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Johannes Vingboons绘制的台湾地图，原件藏于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3月，简称VOC，是荷兰对外殖民扩张的核心机构。在其存续的近200年时间里，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100万欧洲人搭乘荷兰商船前往亚洲。VOC拥有40艘战舰，1万名佣兵，势力遍布亚非拉，至1798年解散。与之齐名的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贸易巨头。

 南明政权——郑芝龙割据一方

　　1644年5月27日，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倒戈清军。10月30日清顺治帝定都北京。清朝入主中原后，由于郑成功割据福建沿海，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清军无力海上制胜，于是实行了一系列禁海令。郑成功（1624－1662），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其父郑芝龙早年赴日本九州，投靠海盗头子李旦，后接收其船队。1624年8月（明天启四年），颜思齐、郑芝龙等信奉天主教的海盗头目，密谋推翻打击天主教的日本德川幕府，因事情败露仓惶逃亡台湾笨港（今云林北港）。台湾古称夷州，隋炀帝大业6年（610年）曾派兵万人征伐；南宋时期派兵驻守澎湖，属福建泉州管辖；1335年（元朝至元元年）正式设立澎湖巡检司；明初海禁时曾派军驻守基隆、淡水港，万历年间正式启用“台湾”这个称呼。颜郑等人逃亡台湾后，修筑十余处营寨，招募福建泉漳三千余人垦殖台湾。颜思齐因此被称为“开台圣王”。目前台湾岛上2300万人口中，98%属于汉族，多为福建泉漳盗匪移民后代，畏威而不怀德，素有异心。

　　1624年9月，盘踞澎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军兵千余人，被福建总兵俞咨皋打败后逃往台湾，在台南修筑热兰遮城作为基地。大量台湾原住民因荷兰人带来的瘟疫征伐而死亡。颜郑与荷兰人有过摩擦，后双方划定了势力范围。1625年9月颜思齐在台湾嘉义病死，公推郑芝龙为盟主，此时台湾屯垦人口已超过万人。1628年郑芝龙率盗匪进攻福建泉州，后被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官至总兵，负责替明朝征剿海盗和倭寇。1633年10月，郑芝龙率军在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独霸东南沿海，拥兵数万，船只上千艘，控制欧亚海上贸易，号称“海上之王”。

　　1644年4月25日，大顺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自杀殉国。5月15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南明政权，年号弘光。郑芝龙被封为福建总镇，负责抗清军务。一年之后，清军进攻南京，朱由崧逃亡芜湖时被俘处死。1645年7月，郑芝龙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登基，建立南明隆武政权。1646年7月，清军逼近福建，郑芝龙见局势不利，受到同乡洪承畴利诱，仅带心腹北上，暗中与清军洽降，被胁迫至北京。郑成功母亲自缢身亡，遂率部至金门誓师反清。朱聿键失去依靠后欲逃亡江西，在福建汀州被清军俘虏，绝食而死，年44岁。1646年12月，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年号永历。此为南明最后一个政权。

　　1647年8月（顺治四年），郑成功率部攻打福建海澄、泉州失败，清政府遂颁布《广东平定恩诏》，明确规定广东近海严禁外贸私船，以防接济海寇。禁海遂由广东起步。1650年秋，郑成功控制厦门作为反清基地，声势大振。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全面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然而清廷企图孤立郑成功的举措没有见效。敕谕实行了五年多，沿海对郑成功的粮饷油铁贸易不断。1659年7月，郑成功亲率水陆大军10万，战船290余艘，与浙东张煌言联手，北上沿长江进攻南京，声势震惊全国，后因中缓兵计，兵败退回厦门。清廷趁机派安南将军达素，率水师4万人追剿，在厦门被郑军击败。

台南赤坎楼（建成于1655年）旁的郑成功与荷兰人谈判雕塑。

禁海迁界——郑成功如何收复台湾

　　1661年2月5日（顺治18年），24岁的顺治帝因天花驾崩，7岁的皇三子玄烨继位，称康熙帝。11月郑芝龙被清廷处死。同年房星焕、黄梧（郑成功旧部）等人向清廷提出迁界策略，通过坚壁清野，制造无人区，断绝郑成功后援。清廷遂颁布《迁海令》，鳌拜强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30里，所有沿海房屋村舍一律烧毁，商船民船一律不准入海，越界者以死罪论处。尤其是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实施尤为严厉。禁海迁界给沿海居民造成了严重摧残，海外贸易和渔业生产陷入停滞。

　　禁海迁界的实施，对郑成功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郑成功决定进攻荷兰人控制的台湾。1661年3月，郑成功在福建金门料罗湾誓师，亲率2.5万大军，经澎湖进攻台湾南部。4月30日在台南登陆。随后郑军与荷兰人展开海战，夺取制海权，包围了荷兰人的普罗民遮城（台南赤崁楼）。5月4日，荷兰守军出城投降。郑军转而围攻热兰遮城（台南安平古堡），久攻不下遂转为长期围困，并派兵屯田征粮。8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来600多援军试图反扑，遭到暴风雨影响，郑军大获全胜。1662年2月9日，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全面退出台湾。郑成功大军随即在台湾开展大面积屯垦，奉南明永历帝，割据一方。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因内外交困病急而亡，终年39岁，葬于台南永康（后迁葬福建泉州南安祖坟），其子郑经继位。

　　1683年7月8日（康熙22年），清政府乘郑经死后台湾内乱之机，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2万水军，大型战船300余艘，中小战船230余艘，从福建东山岛启程，直取澎湖收复台湾。因台风季节，郑军以为清军不会冒险渡海；疏于防范之下，被施琅一战攻下澎湖。7月31日，郑克爽派人到澎湖请降，要求仍居台湾，被施琅拒绝。8月13日，施琅率舟师登陆台湾，受到百姓迎接。9月17日，郑克爽递送降书，缴纳了延平王等册印。10月3日，施琅亲往台湾，接受郑氏归降。在施琅促请下，1684年4月，清政府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驻兵1万戍守。

　　台湾收复后，沿海各省纷纷要求开海贸易，康熙遂于1684年夏下令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海经商，鼓励外国人来华贸易。此后三年在漳州、广州、江苏云台山、宁波四地，陆续设立了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其中粤海关地位最高，不用听督抚节制，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下设7个总关口，在每一关口中，又设税官、夷务所、买办馆、永靖营等机构，负责征税巡防等事宜。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国、丹麦、瑞典等国陆续在广州设立商馆，其中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量最大。

　　海禁重开后，深受海禁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出国谋生，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达上百船，回来的不过一半，不少人居留南洋。清政府因担心汉人出洋会聚集反清，于1717年（康熙56年）下达南洋禁海令。规定内地商船不准到菲律宾和印尼贸易，南洋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夷船不得载华人出洋，令沿海炮台水师严加盘查。直至雍正初年，福建、广东等省才又陆续开禁。

    1875年，北京古观象台台景。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拍摄，蛋白相纸。古观象台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崇祯年间（1629-1638年）由徐光启、李天经等人先后制造了极限大仪、平悬浑仪、平面日晷、候时钟、望远镜、沙漏等仪器。照片右侧为南怀仁监造的地平经仪，重1.8吨。中间为地平经纬仪，重7.4吨；左侧为黄道经纬仪，重2.7吨。

历狱风波——西洋科学与政治斗争

　　清初海禁重开后，大批西洋传教士随之进入中国。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二月，清廷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诏令，史称“康熙容教令”。这是天主教入华百余年后，首次得到中国朝廷以旨令形式的允准。天主教于唐、元时期曾经两度入华，在唐代称为景教，在元代称也里可温教，但都相继中绝。1583年（万历1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开启了基督教第三次入华的序幕。其后各国传教士相继进入中国，其中比较有名的有1597年来华的意大利人龙华民，1606年来华的德国人熊三拔，1619年来华的德国人汤若望，1658年来华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等。由于传教士多受过长期教育，西方科学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到1664年，有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天主教徒达24.5万人之多。

