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刍议

被后世称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就其文治武功而言，根本不足以名垂竹帛，甚至在当时都难称卓著。

就抗金而言，岳飞长期面对的是伪齐军队，与金军仅在后期发生过几起小规模的战斗，其战功远不及同期的刘錡、吴氏兄弟等名将。传颂千年的岳家军朱仙镇大捷，正史不载，仅见于岳飞之孙岳珂（号倦翁）所撰《鄂国金佗粹编》。因岳珂本身品行不端，为官期间曾依附权相史弥远，党同伐异、挟私报复，屡遭弹劾，人仰乃祖高风，苟全其名节而已。加之，《金佗粹编》及《续编》的撰著极不严谨。正如著名宋史学家、岳飞研究专家王曾瑜先生所云：“岳珂本着强烈的孝子慈孙之心，对祖父事迹不免有虚美成分，“对其他将领之功则有恣意抹杀之嫌，”其史笔有不少错讹与疏漏。”所以，史学界对朱仙镇大捷的规模甚至真伪向有争议，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就认为，所谓的朱仙镇大捷，完全是岳珂编造杜撰的。实际上，用五百人（一说八百人）击破金国十万铁骑，且尽废其“铁浮图”与“拐子马”，确实类似于当今盛演的抗日神剧，令人难以置信。

就其文学造诣而言，那阙传唱千年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都不一定出自其手（见夏承焘先生《岳飞〈满江红〉词考辩》。

恰是那桩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且被不断演绎的，中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千古冤案，不仅把赵构、秦桧等冤案制造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成就了岳飞的绝世英名。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官僚士大夫，如果能以一死而名扬天下，乃至流芳百世，实在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幸事，此类壮举，昭昭青史，随处可见。以此而论，正是赵、秦等一众丑类帮助岳飞实现了一个封建官僚最崇高的人生价值，倘其有知，必含笑九泉，甚或庆幸众丑成就其名节。

岳飞冤案的成因，研究成果极其丰硕，但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却被忽略或淡化。南宋高宗赵构本是应该灭亡的乱世之君，然其不仅未亡，南宋王朝还从赵构起始延续了一百五十年。究其原因，南宋统治者主要是采取了对外卑躬屈膝，依附甚至仰仗金人势力，对内确保贵族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庄园奴隶的反抗这种媚外、保上、压下的平衡方略。这种方略为其偏安一隅、苟延残喘赢得了时间，使其得以从容完成土地兼并，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强化了其最基本的统治基础，甚至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依此而言，试图为自耕农而进行土改，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体制内另类，岳飞必然会成为体制的革命对象，成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之后千年，历代统治者出于各种政治目的，把岳飞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典型，无限地突出其“忠”，即使是蒙、满等外族统治者也概莫能外；草民百姓则敬仰岳飞誓死抵御外族侵略的勇武精神，无限地放大其“勇”。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岳飞的英雄形象被不断完善与拔高，直至完美无缺且深入人心。

唐太宗有名言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尽管史不足尽信，但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透过岳飞冤案，窥视南宋王朝苟延残喘的基本事实与其所奉行的基本方略这面镜子时，依旧发人深省，令人深思。

二0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