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王虹的《“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一书的第十一章，作者综合运用了吉尔·德勒兹哲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资源从文化研究角度联系现实，对当代资本主义秩序进行了批判。
为筒子们理解方便，先简单介绍下文中涉及到的一些哲学名词：

　　块茎模式：与树根模式相对，是一种绵延的存在和认识方式。

　　树根模式：普遍的存在和认识方式，以概念为中心，逻辑为结构形成的普遍的认识和思维方式。

　　资本主义公理：以资本增殖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扩张为内容的规律。

　　语码：语言因素构成的语言符号。

　　解码：打开符号的边界，析出其中的各种因素。

　　辖域化：为事物划界。

　　解辖域化：抹除事物之间的界限。

　　流动：变化本身。

　　《Ｖ字仇杀队》虽然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它却揭示了法西斯主义极权的一个特征：利用媒体宣传工具，煽动、制造恐慌，从而制造凝聚力。不过在其中，人民还是被凝聚在国家这个旗帜下，这是容易被辨识的矛盾，而且国家机器和其控制之下的民众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只不过在恐怖之下这种矛盾暂时被搁置了——犹如美国50年代利用电视这个新媒体制造的恐怖宣传所实现的法西斯主义性质的麦卡锡主义一样。

　　可到了2012年3月5日出现的《科尼2012》（Kony2012）这部宣传短片中，法西斯主义宣传比《Ｖ字仇杀队》更进了一步。影片是由Invisible Children（简称IC）组织的发起者拍摄制作的宣传片，他们的官方网站（www.invisiblechildren.com）首页介绍说：invisible children运用电影、创意和社会行动去中止在Joseph Kony的反抗战争中征用儿童军队，并且通过行动来使得受到圣灵抵抗军影响的中非恢复和平与繁荣。

　　短片塑造了Joseph Kony这么一个乌干达LRA组织的恶魔首领的形象，并呼吁进行TRI行动，铲除这个恶魔，拯救被他控制和虐待的当地儿童及青少年。短片里有很多意识形态的语句，比如：“Nothing is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时机到来，理念就是最强大的事物）和Ideas are bulletproof（思想是防弹的）并以这些“唯意志论”的理念维系整个“共同体”，其中又充满“改变历史”和“意识改变世界”等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很多参与TRI行动的年轻人在这个行动中追求集体认同感、define ourselves（自我定义）。将意识形态的强加变为了“梦想”这些东西，使得人从被奴役变为了顺从甚至是主动要求被奴役以实现“梦想”，这是当代法西斯主义宣传的重要手段，而“塑造人类历史和下一代美好的生活环境”这些被制造出来的梦想也正是《科尼2012》达到宣传目标的途径。

　　同时，影片制造了国际组织（海牙国际法庭），国家政府（美国政府），民间团体（IC组织）的同心协力（三位一体）的幻想，虽然元首没有了，但最后的权力却被资本所掌握着，资本幻化出自由民主等被赋予了神性价值的不容置疑的概念，当这些概念被内化到具体的人头脑中，“老大哥”不见了，公理不需要通过元首或者任何在场的领袖之口来宣扬，而是直接进入到了人的头脑，在每个人的精神和无意识里组装法西斯主义。而这些参与者都将这些资本主义公理——自由主义、市场宗旨、民主模式等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是一种普遍的共同体概念，试图将世界各个不同文化价值同质化，以形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虚幻的共同体”）——这些需要质疑的部分直接当做了不容置疑的前提后， 新型法西斯主义的等待被组装的零件就被加工好了。这些零件就是被资本主义公理同质化的人，他们被资本主义公理所控制，一旦被煽动就完全抛弃了作为人的独立性意义，心甘情愿为一些自己都不甚明了的东西卖命。这整个过程，就是当下法西斯主义通过新媒体组装法西斯机器的过程。

　　这部短片很容易地就让人想起了2008年德国电影《浪潮》。在这部电影中，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以统一的着装、整齐划一的方式和统一的思想构造出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现代群体。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了强烈的认同感，在这种认同感中，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消失了，对事物的审视和批判能力也消失了，个体成为组装在整架暴力机器上的零件。