　　在来华传教士中，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资历颇为深厚。此人原名亚当·沙尔，出身德国科隆望族，精通数理天文和汉文典籍。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协助下，撰写《远镜说》一书，第一个将伽利略式望远镜介绍入中国；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经礼部尚书徐光启推荐，入钦天监供职，研究历法天文，并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此人被称为地质学与矿物学之父）撰写的《矿冶全书》翻译成中文，取名《坤舆格致》进呈崇祯帝。崇祯七年，汤若望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并受命督造战炮，将西洋火炮制造技术引入中国，著有《火攻挈要》（西洋火炮最早由徐光启从澳门引入中国，为英国式滑膛舰炮）。崇祯九年（1636年），汤若望奉旨设立铸炮厂，铸造40磅大炮20门。这种重达3000斤的前装滑膛铜炮，射程可达5公里，也被称为红夷大炮。火炮在明清战争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两军都相当重视。清军俘获明军火炮后，也开始着手仿制。孔有德降清后，带去了整套铸炮制药技术。以汉军为主的炮兵，和以骑兵为主的满八旗配合，成为满清攻城掠地的劲旅。

　　1644年5月，吴三桂引清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7月29日，汤若望准确预报了9月1日的日食。因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汤若望得到摄政王多尔衮赏识，任命其为钦天监监正，负责修正历法。从顺治二年开始，汤若望参与修订的新历法颁行天下（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为《时宪历》。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受封太常寺卿（掌管宗庙祭祀）等职，经常出入宫廷。顺治临终时发现自己身染天花，急于立嗣。孝庄太后坚持立三子玄烨，顺治派人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幼年得过天花，已经获得免疫力为由，力主立玄烨为储君（见《汤若望传》），这才有了康熙帝。可见外国人已能左右中国政局。

　　1661年正月，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以《辟缪论》首先发难，攻击汤若望历法不准及天主教妖言惑众。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西洋传教士，史称“康熙历狱”。在鳌拜的支持下，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员如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均被判凌迟处死。其时恰巧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发生地震且皇宫着火，均为不祥之兆。在孝庄皇太后的斡旋下，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于一死，但李祖白等五人还是被处死了。至此，一场政治斗争，让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批汉人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扫荡干净。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在特赦后病死于寓所，终年75岁，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其在华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朝，对传播近代科学多有贡献。中国现在仍在使用的农历，前身即为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编制的《崇祯历书》和《时宪历》。

　　1667年六月，四大辅臣之首索尼病逝，临终前建议康熙亲政。七月初七，14岁的康熙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然而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实权，专权跋扈为所欲为，根本不把康熙放在眼里。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康熙将鳌拜党羽遣出京城，由亲信掌握京城卫戍，再召鳌拜入宫，以练习布库（摔角）为由擒拿下狱，后死于狱中。铲除鳌拜后，康熙下旨平反冤狱。当年9月康熙给汤若望平反，重修坟茔立碑表彰，11月16日，康熙帝亲自为汤若望撰写祭文。至此，康熙历狱一案方告结束。那个陷害汤若望的杨光先，早前如愿以偿地扳倒了西洋人后，被朝廷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然而其所修历法谬误百出。1669年康熙革除杨光先职务，任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负责治理历法。康熙扳倒鳌拜后，南怀仁指杨光先为鳌拜党羽，结果杨光先被判处死刑，后虽赦免回乡，还是死在了路上。

    故宫端门西广场陈列着一尊清代“武成永固大将军炮”，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国家一级文物。此炮于康熙28年（1689年）铸成，铜质炮体重达3吨，炮长3.6米，口径155毫米，用火药五斤，生铁炮弹十斤。由南怀仁设计监造，共61门，体型硕大，花饰精美，是清代火炮的精品。

西洋火器——南怀仁与戴梓之争

　　通过“历法之争”，康熙认识到传教士所具备的科学价值，因此大胆起用传教士。他命南怀仁修订历法、制造火炮、疏通河道，为清廷统一台湾、平定三藩和抗击沙俄侵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是最熟悉西方科学的一位。对其影响最大的要数汤若望和南怀仁。南怀仁（1623-1688）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毕业于鲁汶大学，受过系统教育，熟知天文地理，长于数学、机械。1659年至中国陕西传教，一年后至北京协助汤若望修订历法，经过历狱风波后得到康熙重用。南怀仁执掌钦天监后，做的一件大事是改造古观象台，添置天文仪器。他参考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设计，同时结合中国造型艺术，亲自监造了六座青铜仪器（纪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赤道经纬仪、天体仪、象限仪），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堪称艺术杰作。

　　1673年（康熙12年）11月，吴三桂因康熙削藩在云南发动叛乱，迅速波及南方六省。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动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南怀仁奉旨监造火炮用于平乱，在1674-1676年间，共制造木炮和红衣铜炮132门。此时一位中国火器天才——戴梓（1649-1726，杭州人）横空出世。此人自幼喜好火器，其父戴苍擅长军械制造，也是著名画家。清军在浙江围剿耿精忠部时，戴梓向康亲王献上“连珠火铳”，可称世界最早的半自动枪械，可装弹28发连续射击。平定三藩后，康熙召见戴梓，授其翰林院侍讲官职。1681年，南怀仁制成铜炮320门，用于对沙俄作战，在雅克萨攻城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钦定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由于南怀仁向士兵传授了新的西式瞄准法，发炮的准确率大大提高。南怀仁因此被加封工部右侍郎职衔。

　　1686年（康熙25年），荷兰使臣向康熙进献蟠肠鸟枪（有直线膛线的来复枪）夸耀武力。按照康熙的旨意，戴梓很快仿制了10枝，康熙将仿造的枪回赠给了荷兰使者。以当时的技术，能造出有膛线的枪管，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此足见戴梓的才能。1687年，康熙为对付噶尔丹叛乱，命南怀仁制造“子母炮”（改进自明朝的佛朗机炮）。这种炮射出的不是实心铁弹，而是可以爆炸的霰弹。南怀仁花了一年时间都未能研制出来，才让戴梓接手。而戴梓仅用了八天就造了出来。康熙亲率众臣观看试炮，该炮由1门主炮和4门子炮组成，炮身长1.8米，总重120斤，装在4轮平板车上，可发射开花霰弹，威力较大（现藏于山海关博物馆）。康熙对此大加赞赏，赐名“威远大将军炮”，并将戴梓的名字刻于炮身。这件事让南怀仁颜面大失，给戴梓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1689年（康熙28年），康熙为平定噶尔丹叛乱，命南怀仁铸成武成永固大将军炮61门。1691年设立八旗火器营，每营装备子母炮五尊，士兵持鸟铳一支（后规定汉人军队不得装备子母炮）。大量装备火器，对清廷平定叛乱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康熙十四年到六十年（1675-1721），清政府所造铜炮、铁炮达905门，其中半数由南怀仁监造。而戴梓因遭南怀仁嫉恨，下场凄凉。康熙30年，南怀仁勾结已经降清的张献忠养子之子陈宏勋，诬陷戴梓暗通东洋（日本）。戴梓全家被康熙流放至盛京（沈阳）长达30年；直到康熙60年才获得特赦，最终还是病死异乡，终年78岁。康熙时期是满清火器发展的一个顶峰，而技术却多为西洋传教士和汉人掌握。外国人可以随时赶走，汉人却不行。出于防范汉人的目的，戴梓有这样的下场也就不奇怪了。

1674年，南怀仁印制《坤舆全图》，现收藏于河北大学博物馆。

传教士入华——别有用心的欧洲人

　　在清代帝王中，康熙无疑是个聪明的皇帝，也是对西方科学接触最早、了解最深的一个。他之所以学习西方科学，仍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在封建时代，历法是关系社稷存亡的大事。研究历法，要从数学入手；精于数理天文的南怀仁，便成了康熙的启蒙老师，给他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南怀仁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作为学习教材（《几何原本》最早于1606年由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利玛窦翻译了前6卷，后因徐光启父亲病逝要回家守孝，利玛窦病逝而中断了翻译工作。后9卷直至1856年才由李善兰翻译完成，中间相隔了250年）。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与对欧洲传教士的宽容态度，应该说与南怀仁有着直接关系。

