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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九）
太平天国运动，由欧洲宗教入侵引起。近代以来，以仁孝宽和为宗旨的儒教文明，在充满侵略性的欧洲宗教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人口骤减过半。 1870年代，上海苏州河古朴典雅的拱券石桥。（民族复兴网编者按：文化冲突只是表象，根本还是反侵略；反剥削；反压迫，正是有了民间义和团抵抗运动中国才没有成为殖民地，帝国主义才需要代理人。如此，近代史的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国家。）
上海开埠——欧洲强盗殖民中国的跳板
1832年2月26日（道光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阿美士德勋爵”号，从澳门北上赴厦门、宁波、上海、威海、朝鲜、琉球等地，刺探中国沿海军事经济情报。这是鸦片战争前，英国人最重要的一次侦查行动，历时长达半年之久。船上有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林赛（中文名胡夏米，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前主席之子）和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Gutzlaff，两年后成为巴夏礼的表姐夫）等78人，配备有大批测量器械。他们沿途以为人治病、诱人信教为掩护，分发《戒赌博》、《戒谎言》和《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宣扬基督教教义和美化英国形象。而船上的间谍们秘密开展测量河道水文、绘制航海地图等活动。6月20日该船驶抵上海吴淞口。他们换乘小艇潜入上海县城。经过18天的侦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紧邻苏杭富庶地区的县城，将会成为超过广州的商埠。面对清军松懈的守备，郭士立甚至提出：只需50名全副武装的英军，便可占领上海县城。林赛的侦查报告对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整整十年之后——1842年6月16日，英军对上海发动进攻，27艘战舰汽船径直冲向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力战而死。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亲自从南京赴上海巡视。1843年11月8日黄昏，一艘名为“水怪”号的小火轮载着巴富尔一行，驶入黄浦江十六铺码头。这个34岁的前英国马德拉斯炮队陆军上尉，如今成为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经过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协商，11月17日，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道台宫慕久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江海关以北设置“西洋商船盘验所”，正式办理外国商船入关通商事宜，征收进口货税银（与英国协商议定税率），标志着上海重新开埠。开埠，意为开设商埠口岸。在很多历史书刊中，均将百年前的上海描写成一个小渔村，此为睁眼说瞎话。五口通商前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没有一个是“渔村”，都是有着千年历史的通商口岸。
上海早在战国时期为楚国春申君封邑，又名“申城”。唐天宝十年（751年）设置华亭县（今松江区），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因吴淞江（苏州河）上游不断淤积，苏州知府范仲淹疏浚河道。每隔五里开挖一条支流水道，称之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其中两个分别叫上海浦、下海浦。其后官府在这里设置管理酒税的机关“上海务”，上海由此得名。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设置华亭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这是上海开埠之始。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上海浦西岸设置市镇，定名为上海镇。1292年（至元29年），元朝中央政府把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批准设立上海县，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1553年（嘉靖32年），为了抵御倭寇袭扰，上海修筑城墙，周长达9华里，高8米，设6座城门。到明朝中后期，上海（松江府）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中心，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有苏松财赋半天下之称。
自北宋以来，历南宋、元、明、清，上海均曾做过全国重要的通商口岸；但其间由于政策转变，上海的发展历经波折。1370年（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关闭太仓黄渡市舶司（靠上海西北），标志着明朝开始实施长达200年的海禁政策。到1567年明穆宗“隆庆开关”解除海禁，全国的外贸中心转移到福建漳州月港。1685年康熙重开海禁后，曾在江苏连云港设置“江海关”，1688年江海关迁至上海县城小东门，下辖24个关卡，遍布长江沿岸。1757年乾隆实施一口通商后，只留广州粤海关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上海、厦门、宁波三处海关，便只准停靠本国贸易商船，直至鸦片战争后重新开埠。上海此次重新开埠绝非好事。因为它是被英国人用炮舰逼着敲开，目的无非是抢掠中国巨额的贸易利益。上海开埠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从广州赶来抢占上海的英国洋行已达5家，包括英国鸦片巨头怡和洋行（原渣甸洋行）、宝顺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广源洋行。到1846年，美国鸦片巨头旗昌洋行，也将总部从广州迁至上海。
洋人很快发现“上海具有良好的经商环境”。从上海直接贩运丝绸茶叶出口，比转运广州再出口，至少可节省35%运费。所创造的利润还可沿长江向中国内陆发展。1844年，上海出口茶叶比重仅占全国2%，广州占98%。六年后，上海跃升到44%，广州陡降至23%。1846年上海出口生丝已是广州的4.27倍。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的对外贸易龙头地位。但是由于上海海关监管乏力，货物进出口报关，全凭洋行大班们的良心来申报确实数量。只要有利可图，洋行逃税、套汇、行贿、欺诈、收买兼并、盗窃情报活动猖獗，简直无法无天。渣甸、宝顺、旗昌等三大鸦片巨头齐集上海后，鸦片贸易中心随之从广州迁移至上海。三大洋行的武装飞剪快船，常年穿梭于中国沿海。以1851年为例，当年上海进港外轮227艘，其中装载鸦片的为58艘；上海进口货物总值1631万银元，其中鸦片为1200万元，几乎占去七成。到1857年上海年输入鸦片已达22981箱（合1379吨），货值超过1700万银元。大批鸦片通过长江水路西运，祸及中国西部内陆腹地亿万人民。
1900年8月义和团运动发生时，英国调2000名印度兵到达上海，声称“保护”租界。照片为上海南京路，英属印度军队列队通过，直至1902年撤军。自19世纪起，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向军队输送了大量兵员，甚至有印度人师团，在上海英租界就驻有印度军人和警察。
英国租界——国中之国与金融殖民
1845年11月29日，也是上海开埠两年后，上海道台宫慕久经两江总督璧昌批准，对外张贴《上海土地章程》23条。经过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长达两年的反复拉锯，清政府最终同意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英国人由此在黄浦江西岸获得了第一块“英租界”，面积达830亩，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到1848年英租界已扩大至2820亩。同年美国人开始在虹口购地，造成租界区事实。1848年6月，法国人建立“法租界”，面积达986亩。外国人在租界区立起界碑，一个个不受清廷管辖的“国中之国”就此诞生。这些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没人能想到它会对中国未来百年历史，产生多么深远巨大的影响。 租界区出现后，住在上海县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佣的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那时租界里的外侨不多（1847年为134人），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1846年英国医生洛克哈脱，在租界内建起了第一家西医院——仁济医馆（仁济医院前身）。184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前身为西印度银行，总行在伦敦，拥有英国政府授予的港币发钞权）。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慢慢被淘汰。随着上海贸易兴盛，到185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数量已经超过120家。丝绸、棉花、茶叶、鸦片和兑换金银，是外国洋行在华获利的重要来源。由此在江浙沪地区形成了三个势力庞大的资本集团——外资银行巨头、上海洋行买办、和浙江湖州丝商。
自丽如银行之后，外国银行如同过江之鲫，纷纷闯入上海租界区。从1847-1865年的短短18年间，上海外资银行已达11家，它们分别是1847年设立的丽如银行，1854年设立的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有利银行，1858年设立的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1861年设立的汇川银行、法兰西银行，1864年设立的利升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1865年设立的汇丰银行；其中英国10家，法国1家。英资银行多来自印度，处理生丝、茶叶、鸦片贸易形成的中印英三角贸易结算业务。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引起了世界棉花投机狂潮，价格暴涨3倍以上。中国的棉花也成为外国洋行追逐的猎物，仅同治二年（1863）下半年，从上海出口的棉花即达36万担（1.8万吨），价值200多万英镑。受棉花炒作影响，上海外汇投机高涨，获利高达30%以上。1864年成立的利升、利华、利生三家英资银行，即因金融投机而生。这些英资银行虚报注册资本，实际金库里空空荡荡。
