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华工——4800万海外华人从何而来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乘清廷与太平军激战之机，扩大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北京城，烧毁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获得割地、赔款、通商、传教等各种权益，此外还使得贩卖华人劳工合法化。自15世纪欧洲人踏足非洲后，贩卖奴隶便成为欧洲殖民者一本万利的赚钱途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大肆劫掠非洲黑奴，运至大西洋岛屿上的甘蔗种植园。16世纪西班牙人在美洲大肆扩张后，试图奴役印第安人，并将吃苦耐劳的非洲黑奴运往美洲，送进银矿和种植园驱使。早在1540年代，西班牙人每年运往美洲的黑奴便已近万人。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成立垄断奴隶贸易特权的“皇家非洲公司”，甚至不惜与荷兰开战，争夺黑奴、象牙和黄金贸易。1713年，英法签署《乌特勒支通商条约》，获得向西属美洲贩卖黑奴的权力。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奴隶贩子，利物浦从一个仅有千人的海港小镇，取代葡萄牙里斯本，成为欧洲奴隶贸易中心。仅1795-1804年间，利物浦贩运的黑奴就高达32.377万人，获利超过1200万英镑！

　　在15-19世纪的400年里，欧洲人贩卖的黑奴数量，保守估计超过3000万人。血腥的黑奴贸易，给非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每运1个黑奴到美洲，就有5个黑人死在捕猎和贩运途中。非洲因此损失的人口超过1亿人。各种反抗活动此起彼伏。1791年海地爆发独立战争，将黑奴斗争推向高潮，拉美各地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奴隶制运动，并影响到欧洲。1803年丹麦宣布禁止黑奴贸易，1807年英国禁止黑奴贸易，1808年美国禁止黑奴贸易，1813-1817年，瑞典、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相继禁止黑奴贸易。尽管欧美各国政府陆续出台了禁止黑奴贸易的法令，但是由于贩奴商人和种植园奴隶主的抵制，走私黑奴现象屡禁不绝。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后，结束了本国的奴隶制度，古巴和巴西也相继废除了奴隶制；美洲三大蓄奴区奴隶制度的废除，使得黑奴贸易失去了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并逐渐走向衰亡。然而欧美工业化仍然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贩奴商人们在遥远的中国，发现了黑人奴隶的替代品——华人劳工。

　　华工出洋最早起至1567年明穆宗“隆庆开关”后，部分家境贫困的闽粤农民，流落至菲律宾，并随着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抵达了墨西哥和秘鲁。到16世纪末，西班牙国王允许华人工匠进入美洲，于是大批中国匠人（织工、裁缝、木匠、铁匠等），陆续抵达美洲，甚至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形成了“唐人街”，规模达数千人。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当地劳动力紧缺，荷兰人便骗招绑架中国东南沿海劳工前往印尼，修建巴达维亚城。到1639年，荷兰统治的印尼巴达维亚华人社群，规模已达数万人。西班牙人统治的马尼拉，华人社区也有2.5万人左右。由于华人的勤奋努力和商业才能，逐渐主导了印尼的甘蔗种植、零售、外贸等行业，引发与当地人的冲突。荷兰殖民当局担心华人势力坐大，转而采取了排华政策，引起华人反抗。1740年10月9日，荷兰殖民当局借搜查军火为名，在巴达维亚城屠杀一万余名华侨，史称“红溪惨案”。华人遂逃至北方的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1770年，广东梅县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坤甸（新加坡以东620公里），成立兰芳公司，击败天地会后，于1777年改称“兰芳共和国”，罗芳伯任总长，向清朝称臣。1783年，罗芳伯的下属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推翻残暴的戴燕国王，被民众拥戴为王，华人势力逐步控制了婆罗洲（即加里曼丹，世界第三大岛，面积73.6万平方公里），华侨规模达数万人。

　　1785年，美国商船“帕勒斯号”上的三名华人船员，随船从广州抵达美国巴尔的摩港，他们可能是最早抵达美国的华人。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今槟城）后，极力罗致华工。到1800年，槟榔屿已开始出现转卖契约华工的公开行情：立约劳动一年，售价30块墨西哥银元。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骗招339名华工（以中山、台山、南海人为主），租用葡萄牙商船从澳门运至槟榔屿，再用英国船只分两批运往南美洲的英属特立尼达（委内瑞拉东侧的小岛）。这些华工抵达后，全部送入甘蔗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810年，葡萄牙人从中国拐骗数百名湖北茶农，运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植物园种茶。贩运船只在海上漂泊数月，死亡率常超过30%，被称为“浮动地狱”。华工抵达美洲后，由于环境恶劣而得疟疾、钩虫、贫血等疾病，加之雇主残酷压榨，华工境遇生不如死。

　　1815年，拿破仑被流放到英属圣赫勒拿岛（离非洲西岸1900公里）后，需要增加守卫设施，约1000多名华工被招募至该岛。1815年，非洲东部的毛里求斯岛被法国割让给英国管辖。据不完全统计，从1830年至1921年共有25364名华工被运入毛里求斯。1830年代，南美洲北部的荷属苏里南开始输入华工，从1853年至1882年约有2625人，主要从事种蔗、制糖。1840年法属留尼汪岛（毛里求斯西南170公里）开始招募中国苦力。据统计，从1858年至1926年约有6518人被运入该岛。1842年，法国控制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澳大利亚以东6000公里），从澳门、广州等地骗招劳工前往该岛开垦，规模达数千人，多数为客家农民。从1847年至1874年，有14.304万名契约华工，被运往西班牙人控制的古巴；活着抵达古巴的只有12.6万人，有17032名华工死于海运途中，死亡率高达11.9%。被贩卖到古巴的契约华工，约90%被卖到甘蔗种植园和糖寮（制糖厂）里，其余的被卖去充当奴仆。由于受到种植园主的残酷压榨，古巴华工平均劳动寿命只有5年，到1880年，前往古巴的12.6万华工只剩下4万多人。

　　1848年初，美国加州发现金矿，引发了席卷全球的淘金狂潮。几十万人涌入美国西部淘金、修路、开荒。淘金客聚集的小镇，后来被称为旧金山。1850年代美国开发西部地区急需大批劳力，开始向中国招募劳工。从1852年到1899年，输入夏威夷的契约华工有34311人，主要从事种蔗制糖。从1853年至1873年，输入美国本土的契约华工有13.5399万人，主要在美国西部主要从事开掘金矿、修筑铁路等工作；仅参与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就多达1.4万余人，多来自广东、福建两省。1858年加拿大西部的卑诗省巴克围发现金矿，大批美国华工转入加拿大境内。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时，又从中国招募契约华工1.7万人，由于施工环境恶劣，约有四千名华工死于该工程。