　　这部影片表现的就是法西斯被制造出来的过程。它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模拟和再现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的表面现象。德国法西斯兴起的过程中，纳粹冲锋队队员常常身着统一的英武军装，在大街上行进，常引来众多市民的围观，而小市民被冲锋队整齐的装束和步伐以及威武的力量感所慑服，接纳了这种绝对服从于元首的意识。

　　这一情况在《科尼2012》及TRI运动中再次被重现：统一的制服和手势，统一的口号和海报，统一的Action Kit装具甚至是批量生产的相同的带有标示性的纪念物，这些都在构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效果很明显，参与运动的年轻人都激愤起来，发誓要一同消灭一个自己都从来未了解过的一个国家里的从来就不认识的一个人及他的组织。不同是的《科尼2012》及TRI中掀起运动的似乎不再是媒体，也不是某个显而易见的领袖，而是每一个人。媒体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简单的工具，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的“言说的主体”完全退到幕后，几乎完全避免了被质疑和抵制的可能性。正因为这个理念被伪装为某种人民内部的自发的性质　而恰当地被掩盖了它的法西斯主义本质。我们从《科尼2012》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公理的内在化的问题，也看到了逐渐复活和行动起来的法西斯主义。

　　资本主义公理对媒体的利用，前几年还是《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2008）导演: 凯瑟琳·毕格罗）和《洛杉矶之战》（Battle: Los Angeles（2011）导演: 乔纳森·里贝斯曼）这类主旋律影片，就是还需要一个宣讲公理的偶像存在来代表公理，而现在人人都（感觉自己）在代表公理，并且自动联合起来，组装为法西斯主义国家暴力机器的延伸和有机的身体。公理的真正主体——言说的主体甚至言说的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媒体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都隐而不显了。言说的主体（资本家）也更好地隐藏起来了，因为不再需要言说主体的在场了，也就是不在需要作为偶像的希特勒及其党羽被树立起来，只需要把这个变成常识（言说的主体所把持的公理的叙述成为了陈述的主体的叙述），陈述的主体中不在会有人询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自愿主动地接受了这个常识，并主动地组装了起来。

　　具体的当下法西斯主义机器组装方式可以这样来描述：现代社会取消了对固定的在场的元首的崇拜，但制造了对无数偶像的崇拜，而这些偶像又都是受制于资本主义公理的，因此实际上是在树状的资本主义体系上再造出了许多“伪块茎”，在每个偶像及崇拜者们形成的结构中吸纳足够多的人，于是形成了树状结构上的结块（作为表面上和树-根结构不同的组织）。资本主义不是真的要消灭“同一”并实现多样化，相反，资本主义消灭了显见的“一”，却生产出无数“一”的仿造品，形成表面的多样化（这种对“一”的复制和模仿出来的多样化永远都只是表面），而这样形成的权力模式将过去易于受攻击的权力核心分化了，产生了更多的接近底层的“自然而然”的权力中心，它们又都受制于中央位置的隐晦的资本核心，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结构就能够如同丰田制中的工作小组一样，即稳定又高效。以表面的多样化强调同质化的本质，在对“一”的模仿和再生产中，制造着对同质化的膜拜，这就是资本主义表面的解码/解辖域与内在的制码/分域的矛盾的存在方式。

　　因此，从自由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法西斯主义，这种树状形态的畸形发展虽然出人意料，但总的来说，无论树状的结构是靠各种方法畸形延伸，还是靠伪装的块茎进行繁衍，即使比过去的方式延伸到更远，树根结构仍旧存在着，而且衰亡的趋势也是必然的。不论资本主义的对过往国家机器的解码、解辖域化有多么彻底，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在继续辖域化和再制码，也就是在制造它自己的公理，哪怕它是以解码作为自己的公理，它实现的最终都是“流”的断裂，从而走向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反面。