　　南怀仁的目的也并不单纯。实际上罗马教廷在派遣传教士入华时，便将传播科技与传教结合，作为渗透他国的手段。以西方相对先进的科技来拔高宗教文化的优越性，掳获帝王的欢心。为了给康熙讲授地理知识，南怀仁在1674年绘制了一份《坤舆全图》（世界地图），用经纬线和圆锥投影法绘制出东西半球、五大洲、赤道、海洋气候等西方地理观点。1676年5月，俄国派遣使臣至北京，南怀仁充当两国谈判翻译。为了开辟欧洲经俄国至中国的传教通道，南怀仁在寻找获取俄国支持的机会。他借谈判之机，将大量清廷情报泄露给俄国人，9月俄国使臣回国时，南怀仁给沙皇写了一封信，强调为了天主教的利益，他愿意为沙皇效劳，还将《坤舆全图》送给俄国。此后中俄关系日趋紧张，直至爆发战争。

　　由于南怀仁日渐老迈且身单力孤，1678年，他发表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希望欧洲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为了回应南怀仁的要求。1685年3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赴华传教团，从布雷斯特港启程，经泰国至中国。这批传教士共六人，分别是洪若翰（又名洪若）、张诚、白晋、李明、刘应和塔查尔，他们在行前都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但因途中遇到风暴和葡萄牙的阻挠，直至1687年7月，传教团才抵宁波，遭到浙江巡抚的诘难。后来在南怀仁的斡旋下，康熙下令准其入京候用。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病死，终年66岁。2月7日，传教团终于进入北京。11月28日，法国传教团受到康熙召见，他们带了30件观测仪器和书籍作为见面礼，康熙因此龙颜大悦。张诚和白晋被留在朝廷之中，担任康熙的科学顾问，其他人被允许到各地去传教。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满语。

　　几乎与此同时，1687年7月5日，英国人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成为人类科技史上划时代的事件。1688年11月，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议会制战胜了君主王权，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国家转型，法国也成为英国头号敌人。1689年，17岁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掌握实权，俄国踏上了从农奴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征程。中国与西方的近代国家转型竞赛，以欧洲人先拔头筹。也是在16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扩张，遭到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前身）的联合对抗。经过长达9年的战争，法国被迫与各国停战言和，放弃了对外扩张，并因此欠下巨额债务，但保住了欧洲强国的地位。路易十四（1638-1715）是与康熙同时代的君主，统治法国长达72年，居世界之最。在他手里，法国实行君主独裁、推行重商主义、贩卖黑奴、对外扩张、建立皇家科学院、发展科学艺术，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法国强势的君主独裁制，使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比英国晚了整整一个世纪。

　　法国派传教士入华的目的并不单纯。为了绘制地图，法国向各个国家派遣间谍，唯独难以渗透至印度和中国。借着这次机会，路易十四将勘察人员伪装成传教士派至中国，并提供经费和仪器。这些人其实根本没有宣誓入教，因此遭到在华传教士的抵制。但这批人在科技上确实有学识，因此很快得到康熙赏识。1689年6月，中俄进行尼布楚谈判，精通拉丁文的传教士张诚（法国人）、徐日升（葡萄牙人），随同索额图的使团，作为谈判翻译，代表中方与俄人沟通。为了防止俄国支持准噶尔叛乱，康熙将尼布楚谈判底线定在尼布楚河，不行就退至额尔古纳河，而俄国人的底线是尼布楚河。出于与南怀仁同样的目的，张诚、徐日升借机向俄国人泄露了中方谈判的底线，导致中方在尼布楚条约中作出了过多的让步。最终以额尔古纳河（今中俄国界线）分界，相差了至少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是这个结果仍在康熙底线之内，张徐二人仍然得到重用。此后数年，徐日升、张诚等人奉命每日轮班进宫，向康熙系统地讲授算术、几何、天文、乐律等西方科学知识，每天学习时间长达几个小时。

      由康熙主持，历经十年测制的《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部实测全国地图，采用经纬差各一度的梯形经纬网格，详细地表示了地形、水系、居民地间相对集团及其汉字名称，并在边疆地区加注满文。该图具有较高的精度，因此成为1933年申报馆《中华民国新地图》出版以前的中国许多地图的蓝本。公元1717年成图(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9年制成铜版(康熙五十八年)，52.5×77cm 共41幅，比例尺1比1400000，测绘范围涵盖台湾、西藏、新疆、朝鲜。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皇帝科学家——拿学术当成统治工具

　　即使对于传教士来说，康熙的勤奋好学也让人惊讶。康熙这样做，在个人兴趣之余，还有更多的政治动机。在满族初入中原之时，他要用西方科学向汉族大臣们炫耀，让汉臣们看到：他是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的皇帝，满人也并非“蛮夷”。1689年初，康熙第二次南巡，在南京观星台与理学名臣李光地等人问对。康熙事先派人向洪若翰等法国传教士请教有关天文问题，做了精心准备，然后以问倒汉官显示其博学多识。1692年初，康熙把大学士等重臣召至御前，讲授乐律、算术的关系，还涉及天文历法以及河道水流量的计算。如此还没有尽兴，他又命人取来日晷，用笔划出正午时光影应该的位置，众臣一直在日头下等到正午，以检视皇帝的预测，果然吻合。这些手段，无不是为了显示康熙的才学。

　　1692年2月，康熙发布容教令，准许天主教在华传播。当年冬天，康熙染上疟疾，御医们束手无策，在外传教的法国人洪若翰和刘应献上金鸡纳霜（奎宁），治好了康熙的病。作为感谢，康熙把皇城内的一处住宅赐给了法国神父。在康熙的支持下，白晋、张诚还在皇宫内建立了“药物实验室”，进行西医试验，甚至对熊进行解剖。同年，白晋奉命出使法国，回国时又带回了巴多明、雷孝思等8位神父。此后又陆续来了几十个法国人。这些人来华自然是有目的的。1708年，在法国人的建议下，康熙启动了一项大型勘测工程，绘制《皇舆全图》。由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法国人，携带仪器勘测中国各省地形，并绘制成地图。这些外国人足迹踏遍云南、贵州、台湾、西藏、朝鲜等中国全境，历时10年完成全国总图，总共32幅，标有精确经纬度。即使连欧洲都没有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测量工作。这些涉及国家军事机密的地图，随即就被法国人带回了欧洲。路易十四的目的，终于在康熙鼎力支持下达到了。

　　1713年五月，在张诚和白晋的建议下，康熙指定皇三子胤祉，在畅春园组织成立“蒙养斋算学馆”。蒙养斋的任务是专门从事天文观测，以及编纂《律历渊源》等大型历算著作。这个机构算是清朝最早的御用科研机构。《律历渊源》是一部大型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共100卷；分为《历象考成》42卷，介绍历法；《律吕正义》5卷，介绍西方五线谱编法；《数理精蕴》53卷，系统介绍算术、代数、几何、三角。为了编纂这部丛书，康熙将全国最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都找了过来，包括梅珏成、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等人，编纂时间长达10年。除此之外，康熙还主持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明史》等共计60余种，2万余卷图书，目的无非是炫耀其文治武功。由此看来，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好像是轰轰烈烈，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推动社会发展，最终也以偃旗息鼓而告终。1722年12月20日深夜，康熙病死于畅春园，终年68岁。七天后，皇四子胤禛继位，年号雍正。雍正上台后，实际组织科学活动的皇三子胤祉受到打击，被发配去给康熙守陵，后被削去爵禄，幽禁于景山。科学研究也就在政治斗争下，人亡政息，成了一块无人打理的田地。需要指出的是，在康熙统治的61年里，中国没有出现一位有代表性的科学家。欧洲人传入中国的科学思想，被当作满清皇室的玩物，锁入深宫大院之内。皇帝的独断专行，扼杀了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中国自明朝末期出现的科学萌芽，就此断送。而西方近代科学，已经绝尘而去。作为参考，我们不妨看一下明清以后中国和世界各国在学术发展上的历程：