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岂能长久？到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世界棉花价格骤跌，伦敦、孟买发生金融恐慌，29家银行相继倒闭。上海也卷入其中，遇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金融危机，有6家英资银行集中倒闭。经过这次大浪淘沙，上海的外资银行只剩下5家，分别是：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此后从同治五年至光绪十五年（1866-1889年）的23年中，上海新设立的外资银行仅有四家，分别是：德意志银行（1872）、德丰银行（1875）、俄国对外贸易银行（1876）和东京第一国民银行（1880）。在此期间，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资财团实力迅速膨胀，甚至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主权。
上海外滩12号，原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楼，由英资公和洋行设计，1921年5月5日大楼开工，1923年6月23日建成，耗资高达1200万银元（约合今天的上百亿元），相当于汇丰银行鼎盛时两年的利润。英国人自夸是“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华贵的建筑”，实质用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堆成。1955年，汇丰撤出上海，该楼收归国有，成为上海市政府大楼。1990年汇丰银行曾想买回该大楼，1995年成为浦东发展银行总部。
汇丰银行——清政府最大的债主
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在香港设立，主要股东包括英国鸦片巨头宝顺洋行、沙逊洋行，和美国鸦片商琼记洋行，及德国禅臣洋行等15家欧美洋行，开办资本金500万港元（银元），分为2万股，1865年3月3日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沙逊洋行旗下的域多利大厦（仍是现今位置）。一个月后（4月3日），上海分行在外滩的中央饭店开业（现和平饭店南楼位置）。汇丰银行招股时曾向英国鸦片巨头怡和洋行，和美国鸦片巨头旗昌洋行发出过参股邀请，但因商业竞争关系，遭到两家拒绝。由于怡和洋行的阻挠，直至1866年8月14日，汇丰银行才拿到英国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并获得了港币发钞特权。按照“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美国旗昌洋行在当年12月参股了汇丰银行，并加入了董事会。此时正处于世界金融恐慌的风口浪尖，汇丰银行也不例外，银行大股东宝顺洋行陷入财务危机，当宝顺向老对头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1867年宝顺洋行宣告破产。干掉一个竞争对手后，怡和洋行通过转型，变得更加强大，稳居英资财团龙头宝座。而汇丰银行由于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终于挺过了金融危机，并且凭借雄厚资本，横扫香港和上海金融同行。
英国鸦片贩子，用从中国老百姓身上吸来的经济血液，再次挽救了大英帝国的金融系统。有了沙逊家族的鼎力支持，开业短短8年，上海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已从1865年成立时的1442.9万银元，增至1872年的7450.7万元；存款从338.5万元增至1370万元；资产总额从1339.7万元增至5367.3万元。这种强劲增长，使其很快超越了其他老牌银行。1872年，港英政府批准汇丰银行发行1元面值的小额港币。此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迅速流通于华南和上海的金融市场。汇丰实际已经成为香港甚至全中国最大的发钞银行。此时的清政府，仍然在依靠本国古老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商业运转。票号于明末清初出现于山西，主要业务为钱款异地汇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824年成立的山西日升昌票号，业务遍及全国，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1914年倒闭）。钱庄兴起于明朝，主要业务为熔铸兑换银锭。上海开埠后，宁波绍兴人在上海开设了一批钱庄票号。但是这些小本经营的钱庄，由于业务模式单一，在拥有雄厚资本的汇丰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当时上海钱庄为了获得流动资金，常常向外商银行借款，再借贷给大小商号以获取利差。为了加强对钱庄票号的控制，自1869年起，上海汇丰银行在首任买办王槐山的运作下，对各家钱庄拆贷放款。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控制，各家钱庄实际沦为汇丰银行的附庸。钱庄受到控制后，上海的大小商号也间接被外资银行控制，生死大权操之于人。这种严密的金融殖民策略，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与控制民间资金相比，汇丰银行的大手笔还在后面。1874年（同治13年），海防大臣沈葆桢因日本入侵台湾（牡丹社事件），受命赴台湾加强防务，需要200万两资金。由于清廷国库空虚，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借机与清政府成功签定了200万两10年期的“福建台防借款”（年息8%，以全国9个海关关税做保），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席正甫从此飞黄腾达，受到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的赏识，获得二品衔红顶花翎。从1874-1894年，清政府共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总额达2897万两，绝大多数是席正甫一手经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和发展实业，又陆续向汇丰银行贷款29笔，总额超过2亿两白银！占外国对华贷款的三成。通过政治贷款，汇丰银行实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债主，还取得了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实际控制了中国的国家金融主权。直至1897年5月，盛宣怀筹办的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在上海成立（资本金500万两）。此时距外资银行闯入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如此，在19世纪的短短一百年里，英国人通过鸦片贸易和金融殖民，成功搞垮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并使中国成为其金融奴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在对华经济入侵中的作用。1850年，印度孟买的犹太鸦片巨头大卫·沙逊，派次子伊莱亚斯到上海开设（沙逊洋行）分行，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商。到1864年老沙逊病死时，沙逊家族的资产已经超过400万英镑。也是在这一年，沙逊家族成为汇丰银行股东。沙逊死后由长子阿尔伯特继承财产，1867年伊莱亚斯叛出家门自立门户，在上海开设新沙逊洋行，继续倾销鸦片和纺织品。（据上海地方志数据：1840-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贸易获利高达140593780两白银，年均近200万两，控制了中国鸦片销量的70%！）由于犹太人的抱团传统，到1874年，上海沙逊洋行已经雇佣了20多名塞法迪犹太人，形成了犹太人社区的核心。此后有大批塞法迪犹太人，追随沙逊家族到了上海，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塞法迪犹太商团，其中包括哈同家族（鸦片地产）、嘉道理家族（地产电力）、亚伯拉罕家族（鸦片）、埃兹拉家族（地产）、安诺德家族（军火）、司带（美国友邦保险创始人）、克莱巴诺夫（皮货）。到1940年代，为躲避德国纳粹屠杀，上海已经有超过3万名犹太人，他们居然操纵起了上海经济。如上海地产业前三位均是犹太公司，股票交易所中有三分之一的经纪人是犹太人。沙逊家族也成为上海首富，房地产大王，在上海核心城区拥有50多片高档地产，有房屋近2000幢！犹太人这种寄居式经济殖民，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不言而喻。直至二战后，上海犹太人遣返以色列，犹太巨富们纷纷将资产转移到了欧美和香港，至1958年仅剩84人。
（注：截至2011年6月30日，汇丰集团全球总资产高达26910亿美元，与法国GDP相当，是全球第三大银行机构。汇丰第一大股东现为1836年创立的英国法通保险集团Legal&General）
上行左起广东买办集团代表：唐廷枢、莫仕扬、徐润、郑观应；下行左起江浙买办集团代表：王槐山、席正甫、朱葆三、虞洽卿。
洋行买办——经济汉奸祸国殃民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群体是不得不提及的，这就是洋行买办。买办是指外国洋行为降低采购成本，雇佣懂外语的中国人，担任采购及金融交易的中间人。他们不但替洋人做生意从中获利，还负责打通官府、贿赂官员，同时自己也经营着买卖。1851年将辑里湖丝送到英国伦敦参加世博会的徐荣村，即是英国宝顺洋行的买办。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在华势力的扩张，买办阶层势力日益强大。上海外滩建筑群中的买办家族互相联姻，结成集团互为倚靠，连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都要对其争相笼络。买办阶层由此进入官场，形成官僚买办集团，影响力足以操纵国家政治经济局势。他们实际成为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的走狗。