　　1848年7月，首批121名契约华工被从厦门运往澳大利亚悉尼挖金矿，此后三年运往悉尼的华工共有3685人，以泉州人为主。1854年，大批华工被运至墨尔本淘金，形成唐人街，墨尔本因此被称为“新金山”。据统计，1861年澳大利亚有华人38258人。在1851年至1861年间，澳大利亚的黄金产量占世界的40%，时值1.24亿英镑。由于澳大利亚采取歧视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华工待遇远低于澳洲白人，大多数华工无法维持生计。1866年，新西兰政府招募澳洲华工赴新淘金，1871年直接在广州招募工人。到1881年，新西兰的契约华工达到5004人。1888年新西兰政府因经济萧条出台《排华法案》。

　　从1849年到1874年，共有10万多名契约华工，从澳门乘船抵达秘鲁（其中部分为太平军残部）。他们要在海上漂泊4个多月，上岸后等待他们的是非人的生活。华工像奴隶一样从事着挖鸟粪、修铁路、种甘蔗等繁重的体力活。很多人熬不到8年合约期满，便惨死异乡。劳工们的反抗引发了华工暴动，直至清政府干涉后，秘鲁华工待遇才稍有改善。从1852年至1856年，美国财团为修建巴拿马运河铁路，共骗招契约华工2万余人，约有5千华工参与运河铁路修建工程。由于铁路穿过地区环境恶劣，疟疾、黄热病流行，大批华工命丧于此。至今该铁路线上还有一个车站叫Matachin，意为“华人冢”。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是美国第31任总统，其在中国生活14年，1913年回国，于1919年创办的胡佛研究所，在美国政界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右图为1880年代美国期刊插画，排华时期遭到白种人驱赶和屠杀的中国人。

美国总统——靠贩卖契约华工暴富

　　1860年华工贸易合法化后，由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等因素影响，华工出洋进入高潮期。1863年荷兰人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的日里地区（马六甲海峡西岸）种植烟草，1864年契约华工开始输入日里种植园，到1887年已经达到6万余人。从1888年至1931年，又有30.5257万名契约华工被运至日里种植园。在这67年里，苏门答腊烟草种植园的工人，几乎全部是中国苦力。烟草从整地到收成，约需8个月时间，种烟阶段每天劳动10小时，全在烈日暴晒下野外作业，摘烟阶段华工每天劳动13至16小时，大批劳工不堪折磨而死亡。1864年，荷兰人开发苏门答腊东岸的勿里洞岛锡矿，招募华工达1308人，至1921年达到20865人，多是广东人。勿里洞原是一个荒岛，瘴气雍塞，环境恶劣，契约华工在这里死伤过半，因此称其为“死人洞”。勿里洞岛西北相邻的邦加岛也有锡矿，1893年有华工11446人，规模是勿里洞岛的两倍，年产锡超过1万吨，全部是人力开采。华工每天工资仅为0.24荷兰盾，且常遭克扣。不堪凌辱的华工屡次发动罢工，又屡次被荷兰殖民当局镇压下去。

　　1884年兰芳共和国被荷兰殖民者攻占，残余势力逃至西侧马来半岛的吉隆坡，投靠当地客家大佬，其中一人名叫李云龙（Lee Hoon Leong）。李云龙在华侨周润享经营的协荣茂船务公司担任事务长，航海期间，他收留了一位锡矿矿工留下的寡妇邱念娘和两个男孩（名叫志炼、志坤）。1899年3月，26岁的李云龙和16岁的邱念娘在爪哇三宝垄结婚（郑和船队曾至此）。1912年，周润享将协荣茂转让给爪哇糖王黄仲涵，李云龙转赴新加坡，出任公司董事，跻身上流社会。李云龙将两个孩子改名为李进炼、李进坤，还供小儿子进坤入读英语学校。李进坤长大后成为手表推销员，1922年与当地华侨后代蔡认娘结婚，1923年有了个儿子，取名李光耀。

　　也是在1884年，南非东北部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又称布尔共和国），发现了世界最大的金矿——威特沃德斯兰德金矿（简称兰德金矿，占世界黄金总储量的40%，至今共开采黄金3.5万吨）。两年后，兰德金矿淘洗出了第一批黄金，金矿开采热潮随之而来。由此形成的小镇，后来成为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1889年，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将1200万英镑投进了兰德金矿，到1898年该矿已占世界黄金总产量的28%。1899年10月，英国人以保护臣民利益为名，与荷兰支持的布尔人（欧洲白人移民后裔）发生“第二次英布战争”，实际是为了争夺金矿控制权。英军先后出兵45万人，进攻仅有8.8万人的布尔军队。战争持续了两年，英军耗费2.2亿英镑军费，伤亡2.1万人后，被迫与布尔人谈判停战。1902年5月，英布战争结束，英国吞并了德兰士瓦共和国。战争期间，为了消灭布尔人进行游击战的基础，英军抓捕13.6万名布尔平民和8万多黑奴进入集中营，有27927位平民死于集中营。这场战争中，英国虽然控制了南非金矿，但付出惨重代价才打败弱小的布尔人，让欧洲各国看清了英国虚弱的本质。此战实际成为大英帝国走向衰弱的起点。德国和美国开始挑战英国人的霸权地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布尔战争结束后，南非许多矿区急需廉价劳工，1904年5月，首批1054名契约华工从香港运往德兰士瓦。组织这批华工的是30岁的美国人赫伯特·胡佛（中文名胡华）。胡佛是个孤儿，由舅舅供养长大，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地质系，1899年结婚后受雇于英国墨林公司，至中国河北唐山的开平煤矿担任技师，趁义和团运动之机，协助墨林公司骗占开平煤矿股权。1902年胡佛被挤出开平矿，被迫到天津发展。当他得知南非金矿的情况后，在伦敦注册了一个空头的“中国工程矿务公司”，与南非德兰士瓦矿业公会签订合同，取得包揽在华招工的专营权。所有联系招工的具体事务均由开平矿代办（此时开平已落到英国财团手里）。所谓代理招工，无非是假手洋行、买办、奸商、拐匪、人贩等层层立约，分途拐架，按期如数交人。这些招工人员取得天津关道“保工局”颁发的执照，深入内地，肆行骗掳。从1904年至1906年，南非德兰士瓦共招契约华工63811名，这些华工分别从香港、秦皇岛、烟台、天津、广州、梧州及上海等地贩运出口，期间死亡2485人，永久伤残3787人。压榨华工使英国控制的德瓦士兰政府声名狼藉，遭到国际谴责。而胡佛因此发了横财，赚取43万美元巨额佣金。到1913年胡佛夫妇离开中国时，个人资产已达400万美元。他们回到美国后，跻身商界精英行列，并以“慈善家”的面目参与一战战后救济，获取了社会影响力。1921年胡佛出任美国商业部长。1928年11月6日，胡佛踏上权力的顶峰，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