　　1442年北京建天文观象台，1526年王艮始创泰州学派，1578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1590年潘季驯著《河防一览》，首创束水攻沙论；1592年程大位著《算法统宗》，1596年朱载堉著《律吕精义》，1596年屠本畯著《闽中海错疏》，研究海洋生物；1597年赵士桢著《神器谱》，论述军用火器；1598年汤显祖著《牡丹亭》，1606年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1616年闵其伋发明雕版分色套印法，1621年茅元仪著《武备志》，1627年王徵译著《远西奇器图说》，首次系统介绍西方力学机械原理；1631年计成著《园治》，1637年宋应星著《天工开物》，1639年徐光启著《农政全书》，1642年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1642年吴又可著《瘟疫论》。　　1603年（万历31年）教廷宗座科学院在罗马成立（意大利林琴科学院前身）。
1652年（顺治九年）利奥波第那科学院成立（德国科学院前身）。
1660年（顺治17年）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成立，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批准设立。
1699年（康熙38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在巴黎成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批准设立。
1713年（康熙52年）清宫设立蒙养斋算学馆，编译历算书籍，康熙死后消亡。
1724年（雍正二年）俄罗斯科学院在圣彼得堡成立，沙皇彼得一世批准设立。
1739年（乾隆四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批准设立。
1742年（乾隆七年）丹麦皇家科学院成立，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六世批准。
1808年（嘉庆13年）荷兰皇家科学院成立，荷兰国王路易拿破仑批准设立。
1863年（同治二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美国总统林肯批准设立。
1879年（光绪五年）东京学士会院成立（日本学士院前身），明治时期设立。
1928年（民国17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前身）。

康熙（1654-1722）、雍正（1678年-1735）、乾隆（1711-1799）画像。

康乾盛世——中国近代衰亡之始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从1661年延续至1795年，长达134年，几乎占去清代历史的半数时间，被后世誉为“康乾盛世”。然而就是在此期间，欧洲出现了近代科学技术、工业资本萌芽。那些被清廷视为外番小国的欧美舰船，在全世界攻城掠地，抢夺资源，甚至蹲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虎视眈眈。而在中国国内，清廷出于统治需要，禁锢社会发展，压制社会革新，使得中国近代文明日趋保守停滞。康雍乾时期对社会的禁锢措施种类繁多，具体可总结为十大禁：即“禁边、禁矿、禁教、禁武、禁海、禁酒、禁烟、禁戏、禁书、禁谱”。总体政策以禁为主，禁中有弛，其中除禁烟禁教可算良政外，其他均严重束缚民众身心。

　　（一）禁边起自清军入关初期，东北被认为是满清的龙兴之地，严禁汉人越界涉足。为此自1638年（皇太极崇德三年）起，至1681年（康熙20年）。满清历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用时43年，在东北边界修筑起1300余公里长的壕沟土堤，并派有八旗兵巡查驻守，史称“柳条边”。这条禁令导致中国东北边境空虚，引发边疆危机。（二）禁矿，1704年（康熙43年），社会矛盾激化，为防矿工聚众闹事，康熙发布上谕实施禁矿政策，除官商矿厂外，各地民间铅铜银铁矿都遭禁止。此后延续百年，直至道光后期才陆续开放民间自由采矿。禁矿令对于遏制中国近代工业化影响极大，需知英国工业萌芽即因采矿而起。（三）禁教，1721年（康熙60年），罗马教廷因礼仪之争与清廷发生冲突，康熙决定禁止天主教传播，遣返传教士。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实施禁教令，这项国策一直延续到道光时期至1844年开禁。禁教对于遏制外国势力入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阻碍了中西方科学交流，可谓利弊各半。（四）禁武，1726年（雍正四年），清廷发布禁武令，禁止民众佩刀剑行走，禁止百姓拳斗，禁止民间擂台较技，违者依律重处，擂台死伤按杀人论罪。此令意在防范汉人习武，遏制民间尚武之风。（五）禁酒，1737年（乾隆二年），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称，西北五省（即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每年因造酒而耗费大量粮食，乾隆遂下达禁酒令。违禁者杖责监禁，失察者降级。

　　（六）禁戏，清代的戏曲业非常发达，乾隆也喜好戏剧，但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起，因戏文中有“不法字句”，乾隆谕令地方官严查剧本。乾隆四十五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不良剧本活动。要求各省把禁书工作的阶段性重点转移到剧本上来。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多以“淫词唱本”为罪名。所禁戏中，最著名者有王世贞的《鸣凤记》、李渔的《笠翁传奇》十种，有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到道光年间，如《水浒传》、《说唐》、《反唐》诸演义，一并禁绝。除此之外，乾隆为控制戏曲，还加强对剧本的修改，要“以忠孝节义为主”，均为增强道德教化，利于统治民心。（七）禁书，与禁戏相比，更严厉的当数禁书。仅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年间（1774-1775），就烧书24次，共13800余部。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乾隆一手推动销毁对满清不利的书籍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此外还对明代档案进行了大规模的销毁和纂改。乾隆禁毁图书，致使清之后宋刻本成为极为稀有之物。与之相伴的是数量众多的文字狱。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达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前朝。在这种高压的文化政策下，文人多用曲笔，不敢谈国事，以免遭杀身之祸。如此禁锢思想，严重摧毁了中国文化活力。（八）禁谱，乾隆大兴文字狱，甚至连民间修订家谱都要干涉，严查祖先名讳，不准妄攀祖宗，禁用“开基、中兴”等帝王专用词汇，甚至不准刊载祖宗画像。修完家谱需交官府审查，连山东孔府都停止了修谱工作。直至1930年孔府才重开谱局修订族谱。康雍乾三朝如此严厉的禁锢政策，堪称世所罕见。明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活力，到清代已死气沉沉。

   1900年代，广州，照片中左面是粤海关西堤验货厂，右端是大清邮局。海关为国家主权象征，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被外国人控制长达百年之久，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重新收回海关主权。

闭关自守——英国人如何影响中国国策

　　从1684年康熙解除海禁，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起，中国自清初海禁而中断的海外贸易得到恢复，史称“四口通商”。然而到1757年（乾隆22年），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导致清廷闭关锁国长达90年之久。事情源于一个普通的英国人詹姆斯·福林特（James Flint，中文名洪任辉）。1736年（乾隆元年），16岁的福林特搭乘英国商船抵达广州，留在当地学习汉语。五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约克号”前往广州，董事会要求船长对福林特给予帮助。福林特希望能得到资金支持，以继续学习汉语，并表示愿意成为其雇员。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后向其提供了150两白银。1742年（乾隆七年），英国舰队环球航行时访问广州，舰队指挥官拜访两广总督，福林特成为会谈翻译。1746年福林特正式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通事（译员）。他也是唯一一位通晓汉语的雇员，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史上具有极大意义的一件事。在此之前，英国商人在华贸易中只能依赖中国翻译或者法国、葡萄牙的传教士。

　　福林特因此飞黄腾达，年收入超过900两白银，并取了个中文名字“洪任辉”，成了英国商人与广州官府交涉的核心人物。在充当翻译之余，洪任辉还直接跟中国人做起了贩茶生意。1755年5月，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两艘英国商船前往宁波采购丝茶，希望开辟新的贸易港。他们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更令英国人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违规，绕开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以抵制外船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回广东。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于1757年宣布对欧洲商人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通过广州一处口岸进行对外贸易来往，史称“一口通商”。（日本、朝鲜等国仍可在闽浙江粤四海关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接到指示后，洪任辉于1759年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发现，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来到天津。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抱有侥幸心理的洪任辉还幻想这一招会收到奇效，但他大错特错了。乾隆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目的不良。结果洪任辉被抓捕后圈禁于澳门前山寨，后驱逐出境。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此后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1792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尝试。

    广利行商卢文锦（卢观恒之子），同文行商潘振承，怡和行商伍秉鉴画像。他们全是19世纪的世界顶级富豪，垄断中欧贸易，一人财富即可匹敌清朝国库，捐官可得三品顶戴。日本的三菱、三井在当时根本不值一提。直至鸦片战争后十三行走向没落，广东巨富被湖州丝商和欧美财阀取代。

广州十三行——天子南库富可敌国

　　自乾隆采取一口通商后，中欧贸易全部集中到广州，形成了畸形的经济布局。富裕繁荣的广东省，受外国势力长期渗透，后来屡次成为中国分裂动荡的根源（近代祸乱中国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汪精卫，均为广东人，直至现在的南方系）。一口通商后，中国海外贸易非但没有衰弱，反而成倍增长。康熙四口通商期间（1685-1757），72年间来华欧美商船共312艘。乾隆一口通商后至鸦片战争前夕（1758-1838），80年间来华商船共5107艘，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商船。英国取代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成为中欧贸易的主角。清廷海关关税也从1686年的122万两，增至1845年的551万两。外贸兴盛让广州十三行大获其利。在1684年康熙开关初期，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大量西洋船只到来被堵在港外，经常让官员无法招架。于是广州珠江沿岸，出现了大量商户牙行做中介贸易，深受外商欢迎。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便是后来的广州十三行。此后洋行数量多有变动，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的称号一直传了下来。