在买办群体中，早期主要为广东人，还都是孙中山的同乡。广州十三行没落后，大批粤人移居上海充当买办。来自广东香山的唐廷枢、莫仕扬、徐润、吴建彰、郑观应，号称“香山五大买办”。其中唐廷枢家族祖孙三代，在英商怡和洋行，担任买办长达50年；莫仕扬家族祖孙三代，在英商太古洋行担任买办长达63年，其家族充当买办者多达千人，号称中国第一买办世家；徐昭珩、徐润叔侄三人连任英国宝顺洋行买办长达16年；吴建彰原为广州十三行行商，鸦片战争后成为美国旗昌洋行买办，在美英支持下，捐官得任代理上海道台；郑观应家族充当买办者多达10人，势力遍布津沪（孙中山拜见李鸿章就是郑观应从中牵线）。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外资金融业的发展，江浙买办集团后来居上，其中苏州洞庭东山席氏家族祖孙三代——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银行首席买办位置长达55年，号称中国近代第一金融世家，为“洞庭山帮”首脑。连左宗棠收复新疆花费的1075万两军费，都是由胡雪岩通过席正甫向汇丰银行借贷所得。从1874-1927年，汇丰银行共向中国官方提供贷款82笔，总计3.5亿余两，多数都是走的席家路子。席正甫的舅舅，上海沈二园家族祖孙三代，继任新沙逊洋行买办长达35年。据不完全统计，在1874-1949年的75年间，上海先后开设的大型外资银行有20余家，席氏家族23人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这些家族的子孙亲朋几乎都是买办，势力遍布上海金融界，数量多达2500人以上。
买办阶层通过勾结外国势力，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资本和实业资产，成为外国在华势力的代言人。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外国资本和国内买办资本的双重夹击，导致大批企业被逼破产倒闭。如浙江巨富胡雪岩，在与英商怡和洋行争夺蚕丝定价权的过程中，遭到英国汇丰银行缩紧银根而逼上绝路，最终倾家荡产。买办资本为虎作伥，导致中国自清代晚期以来，工业发展极其艰难。而我们的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国家扶植本国资本集团，如三菱、三井、住友、大仓等财阀，将欧美资本势力排挤出日本，为日本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主义，基本消灭了日本买办阶层滋生的土壤（卖国者只有死路一条）。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用积累的资本发展工业实体，使得日本的工业水平迅速追上欧美国家，成为其后日本侵略亚洲的资本。而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为了私利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实为可杀。
南浔张石铭旧宅懿德堂，占地4792平方米，有五落四进房屋244间。张石铭是南浔四象张颂贤的长孙，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堂兄，中过举人，喜好藏书字画，是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南浔首富刘镛祖孙三代历时四十年，建成私家园林小莲庄，占地达27亩。
湖州丝商——富甲天下三世而亡
在洋行买办之外，还有一大群体是湖州丝商。江浙两省自古即是中国丝绸主产区，富庶甲天下。其中以浙江湖州“辑里湖丝”质量最为上乘，为制作龙袍的御用贡品。在1851年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辑里湖丝一举夺得金奖，更是广受外商青睐。但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对湖丝出口有着严格的数量限制（乾隆年间出口不得超过5000斤），且需转运至广州，运费高昂。上海开埠后，湖州至上海仅有百余公里路程，摇船两天即到，节省大笔运费，湖丝立刻成为大宗出口商品。1845年上海首次出口湖丝即达6433包（311吨），几乎与广州持平。此后上海生丝出口量急剧攀升，至1853年达到58319包（2820吨），是广州的12.7倍。到1857年已高达79196包（3829吨），价值白银2170万两。此后半个世纪内，巨额的生丝白银，造就了浙江湖州丝商巨富群体。湖州南浔镇因此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说。其中“四象”是指家财超过千万两白银的刘、张、庞、顾四大家族。南浔首富刘镛，与乾隆朝的大学士刘墉（刘罗锅）同姓，出身贫苦庄户，通过收购生丝转卖上海洋行买办，赚取大笔差价；至1889年去世时，已经积聚了超过2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财富，相当于清廷国库年入的三分之一。排名第二的南浔张颂贤家族，初以弹棉花为业，也是在上海经营生丝发迹，积聚家财达1200万两白银。他有一个孙子叫张静江，捐钱给孙中山，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还将一个结拜兄弟扶上了中国政坛顶峰，这个人叫蒋介石。
据保守估计，仅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家财，便高达7000万两白银以上，堪称富可敌国。这笔巨额资金，本有机会转化为中国近代金融资本或者工业化资本。然而由于清廷限制和江南封闭的民俗文化影响，南浔巨富将大笔资金投入字画收藏、房产炒卖、修建私家园林等奢靡享受。安逸保守的湖州商帮，其后被宁波买办集团取代。到1930年后，日本依靠工业化生产的廉价人造丝（化学纤维），通过洋行买办大举倾销中国市场，湖州丝商从此一蹶不振。湖丝百年浮沉，可谓成亦买办，败亦买办。
洪秀全与梁发。梁发（1789－1855）佛山高明人，原本是印刷工，后成为基督教（新教）入华后立的第一位中国籍牧师。其撰写散发的普及性基督教入门读物《劝世良言》，竟然引发数千万人死于战乱，这恐怕是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
华人牧师——落榜童生迷上基督教
1843年7月（道光23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前半年，在广州城北部28公里外的花县（今花都区）官禄埔村，一个30岁的私塾先生，第四次参加乡试落榜，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这位屡试不中的童生叫洪火秀，他后来有了个响彻天下的名字——洪秀全。洪秀全是汉族客家人，排行老三，父亲是村里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因而能供他读私塾。13岁时洪秀全便考上了童生，但此后连续四次长达17年的乡试，均以落榜收场。饱受打击的洪秀全居然就此迷上了基督教。
洪秀全出生时，正逢基督教（新教）继天主教之后入侵中国。在中国，广义的基督教涵盖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宗派，狭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新教是1517年马丁·路德推动欧洲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宗派，以英美为主要势力范围（法德以天主教为主）。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信仰利益冲突，曾经引发了欧洲各国之间一系列长达数百年的宗教战争。到晚清时期，天主教与新教抢占争夺中国，这种宗教矛盾也带到了中国。新教虽然比天主教入华晚了千年，但发展势头异常迅猛。1807年9月，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礼逊，经美国纽约乘船至澳门，违反清廷禁教令，擅自窜入广州。他是第一位抵达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在美国领事的保护下，马礼逊冒充美国人留在广州商馆学习汉语。两年后，马礼逊受聘成为鸦片巨头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此后，马礼逊翻译完成了圣经《新约全书》中文版，并与1813年抵达广州的苏格兰传教士米怜合作，翻译完成了圣经《旧约全书》中文版，于1823年刊印发行，取名《神天圣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经汉译全本。
由于清廷禁止传播教会刊物，1815年4月，米怜雇佣广州十三行的印刷刻版匠梁发（佛山人），乘船至马来亚的马六甲城，开设教会印刷所。1821年，梁发在澳门被马礼逊立为中国第一位华人基督教（新教）牧师。1832年，梁发将其撰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刊印发行。这本书由九本小册子合订，共9万字，主要内容节选自圣经译本，宣扬基督教基本教义，让人崇拜上帝，称人民受苦是上帝给予的惩罚。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到广州参加科举时，在龙藏街遇见传教士布道，偶然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这本书改变了洪秀全的命运，但当时他仅是粗略翻了翻。直至7年后（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落榜时，他的表兄李敬芳来访，借走了《劝世良言》，阅后赞为奇书，极力推荐洪秀全看看这本书。对于八股取士已经彻底失去信心的洪秀全，潜心研读起了这本基督教入门小册子。在书中，洪秀全得知上帝的名字叫“爷火华”，为了避讳，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洪秀全，并向周围邻里讲述教义，附会了众多神异事件，村里人都以为他疯了。