　　资本主义公理运行的极致，就是内在的死亡。过去的矛盾和压抑体现在对抗性方面——遵循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文本中反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体现在恐怖片中，就是健康的英雄和生化人、怪物、有攻击性的外星球的人的斗争，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撕裂人》），或者这种攻击和消灭的冲动方向转向人与人之间（至少看上去他们都是正常的人），表现在电影里，则出现《惊魂记》（Psycho(1960）导演: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闪灵》（闪灵 The Shining(1980)导演: 斯坦利·库布里克）、《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导演: 乔纳森·戴米）和《汉尼拔》（Hannibal(2001)导演: 雷德利·斯科特）等恐怖剧情。　　以《沉默的羔羊》和续集《汉尼拔》为例，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前者稍微隐晦地表达了一种对人食人的隐忧和恐惧，即使是要表明汉尼拔博士的吃人的事实，也只是以他的残忍的叙述配以满口的鲜血来表现，或者是一边听着《哥德堡变奏曲》一边咬死一个狱警。但真正的人的身体组织如何被他咀嚼之类的情节还是没有被直接展现出来。作为食人者，汉尼拔并不是凶狠如野兽般的形象，而是温文尔雅甚至很有绅士风度的。这种看似颇为矛盾的形象却又让人深信不疑，使人相信的原因，也需要从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去寻找。我们联想一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里叶曾对历史发展阶段做的一个划分：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蒙昧时期相当于封建时期之前）。最后一个文明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方式。”到了这个时候，观众还有机会幻想汉尼拔暂时以一个正常的甚至富有魅力的方式存在，而他在片中和女探员的若有似无的暧昧（即使仅仅存在于只字片语和手指的碰触之中），似乎在削减了观众对吃人的汉尼拔的恐惧的同时还注入了不真实的浪漫之感。

　　而《沉默的羔羊》的续篇《汉尼拔》在保留了吃人者的温文尔雅和他与女主角的若有似无的暧昧的同时，却直接把观众推到了让人绝望和恐惧的境地。它让人恐惧的方面就在于：不仅是吃人，而且是人吃了自己。最后一段情节中，汉尼拔切开了保罗的头盖骨，一边讲解着脑部的结构，一边切下一部分脑组织，然后放到保罗面前的一个煎锅里，放上各种调料烹饪好，喂给他吃。并且问他好不好吃，保罗神智恍惚地说：“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帮助保罗吃掉自己的汉尼拔则在优雅的音乐声中不紧不慢地和保罗谈论着食物、酒等，似乎是一席再平常不过的资产阶级的奢侈酒宴。

　　假若还有敌我之分，还有变态人和正常人之分，那么还能够经过清除掉不正常的、有害的前者来保存正常和健康的后者，但假若这个伤害源来自于自身，那么这个恐惧就无法被克服掉了。因为这种恐惧是对自己吃掉自己、自己消灭自己的恐惧。而资本主义公理在这个加速的运动中最终走向它的内在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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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纳粹德国看法西斯制度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家经济的“领袖”

　　 希特勒上台后，并没有将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国有化，相反，由于希特勒本身就是依靠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和资助上台的，因此，他便理所当然地把垄断资产阶级捆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

　　 工业界和经济界的巨头们，大都被任命为国家官员，领导并控制着整个经济部门。1933年7月15日 ，纳粹在原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最主要的组织“德国工业家协会”基础上设置“德国经济总会”。这是当时德国最高经济机关。包括克虏伯、梯森、伏格勒、西门子、波施、施罗德等在内的12名当时德国最主要的垄断资本家都是该机关的成员。此外，另有５名纳粹党人，却没有中、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加入。1934年11月27日，该机关颁布《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条例》，把全德经济按行业分为六大组，即工、商、银行、保险、能源和手工业；按地域分为18个经济省，各省设经济院。除手工业组外，各组组长和各经济院院长皆由国家任命的垄断资本家担任，从而达到了垄断资本家对德国国内市场的瓜分。

　　 政治中的“领袖原则”也被应用于经济。1934年1月21日颁布的《民族劳动制度法》规定企业主是企业的“领袖”，是企业全权的统治者，全权负责企业的供产销和人事安排。工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对领袖无限忠诚。这样，工会被解散了。原本就残酷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对工人的人身控制和压迫更进一步了。工人联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农村。农户的各项民主权利被剥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大地主和容克。大地主和容克成为了土地的“领袖”。国家鼓励容克和大地主任意兼并和买卖土地，向他们提供补助，豁免了他们为雇工缴纳的每年为4000万马克的失业保险金，但这些优惠政策不适于农户。于是，到了1939年，全德25万农户中3／4的贫下中农共占有的土地比38000个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还少。纳粹还在1933年9月29日颁布《农田继承法》，保护大约60万富农的利益。这样，大地主和容克共占有耕地总数为37％，富农占耕地总数为约40％，广大贫下中农所占耕地不到1／3！