　　垄断贸易特权使得十三行鼎盛时期形成了潘振承（同文行）、卢观恒（广利行）、伍秉鉴（怡和行）、叶上林（义成行）等四大巨富家族。其中又以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最为显赫。潘氏家族创始人潘振承，连续三代以经营丝、茶为主，一直被选任为十三行首领。潘振承的孙子潘正炜，能诗能文能画，号称三绝清才。1842年，法国巴黎一家杂志社报道，潘正炜的财产总额超过1亿法郎，可见潘家财势。伍氏家族发迹稍迟于潘家，创始人伍秉鉴经营怡和行，成为巨富。1834年（道光14年），伍秉鉴拥有资产高达2600万银元（约合1820万两白银），而当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2671万两白银。以致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评选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50人，伍秉鉴名列榜中。

　　伍秉鉴在西方商界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凡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1824年美国人罗素在广州成立的旗昌洋行，是伍秉鉴的生意伙伴，通过经营丝绸、茶叶和鸦片，迅速成为美国在华最大贸易商。罗素的堂弟是美国耶鲁大学“骷髅会”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迪兰诺，也是广州旗昌洋行的高级合伙人。1837年，16岁的美国人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来到广州闯世界，他贩过茶叶、鸦片，但最大的收获是认了个干爹，这个干爹就是伍秉鉴。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十三行遭到沉重打击，损失高达数百万银元。当年9月伍秉鉴急病而死，终年74岁。在死前，他将大量资产向美国转移。伍秉鉴与旗昌洋行签订合同，将大笔资金投资美国实业，条件是每年利息要支付给他的后裔。约翰·福布斯由此成为旗昌洋行的股东，代表伍氏家族投资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并成立了美国股票投资公司，投资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福布斯因此成为美国“铁路大王”，晋身波士顿名门望族之列。他也是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曾外叔祖（母亲一系）。

　　十三行行商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不过并非每个行商都能身家巨富。1795年，十三行商人石中和拖欠外商巨额贷款，被迫变卖家产偿还，但家资不抵外债，依然欠银近60万两。此案报到北京后，石中和被发配伊犁。1796年，十三行总商蔡世文因欠50万两债银而自杀。1810年，会隆行郑崇谦、达成行倪秉发欠饷银，拖欠东印度公司及散商巨额债务而被官府撤办，并发配充军。除此之外，行商还必须以捐输、报效、贿赂等方式，向朝廷孝敬大笔银子。广州十三行曾经因为皇帝的勒索，成立了一个公所基金，每名行商都要把利润的10%放到基金里，以供孝敬皇室。其账目显示1807年基金向嘉庆帝上贡5.5万两，为军费捐了6万多两，为治理黄河捐了将近13万两，向户部上交5千多两，为京城的官员们行贿用了20万两。从1807年到1813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公所基金总共支出了将近500万两银子，这当中，还不包括直接向商人们勒索的银子。比如行商潘喜官，一次就捐了10万两，其他人自然也少不了。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两，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60万两左右。据皇家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财源滚滚的银库，常亲自审查经费的解交情况，如有出入就拿粤海关问责。有多位粤海关监督因亏空钱粮，被皇帝革除问罪。十三行和粤海关也就有了个别称“天子南库”。

　　除了民间贸易，广州十三行还是皇宫采办的重要来源，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时称“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八音盒、毛织品及宠物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1729年，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40斤。承办者无不战战兢兢，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1765年，军机大臣传来的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7万斤。乾隆时期对西洋钟表的痴迷达到巅峰，仅1784年便由粤海关进贡了130件。乾隆对西洋器物的痴迷，也是其在全国实施闭关自守政策，而惟留广州一口通商的原因之一。

      1882年，印度巴特那（Patna），英国公司设立的鸦片仓库。这些硕大的圆球即鸦片成品，每颗重3斤，一个木箱装40颗。巴特那位于印度东北部，紧邻尼泊尔和孟加拉。巴特那附近方圆200公里范围，均是罂粟种植区。所出产鸦片被称为“公班土”。

鸦片贸易——英国人如何扭转贸易逆差

　　在与十三行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中，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中英贸易起自明末，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第一次来到中国，1685年获得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力。早期英国商品在中国根本没有销路，英国第一艘来华商船没有卖出一件商品，却靠兑换6.2万块西班牙银元赚取大笔利差。1722-17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到广州的四艘商船，所载货物90%以上是白银。到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棉纺织业大为发展，但在中国仍然没有什么销路。而英国却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纸张、珍珠等商品。尤以茶叶最为大宗，1770年前后达到每年508.7万斤，1804年达到2672.9万斤，由此导致英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1792-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货达2700万英镑（一镑约合白银3两），而出口到广州的货物只有1600多万英镑，贸易逆差达1100多万镑（约合3300万两白银）。据1801年数据，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资产1540万英镑，负债539万英镑。唯利是图的英国人，当然不会甘心长期处于这种不利局面。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商人找到了两种商品——棉花和鸦片。棉花主要产自埃及和印度，但埃及的运输成本导致英国人无利可图；即使印度的棉花也获利微薄；而产自孟加拉的鸦片却有暴利可图。

　　鸦片古称阿芙蓉，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便传入中国，主要用作药品。明万历三年（1575年），由西班牙商船运至菲律宾的美洲烟草和烟斗，经漳州月港传入中国。烟民将鸦片混入烟叶吸食，成瘾难戒残害身体。因获利丰厚，烟草种植逐步传遍全国，导致崇祯12年下达禁烟令，种烟者以死罪论处。到康雍乾时期，因烟民泛滥，清廷屡次下达禁烟令，烟民转而吸食起了纯鸦片。1757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役中，出兵2900人，进攻法国人控制的鸦片产地——印度孟加拉。仅以死伤72人的代价，击溃了4万孟加拉军队，抢掠孟加拉国库，控制鸦片贸易，为英国征服整个印度铺平了道路。也是在这一年，乾隆帝因“洪任辉事件”被迫实施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的中英贸易窗口，但鸦片当时作为药品，不在禁止交易之列，每箱仅抽税3美元。

　　在1767年前，每年由孟加拉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过200箱，每箱约60公斤。1773年，英属孟加拉总督赫斯廷斯实施鸦片专卖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专卖权。由东印度公司向罂粟种植户支付定金，种植户将收获的罂粟膏全部卖给公司进行提纯，再打上标记运到印度加尔各答拍卖。大量鸦片被英国和印度走私商人运至澳门的鸦片堆栈囤积，再用小船载至广州黄埔附近。商人自行赴广州商馆与中国走私贩交易，达成交易后交给中国人一张票据，由他们至船上提货转运，或武力闯关或贿赂清廷“缉私巡船”走私入境。

　　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他们获悉北京人口数是300万，光是都城（鞑靼城）就有14平方英里，紫禁城面积也超过了1平方英里，比当时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纪世界最大城市。随使团来华的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回国后创作了50幅描写中国风情的画作，称为《乾隆盛世图》，于1814年在伦敦出版。

马戛尔尼——试图敲开中国市场大门

　　1792年（乾隆57年），英王乔治三世以庆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派遣特使马戛尔尼勋爵率团出使中国。其主要目的便是请求清廷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通商口岸和租界，减免货物课税，以扭转英国对华贸易逆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表示愿意遵守清政府禁止鸦片的政策。乾隆对该使团非常重视，但因马戛尔尼拒绝行跪拜礼仪，双方争执不下。乾隆最终对英国人提出的通商要求予以拒绝。马戛尔尼带来的地球仪、望远镜、燧发枪等礼品，虽然已有技术进步，但由于康熙时期已传入宫廷，乾隆对这些儿时的玩物，并没有引起重视。然而这些横行世界各地，日渐骄横的英国人不是这么好打发的。179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将运载300箱鸦片的商船开到了广州黄埔港。