从基督教中找到精神依托的洪秀全，邀来了他的亲朋：21岁的姑表弟冯云山、21岁的族弟洪仁玕，以及表兄李敬芳。四人按照自己的一知半解，自行在村里举行入教洗礼。这些人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经历：都是屡试不第的落榜举子，还都是私塾先生，对社会有怨气，其中冯云山比较有政治头脑。此后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干了一件惊人之举：按照基督教十诫中“不拜偶像”的教义，砸掉了村里私塾的孔子牌位，乡人大为震惊。结果自然是丢掉了私塾先生的饭碗。见本乡人不信洋教，洪秀全又从基督教义中受到启发，决定出游天下，去远方“宣传真道”。1844年春，洪秀全、冯云山等四人结伴出游，足迹遍及顺德、番禺、南海、清远、英德等邻县，一路宣讲新教，但成效不大。洪冯二人继续西进，抵达了广西贵县（今贵港市，花县以西360公里）庆丰乡的赐谷村，因为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住在这里。找到立足点后，二人在这个小山村住了下来，还被村里聘为私塾教师。赐谷村附近有座六乌庙，香火旺盛。洪秀全为了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捣毁佛像，题诗怒斥六乌神，遭到乡绅指责，甚至上报官府。黄盛均的儿子黄为正，因跟随洪秀全捣毁佛像被捆绑入狱，过了一个多月才获得释放。这年秋天，冯云山离开了赐谷村，进入附近桂平县的紫荆山区，继续做招收信徒的工作。而洪秀全则回到了花县老家，继续做私塾先生，并埋头撰写信奉基督教的文章，就这样一直过了两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个姓巫的村民告诉洪秀全，一位姓罗的洋人在广州城传教，说的基督教教义的和洪秀全的不太一样。洪秀全随即写信至广州，与洋教士取得了联系。
郭士立画像，他经常穿成中国人的打扮，操着广东、福建方言，冒充南方人，潜入中国刺探情报。1851年8月9日，郭士立病死于香港，年48岁，葬于香港跑马地坟场，隐没于香港摩天大楼群的背后。这个集传教士、间谍、鸦片贩子、官员等身份于一身的欧洲人，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英国间谍——郭士立策划宗教入侵计划
1847年3月，为了解释对基督教教义产生的疑惑，洪秀全与洪仁玕一起来到广州城，找到“粤东施蘸圣会”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要求学习圣经并受洗。他们参加罗孝全的圣经班学习，每天听课两小时。通过这次三个半月的学习，洪秀全才首次读到中译本《圣经》，并系统地学习了宗教知识。罗孝全也便成了洪秀全的基督教老师。此人于1802年出生美国田纳西州，1833年成为牧师，1837年自费抵达澳门，但受到欧洲人排挤，只与德国路德会传教士郭士立（K.Gutzlaff）有密切来往，并成为其助手。到鸦片战争后期，1842年2月，罗孝全追随郭士立夫妇移居香港。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士立是个非常重要的外国人。此人于1803年生于普鲁士什切青城（今属波兰）一个裁缝家庭，18岁时入神学院学习，1827年抵达新加坡，在华侨中传教，并开始学习中国广东、福建方言和马来语。1828年他脱离教会，成为独立传教士。1831年，郭士立首次来到中国，由于语言天赋，受雇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实际在上海贩卖鸦片，并从事情报工作。从1831年到1838年间，郭士立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有十次。其会说中国方言，且善于伪装成中国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也是西方少有的中国通。郭士立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均大量引证该刊资料。1834年3月，郭士立在马六甲与英国伦敦会女教师玛丽·温施拖（Mary Warnstall）结婚。此人是巴夏礼的表姐，巴夏礼则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1835年，郭士立夫妇受鸦片商资助，在澳门开设马礼逊纪念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容闳、黄宽、唐廷枢等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均毕业于该校。1839年林则徐虎门硝烟时，郭士立是义律的翻译。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他随英军北上，任翻译兼情报官。英军攻占定海、宁波、镇江等地，他都被任命为知县。1842年南京条约谈判时，郭士立是英方三个翻译之一，《南京条约》的中文草稿即出自他的手笔，是英国特使璞鼎查的得力助手。1843年6月，璞鼎查成为首任香港总督，郭士立出任港督中文秘书和翻译，长达八年之久。
1844年，郭士立与罗孝全在香港设立“福汉会”，目的是专门训练中国人到内地散发经书教义，以将欧洲宗教势力渗入中国内陆腹地（同年郭士立还在伦敦设立中国传教会，招募传教士至中国）。在此之前，到中国传教的都是洋人牧师，势单力薄收效缓慢。郭士立的这个创举，极大增强了欧洲教会的渗透力。大批缺衣少食的中国人加入“福汉会”，受洗后每月还可领取银两，不啻于找了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于是信徒数量骤增。1844年福汉会只有20名成员，到1848年已经增至1100人。在此期间，郭士立与马礼逊、裨治文合作，改译出更加忠于原著的修订版《圣经》，并在1847年出版。1849年郭士立返回欧洲，在多国进行巡回演讲，大肆宣扬其“中华归主”的庞大计划，请求欧洲人给予捐款援助。由此欧洲掀起了向中国捐赠圣经的热潮，大批欧洲传教士相继窜入中国，如戴德生、宓道生等。马克思就是通过郭士立，引发了对中国局势的关注。而洪秀全，则是郭士立对华宗教入侵计划的一个产物。1845年7月26日，罗孝全受郭士立差遣，到广州南关天字码头开设“粤东施蘸圣会”，实际是福汉会在广州的据点。洪秀全所学习的《圣经》，就是罗孝全采用的郭士立译本。百年来，新教能在中国迅速超越天主教，与郭士立的推动有很大关联。只是郭士立肯定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学生，居然能够搞垮一个国家；更不会想到50年后，因为欧洲宗教入侵，引发了席卷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对比：日本自1621年由德川幕府发布第一道《禁教令》，严厉镇压天主教，次年对京都53名信徒处以火刑。此后两百年，欧洲宗教在日本消声灭迹，直至鸦片战争后重新入侵日本，但因日本强势的神道教和汉传佛教传统，以及普及性国民教育的迅速发展，西方宗教在日本至今仍难以扎根。）
广西桂平县，冯云山传教的地方——紫荆山大冲村，是客家人聚居区。杨秀清住在八里外的木山村东王冲。
广西桂平——拜上帝会渐成气候
184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欧洲和中国都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这年1月14日，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的学生容闳、黄胜、黄宽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其中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黄胜是香港兴中会第一任会长黄咏商的父亲，黄宽是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11月，欧洲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大会委托，撰写《共产党宣言》。这一划时代的著作，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自欧洲工业革命后，贫富两极化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尖锐矛盾，由此引发的暴力革命，影响了其后百余年的世界局势。
1847年7月，33岁的洪秀全在广州学了三个多月圣经后，请求罗孝全为其洗礼并留在教堂工作。可是就在受洗仪式上，洪秀全突然提出，由于经济原因，希望罗孝全能给他发工资。新教的牧师确实是有工资的，罗孝全教堂的标准是月薪八块银元。但罗孝全最讨厌别人讨要工资，认为如果为了钱才来传教，目的不纯。他暂停了施洗，让洪秀全回去想明白再来（实际此时罗孝全在借教堂失窃事件，敲诈清政府巨额赔款）。就这样洪秀全离开了教堂，于7月21日决定去广西寻找冯云山。此时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区，冯云山经过两年多的活动，已经将信徒发展至两千多人，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杨秀清、萧朝贵、秦日纲等先后入会，成为拜上帝会早期的领导核心。8月27日，洪秀全带着《原道觉世训》等新作，来到了广西紫荆山。由于冯云山拜上帝的信仰得自洪秀全，信众对“洪先生”敬重有加。洪冯二人共同制定了拜上帝会的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山寨版十诫）。同时带领信众砸毁附近庙宇佛像，与当地乡绅发生冲突。
1847年12月28日，紫荆山乡绅王作新，乘洪秀全至贵县赐谷村之际，伙同地主团练拘捕冯云山，责令保正押送桂平县，在途中被教徒卢六等人夺回。王作新向县衙控告冯云山“阳为拜会，阴图谋叛”，要求查办。1848年1月，冯云山、卢六二人被抓入桂平县狱。卢六在狱中病死（洪秀全后来追封他为嘏王）。为了营救冯云山，洪秀全想起两广总督耆英曾宣布基督教弛禁令，遂于2月13日回广州设法申诉，结果没有成功，只得返回广西。在此期间，杨秀清召集信众集资贿赂官吏，冯云山被判为无业游民，着遣送广东原籍管束。在押送途中，冯云山说服两个解差入教，脱身回到了紫荆山，住到石达开家。冯云山被羁押期间，由于紫荆山群龙无首，人心动摇；杨秀清（27岁）、萧朝贵（28岁）假托天父、天兄下凡附体，稳定了教众情绪，并使信徒激增至万余人。杨萧二人都是紫荆山人，出身贫寒以烧炭为生，但富于谋略和组织才能。这套下凡把戏，他们后来玩了无数次，甚至威胁到洪秀全的地位，终引来杀身之祸。他们两人，连同紫荆山东麓金田村的韦昌辉（25岁，出身地主）和贵县那帮村的石达开（17岁，矿工首领），与洪秀全、冯云山一起，形成了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他们全部是客家人。
此时正值广西爆发严重旱灾及瘟疫，饥民遍地，盗匪横行；加上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无业流民激增，天地会等地下会党势力乘机膨胀。做为外来户的广东客家人，与广西当地汉壮瑶土著的矛盾日益尖锐，时常发生大规模械斗（史称来土之争），死伤数以万计。但地方督抚为保住乌纱帽，长期向朝廷隐瞒实情。客家人是汉族分支，源自秦始皇征伐岭南时，几十万秦国大军在南方开枝散叶，其后千年王朝更替，不断有北人南迁，形成客家群体。鸦片战争后，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加剧，大批广东、福建客家人流入山多地少的广西，造成争抢土地资源的局面，双方持续械斗仇杀，矛盾越结越深（流向台湾的也是如此）。在这场争端中，双方最初都想依靠官府，但官府不闻不问，继而就投向了天地会。天地会本来以广东为活动中心，鸦片战争后，他们在广西客家人聚居区找到了立足点，其中部分广西人还是南明政权残部后裔，同以反清复明为号。1848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兴办团练将天地会驱入广西。这样广东是暂时平静了，却把广西搅得天翻地覆。天地会中的广东、广西两派人马，为了宗族利益，卷入来土之争中自相残杀。广西土著虽然战斗力较弱，却胜在人多势众。在斗争中失败的广东客家人，有的投靠清军，有的便加入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成为太平军最早的来源。