　　从清朝末期至民国前期，中国至少有超过270万名契约劳工，被贩卖至东南亚、欧洲、非洲、美洲、澳洲，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惨死者数以十万计。其中从1851年至1875年的25年间，出国华工约128万人，主要前往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美国、古巴、秘鲁、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夏威夷、巴拿马等地。从1876年至1900年的25年间，出洋华工约75万人，主要前往东南亚地区。从1901年至1925年的25年间，出洋华工约65万人，主要由英法德等国政府出面招募。在一战期间，有20多万华工帮助盟军挖战壕、运物资、参与战争后勤工作，死伤万余人。契约华工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他们如同牲口一样，被欧美商人贩卖至世界各地的煤矿、铁矿、金矿、种植园里服苦役。贩卖至南洋的华工被蔑称为“猪仔”，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契约华工为巴拿马运河、美国太平洋铁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南非金矿、墨西哥银矿、智利铜矿等世界级工程的建设，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惨重代价。然而获得的回报是：工程结束后遭到各国政府“排华政策”的严厉迫害。百年华工血泪史令人不忍卒读。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衰败呢？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圣经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经典。传说耶酥生于巴勒斯坦伯利恒，是以色列拿撒勒犹太人，自称神的儿子，因宗教矛盾触怒犹太教众。犹太教拉比勾结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总督彼多拉，以其煽动叛乱，反对向罗马皇帝交税，自称犹太王为罪名，判处耶稣死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传说耶稣死后三日复活，并向门徒显现。四百年后，罗马帝国将被他们处死的耶稣奉为神，犹太人反遭到追杀。宗教矛盾成为欧洲千年战乱的根源之一。

王道VS霸道——仁义伦理PK野蛮暴力

　　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孔子开创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并以礼乐教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行周礼者为华夏，拒周礼者为夷狄。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仁义道德观，望君主重义轻利，摒弃征伐权谋，以孝德治天下，结果四处碰壁。百年之后，商鞅入秦国推行变法，主张以法治国、富国强兵，行霸道以力服天下。秦孝公采纳其霸道之策，奠定秦国强盛根基。同时期孟子接过孔子衣钵，依然宣扬仁义伦理，交游各国劝君主“行仁政王道治天下”，主张抑制吞并侵略的不义之战，以德服人即可“仁者无敌”。结果孟子死后不足百年，东方六国被秦国尽数消灭，行霸道的秦国成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亡之后，汉高祖原不喜儒学，尊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但因国力贫弱屡遭匈奴进犯，割地和亲极尽羞辱。汉武帝即位后采用王霸兼顾之道，军事上击破匈奴，文化上独尊儒术，政治上儒法结合，奠定中华的疆域版图，影响后世千年。

　　从汉代直至晚清，经过长达千年的“华夷之辨”和“义利之辨”，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夷夏一统的民族观和仁孝忠义、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延伸到国家层面，中国长期秉持“天下大同、以和为贵”的儒家世界观，形成以华夷秩序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和国家关系，实施和睦厚待周边小国的外交政策。以怀柔远人之道，否定对外扩张。仅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开列的“不征之国”名单就多达15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均在内）。这种尊王道抑霸道，自我抑制扩张的文化传统，让中国在近代付出了惨痛代价。儒家思想给中国人灌输的“克己复礼、仁义伦理”及“以和为贵”，在19世纪“弱肉强食、全球扩张”的国际关系法则面前，被击得粉碎。

　　当欧洲商船装着舰炮侵略四方时，经商被重义轻利的中国文人嗤之以鼻，侵略被斥为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帝王被贬为暴君。当欧洲传教士嘴里念着“爱人如己”，手拿圣经，腰插刀枪横行世界时，孔孟儒生缩在国门里宣扬圣贤之道。当欧洲人仅靠几名传教士、几艘炮舰就能搞垮一个国家时，中国腐儒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当马基亚维利的强权政治论成为国际准则时，中国几百万契约华工，在世界各地当牛做马受尽凌辱。当白种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四方时，中国人被讥讽为“黄祸”。当东方文明的“礼”，遇上西方野蛮的“力”时，仁义伦理被欧洲人的战靴踩在脚下。从1405年郑和率舰队七下西洋，到19世纪百万华人被迫出洋当奴隶。五百年间，中国强盛时没有去征伐四方，衰弱时却受人百般欺凌羞辱。一个从思想上解除武装的民族，一个从未想过如何侵略扩张的国家，在近代全球一体化过程中，被霸道至极的欧美国家及后来的日本，用阴谋诡计彻底搞垮，乃至差点亡国灭种。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是罗马教皇的教廷，也是世界第一大天主教堂，始建于326年，1506年重建，1626年才落成。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廷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具权势的势力，教皇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教皇国鼎盛时期国土面积超过4万平方公里，侵略扩张使罗马教廷积聚了巨额财富，得以建起惊世骇俗的教会宫殿。左图为教廷里的教皇大祭台、青铜华盖和圣彼得宝座，右图为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座像(1831-1846年在位），此人鼓吹绝对的教皇极权主义，建立贴现银行，罗马银行，圣灵银行及储蓄所等金融机构，还建立圣水公司，用尽敛财手段。