　　1796年（嘉庆元年），清政府下令停征鸦片税，严禁鸦片进口。同年鄂川陕等省爆发大规模的白莲教暴乱，清政府历时9年，调集16省军队，消耗军费2亿两白银（相当于4年财政收入），死伤数千万人口，才将白莲教镇压下去。清王朝由此元气大伤。镇压白莲教导致嘉庆朝国库空虚，乾隆59年国库还有存银7147万两，到嘉庆九年（1804年）剿灭白莲教，国库存银仅剩下2164万两。趁着中国战乱期间，英国人的鸦片贸易做得风生水起。1799年两广总督觉罗吉庆明令禁止进口鸦片，黄埔的鸦片商全部转移到了澳门。通过走私途径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依然猛增，到1800年达到4500箱（270吨）。1807年，东印度公司低级大班乔治•巴林，创立巴林行，代理鸦片生意。1813年拉英国鸦片贩托马斯•颠地入伙，改称颠地行。这家洋行，就是后来闻名亚洲的宝顺洋行，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发起股东之一（1866年在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败北，英国作为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得到巩固。英国商人对于扩大中国市场的呼声日益强烈，进而促使英国政府派使团访华，再次试图打开中国门户。1816年2月，英国政府指派阿美士德勋爵率团访华，同年8月抵达北京进行通商会谈。但在觐见嘉庆皇帝前，因不肯行跪拜礼，被嘉庆驱逐离京（此人后来获任印度总督）。通商会谈失败后，英国商人的走私活动更加猖獗，鸦片成为大宗的走私商品。到1824年（道光四年）扩展到12639箱（758吨）；1830年增加到19956箱（1197吨）。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失去了鸦片专营权，美英商人走私鸦片活动更加疯狂，1835-1839年竟高达37000箱（2220吨）以上。鸦片贸易成为英国人发财的重要来源。1813年一箱产自印度巴特那的“公班土”成本仅237卢比，在中国的卖价高达2428卢比。这样高的暴利，在世界贸易史上是空前的。英国人靠着鸦片，不但抵消了贸易逆差，而且成为英属印度殖民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1829年仅鸦片税收就超过100万英镑，占政府岁入的1/10。英国东印度公司又以拍卖鸦片获得的巨额资金，从中国贩运茶叶至英国，使得英国政府每年增加了数百万英镑的茶叶税收（关税率100%），鸦片战争后甚至达到年均520万英镑，占英国财政收入的8.7%。

     1837年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一份介绍中国的杂志上，描述了吸食鸦片的富商之子如何从健康、富足到痛苦、贫穷的过程。他们斜躺在豪华的沙发里，嘴里叼着烟枪，形容枯槁，面呈死灰，完全没有一点活力。他们的田产和房屋在烟雾升腾中化为乌有。

白银流出——鸦片贸易支撑英美工业化

　　鸦片贸易如此暴利，引得刚刚独立建国的美国人也横插一脚。1776年7月美国宣布独立，独立战争一直打到1783年。独立后的美国受到欧洲国家贸易禁运，国库空虚，商品紧缺。1784年2月（乾隆49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受美国政府委派从纽约驶往广州，开始了中美贸易。此次航行美商获利达3万美元。随后中美贸易不断扩大，1787年，一艘从事茶叶买卖的货船在中国购置价值8000美金的货物，到美国东海岸落地之后可以卖到12万美元。但没多久美国人就被英商丰厚的鸦片贸易利润所吸引。由于英国人垄断了印度鸦片产地，美国人只得另外寻找货源，最终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这里的鸦片质量低劣，被称为“金花土”，不过胜在价格低廉。1805年，三艘美国商船装上鸦片驶往中国广州，由此开始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1817年美国人又在波斯（伊朗）发现了鸦片产地，使得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后来居上，超过了荷兰、葡萄牙，仅次于英国。鸦片走私甚至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连美国驻广州副领事都牵涉其中。

　　美国人从鸦片贸易中攫取了巨额利益。据《19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统计：在1805年至1837年间，美国商人运入中国的鸦片超过1.8万箱（1080吨），价值超过1070万两白银。这些白银再采购中国丝绸茶叶运至美国，让普金斯（T.H.Perkins）、约翰·顾盛之类的美国鸦片贩子一夜暴富。其中美国“贩毒大王”普金斯，于1818年与广州罗塞尔洋行（旗昌洋行前身）合作，从波斯武装运送1350箱（81吨）鸦片至中国，数量仅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1824年，罗塞尔洋行改名旗昌洋行，成为美国在华最大鸦片贸易商。美国第3任总统杰斐逊的外孙女，就在1825年嫁给了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库里爵（琼记洋行创始人）。普金斯洋行大班约翰·顾盛，在华经商30年，靠贩卖鸦片积聚了60万美元的资产，后来回国投资，去世时财产达240万美元。他的堂弟凯莱布·顾盛，在1842年被第10任美国总统泰勒派至中国，乘鸦片战争之机，逼迫清廷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3年甚至被泰勒提名为美国财政部长。

　　美国商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自1800年起开展中美贸易。他从美国西北海岸收购毛皮，运至土耳其换取鸦片，再把鸦片运到中国广州，换成丝绸瓷器运回美国，一次获利达数十万美元，阿斯特也是伍秉鉴的商业伙伴。这种三角贸易让他垄断了美国皮毛生意，并转而投资房地产。到1820年，阿斯特在美国纽约投资的房产超过500万美元，是纽约最大的地主之一。到1848年阿斯特去世时，他留下了高达2000万美元的巨额财产。要知道当时普通美国人的月薪不过几美元而已。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里买下214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花了1500万美元。1867年美国从俄国手里买下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也不过花了720万美元。由此可见阿斯特是何等巨富。在美国《福布斯》杂志排出的美国历史富人榜中，阿斯特的家产约合今天的1101亿美元！排名第四，仅次于洛克菲勒、卡内基和范德比尔特，比尔盖茨仅仅排名第13位而已。正是对华鸦片贸易造就了美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些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在美国迅速转化为工业资本，有力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据在大清海关任职的美国人马士（H.B.Morse，1855-1934）统计：在1800-1838年间，由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总计42.2676万箱（折合25360吨），价值2.39亿两白银。这笔鸦片重量折合6.8726亿两，足够当时（1840年）中国4亿人口，每人抽上将近2两鸦片。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包世臣记载，仅苏州一城鸦片吸食者多达10万人。鸦片如此泛滥，不但摧垮民众身体意志，而且使中国从白银流入国，骤然变成了白银流出国。据统计：在1700-1823年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白银，估算为5387万两。1728-1794年间，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白银，估算为1554万两。1719-1799年间，除英荷以外其他欧洲国家共派466艘商船至中国，流入白银估算为3853万两。1805-1840年间，美国商船输入白银6148万两。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是银元）总量超过1.7亿两（折合6335吨）。这些白银同样都源自秘鲁和墨西哥的银矿，它们通过欧亚商品贸易流入中国，部分又通过鸦片贸易走私出中国。此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英国人一面强迫印度人种鸦片，收购提炼后输往中国，一面又向印度大量倾销棉纺织品，利用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为英国工业化寻找市场，形成了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链。大量流入的鸦片烟茶资本，解决了英国工业化的资本瓶颈和倾销市场，最终将英国推上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宝座。而英国人借着工业化武装起来的军队，将炮口对准了中国。

     清代前五帝钱各一枚。嘉庆以后，随着鸦片入侵白银外流，制钱日益泛滥，产铜不敷使用，铸币质量沦于低劣。

金融失控——铜钱贬值激化社会危机

　　在1799年乾隆死后不到40年时间，随着白莲教暴乱和鸦片贸易的大肆泛滥，清朝从康乾盛世的顶峰，迅速栽入难以自拔的谷底。鸦片贸易导致中国财富大量外流。以1830年（道光十年）为例，当年英国输入中国商品总值2110.7万西班牙银元，其中鸦片就占了1222.3万银元；中国输出商品总值1304.9万银元，对英贸易逆差达805.7万银元，约合592万两白银，甚至超过清廷全年关税收入。仅1834-1838年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即高达3105万两白银，高峰时期年入超近千万两白银。在这个贸易循环中，英国人用印度鸦片从中国人手里换走了真金白银和实物商品，实际掏空了中国的国民财富。同时，随着中欧贸易的展开，大量西班牙、荷兰、法国、墨西哥铸造的银元流入中国。由于清代铸造的银锭成色各异、交易时需要称重折算，使用非常繁琐，大量欧洲银元便直接成为中国流通货币。欧洲商人从中找到了漏洞，趁机用低纯度的外国银元大量兑换中国的“足色纹银”，再将中国白银运至欧洲重新铸造成银元，运回中国反复兑换。如此辗转交易获利颇丰。