1849年夏，洪秀全为神化自己，让上帝会散布“人将瘟疫，信者得救”的预言，第二年年初果然应验。而在瘟疫大爆发的紫荆山区，死人最少的田心、花雷二村，偏偏是拜上帝会信徒最多的地方（会里有多位军医）。加之洪秀全略懂医术，逐渐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1850年7月，洪秀全跟随教徒胡以晃，到了离赐谷村东北100公里外的平南县花洲山人村居住。胡以晃出身地主富户，为武秀才出身，但家道中落后受到当地乡绅凌辱，发誓雪耻报仇，才加入拜上帝会（后被封为豫王）。在花洲洪秀全命令组成“团营”，要求各地教徒变卖田产，到韦昌辉家所在的桂平县金田村集中（赐谷村东北45公里）。他也将广东花县老家的亲族接到了金田。此时由于广西大旱，来土之争愈发激烈。贵县赐谷村村民之间因争水源械斗，客家人打死人命后，附近奇石寺村数百土人前来寻仇。1850年9月，贵县大墟村一个叫温亚玉的客家财主，花重金娶一户土人家的姑娘为妾。不巧的是，这家其实早已将姑娘许给了同族。温亚玉提出要么还钱，要么送姑娘。可是这家人早已将彩礼花掉大半，纠集同族摆出钱不退、人不给的架势。双方就此爆发大规模械斗，规模达万人，持续四十多天，最终客家人大败，家园被烧成白地，躲过杀戮的客家人只得仓惶逃命。率部前往金田村的石达开，趁机吸收了近2000名客家人加入。加上其他队伍接纳的客家人，总计约有三千人。这批无路可退的客家人，就这样成了洪秀全最忠诚的部下。韦昌辉家族本是金田富户，但有钱无势，常遭当地豪强欺凌。韦家投靠拜上帝会后，金田村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修筑营寨，开炉督造兵器，训练团营士兵，规模达13125人，编制成组织严密的军旅。所有教众需将私人财物悉数上缴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如此声势引来官兵围剿，11月4日双方打了第一仗。官府侦知洪秀全、冯云山在花洲后，派兵封锁围困，胡以晃派人至金田送信。杨秀清得信后率部救援，在思旺打败清军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杀掉一个巡检，将洪冯二人接到了金田。一场影响中国国运的战乱就此掀开大幕。
1850年11月27日，拜上帝会会员在思旺大败清军，迎接洪秀全回金田村。太平天国史上称为“迎主之战”。
金田起事——无能清军不堪一击
1850年10月17日，也就是拜上帝会向金田集结的时候，20岁的咸丰帝（道光四子，继位仅8个月）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平乱（原本对付天地会）。这时候65岁的林则徐已经重病不起。11月5日，他奉旨从福州启程赶往广西，17天后因吐泻不止，病死在潮州普宁县行馆（西距金田620公里）。接替林则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12月25日，镇远镇总兵周凤歧率清军两千为中路，刘继祖等团练为两翼，三路进剿杀奔金田。韦昌辉派出精锐冒充团练，乘清军轻敌之机发起突袭，斩杀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千总田继寿等300余人。拜上帝会连创清军，声势大振，广西各路天地会散寇纷纷投效，但因不愿受会规约束，留下的不多。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的38岁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余教众聚集在金田村，为他举行“恭祝万寿”大典。洪秀全在会上正式宣布起兵反清，自称太平真主，部众蓄发易服，头裹红巾，改称太平军。1月13日，太平军沿大湟江向东，杀向江口墟（金田以东13公里），这里水路可入大湟江，旱路可入紫荆山，但这个重要据点已被天地会张钊部控制。而张钊又投降了清军。为了围剿太平军，清政府派出悍将出任广西督抚要职，广西提督向荣，和广西巡抚周天爵，均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派，熟悉军务。向荣围住江口墟后并不求战，企图等太平军钱粮断绝后再进攻。无奈在钦差大臣李星沅几番催战下只得出击，结果遭到太平军设伏大败而归。2月18日又在牛排岭遭到伏击。此后向荣坚守不战，太平军被困得弹尽粮绝，只得撤向西方55公里外的来宾武宣。3月23日，洪秀全抵达武宣东乡（金田以西26公里），宣布改称天王，立儿子洪天贵福为幼天王，立号太平天国，设立六部百官，封杨秀清等人为主将军师。天下尚未取得，小朝廷却已一应俱全。4月3日，向荣率六千清军进攻，遭到大败。5月12日，钦差大臣李星沅病死于军中。清廷命老将赛尚阿为钦差，继续清剿太平军。此后两军在金田附近鏖战四个月，清军屡遭大败。9月25日，太平军攻克蒙山县永安州城（金田东北80公里）。12月17日，洪秀全在永安州下诏封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永安封王预示着太平军依然在走历代农民造反的老路子，所不同的是，它披着基督教的外衣。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因遭清军围困，趁贵县数千银矿矿工增援之机，从永安突围向北进攻120公里外的广西重镇桂林。清军追剿时遭到伏击，折损千余名兵将。两万多太平军围攻桂林城月余，清军大将乌兰泰中炮身亡。赛尚阿畏战不出，清廷将其革职治罪，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接任钦差大臣。见桂林久攻不下，太平军转而进攻桂林东北50公里的兴安，破城后焚毁衙署，然后杀向兴安东北50公里外的全州。矿工埋设炸药，炸垮全州城墙，斩杀清军数百人。可是全州属于小城，价值不大。太平军的兵锋指向了全州东北320公里外的湖南长沙。自此之后，太平军从广西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6月5日，太平军在全州城北5公里的蓑衣渡集结，准备渡过湘江进攻全州东北80公里外的湖南永州。候补知府江忠源率其招募的1500名楚勇团练（湘军的雏形），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粉碎了其沿湘江进攻长沙的计划。经此一战，太平军由5万余人减员至不满万人，南王冯云山腹部中流弹，于6月10日气绝身亡。6月12日，太平军因未能渡过湘江，转而进攻全州东南70公里外的湖南道州（今道县）。在道州休整五十多天，太平军得到喘息机会，补充大批兵员，连老弱妇孺共5万人。自此太平军一路东向，连下宁远、嘉禾、蓝山等地。8月17日，攻克湘东南战略要地郴州（道州东北146公里）。
清廷闻报十分着急，立刻抽调川、贵、赣、陕、豫、闽等地官军来援。但各地官兵行动缓慢，湖南省内的驻军兵员极其有限，省城长沙的防御兵力连四千人都不到。太平军至郴州后进行休整，杨秀清因争权矛盾，仅派萧朝贵统李开芳、吉文元两将，率一千余人去进攻长沙（郴州北部270公里）。8月26日，萧部自郴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安仁、攸县、茶陵、醴陵等地官兵不战而逃；至长沙城南时，恰逢刚从陕西调来的两千绿营兵，被萧部击溃。守在金盘岭军械库的沅州副将朱瀚闻风而逃，为太平军留下大量火药军械。太平军在城南妙高峰架炮攻城，长沙提督鲍起豹紧守城门，双方展开激战。西王萧朝贵率部攻城时，胸部中弹身亡。洪杨闻讯即率主力进攻长沙，10月11日抵达长沙南门。此时，清军已在长沙集结3万重兵，此外还有2万援兵赶来。太平军腹背受敌，粮草渐失。见硬攻长沙不成，杨秀清派石达开率两千余人西渡湘江，吸引清军分兵。10月17日，石达开至湘江西岸修筑营垒，抢掠晚稻为军粮，稳定了军心。同时，石达开在回龙潭筑垒，在湘江搭起浮桥，将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入太平军大营。咸丰帝闻讯震惊，连下数道谕旨，必须剿灭西岸太平军。但石达开部已高筑营垒，清军连连受挫，折损两万余人，这一年石达开年仅22岁。围攻长沙城的太平军，用矿工挖地道炸塌长沙城墙，但屡次被清军击退。11月30日，太平军趁雨夜从长沙撤围，向西与石达开部会合。长沙之战，太平军虽不胜，却锻炼了队伍。清军虽不败，却失去了聚歼太平军的绝好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日后剿灭太平军的曾国藩，当时也在湖南（为母奔丧）。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玉玺，纵20厘米、横20厘米，镌刻阳文，共44字。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玺文中“天王洪日”指洪秀全；“天兄基督”指耶稣；“真王贵福”指幼天王；“八位万岁”指“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即上帝、耶稣、洪秀全、幼天王、洪秀全第三子光王、第四子明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此玉玺是太平天国政权的重要标志。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陷，太平军突围，玉玺被湘军掳去，由曾国藩送交清廷军机处，存于方略馆。清亡后，由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
太平天国——基督教害死数千万中国人