侵略扩张——欧洲神权征伐四方

　　千年以来，欧洲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常年战乱使其形成了崇尚征伐、以力服人、国强必霸的传统；加之基督教的独尊排他性和远游布道习俗，使欧洲各国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持续侵略扩张。我们不妨纵览一下欧洲神权政治的演变历史。按照西方观点，公元33年前后（东汉光武帝建武九年），耶稣被罗马帝国官员钉死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公元64年，罗马帝国皇帝尼禄，以罗马大火为名迫害基督教徒，耶稣的门徒彼得（圣彼得）被倒钉在梵蒂冈高地的十字架上（被后世追为第一任罗马教皇）。公元313年（西晋末期），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发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使其摆脱被压迫的命运，基督教开始与奴隶主政权合流。公元392年（东晋末期），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令拆毁希腊神庙，禁止老百姓信奉异教，基督教被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皇权保护下，基督教势力迅速壮大，转而迫害异教徒。公元476年（南北朝中期），西罗马帝国被日尔曼人灭亡，分裂为十个小国，西欧奴隶制崩溃，进入封建社会。存续下来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成为基督教的庇护者。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公元622年，默罕默德迁徙麦地那，复兴伊斯兰教，9年后统一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在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传入中国华南。

　　公元756年（唐安史之乱时期），法兰克国王丕平帮助教皇夺回罗马城，并将罗马城的土地献给教会。罗马教皇因为掌握土地，所以既是基督教会神权领袖，又是教皇国的世俗君主，权势日增。公元800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为矮子丕平的儿子——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加冕，宣布他为罗马皇帝。查理曼在位44年，征伐一生控制了几乎整个西欧，并成为罗马教廷的保护者。公元829年（唐代晚期），埃格伯特征服不列颠岛上的七个王国，成为统一英格兰的第一位国王。公元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瓜分了神圣罗马帝国，形成后来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雏形。西欧再度陷入战乱，封建分裂形成众多城邦诸侯，教会势力日益扩张。而拜占庭帝国因为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基督教会手中，教会还享有免税特权，经济被僧侣掏空，基督教因此受到打击，发生了持续百余年的破坏圣像运动。拜占庭的希腊教民与罗马教廷也内讧不断。公元1054年（北宋皇祐六年），东西方教会彻底决裂，东方的为希腊东正教，西方的为罗马天主教，双方互相革除对方的教籍。1066年（北宋中期），法国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英国由此兴起。1143年，葡萄牙从卡斯蒂利亚王国（西班牙前身）独立，并得到罗马教皇承认，成为欧洲第一个君主制民族国家。

　　1096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号召基督徒消灭占领耶路撒冷的穆斯林。10万十字军骑兵兵分四路，借道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攻入西亚地区烧杀抢掠，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虐杀城内数万名穆斯林和犹太人。这次远征使教会控制了职业军队，侵略扩张之心愈发膨胀。从1096年至1291年，罗马教会与欧洲君主勾结，共发动了九次十字军东征，动员超过200万军队进攻西亚地区，借宗教圣战之名抢掠西亚财富。1220年（南宋中期），罗马教皇通令各国建立宗教裁判所，血腥镇压异教徒，教会与世俗政权勾结滥杀无辜，在宗教裁判所存续的688年间，遭迫害者数以百万计。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教会势力也因为内部分裂而日趋衰微。1454年，罗马教皇批准葡萄牙垄断非洲黑奴贸易，天主教随着葡萄牙战船闯入非洲。一批批黑奴被传教士洗礼后，押上贩奴船，教会便可收取洗礼费用。欧洲进入航海时代后，西欧各国相继踏足美洲、东亚，世俗君主对财富扩张的野心，与基督教再次勾结在一起。1526年（明嘉靖五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命令，每支船队必须携带传教士同行，否则不准离港。西班牙人在美洲每征服一地，便武力胁迫当地土著皈依基督教，不服从者当即被杀。根据方济各会报告：至1540年美洲土著受洗者已超过900万人。君权与神权相结合，使欧洲侵略者一手用武力扩张，一手用思想控制，在全世界攻城掠地，欠下累累血债。

  强权政治论创始人马基亚维利（1469-1527）、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创始人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

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国际准则

　　1513年12月（明正德八年），意大利政客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亦名《霸术》）问世。此人在书中赤裸裸地鼓吹政治无道德论，宣扬君主应靠暴力权威和阴谋讹诈取胜，强调军队和教会是国家的主要基础，但要限制教会势力，为了巩固君主集权可以不择手段，而不用考虑手段的善恶。这一惊世骇俗的著作，突破了传统政治伦理，对欧洲后世影响深远，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均是其信徒。马基亚维利也被西方誉为“近代政治学之父”。1517年，马丁·路德推动欧洲宗教改革，新教与罗马教廷决裂。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宣布自己是英国新教的“首领”，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欧洲君权逐渐压倒了教会神权，罗马教皇被迫向君主让出一部分权利。1562年法国因宗教战争陷入四分五裂。1576年（明万历四年），法国宫廷律师让·布丹发表了《国家论》六卷，第一次从法律角度阐述了国家主权理论，强调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突破了中世纪神权至高无上的观念，并将国家主权与政权相区分。所有臣民必须服从于一个共同主权者——国家，但可以推翻暴君政权。这是欧洲从城邦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型的重要分界。布丹还将国家主权特征界定为立法权、宣战媾和权、官吏任命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接受服从权、铸币和度量衡定夺权、课税权等8项权力。这些随着国家主权理论形成的法律概念，为其后欧洲侵略扩张，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1618年－1648年（明末清初），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为欧洲国际战争，史称“三十年战争”。天主教和新教徒支持的各路诸侯，结成联盟争抢地盘。英国企图削弱西班牙的势力，法国为称霸欧洲，力图使德意志处于分裂状态；丹麦、瑞典觊觎北海和德意志领土。全欧混战使得德意志分裂，荷兰、瑞士独立，西班牙衰弱，法国、荷兰、瑞典三国趁机兴起。火枪兵和炮兵取代刀矛冷兵器，催化战争形态演变。三十年战争后期，欧洲各国签署了一系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王权和神权的边界确定下来，独立的王国成为主权国家。随着航海时代的深入，欧洲开始了全球性扩张，同时也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此时的世界，如同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弱肉强食成为国际准则，而中国还沉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懵懂不知。到1770年以后，由于瓦特式蒸汽机的出现，英国工业化进入高速蜕变期。用蒸汽舰船和钢铁枪炮武装起来的英国军队，对于任何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都能形成武力优势。战争带来的滚滚红利，促使欧洲人将殖民战火烧遍全球。三百年来，采用攻势战略的欧洲，携着工业化形成的“力”，用强权政治主导着世界秩序。而采取守势的亚洲国家，在这场变革中一败涂地，几乎全部变为欧洲殖民地。唯一的例外是日本。以欧洲为师的日本，最早学会了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并借助工业化聚集的能量，将自诩为文明礼仪之邦的中国，打得尸横遍野。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用生物进化论，摧毁了基督教的“神造万物”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观点，随即被引申为社会伦理上的弱肉强食。1870年代，英国人斯宾塞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其他生物一样，弱者理应被社会淘汰。这一理论成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以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优越的说法，并为残酷血腥的殖民侵略寻找理论依据。美国和日本也深受此观点影响。自由竞争成为美国资本家极力鼓吹的价值观，穷人被认为不应得到救助。日本军国主义则鼓吹“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进而对亚洲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正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依据”，早期资本主义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各国内部，对广大民众施行压榨和掠夺，并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动殖民战争，不择手段地进行殖民侵略，以实现其原始的资本积累。而身陷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乱中的中国，此时还不知达尔文为何物。清王朝在欧洲人的阴谋诡计中继续一步步沦落。