　　据经济学家石毓符估算，每兑换1元洋钱，中国要吃亏11%以上，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仅1775-1800年间，欧洲流入中国的银元高达3738万元，多用于套换金银，牟取暴利。连嘉庆四年查抄和绅家产时，都能抄出洋银5.8万元。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曾暂停铸造银币，进一步推高银元价格。据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估算，整个清代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累计有12亿元以上，从中国流出和熔毁的约八九亿元。到1870年以后，法、德、美、日、墨等国陆续废除银本位制，确立金本位制。大量廉价欧美银元流入中国，进一步加剧中国白银贬值和财富外流。据1910年清政府统计，当年中国流通外国银元多达11亿元，仅墨西哥银元（鹰洋）就多达4亿元。无法控制白银流通量，使得中国的铸币权实际被外国控制。直至1935年民国政府才废除银本位制，比日本晚了38年。期间流失财富数以亿万计。另一方面，在失去货币控制权的情况下，要想推动工业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清代实行的是白银铜钱双币制。乾隆前期，一两白银只能兑换700文制钱（方孔铜钱），为了达到银钱1：1000的兑换率，乾隆铸币量比雍正时期提高了一倍，再加上云南铜矿产量大增（年产5000吨以上），年铸钱超过7-9亿枚。到乾隆36年，一两白银已值铜钱1200文。米价也从康熙初年的600文一石，涨至乾隆后期的2000多文。到嘉庆道光年间，继续大量铸造铜钱，白银却随着鸦片贸易外流。到1838年，一两白银已值铜钱1638文（1850年达到2230文）。光绪年间引入机器压制铜钱，数量更加失控。银贵钱贱实际加重了民众的税赋负担。虽然康熙雍正时期即出台了“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控制田亩赋税的国策，但农民百姓平时收入多为铜钱，缴纳赋税时需折算成白银，实际纳税成本成倍上涨。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另外随着清代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农田集中度迅速下降。日本传统是只有长子能继承父母遗产，依靠长子继承制维系住社会基础——“家”的核心。而在中国，父母死后几个子女分家，几代下来造成人均田亩越分越少，农民生活陷入贫困。地主官僚趁机兼并土地，压榨雇农。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赤贫农民缴不起租税，就只好逃亡。逃亡的流民要受到追查，为了保卫自己，于是结成集团，流民很快就会变成“流寇”。再加上紧随而来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便彻底改变了中国国运。

    鸦片战争前上海吴淞港外的英国鸦片趸船，小艇从趸船上分装鸦片转运走私入境。该图为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制。趸船（读音盹），为无动力的矩形平底船，常靠泊近岸作为水上仓库，每艘可载鸦片1000箱以上。这些鸦片船只对中国的危害，远胜于军事入侵。

道光禁烟——鸦片缘何越禁越多

　　对于鸦片的危害，清廷早有认识，并曾出台了一系列禁烟令。雍正七年（1729年）对贩卖鸦片者处以发边充军，对开设鸦片馆者杖刑流放。乾隆45年（1780年）再发禁烟令，嘉庆元年（1796年）禁止进口鸦片，嘉庆四年（1799年）全面禁止国内种植、进口、吸食鸦片。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下达禁烟令。但是面对鸦片惊人的暴利，这些禁令很快失去了作用。1815年，两广总督蒋攸铦严厉查禁鸦片，对过往澳门商船进行逐船检查。由于鸦片贸易是澳门经济支柱，澳门葡萄牙当局公然设立了一个“贿赂基金”，每箱鸦片抽取32两白银，专门用于贿赂中国官员。仅是这笔贿赂基金，年征收额就高达8万两白银。因葡萄牙当局有意排挤英国商船，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贸易转移到了广州黄埔，由英国军舰护航，公然对抗清廷检查船只。

　　1820年9月，61岁的嘉庆帝驾崩，由39岁的次子旻宁继位，成为清代第六个皇帝，年号道光。恰逢两广总督阮元上奏查获五起贩卖鸦片案件，借“叶恒澍案”以禁烟不严为罪名，弹劾十三行商首领伍秉鉴。结果伍秉鉴被摘去三品顶戴，广州再次展开严厉禁烟。1821年11月，十三行发布公告，凡停泊广州的鸦片走私船请即刻退出，否则报官查缉。四艘英国鸦片船（其中3艘属于马地臣）随即离开广州，退到了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从此，鸦片贸易又从黄埔转移到了伶仃洋上。伶仃洋是珠江的入海口，官府巡船却很少到此查缉。这些载重250吨的浮动仓库式鸦片船（又称趸船），成了英国鸦片贩子理想的巢穴。从1825年开始，伶仃洋鸦片基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对此广东政府并非一无所知，但因受鸦片犯贿赂及逃避责任，历任官员一直向朝廷隐瞒实情。在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立巡船查禁海上鸦片，起初有些震慑作用，后来每月接受3.6万两规银贿赂，干脆成了鸦片走私的保护者。直至1831年，才由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向朝廷奏报鸦片走私情况。此后道光连下两道上谕，要求广东官员杜绝鸦片根源，但一直遭到敷衍搪塞。所谓天高皇帝远，广东官员同流合污，导致伶仃洋鸦片走私更加肆无忌惮。装备侧舷炮的英国鸦片船，甚至连官府水师船只都难以奈何。

　　1832年7月1日，英国鸦片商人渣甸和马地臣两人，在广州租用十三行会馆，合伙成立了渣甸·马地臣行。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现为香港怡和集团，2010年收入300亿美元）。渣甸洋行成立后，决定走出珠三角，将鸦片贸易直接伸向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天津等中国沿海地区。仅1833年的一次试探销售，就从北方带回了18万两白银的鸦片销售款。也是在1832年，英籍犹太商人大卫·沙逊，在印度孟买设立了沙逊洋行，经营纺织品和鸦片。1833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特权的法案。大批英国散商涌入广州进行贸易，控制了半数中英贸易量。沙逊家族则全力将印度鸦片输入中国市场（他的儿子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到1836年渣甸洋行已经组建了一支包括20多艘趸船、飞剪船和双桅帆船在内的鸦片贸易船队，横行中国沿海。

　　1837年6月28日，18岁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加冕仪式（在位时间长达64年），日不落帝国已经冉冉升起。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中国芜湖，一个叫叶赫那拉·杏贞的小女孩才2岁。没人会想到，这两个相隔万里的女人，能够影响19世纪的世界局势。此时面对鸦片走私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一场史无前例的禁烟风暴即将到来。

     道光帝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的诏书，及道光帝给林则徐的上谕，令其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虎门硝烟——林则徐逼上台面

　　1838年6月2日（道光1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痛陈鸦片对白银外流之害，提出对吸食者给予1年期限戒除，否则处以死罪；并建议实施五家连坐制，一人吸食全体株连。道光拿捏不定，将此折下发各省督抚进行讨论。参与辩论的满汉大臣共29人，赞成严厉禁烟的只有8人，其中以两江总督陶澍和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首。大部分官员都主张禁毒应从源头抓起，以查禁走私贩运为主，因为不可能将200多万吸毒者都处以斩首。林则徐指出：若不禁烟，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经过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人集体商讨，提出禁烟措施39条，即后来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条例规定所有吸毒者必须在一年半内戒除，否则判处绞监候（死缓）；鸦片贩、开设烟馆者及包庇毒贩的官员，一律判处死刑。提供鸦片货源的洋人均判处死刑（外国人尚未获得治外法权）。可以说这是世界第一部禁毒法律。措施有了还需要有人去执行。为了打破鸦片源头——广东利益集团，道光能用的人选有四个：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云贵总督伊里布。其中陶澍身体有病，满人操守不好，贪污严重，那么洁身自好的林则徐就成了唯一人选。而林则徐本不愿意趟这个混水，明眼人都能看出鸦片无法禁绝，根源就是广州海关受贿稽查不力。而粤海关受贿收入，部分流入皇帝私人府库，利益盘根错节，谁人敢查？