1852年12月3日，太平军杀进长沙西北70公里的益阳城，劫掠数千只民船入洞庭湖，水陆并进，攻占益阳东北115公里，洞庭湖岸边的岳阳城。岳阳地处湖南湖北交界，扼守长江咽喉，地理位置特别重要。由于岳州城内还留有昔日吴三桂军存留的大量军械和火药，太平军进攻实力大增。12月22日，太平军沿长江而下，连克汉阳、汉口，20天后攻下了岳阳东北174公里外的武昌城（今武汉）。入城之后，一边洪秀全四处搜掠美女“选妃”，一边杨秀清将目标瞄向了曾经的中国帝都——南京（武昌东北450公里）。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到1853年2月，太平军已达50万人规模（含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清廷震怒之下，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入狱。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卫安徽、江苏；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可谓空前绝后。但分兵四守，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抓捕屠杀满汉旗人官吏，悉数释放监狱犯人，强令居民入拜上帝会，上交一切私人财物，称为“进贡”。敢隐匿不交者仗刑惩处，地痞流氓乘机诈掠民财。在纪律方面，由于兵士大肆奸淫民女，太平军严惩强奸行为；数天之内，将数百名兵士斩首于汉阳城外。在武昌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宣讲“天父功德”，引人入教，如此折腾了一个月。1853年2月9日，由于清军大举进攻。太平军将抢掠财货一律装船，水陆并进沿长江而下，连克武穴、九江、安庆、巢湖、池州、铜陵、和州等沿江市镇，斩杀万余清军，缴获大批火炮弹药。至3月8日，50万大军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便攻至南京城外。围城后，太平军扎大营，立垒24座，开始昼夜攻城。3月19日，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将城墙炸塌。清军封堵缺口时，另一支太平军从水西门（三山门）越城而入，南京失陷。钦差大臣陆建瀛逃跑时被太平军活捉，当街斩首。城中三万多满汉旗人官兵被悉数斩杀。
南京陷落，不仅震动清政府，而且影响世界。时任英国使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的文翰，当即向伦敦发去报告，分析中国形势，主张抵抗太平军进攻，出兵保护上海。打下南京后，洪秀全本有意北上河南问鼎中原，但杨秀清执意以南京为都，凭长江自守。1853年3月29日（咸丰三年），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在此建都，将两江总督署扩建为天王府（后来的中华民国总统府），分封百官，赏赐群臣。自1847年算起，短短六年时间，洪秀全从广西金田村，打到了东北1400公里外的南京城；从一个落魄的广东腐儒，靠装神弄鬼，变成黄袍加身的帝王之尊。一班草莽穷寇随之封侯拜将，过起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个仅有11年的短命政权，在权力、金钱、美色的包围中迅速腐化。太平军入城仅十天，钦差大臣向荣就在南京城东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琦善在扬州建“江北大营”，与太平军长期对峙。此后十年，太平军以南京为基地，不断派出林凤祥、李开芳等偏师北伐西征，攻伐武昌、扬州、苏州、杭州等江南重镇。就在洪秀全定都南京之时，在安徽淮北平原，数万饥民聚众反清，推安徽涡阳私盐贩子张乐行为盟主，称为“捻军”，祸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四省。捻军与太平军互为倚靠，作乱长达十余年。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被搅得天翻地覆，常年战乱导致民生凋敝、人口骤减，期间死亡人口数以千万计，经济损失高达数亿两白银。——这仅是基督教祸害中国的开端。
日本横须贺南部的久里浜公园，是当年佩里舰队登陆的地方，日本人在这里建起了上陆纪念碑，和黑船来航纪念馆。碑文由明治维新重臣伊藤博文亲自撰写。百年后的今天，日本实际依然是美国殖民地。
黑船事件——欧美战乱对亚洲的影响
1853年7月8日（咸丰三年），也就是太平军攻下南京三个月后。美国东印度舰队的4艘帆船炮舰，在马休·佩里准将的率领下，驶入了日本江户湾（东京湾）南侧的浦贺（横须贺久里浜，东京以南50公里）。4艘美国战舰通体漆黑，装备有63门舰炮。而江户湾的海防火炮不过20门。美舰强大的火力让日本人大为震惊。佩里舰队此行是受第13任美国总统菲尔莫尔差遣，向日本递交国书，要求日本结束锁国政策，与美国缔结通商条约。自1633年德川幕府发布第一道锁国令起，日本的海禁政策已经实施了220年，期间仅与中国和荷兰有少量官方贸易。美国武力逼迫日本通商，是想为其工业品寻找倾销市场。7月27日，实际控制日本政权的江户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61岁），在与阿部正弘等幕僚商议对策时病死。阿部正弘借口需要孝明天皇的批准，才能接受条约。佩里因还有他事，率舰队离开日本，声明明年再来签约。事实上，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多年里，从来不准天皇参与政治。黑船事件和幕府更替，让日本政局陷入混乱，为幕府灭亡和明治维新埋下了导火索。第二年1月，佩里再次率领9艘军舰抵达江户湾，日本被迫签约开放门户。黑船事件被日本视为文明开化的起点，甚至在佩里登陆点立碑纪念，由伊藤博文亲自撰写碑文。黑船事件92年后，日本成为二战战败国，美国舰队再次驶入东京湾，并在佩里登陆点北面9公里处，修建了规模庞大的横须贺海军基地，成为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所在地。黑船事件97年后，1950年7月8日，麦克阿瑟五星上将被任命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中国人被迫又卷入了一场影响国运的战争。黑船事件100年后，美国人第一次在没有获胜的停战条约上签了字。
1853年10月5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俄国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此后法国、英国相继对俄宣战。欧洲四大强国为了争夺对巴尔干半岛和黑海的控制权，围绕俄国黑海舰队所在的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今属乌克兰），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攻防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200万人，造成50多万人伤亡，至1856年3月结束，以俄国战败收场。沙皇尼古拉一世病死，俄国走向衰落。此次战争可算是世界工业化后第一场现代战争，膛线步枪、蒸汽铁甲舰、无线电发报机等工业产品得到应用。军火工业进一步刺激了世界工业发展。这场战争的间接受益者是保持中立的普鲁士。10年之后，普鲁士轻松击败已经失去俄国靠山的奥地利，次年建立北德意志联邦，1871年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手里，一个欧洲大陆工业强国迅速崛起。克里米亚战争的另一个间接受害者是中国。1855年夏，英法联军远东分舰队出动，将俄国军舰封锁于鞑靼海峡。这些英法舰只和黑船事件中的美国军舰一起，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力战舰。
马赖（1814-1856，Auguste Chapdelaine），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一个洋人不辞千辛万苦，窜入中国广西穷乡僻壤，去给大字不识几个的乡民传教，这是什么样的国际主义精神。
西林教案——马神甫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2月25日（咸丰六年），在广西省最西部的百色市西林县，一个闭塞的山区小镇——定安镇（桂黔滇三省交界，南距中越边境120公里）。新任知县张鸣凤下达拘捕令，将法国传教士马赖及其信徒曹桂英（女）、白小满等15人抓获，四天后将三人斩首示众，史称西林教案。马赖于1814年生于法国北部诺曼底农村，1843年晋升神父，1852年受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至中国广州传教。巴黎外方会自1680年（康熙19年）起，在中国活动长达270年，势力遍及西藏、两广、川陕、东北地区，是罗马教廷对华宗教入侵的主力军，得到法国政府支持；1721年康熙发布禁教令后，该会转入地下活动。而按照1844年中法签署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传教士仅限于在五口通商地建设教堂，并规定“概不准赴内地传教”，实际并未取得传教权。
1854年2月，马赖受驻香港的两广教区主教李莫瓦派遣，秘密至广西传教。马赖来华也是受郭士立影响，自新教势力大举进攻中国后，天主教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渗透力度。由于太平军作乱，广西严查洋教，马赖绕道抵达贵州省会贵阳，并潜入贵阳西南240公里的兴义县（与广西接壤），认识卢廷美、林昭等信徒，学习汉壮语言，了解社会民风，得知南边相邻的广西西林县有从兴义迁去的天主教后代。当年12月，马赖便带着女教徒曹桂英（寡妇）、白小满及仆人巫老五等人，潜入西林县白家寨（汉族）、常井屯（彝族）一带活动。马赖以此地为据点，逐渐把传教活动扩大到西林县城（定安镇）。洋教士的活动引起当地人反感。白家寨有个教徒叫白三，因妻子是异教徒，马赖要她一定入教，并叫白三把祖宗牌位拆掉。白氏宗族认为这是忤逆不孝，坚决反对白三入教。白三妻子因不愿意到暗房里接受“神父”洗礼，也拒绝入教。白三见马赖和寡妇曹桂英形影不离，如同夫妻，也非常反感，决定退教，遭到马赖斥责。同时，马赖通过曹桂英诱骗白三的女儿和侄女入教，借洗礼时乘机猥亵，其侄女受辱自杀。白三怒而将马赖告上县衙。县令黄德明将马赖传讯拘押，后接受贿赂，令其离境了事。
1855年夏，马赖带着曹桂英、白小满等回贵州。同年冬天，三人又潜回西林频繁活动。1856年2月22日，白三再次将其告上县衙。新任县令张鸣凤秉公执法，接受诉状后命衙役缉捕。在百姓配合下，于定安街罗恭叶家后园，将马赖等人抓获。马赖被捕后，白三等人又联名在定安街头张贴“白头贴”，把马赖的罪恶公布于众。2月26日，县衙开庭审讯马赖，各方群众汇集衙前，一些过去曾受马赖侮辱的妇女、入教后被逼捣毁祖宗牌位的信徒纷纷控诉马赖。张鸣凤原本打算通过审讯，严加训斥一顿。但马赖态度傲慢，对自己违反教规、奸淫妇女等罪状避而不谈，反而大骂县官压迫天主教自由，违反中法条约。定安群众见马赖死不认罪，群情激愤，大闹县衙，要求严加惩处。张鸣凤遂判白小满斩首，马赖与寡妇曹桂英因犯通奸罪，按《大清律》在站笼中示众三天，于2月29日斩首（此三人在2000年10月1日被罗马教皇保禄二世封为天主教圣人）。
马赖事件本是一件普通的涉外案件，最终竟然演变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1856年7月，巴黎外方会两广教区明稽埒主教，将马赖事件报告广州法国公使馆，请其向中国政府交涉。7月25日，法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代理公使）顾思（Jean de Courcy），写信给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按照《黄埔条约》给予赔偿，并释放在押的中国教徒。随后顾思给法国外交部写信，提出了自己的赔偿建议：第一，西林知县革职充军；第二，钦差大臣以正式照会告知处分执行情况；第三，在清政府的邸报上公布该项处分的上谕；第四，清朝皇帝通谕全国，其他官员如果发生类似违约行为，一律照此案处理。延至8月20日，叶名琛才做出回复，提出太平军叛乱因天主教驰禁引起，马赖事件等调查后再说。顾思对此当然不满，频频威胁叶名琛不要忽视拖延的后果。