   上海豫园点春堂，1853年小刀会作乱时的指挥部。豫园建于1559年（明嘉靖38年），由左都御史潘恩之子潘允端兴建，至1577年才竣工，占地达70余亩，号称奇秀甲东南。清代数易其主，成为士绅集会场所，鸦片战争时期遭到英军破坏。

上海县城——小刀会贼寇作乱

　　刘丽川（1820-1855），广东香山溪角人（此地多为福建移民），与孙中山是同乡（距翠亨村西北仅25公里），比洪秀全小6岁。其出身农民，兄弟七人，排行老么，自幼习武，青年时至香港闯荡，乡邻称之为“阿混”。在香港期间，刘丽川当过丝茶栈伙计、商场经纪人，并学会英语，当过洋行翻译，与西洋人士多有交往。1845年11月，25岁的刘丽川加入香港洪门三合会（天地会分支，同年港英政府响应清政府要求，取缔三合会）。因其习武、暇时学医，擅长外伤骨科，且为人仗义，在江湖渐有声誉。1849年4月，美国旗昌洋行买办——广东香山人吴健彰捐官出任上海道台，手下衙役皆为广东籍，广东帮在上海势力迅速膨胀。见同乡得势，刘丽川也从广州到了上海。此时由于大批欧洲洋行从广州迁至上海，广东闽浙一带的船员、艇匪、海盗失去生计，大部分流入江南，以护送鸦片为业。到1853年，上海已有广东人8万余，其中香山籍占了2万多。刘丽川参与组建了广粤会馆，声望日增。上海流民贩运鸦片，争夺地盘，寻仇滋事。其中以广东香山帮、福建泉州帮、漳州帮、浙江宁波帮势力为大。广东帮与福建帮常因争地盘发生械斗，刘丽川因与福建人亲近，多次出面调解纠纷。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后，震动江南，各地盗匪伺机闹事。5月闽南小刀会攻占漳州府，7月上海小刀会成立，刘丽川凭借广东帮势力被推为首领。时恰逢上海道台吴健彰招募广东籍团勇数百人为亲兵，又命粤绅李少卿筹办粤人团练，闽绅李仙云筹办闽人团练，沪绅徐渭仁筹办本邑团练。小刀会借机渗透进团练。由于练勇需饷非常巨大，兵勇仗势欺人，常向商号勒索保护费，闹得人心惶惶，吴健彰只好把团练撤了。广勇、闽勇中许多是小刀会成员，团练解散后，刘丽川借机图谋起事。此时恰逢嘉定县城（上海县城西北25公里）发生暴乱，南翔人徐耀为江洋大盗，组织有罗汉党，徐耀因盗窃南翔大德寺，被嘉定县衙抓捕入狱。1853年8月29日，罗汉党徒千余人冲入嘉定县城，捣毁县衙，救出徐耀，并与青浦周立春（天地会首领）会合，趁官军不备，再度占领嘉定县城。吴健彰见局势不稳，企图运走40万两白银，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刘丽川得此消息，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乘9月7日上海县城举行祭孔大典之机行动。参与者除了周立春、徐耀，还包括福建帮头目陈阿林、彭浦庙帮潘起亮（盗匪出身，做过团练）等。

　　9月7日清晨，小刀会集结两千余人，头包红巾、手执利刃，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从北门冲入上海县城，攻入县衙后，潘起亮斩杀了上海知县袁祖德，包围苏松道台衙门，活捉吴健彰，并劫掠了吴健彰企图运走的40万两白银（14.9吨）。暴乱成功后，小刀会将指挥部设于豫园点春堂。福建帮主张杀死吴健彰，而广东帮因与其为同乡，不想下手，将吴健彰囚禁于广粤会馆。英国驻沪副领事威妥玛闻讯后，当天即赶往上海县城探望。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也致函刘丽川，表示吴乃美商旗昌洋行的股东，美国公使有保护之责。就连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晏玛太也带信刘丽川，要求释放吴健彰。当晚，马沙利与刘丽川在上海县城北门会面。9月9日夜，美商洋行的两个职员霍尔和史密斯，潜入广粤会馆，在刘丽川默许下，戏剧性地将吴健彰救出上海县城，送入北门外的晏玛太家，旋即坐轿送入外滩旗昌洋行，躲进美国公使的羽翼下。此后吴健彰奔赴镇江，立即上奏朝廷请求派兵围攻上海，以平叛乱。吴健彰的妻儿家小，也在英国传教士雒魏林的帮助下，逃出上海县城，在租界内的宝顺洋行住下，不久便乘英国邮轮“玛丽伍德”号，回到了广东老家。

　　1843年，身为江南海关监督的苏松太道宫慕久在洋泾浜通往黄浦江河口北岸，建设了临时的“西洋商船盘验所”，即“江海大关”的前身。1846年，宫慕久应英领事巴富尔的要求，为便利英商报关，设江海北关于北门外头坝（今汉口路外滩），办理洋商征税事宜，俗称新关。原有海关（原小东门附近，今方浜路边）改称江海大关，办理华商海船进出口税务。江海关下设南卡于黄浦江烂泥渡；北卡于苏州河新闸桥，以及长江北岸天生港分卡共三处。1853年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后，江海北关大部分办公建筑被毁。