　　 在纳粹政权下，德国垄断资本家获取了巨额利润。法本公司经理卡尔·克劳赫作为“四年计划”总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德国向东南欧进行石油资本输出的主要受益人。德国军工巨头克虏伯的个人资产到1943年已达20亿帝国马克，战前其公司获纯利润达2387万帝国马克！这都是纳粹同传统垄断资产阶级紧密结合的典型。

　　
新地主、新资产阶级：平民出身的纳粹党员

　　 随着纳粹法西斯统治体制的形成，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原先出身中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无产阶级的纳粹领袖，摇身一变，成为一批新的垄断巨头。希特勒本人每年从国库里抽调数亿帝国马克作为他个人开支之用。他从来就分不清楚个人财产、国家财产和党的财产，俨然是一个掌握全国生产资料的封建皇帝。原本是一个养鸡户的希姆莱如今成为拥有全国耕地数最多的大地主之一。当然，最典型的例子是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1933年以前，戈林和生产资料占有毫无关系。1937年，他在德国西北部的萨尔茨吉特建立了“赫尔曼·戈林工厂”，它是由许多国家资金建立起来的冶炼贫铁矿的企业组成的。这个康采恩不断地吞并德国的工厂企业，特别是夺取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外国工厂而日益扩大。1934年初，有177家工业企业、69家采矿冶金企业、156家贸易公司、46家运输公司和15家建筑公司属于戈林的工厂。这样，戈林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家之一。戈林本人的生活也非常奢华。他的个人别墅就像一座博物馆，收藏着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和艺术珍品。

　　 这些德国新贵们与旧资产阶级和地主互相勾结，继承“第二帝国”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反马克思主义、反犹太人，打着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旗号发动罪恶的殖民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消失、被兼并

　　 纳粹宣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政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粹的上台，却预示着中产阶级企业被垄断企业所兼并，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消失，成为大资本家的剥削对象。1933年３月12日颁布的《保护零售商法》规定从1934年7月1日开始，不得再开设新的零售商店。1933年10月，在克虏伯、基尔道夫、梯森等垄断资本家的敦促下，当年由纳粹组织的“工商界中产阶级战斗同盟”被希特勒强行解散。国家订货对象不再像纳粹上台以前那样优先给予中产阶级，而是由垄断企业承担。于是，在1933年—1939年间，有70万个小商店和手工业企业倒闭、破产。其全部生产资料和从业人员这都被大企业所收购和招募。中产阶级的纳粹党此刻完全变成垄断资产阶级的纳粹党。

无产阶级：残酷剥削的对象

　　 纳粹政权最喜欢吹捧自己“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但其实，这只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普遍复苏的大环境下，纳粹政权略微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的一种策略罢了。广大无产阶级只是从“失业的濒死状态”转变为“有工作的被剥削状态”而已。这种所谓的“国家就业”实质上依然是为垄断资本家打工，因为那些公共劳动项目的投资方是私人企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纳粹德国“劳工阵线”的统计材料，德国工人在三十年代中期的工资增长率为６.9％，而同期食品价格却上涨了13％！可见，广大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从1936年开始，德国工人工资就被完全冻结了。

　　 此外，垄断企业和国家银行还依靠发行期票和国债疯狂集资，并以大量印刷纸币的通货膨胀方式来消除债务，从而把从劳动人民手中榨取的财富用于满足个人野心的军备扩充。

　　综上所述，纳粹德国是丝毫不带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非但没被收归国有，反而越聚越多。纳粹政权甚至公然把国有财产廉价地出让给垄断资本家。而无产阶级则在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不经意间成为垄断资本家侵略外国的帮凶，尽管他们本身仍被残酷的剥削、控制、压迫着。

　　 也许有人会误把纳粹德国的“计划经济”政策看成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但是，请别忘记，德国这些所谓的“国家计划”都是垄断资本家制定的。这就意味着这些计划只能为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服务，广大人民是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总之，纳粹德国非但不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比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落后。“第二帝国”那种官僚资本主义加垄断资本主义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特征在“第三帝国”又重新死灰复燃。正如季米特洛夫在1933年预言的那样：纳粹德国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