑫生的宣传力度仅次于雷锋和焦裕禄。

　　而颇为讽刺的是，早在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鞍钢宪法》时，《人民日报》竟然有长达八年时间对鞍钢不宣传、不播报、不分析。

　　直到1968年，人日才首次出现了一些以《鞍钢宪法》为主题的文章，但数量依旧很少，乃至1978年后鞍钢便彻底从人日中消失……

　　当时间车轮走到今朝，看到《人民日报》会经年累月地“荐读”一篇名为《善待你的单位》的神文，我也就不奇怪了。

　　七十年前，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战士可以在朝鲜的战壕里怒声训斥电话另一头的军长：“首长，不要啰嗦了!”——战事十万火急，容不得半点废话和寒暄;

　　四十五年前，一个农民可以成为Vice Premier;

　　今天，「职务」成了官僚阶梯中的唯一能量标准，「单位」成了一种体制内的“政治原子”们必须对内卑躬的规矩之所——且践行规矩的目的，并非出自党内信仰，而是纯粹的利益使然：对外趾高气扬之倚仗，甚至是在家庭单元中凌驾于家人之上的资本。

　　回想1966年的3月18日，毛主席曾就《人民日报》的问题批评过吴冷西：

　　“《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

　　“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

　　4.

　　电影《李焕英》描绘母爱的落笔非常下力，且是一种让观众十分舒服、并非春晚式强行灌溉的情感铺排，这就极度容易引发观感共鸣。

　　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

　　但影片在脉脉亲情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景观的塑造同样很成功，甚至超越了对亲情桥段的打磨，因为这才是牵引着所有剧情走势的主线。

　　没有特定的历史揭示，所有的台词包袱和时代性的景物意象都没办法呈现。即，人必须融于历史。

　　所以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对母爱的歌颂，也是对女性究竟该如何改变命运、工人阶级究竟该如何改变命运的思考。

　　影片的末尾是这样一句话：“致敬每一个平凡又伟大的母亲”。

　　我不愿意过多揣测贾玲，她应该就是单纯在赞美妈妈。

　　但是从影片的时间轴一路走来，我个人更加怀念的是曾经的那个党也被人民称为“母亲”、称为“家”的时代。

　　在战乱年代、革命时期，多少无家可归、受穷挨饿、在枪炮中失去方向的人，因为一面工农武装红旗就找到了信仰、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董存瑞牺牲时年仅19岁，刘胡兰牺牲时年仅15岁，池越忠牺牲时年仅15岁，赖宁牺牲时15岁，刘文学牺牲时14岁，王慧民牺牲时13岁，“小萝卜头”宋振中牺牲时8岁……

　　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流血牺牲是为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又是为了告别、再也不见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不该有疑问。

　　跋.

　　正如贾晓玲需要依靠睡梦和穿越才能去拯救她的妈妈，今天最广大的无产阶级，也需要依靠穿越和追忆才能去寻找到曾经那个用甘甜的乳汁将四万万工农哺育成长的“我们的母亲”吗?

　　贾晓玲依然在守护着她的妈妈，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永远是不会变质的，永远会保护她、疼爱她的。

　　那么，我们的“妈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