海关主权——欧洲人养寇自重

　　小刀会起事后，打起了“大明国”的旗号，但各帮争权夺利，常发生械斗。商家纷纷关门、百姓争相逃难，物资供应困难。而上海县城北面紧靠租界区，清军不敢轻易冒犯，外国洋商对小刀会贼寇的粮饷弹械接济不断。对于劫掠的40万两饷银，刘丽川主张用于起事，福建帮却要求平分，而且张嘴就索要20万两。刘丽川深知小刀会势单力孤，试图投靠太平天国，却因太平军兵力紧缺未获支援。小刀会内部分裂，外无强援，竟然能在清军重兵围攻下，占领上海县城一年半，其与外国人养寇自重有极大关联。1853年9月9日，英、美两国领事乘海关衙门被小刀会捣毁、吴健彰被关押，上海地方政权出现权力真空的短暂机会，迫不及待地占据了江海关，以“海关行政既陷于停顿，我们就没有遵守海关规章或缴纳关税的义务”为借口，向各国侨民发布了《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临时规则》，擅令所有的进口商、航运商、货运承办人，“勿需向中国海关结关税”，而改向本国领事交纳税款，即所谓“领事代征制”。这一制度实际上为他们从清政府手中窃夺上海海关的征税权埋下了伏笔。

　　深谙殖民之道的英国人，自然知道海关税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1850年咸丰即位时，清廷岁入约为3700万两，其中田亩杂税约占七成，关盐杂税占三成，收支基本相抵，户部存银仅剩下187万两，已显财政拮据的情况。1851年太平军做乱后，仅头九个月清廷就支出了620余万两；到1852年底，已耗银2963万余两，国库算是彻底空了。而太平军进攻长江流域后，直接威胁清廷最主要的税赋来源地，田亩征税日益困难，清廷户部为缓解军饷危机，甚至滥发铜铁大钱和宝钞，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此时海关关税便显得更加重要。上海海关（江海关）自1852年起，已经超过粤海关，成为清廷第一大关税来源，年入超过130万两白银，约占全国关税的三成。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由于扬州和镇江被太平军占据，直接掐断清廷漕运咽喉，进一步加重清廷财政危机。江海关关税便成为十几万围剿清军最重要的军饷来源，关系清廷命脉（江南大营每月需军饷20余万两）。到1853年7月，清廷户部存银仅剩下92.7万两，度支万分窘迫。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刀会叛乱，给英国人提供了趁火打劫的天赐良机。一旦英国掌控了中国海关管理权，便可以勒索清廷，在租界特权、通商贸易等方面予取予求，进而间接控制清廷的财政主权。如英国实现了上述目的，那么大清帝国便会成为第二个印度。

　　上海道台吴健彰自9月份逃出上海后，给朝廷上奏折，谎称县城失陷时恰值自己外出，一时竟然蒙骗了朝廷，得以留任。吴健彰知道关税收入对于急需军饷清剿太平军的清政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但上海失陷时，他的海关监督官印也丢失了，于是发出通告说，将用“常州漕运使”官印代替江海关监督官印，仍按旧制征收关税。10月12日，吴健彰向英国领事阿礼国（1846年接替接替巴富尔出任）提出要求，须交付英国10艘船只在9月7日前所欠交的丝茶税银4.5万两，并随时通报代收英国商人在9月7日以后所欠缴的丝茶出口税，然吴健彰的这一要求遭到英国领事的断然拒绝。吴健彰还想恢复原先在外滩的海关用房，也遭到英国方面的阻拦。迫不得已，他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羚羊”号和“羊神”号两艘洋船作为海关办公所，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外国领事。不料两天后，羚羊号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五人、炸伤八人，征税之事又遭挫折。1854年2月9日，吴健彰租用苏州河北岸一所房屋作为海关临时收税处。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考虑与清政府的长期关系，暂时妥协，但海关征税仍不尽如人意。

　　为恢复上海局势，清廷从四川等地紧急调兵万余人，交由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命其剿灭上海小刀会。1854年3月底，当万余清军抵达上海时，却在泥城浜（今西藏路）一带遭到外国人阻滞。租界方面声称，出于中立的立场，他们不能允许清军借道，向南进攻占领上海县城的小刀会。无奈，上万清军只能滞留在吴淞江（今苏州河）上的运兵船内，等待上峰交涉。4月3日午后，一群百无聊赖的清军士兵，看到租界内一对洋人男女（英商祥泰银行的乔利夫妇）在散步，因调戏引发冲突，十几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上海义勇军（即后来的万国商团）向清军开火，事端迅速升级，双方增派兵力激战半小时。事发后，上海道台吴健彰致函英国领事阿礼国，承认事端因清军行为失检所致，表示将查明祸首，希望英方克制。但英方有意扩大事态，4月4日拂晓，英舰“恩康脱”号炮击停泊在苏州河口的清军运兵船，除少数逃脱外，其余均被英军扣押。随后阿礼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撤出跑马场（今人民广场）附近军营，否则将其焚毁。下午3时，吉尔杭阿拒绝英国要求，美英军队380余人，在两艘炮舰掩护下，向清军发起进攻，小刀会也借机杀向清军。双方在泥城浜（今西藏路）附近激战两个小时，清军伤亡300余人，美英军队仅死4人。经过泥城之战，清军被迫后撤至静安寺附近，气势大为畏缩，而英国方面气焰更加嚣张。

上排左起：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第三任总税务司安格联；下排左起：第四任总税务司梅乐和，第五任总税务司李度，新中国首任海关总署署长孔原。

总税务司——英国人控制长达百年

　　1854年5月初，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实行“海关税务司”制的方案，即由英、美、法等国领事指派一个外国税务委员会，同上海道台指派的中国官员共同组成海关税务司，管理海关事宜。这是英国人染指中国海关主权的核心议题。此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中，自小刀会起事后，上海海关关税断绝，直接影响到清剿太平军的军饷供应，外国人趁火打劫，无异于落井下石。在谈判中，阿礼国等人继续加以利诱，提出只要建立“海关税务司”，清廷就可以有稳定的关税收入，且英国愿意补交商人所欠关税48万两。于是两江总督怡良命令吴健彰从速谈妥此事。6月27日，英国公使包令在同吴健彰会谈时，再次提出以改组海关作为归还欠税的交换条件。6月29日，在外国列强的威胁与利诱下，吴健彰同英、美、法三国领事正式订立了《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规定在上海设立司税官，由三国领事各派税务司一人，共同管理海关，代理清政府向外国商人征收进出口税银。7月12日，新设的上海海关正式开始征税，关税管理委员会也于同日成立，英、法、美三国分别指派威妥玛、史亚实、贾流意三人为税务司，中国海关从此进入一个由外籍税务司控制“中国门户”的殖民时期。