　　1838年10月，道光帝召林则徐入京，一连八次召见，商谈禁烟事项。为了表示决心，将吸食鸦片的庄襄亲王奕贲和辅国公溥喜革去爵位，将主张弛禁论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撤职查办，并赐林则徐紫禁城骑马，考虑到他不太会骑马，又改成了坐轿。考虑到林则徐跪在地上不舒服，每次召见都给他铺上毡垫。如此圣恩隆重令其感激涕零。12月31日，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禁烟。全国由此掀起禁烟高潮，各省收缴烟土、烟具、封闭烟馆、缉拿烟犯、铲除罂粟花苗。共收缴烟具39468件，拿获贩卖和吸食烟犯4111名，铲除罂粟田240余亩。

　　1939年3月10日，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抵达广州，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通力合作下，发布道光帝圣旨，查封烟馆，逮捕烟贩，公开绞死中国烟贩头子冯安刚。3月19日林则徐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对英国商人下达最后通牒，限期三日内交出全部鸦片，并签“切结书”，声明以后不贩鸦片。但英国烟贩以为交出少量鸦片便能应付了事，就象征性地交出1037箱（62吨）鸦片。3月21日林则徐下令包围十三行商馆，350名外国人被困，与外界断绝通信。3月22日下令缉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颠地意图逃走，被邓廷桢活捉。英国商务总监义律，听到商馆被围，急匆匆地从澳门赶到广州，使尽了讹诈狡赖手段。林则徐向义律发出最后通牒，3月28日义律最终屈服，同意交出20283箱（1217吨）鸦片。不过义律留有后著，他不让烟贩直接将鸦片交给林则徐，而是先交给他，再以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交出，将此事件升级为中英两大帝国的冲突。到5月18日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合计1188吨。5月23日，颠地等英国鸦片贩子被驱逐出境，次日义律将其他英国人撤至澳门。

　　从6月3日起，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集中到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成箱的鸦片被倒入两个15丈见方的石灰水池里煮沸销毁。整个销烟活动持续了23天，每天都有上万人围观，见者无不拍手称快。大批驻广州的外国人也前往参观，其中没有一个是英国人。虎门销烟共毁禁鸦片1188吨，价值990万两白银。这些鸦片足够3800万人每人吸一两，可见其危害之烈。为了防止英国军事报复，林则徐调兵加强广东福建海防措施。

1841年，英国随军画师绘制的鸦片战争画册。

鸦片战争——以保护英国人权为名轰开中国国门

　　1839年6月20日，就在虎门销烟接近尾声时，被林则徐赶走的英国鸦片商船聚集在香港尖沙咀海域。船上的英国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民发生冲突。英国人捣毁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重伤死亡。义律赶到出事现场，为掩饰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刘亚三给予死者家属1500元，换取隐瞒林维喜死因。林则徐感到可疑，于是命新安知县查办，结果真相大白。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遭到义律以治外法权为由拒绝，并要求自行审判。林则徐当即找人翻译瑞士法学家撰写的《万国公法》，查明义律根本没有治外法权。8月12日，义律在英船上开庭，对五名凶手轻判罚金和监禁后，便送回英国监狱服刑，事后才通知中国官方。

　　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中英贸易，派兵开进澳门，驱逐英国人出境。9月5日义律派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英国间谍）与林则徐进行谈判，要求解除禁令，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3点，英国军舰向封锁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武装冲突之后，因为鸦片来源减少，鸦片价格飙升。此后中英双方武装对峙长达三个月，英军不断增兵，与中国水师陆续发生冲突。10月1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舰队至南中国海。至11月林则徐向朝廷奏报称“七战七捷”。道光帝于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1840年1月5日，林则徐奉命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1月15日，英国军舰反向封锁珠江口。此时，英国鸦片贩子渣甸、马地臣（渣甸洋行首脑）已经返回英国，联合工商界人士及外交大臣巴麦尊，对政府施压，煽动英国对华开战。　　1840年1月16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称其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王室尊严，呼吁“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向中国发动战争。1月18日，林则徐向维多利亚女王发出《谕英国国王书》。质问女王明知鸦片有害，还要在印度种植鸦片对华输出。通知其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要求英国放弃鸦片贸易。同年2月10日，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大婚典礼，时年21岁。沉浸在新婚快乐中的女王并没有耽搁国务，她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拉姆内阁任命56岁的懿律（义律的堂兄）为英国全权代表和英军总司令，准备率兵远赴中国作战，并将配合内阁说服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

　　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对此进行激烈辩论，59岁的国会议员斯当东男爵（12岁时曾随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以鸦片贸易不违反国际法和保护英国“人权”为名，支持对华开战。4月10日，英国下院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对华出兵及军费法案，要求英商在华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一个月后，议会上院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最终决定发动鸦片战争，对中国进行“远征”。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船艇11艘。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8艘及陆军4000人、海军3000人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广东海面。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英国舰队攻击厦门时，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败。

　　见福建沿海防范严密，7月6日，懿律趁着其他省份疏于防范之机，率舰队北上浙江，攻陷定海县城（今舟山市），作为前进基地。7月12日，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讹诈清廷。原本主战的道光帝，见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8月20日，道光令琦善明确对懿律表示：只要英舰返回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英国军舰于是撤回广州。道光随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谈判。9月28日，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问罪（后充军新疆伊犁）。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提出重开商埠、赔偿烟价和兵费、订定税则和治外法权等14项要求。消息传至京师，道光十分愤怒，要求停止谈判，英国人决定以战迫谈。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船只损毁11艘。琦善见英军船坚炮利，被迫派鲍鹏去穿鼻洋（广州虎门口）向英军求和。1月25日，琦善与义律擅自拟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并未盖章生效）。道光视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为奇耻大辱，令抄家革职问罪（抄出白银1805万两，田地2561217亩），然后命奕山、隆文继续增兵广东。但英国人先下手为强，于2月23日进攻虎门靖远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奋力抵抗，最终不敌。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停泊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HMS Cornwallis）上，被迫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英国鸦片贩子赢了，胜利者会受到审判吗？

南京条约——百年瓜分盛宴开幕

　　1841年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夜袭火烧英船。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万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光是伍秉鉴就捐了110万元。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期间广州反英情绪炙热，爆发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英国政府则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割让的香港被批评为“鸟不生蛋之地”，没有达到开放商埠的目的，义律因此遭到撤换，英国政府决定扩大战争。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定海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该战平息后，英军短暂休兵。1842年1月，转攻台湾中部，遭台湾道姚莹及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击退。

　　此后英军再度重兵集结，攻打长江门户吴淞（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吴淞失守，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副都统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镇江被占领后掐断了清廷漕运咽喉。道光帝被迫派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与英军交涉议和。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国特使璞鼎查威胁限日定议，否则发炮攻城，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条款。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被逼割让香港，赔银2100万银元，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大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英国人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其他国家见中国软弱可欺，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而鸦片贸易更加难以控制，1850-1854年增加到每年50400余箱，1855-1859年又增加到每年64200余箱（3852吨）。

　　自此，中国——这个当年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由于清廷无力保护国家利益，成了欧美国家瓜分的肥肉。贸易自由、国际公法、人权保护，成了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堂皇理由。这场瓜分盛宴整整持续了110年。直至1953年中国人有能力在朝鲜战场上击败美国人为止。期间亿万人头落地，无数财富化为乌有，中国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跌至人尽可欺的深渊。直至今天，欧美国家仍然横行世界各地，玩着这套以“民主人权”为旗号，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以“弱肉强食”为规则的灭国游戏。

　　附：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
http://60.250.180.26/theme/theme-47/47-index.html

　　1905年前后拍摄的广州粤海关验货厂，中国海关重要职位均被外国人把持，对中国工商业发展造成致命打击。中国，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至此已经奄奄一息。

         未完待续——请见第九篇：晚清工商业萌芽缘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