法方的耐心当然是有限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拿破仑的侄子，1852年12月政变称帝）早已蠢蠢欲动。刚刚加冕称帝的小拿破仑，想要效仿他的叔叔，争取对天主教的保护权。既然英国人能为几箱鸦片向中国开战，那么法国传教士遭到杀害，法国为什么不可以干涉呢？加上明稽埒主教回法国活动，两次觐见拿破仑，鼓吹皇帝应保护传教士。拿破仑三世随即对法国外交部发出指示：法国政府要为保护圣教而战，战争的时候与英国联合出兵！法国外长瓦尔斯基对驻华代办顾思强调：“马赖先生之死给皇帝政府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故我政府有义务要求光彩的补偿”。自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起，英法联军便合伙干掉了俄国。有了上次的愉快合作，这次两国自然是一拍即合，动因无非是利益。
英国参战的深层原因是《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希望全面修改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与清政府交涉后遭到拒绝。中美《望厦条约》也将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支持下也提出修改条约，同样被清政府拒绝。于是欧美强盗合伙策划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的由头是另一个小事件。
亚罗号事件的主角巴夏礼（Parkes，Harry Smith），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人，1828年生，因贫困无依，来中国投靠早已来华的表姐（郭士立的老婆），先在澳门学习汉语，鸦片战争中成为璞鼎查的秘书兼翻译，由此飞黄腾达。巴夏礼死后5周年，英国人甚至在上海南京路外滩码头，立了一座6米多高的纪念铜像。直至1941年被日本占领军当废铜拆除。
亚罗号事件——制造事端炮轰广州城
1856年10月8日上午，一艘取名亚罗号（Arrow）的中国商船，从厦门驶入广州黄埔码头。经人举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官兵登船检查，发现执照已过期11天。船上有14人，梁国定扣留了其中12人。按道理来讲，中国官兵抓捕嫌犯，纯属内政。但亚罗号暧昧的身份，使事件迅速复杂化。这艘船的船主是在香港长期居住的中国人苏亚明，他于1855年9月27日，将亚罗号在香港殖民政府登记注册，获得港英政府保护。雇佣的水手都是中国人，只有船长是爱尔兰人托马斯•肯尼迪。次年9月27日，亚罗号驶入珠江时，曾雇佣两名助理领水员，名叫梁明太、梁建富。此二人是海盗，曾于9月6日抢劫中国货船，枪杀四名水手，船主黄连开跳水逃生。10月8日，黄连开发现梁明太就在亚罗号上，立刻向水师举报。官兵押走船员后，船长肯尼迪立刻向驻广州英国领事巴夏礼（28岁，厦门领事兼广州代理领事）报告。巴夏礼认为该船在香港注册，享受英国政府保护。即使船上有嫌犯，按照中英《虎门条约》，官兵也得照会英国政府，不得随便捉拿。于是巴夏礼跑到了事发地，要求梁国定按条约执行，把嫌犯带到领事馆去审讯，审讯确实后由英方引渡给中国。双方争执中，由于巴夏礼态度强横，梁国定的手下打了巴夏礼一巴掌。巴夏礼旋即转而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求放人并公开道歉。
在迅速审讯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查明12人中有梁明太、梁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3人将继续接受审讯，其余9人可以送还。得到巴夏礼的禀报后，英国公使包令（Bowring，此人主导对华修约）查出此船的香港执照已经过期两个礼拜。但随后，包令、巴夏礼和英国海军商议，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捏造中国水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当时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限叶名琛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叶名琛决定让步，10月21日当天，他答复可以交换除了海盗之外的另外10人。次日，巴夏礼坚持原见。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丞许文深，亲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馆，但坚决不道歉。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10月23日，英海军上将迈可尔·西摩尔（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率领3艘英舰穿越虎门，攻占广东东郊的猎德炮台。叶名琛下令广东水师后撤，亦不准开炮还击。10月24日，英国军舰轰击广东南郊凤凰岗炮台，炮台守兵奉令走避，炮旋即被毁。10月25日，英军连连攻陷海珠炮台以及商馆一带，并占据城外全部防御工事，直逼广州城。10月26日，叶名琛关闭粤海关中断贸易，调集乡勇团练制造声势。
10月27日，西摩尔照会叶名琛，要求同意英人自由入城，遭到拒绝。英军便每5到7分钟炮轰一次广州官署，官署士兵逃走。但叶名琛坐在官署内，当日公告广州军民：“杀一英人，赏银三十元”。10月28日，英军炮轰广州南城墙。10月29日下午，英军约100人攻入广州城，冲入两广总督官署，抓捕叶名琛未果。英国公使包令再度提出入广州城与总督商谈，遭叶名琛拒绝并召集团练，号召“杀夷夺船”。由于香港英军兵力有限，先行撤退，留下英国军舰持续炮击广州城。12月14日夜，愤怒的广州市民聚集十三行外国商馆，从美法洋行烧起，翌日烧至英国洋行，烈火延烧两昼夜。延续170年的广州十三行，在这场大火中烧成白地，仅有一栋房子幸存。1857年1月，英军为了报复，焚毁十三行附近数百幢民宅，后因兵力不足退出珠江。事情闹到这一步，清廷对此居然一无所知。直至12月14日广州开战近两个月后，咸丰帝才收到叶名琛的奏折，其中声称清军两次大败英军，击毙击伤四百余人。
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A.Beato）拍摄的天津大沽口炮台沦陷实景。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后，大批清军英勇战死。费利斯·比托是19世纪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先后跟随军队拍摄了香港、广州、天津、北京等地，是迄今为止最早拍摄中国的摄影师。
英法联军——天津大沽口一胜一败
广州事件传到伦敦，英国政府一时陷入争论。德比伯爵（前首相）在上议院提出了谴责政府在华使用武力的提案，经过激烈辩论后，以110：146遭到否决。理查德·考伯登在下议院再提相同议案，结果以263：247获得通过。首相巴麦尊不久解散下议院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的自由派胜出，对华出兵成为既定政策。185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特使，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1857年4月法国政府任命葛罗为对华外交特使。美国政府因国内黑奴问题对立，未作出兵计划。同时俄方也加入，同时间俄方也加入，以东正教团监护身份先混入北京，后来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借机渔利。这样形成了四国联合阵线。
但是自1857年5月起，印度殖民地发生兵变，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起兵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起义波及印度大部国土。英军出兵增援，至9月重新夺回首都德里，沙二世被俘虏，局势得到控制。莫卧儿帝国至此终结，英国政府撤销了东印度公司的管辖权，改为直接统治印度。10月中旬，英国特使额尔金和海军将领西摩尔等人商讨，决定先进攻中国华南，然后向北推进并展开外交攻势。俄国认为即使攻下广州，清廷也不会屈服，唯有直接攻打天津、北京。但英法联军为使叶名琛就范，坚持攻打广州。11月，英法联军集结一万余人的海陆军，及英舰43艘、法舰10艘进攻广州。12月10日，叶名琛得知广州已被封锁，要求市民躲避，但对英法提出的赔偿要求不予回复。12月12日，联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进入广州城，赔偿亚罗号及马赖事件的一切损失，清政府必须派代表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照会要求10天内必须答复，否则武力攻城。叶名琛认为英国虚张声势意在求和，拒绝了照会要求。12月27日，叶名琛上奏7000多字予咸丰帝，仍称英国意在求和。12月28日清晨，英法联军发起进攻，炮兵对广州展开了连续27小时的炮轰，广州南门全毁，大片民宅被烧，两广总督衙署遭到炮击。12月29日，英法联军仅以阵亡15人的代价占领广州城，从布政司库搜掠白银20万两。 1858年1月5日，联军在左副都统署抓获叶名琛，将其押送至印度加尔各答，不久死去。1月7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和高官联名向清帝上奏，报告广州失陷的消息，咸丰帝深感诧异。为了恢复广州秩序，1月9日，被联军羁押的广东巡抚柏贵，名义上复职与英法总局共同治理广州，但没有实权，一切由巴夏礼控制。柏贵也成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3月底，四国代表齐聚上海，向清政府递交公函，除赔偿战争损失外，要求：1、外国政府有权在北京派驻代表；2、开放通商口岸；3、欧洲人有自由游历和购买商品的权力；4、修改关税；5、信仰自由。清政府知道战端已开，将叶名琛被撤职由黄宗汉接替。咸丰帝下旨督办民团反攻英军。广州陷落的消息不久传到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为免去战祸，私自向英法领事谈判，提出上海地区照常贸易，上奏清朝获准。4月1日，见清廷未做答复，英法联军炮舰北上天津大沽口外集结，威胁京畿。