　　作为回报，英美法等国自此开始放弃所谓的“中立”立场，积极参与围剿小刀会，主动断绝对小刀会的军械粮饷接济，甚至命炮舰轰击上海县城。1855年2月16日（除夕），刘丽川率200余人向城西突围，第二天被清军击毙，延续17个月的小刀会祸乱基本结束。在血淋淋的人头背后，欧洲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达到了控制中国海关的目的。“海关税务司”制随后被推广到广州、厦门、福州、天津、汉口、镇江等中国其他通商口岸。1859年，年仅27岁的英国人李泰国（其父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成为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负责募用外国人在中国各口岸任职，由此中国海关管理权全部为外国人控制，甚至连鸦片都以“洋药”为名列入税单。1861年，年仅26岁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接替李泰国，出任清政府代理海关总税务司，两年后正式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由此至1908年离开中国，赫德掌管中国海关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期间，欧洲国家通过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获得了中国关税的支配权。1911年10月15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第5天，英国人安格联（F.A.Aglen）奉旨成为中国第三任海关总税务司，直至1927年，掌管中国海关长达17年。1927年7月，英国人梅乐和（F.W.Maze），出任中国第四任海关总税务司，其是赫德的外甥，掌管中国海关长达16年。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人李度（L.K.Little）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海关总税务司，直至1949年国民党逃亡台湾，李度也跟着去了台湾，继续当着所谓的“总税务司”。从1854年至1949年，中国海关主权共沦丧95年。新中国成立后组建海关总署，毛泽东主席任命孔原为中国海关总署第一任署长，终结了欧洲人在中国的殖民历史。

文翰（S.G.Bonham）1848年至1854年出任第三任香港总督，并兼任驻华全权公使及驻华商务总监等职。1853年洪秀全定都南京后，仅仅过了29天，文翰便亲率英国舰队访问南京，并与太平天国高层取得联系。

访问南京——太平军与欧美国家的关系

　　外国人在华养寇自重以趁火打劫的情形，绝非小刀会一例。1853年2月26日，太平军逼近南京城时，英法等国正在谋划修改《南京条约》。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即密报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此人祖上即靠贩卖奴隶发迹），建议英国趁机要挟清朝皇帝，从而扩张英国利益，并说“情况是何等的微妙，凭三四只轮船与兵舰，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作用，独断自己的要求条件”（原件藏于伦敦档案局）。3月3日，阿礼国再次密报文翰，阐述相同观点。3月13日文翰从香港启程赴上海了解局势。3月15日，江苏巡抚杨文定着吴健彰向上海英法领事发出求援照会，请求派军舰协助清军救援南京，遭推托。3月19日南京城被太平军攻破，3月20日文翰抵达上海。3月21日，尚未进入南京城的杨秀清，迫不及待地差遣叶师帅去广州，送公函给广州十三行，希望与洋人取得联系。该信由叶师帅于5月11日送达广州，遭十三行拒收，后转交罗孝全（洪秀全之师）。罗孝全另外还收到一封洪秀全邀请他去南京传教的邀请信（疑为伪造）。

　　3月29日洪秀全定都南京。4月7日，文翰派上海领事兼翻译密迪乐，向上海道台吴健彰声明不能派兵助剿。4月22日，文翰、密迪乐一行乘坐英国军舰Hermes号，欲赴南京打探情况（清舰尾随在后）。但当时清廷一直散播外国兵舰将协助清军的消息，文翰的坐舰在镇江遭到太平军炮击，派人交涉后被罗大纲等人放行。4月27日，英国公使文翰一行终于抵达南京，翻译密迪乐自水西门入城，与韦昌辉、石达开会谈，并安排文翰觐见东王杨秀清。4月28日，文翰拒绝按天平天国礼仪接见，并将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译本转交太平军首领。4月29日，赖汉英（洪秀全妻弟）等人赴下关会晤密迪乐，表示歉意，解释误会，英方重申中立立场，双方约定第二天会晤。4月30日，文翰担心会晤时因礼仪问题发生争端，便给杨秀清写了一封信，派密迪乐登岸送交赖汉英。这封信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希望太平天国承认英国在华利益；二宣称英国政府采取“严守中立”的外交立场，绝不干预战事；三询问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及东征上海的意图，要求保护英人安全与财产以利通商。杨秀清当即回复文翰，申明“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允许英人“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至5月2日，文翰一行才离开南京，5月3日至镇江时，密迪乐上岸会晤罗大纲，文翰声明不助清军，并要求太平军勿再炮击英舰。5月6日文翰一行回到上海，将收集到的情报写成报告。江苏巡抚杨文定再次提出借派轮船助剿，再次遭到英国人推托。文翰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Clarendon）的报告中，提出“武装中立”的原则。克拉兰敦在给文翰的回文中，提出要为1854年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做准备。

　　P1853式恩菲尔德前装线膛步枪，由伦敦北郊的恩菲尔德兵工厂研制，全长142厘米，重4.08公斤，枪管口径14.6毫米，长0.99米，有三根膛线，锥形米尼弹与发射药一体化纸质封装，射程超过400米，每分钟射速3发，是当时世界最好的步枪。该枪在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中声名大噪。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曾仿制（春田M1855式）仅美军就装备了70万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即装备该枪，在北京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清军和太平军也曾少量装备该枪。

军火贸易——太平军何来洋枪洋炮

　　英国“武装中立”的话音未落，对华军火贸易随之展开。说穿了与如今欧美国家在利比亚、叙利亚军事政变中，一边宣称中立，一边公然给反政府组织提供武器的态度并无二致。同样的场景，早在160年前的中国即已上演。太平军之所以能为祸中国长达14年，与欧洲人的支持有很大关联。其中军火贸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851年1月太平军金田举事时，所拥有的武器主要为私自铸造的刀、矛等冷兵器，外加少量鸟枪、抬炮；与清军相比武器质量低劣，但胜在人心齐、地理熟、胆气壮。到1852年4月永安突围时，靠罗大纲（水寇出身）在古苏冲之战中，缴获十余担清军火药才得以突出重围。6月份攻占湖南道州后休整了两个月，期间增修军械，搜掠铜铁铸炮300余尊，用土法熬制火药，武备小有改善。9月份萧朝贵部进攻长沙时，占据金盘岭军械库，获得大量火药，太平军战斗力大增，竟能与数万清军对阵而不落下风。12月初，太平军从长沙撤围后，经洞庭湖攻占湖南岳州（岳阳）。岳州系长江咽喉、两湖重镇，大炮火药极多，尽被太平军缴获，其中仅林凤祥一人即缴获大铜炮4尊、小炮13尊。此前太平军围攻桂林月余不得，围攻长沙80多天未克，经岳州缴获清军火炮后，只用20天就攻克了武汉三镇。又在武昌城缴获清军大炮二百余门。太平军在武昌休整月余后，沿江东下，直捣南京，沿途在九江、安庆等地又陆续缴获清军火炮。攻至南京后，用盛满火药的棺材炸塌城墙，仅用12天就攻破了南京城。通过史料分析，太平军自缴获清军火炮后，攻城实力大增，但太平军并无军工支持，尤其缺乏火药、硫磺等军事物资。太平军普通士兵装备的依然是刀矛等冷兵器，胜在组织严密、士气高昂。

　　1853年3月定都南京后，英法美等国公使相继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双方之间的军火贸易随即展开。4月27日文翰一行抵达南京时，一位名叫嘞呐吐（Reynold）的英国商人，曾与赖汉英商谈贸易问题，得到首肯。回到上海后，嘞呐吐雇佣中国小船，欲带货至镇江售卖，在焦山被清军水师挡回。密迪乐在7月2日再次抵达镇江，与罗大纲商谈军事和宗教问题。7月18日，罗大纲出镇江城，大破江南提督邓绍良，焚其京砚山营盘七座。9月29日，苏松太道吴健彰部在镇江焦山甘露寺附近江面，截获两艘载有军火的船只和2名外国人（另1人逃脱），并从其身上缴获一封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写给洪秀全的奏折（请求归顺）。被捕的两名外国人即为嘞呐吐和温那治，船上载有洋枪200杆，洋刀100把，及火药、手枪等军械。此事被两江总督怡良上奏朝廷（见怡良奏片和嘞呐吐写给罗大纲的信）。怡良奏称，夷人火药价格从每桶3元银洋，暴涨至25元以上。如此暴利，自然引来垂涎，此后大批外国人涌入太平天国地区做军火生意。据史料记载，南京城有“极多做洋枪铺户”，城内法国商人俱穿长毛服饰，携带洋枪及各种炮械在彼销售，有轮船名不设，泊仪凤门外，专做此等生意。

　　除了散商贩卖军火外，外国洋行仗其雄厚实力，在与太平天国军火贸易中占了很大部分。1853年，美国旗昌洋行股东兼驻沪副领事金能亨，将一艘轮船和大批美国枪械弹药卖给太平军，未料被清军侦知，结果在上海引起舆论大哗。美国琼记洋行商人罗伯特·费伦向上司汇报说，太平军“欢迎外国人同他们做买卖，……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火，有多少要多少”。为遮人掩目，上海英租界的洋行变换包装方法，把一箱箱贴着“雨伞”标签的步枪和借用“圣经箱”包装的火帽式手枪卖给太平军。除了外购武器，太平军还请外国人协助制造武器。1854年驻守镇江的太平军即请了4名外国人为其“制巨炮、喷筒”。曾国藩家书记载，1854年，驻守江西湖口的罗大纲身边，也有4个洋鬼子。1856年曾国藩攻陷江西安福县时，即缴获洋枪洋炮四百余件。到太平天国后期，苏州、太仓、昆山、盛泽、嘉定、青浦、南桥、拓林、湖州、嘉兴、漳州等地相继建起了军工厂，其中以苏州、昆山、太仓三地规模最大。这些由外国人协助生产、装备、训练的枪炮部队，大大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据史料记载，太平军中的外国“洋兄弟”多达数百人（史书称之为洋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呤唎（A.F.Lindley）、美国人白齐文。

　　到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人对于太平军的军火贸易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1861年12月，太平军黄呈忠部占领宁波后，大炮成百、枪枝成千、弹药成吨地进口。一艘名为Paragon号的英国商船，一次就试图将300门6磅至32磅的大炮、100箱小型武器及50吨弹药卖给太平军。1862年春，太平天国曾计划花费50万两银子，派人赴美国购买轮船枪炮，后因华尔向苏松太道吴煦告密，未果。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一个月之间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10947磅）、子弹18000发、炮盖450多万个。太平军与欧美军火贸易之盛、规模之巨由此可窥一斑。据曾投靠太平军的美国人马惇估计，仅苏州太平军就有三万枝外国枪，四分之一的兵士配有步枪，忠王李秀成的1000名卫队全部配备来复枪。归王邓光明的洋炮队，规模达5000人。因此，早期太平军装备并不占优势，然而外国人介入太平天国战争后提供了大批武器，直到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前，太平军在武器装备上是大大超过清军的。就连湘军统帅曾国藩，在1862年10月也承认“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湘系集团由此开始在洋务运动中大量兴建近代兵工厂。
附：厦门华侨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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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年，清末贩运契约华工的装船名单，西班牙文，此名单加盖有西班牙驻大清领事馆印章，十分罕见。

　　1902年4月，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为康沃利斯号（HMS Cornwallis）前无畏舰，建造的两座双联装12英寸（305mm）主炮炮塔。该舰属于邓肯级，由泰晤士钢铁公司船厂建造，1899年7月19日动工，1901年7月13日下水，1917年1月9日在马耳他被德国潜艇U-32发射的鱼雷击沉。该舰长132米，宽23米，吃水7.8米，满载排水量14225吨，采用三涨式蒸汽轮机，功率18250马力，航速19节，舰员720人，侧舷装甲厚178mm，造价109.6万英镑。从1890年至1907年，英国共建造了十型52艘前无畏舰，仅是邓肯级就建造了六艘，强化了其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的地位。这一时期，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一边在亚非拉殖民地攫取巨额利益，一边用殖民地输送的血液，大规模建设工业体系，尤其是军工体系，为抢占世界资源和市场做准备。英、法、德、俄等工业强国不断激化的利益矛盾，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未完待续，请见第十一篇：湘军集团如何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