1858年4月24日，英、法、美、俄四国使节聚集天津大沽口，限期清政府6日内派人谈判，否则开战。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赶赴交涉。不料英法以谭廷襄未获钦差身份拒绝接见。咸丰帝除了同意减少关税外，对于四国的要求一律拒绝，也不准谭廷襄开战。由于等待兵力集结，直至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限2小时内交出大沽口，遭到清廷拒绝。联军随即发起进攻。1200余名士兵在炮舰掩护下，进攻6000余清军驻守的四座炮台。清守军奋力抵抗在2小时后全军战败，大沽口南北炮台陆续被攻陷。5月26日，英法联军未遭遇抵抗就兵临天津城下。5月30日，四国使节逼迫清政府派全权代表至天津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清廷在6月1日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耆英赴天津与各国谈判。6月13日至6月27日，分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四份《天津条约》，涉及通商、关税、鸦片贸易合法化、传教、赔款、领事裁判权等诸多事项。
战后，清廷命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署理直隶总督）前往天津，整饬海防军务，着重重建大沽口炮台。炮台由原来的4座增加到7座，安装岸炮64门；炮台周围均筑坚固堤墙，包挖壕沟，竖立木栅，加强防护。6月，英法政府不满足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意图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英法舰队再回大沽口，拒绝清廷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进攻大沽口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先后阵亡。由于清军准备充分，战术得当，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贺布也受重伤。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次取得胜利。
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在1875年前后拍摄的圆明园谐奇趣北侧近景。谐奇趣位于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最西部，由乾隆年间宫廷的西洋画师、意大利籍传教士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设计监造。这座康雍乾时期耗时150年建成的皇家园林，被英法强盗抢掠后付之一炬，被盗文物至今仍流落在欧洲各大博物馆。
火烧圆明园——英法联军的堂皇理由
英法联军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惨败，使本来想教训清朝的英法政府相当愤怒。英国《每日电讯》出现占领北京城，永久占领广州，把皇帝赶出皇宫的声音。英国内阁从1859年9月16日起开8天的会议，最终一致主张对中国增兵，并攻入北京作为目的。英法双方决定由英国出兵1.2万人，法国出兵7000人，联军在上海聚集。1860年4月21日占领浙江定海，后陆续占领大连湾、烟台，完成对渤海湾军事上的封锁。清军除了在北塘（大沽以北）埋设部分地雷外，并未驻军加强防备。8月1日，英法联军在俄国间谍引导下，出动军舰30多艘和陆战队5000人，在天津北塘顺利登陆，没有遭到任何攻击。8月12日，英法联军2000人在往大沽探路途中与清军遭遇，接着与4000名配备大刀、长矛和弓箭的蒙古骑兵战斗，清军战败撤往塘沽。8月14日，英法联军集中36门火炮攻占塘沽。8月21日，英法联军3500余人，集中火炮进攻大沽口炮台，清军在火炮差距下渐渐不敌，白刃战后多数守军壮烈战死。当晚大沽口炮台被占领。8月23日英军上将贺布北上直达天津，总督恒福出外迎接，清朝再派桂良、恒祺与联军代表额尔金在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并劫持英国派往洽谈停火的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
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9月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八里桥是京城最后一道屏障，僧格林沁统帅三万清军，扼守入京要道。蒙古骑兵前赴后继，表现极其英勇，但冷兵器难敌美英火炮，三万多清军伤亡过半，而六千人的英法联军只有52人伤亡。八里桥大战的第二天，9月22日，住在圆明园的咸丰皇帝，以北狩为名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根据俄国外交官伊格纳提耶夫提供的情报：清朝守军集中在东城，北城是最薄弱的地方，应先攻取。听说中国清朝皇帝正在西北郊的圆明园，10月6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城东北郊直扑圆明园。法军先行，于当天下午经海淀，傍晚即闯至圆明园大宫门。20余名太监与敌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殉职。至晚7时，法军攻占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自杀。10月7日，英军闯入圆明园，法军司令孟托邦和英国司令格兰特，下令劫掠园内财宝和艺术珍品。官兵为抢夺珍宝甚至互相械斗。10月9日法国军队撤出圆明园时，这座康雍乾三朝历时150余年建成的皇家园林，已经满目狼藉。
英国特使额尔金、格兰特等人，以清政府绑架巴夏礼和虐待俘虏为由，下令烧毁圆明园，以教训清政府。额尔金甚至命人在全城张贴布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烟云笼罩北京城，久久不散。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被付之一炬。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10月18日，英军纵火焚烧圆明园西北角的安佑宫时，300余名工匠宫女太监被活活烧死在里面。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忘行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
圆明园大火方熄，10月24日，清钦差大臣奕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给英国，赔款白银800万两。签约后，英国即表示扶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支持洋务派奕当政。10月25日，奕与法国代表葛罗签订《中法北京条约》，条件与英国等同，并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11月14日，俄国借机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含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强行划归俄国，将新疆西北44万平方公里国土割让给俄国。美国公使因国内爆发南北战争而回国，未及趁火打劫。但事后借口“利益均沾”，同样掠取了诸多殖民特权。
1861年8月22日，31岁的咸丰帝病死于热河。6岁的皇长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由八个顾命大臣辅政，尊载淳生母懿贵妃那拉氏（慈禧）和皇后钮祜禄氏（慈安）为皇太后，以“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颁布诏谕的符信。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又进入了政权动荡期，一个女人影响了中国其后48年的命运。
法国枫丹白露宫里的中国文物。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王后建立。兴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存放抢自圆明园的文物——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把从圆明园抢劫来的所谓战利品，敬献给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目前，这里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有3万多件。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附：第二次鸦片战争参战舰只
http://60.250.180.26/theme/theme-48/48-index.html
阿姆斯特朗炮介绍
http://www.sanada.net.cn/shiliao/shiliao_80.htm
1860年7月，英国和法国舰队在大连湾集结，费利斯·比托拍摄。英军旗舰为加尔各答号风帆战列舰，装备火炮84门；煽动号快速风帆战舰，装备火炮40门。法军快速号、果敢号风帆战舰，各装备火炮50门。其他主要为蒸汽炮舰，装备火炮3-12门。
1855年，英国爵士威廉姆•阿姆斯特朗，设计出一种大口径后装线膛炮，主要有20磅、40磅、110磅三种口径，被称为阿姆斯特朗炮。该炮是英国海陆军早期装备的后膛炮，主要装备海军军舰，由埃尔斯维克（Elswick）军械公司和皇家军备局的伍尔韦奇（Woolwich）工厂制造。照片为1862年由埃尔斯维克公司制造的一门7英寸110磅炮，重4.1吨，装备铁甲巡洋舰，现陈列于圣赫利尔。炮管由多层熟铁锻制，口径178毫米，早期使用球形炮弹，后期使用圆锥弹头，弹重110磅，初速每秒358米，射程4000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还是前装滑膛铜炮；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已经使用了后装线膛铁炮，具备相当火力优势。英军在进攻大沽口的北塘时，即使用阿姆斯特朗炮，造成大量清军死伤。此时，世界火炮即将由铁炮向钢炮进化。欧洲工业化导致其对非工业化地区的武力优势愈加明显。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也就是英国议会讨论扩大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一天，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袁寨村一个高官世家。53年后，袁世凯在英国支持下，逼清帝退位，并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照片为1914年12月23日（冬至），54岁的袁世凯大总统，到天坛祭天前，与各国使馆人员合影。一年后，袁世凯称帝。
未完待续——请见第十篇：踏上近代工业化漫漫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