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塑收租院不能忘记的经典（综合）

来源：《成都日报》

　　1965年10月，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在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现刘氏庄园博物馆）创作完成。这组由一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构成的泥塑群像，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旧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有极为强烈的教育意义。

　　44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再看《收租院》，仍然惊叹于它惊人的艺术成就。这组雕塑所采用的是中西合璧的创作方式，它的人民性、真实性和典型性原则，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点。有人说，《收租院》泥塑群像和秦兵马俑的出现，填补了中国缺乏《荷马史诗》这样长篇叙事诗的空白，这样的评价也许并不过分。

　　收租院泥塑群像问世

　　党报图文并茂生动呈现

　　1965年11月18日，当时的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晚报》第四版以“战斗的创作愤怒的控诉”为题，对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部分雕塑进行了介绍。

　　本组报道以图片形式直观展示了收租院泥塑群像，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每一幅图片均附以文字介绍，使读者对泥塑体现的内涵认识更加深刻。

版面下方配发了新闻评论性文章《革命的雕塑艺术》，文中对群像的政治意义和艺术性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章这样写道：“这组雕塑群像包括一百一十四个和真人大小相同的人物形象，陈列在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内。它分为‘被迫交租’、‘收验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等部分，各部分之间，在情节上有连贯性。整个作品具有民间传统泥塑的风格，情景逼真，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在思想内容上符合广大工农群众的要求，在形式上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全国许多美术工作者参观后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雕塑艺术的新创造，是雕塑艺术的革命。”

　　历史·《收租院》创作展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114个泥像轰动全国

　　1958年，文化部在文物博物院工作会议上发出了“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过去”的口号。次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正式挂牌。随着形势的发展，陈列馆不断充实、调整工作，在原有实物、现场基础上增加了塑造模型的方式。

　　1964年，在四川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地主庄园陈列馆成立了改馆委员会，对整个陈列馆进行全面、系统地改造。当年9月正式决定创作《收租院》大型泥塑群雕，从1965年6月开始，由陈列馆美工人员、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和部分民间艺人组成的创作小组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创作工作，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展出。群像由114个真人大小的泥像组成，分七段26组，表现了送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血腥压榨，表现了农民的反抗精神。

　　“收租院”群像问世后，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主庄园陈列馆观者如潮，场面十分火爆，“收租院”群雕引起观众强烈共鸣。八十年代后，陈列馆逐步变得冷清，“收租院”的存在意义也一度引起争议。随着对“收租院”艺术价值的重新认识，这里再次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人们来到“收租院”，重新体会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回忆那种如火般无私的热情。1996年4月，在重庆举行的《收租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为这组群雕是中国雕塑发展的里程碑，在世界美术史上享有一定地位，是属于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

　　回忆·“收租院”风雨44年

　　A

　　上山采购木头

　　每个雕塑平均成本仅7元

　　李奇生（《收租院》主创人员之一、刘氏庄园博物馆退休职工）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雕塑工作者，干了一辈子，也只有《收租院》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它陪伴了我一生，也影响了我一生。可以说，收租院经过了多少起起落落，我就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毕竟时代把这个很多人盼都盼不到的创作机会给了我，而且泥塑收租院也成了一件可以留世的作品，我很知足！”《收租院》主创人员之一、刘氏庄园博物馆退休职工李奇生这样说。今年已经70岁的李奇生退休已经10年，但他还经常回收租院看看，他说自己的工作、生活一直和收租院联系在一起，“有感情了，分不开了。”　　李奇生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1961年参加工作，1963年来到地主庄园陈列馆，在陈列馆第二次改馆期间他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1964年决定改造收租院，完整展示地主收租的过程。新馆建成后大家觉得周围有点空，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在收租院内搞一组大型泥塑，还原当年农民交租的情景。当时时间很紧张，只有4个半月就要到国庆节，于是我建议邀请四川美院师生帮忙，最后我们硬是在国庆前夕完成了全部雕塑工作。”李奇生在创作过程中独立完成了前三稿设计，并负责“送租”、“验租”、“风谷”、“过斗”4个部分的主创工作。可以说，整个收租院群雕浸透了他的心血。

　　《收租院》其中一幅作品中，一个老大爷双手推车送租，头顶上拴着一根稻草，汗水顺着稻草往下流。著名雕塑家王朝闻看了之后高度评价说：“太有生活性了！”这是李奇生的得意之作，他说自己小时候住在成都南门外，经常看到农民挑着担子进城，他们就爱在头顶拴根稻草。优秀的作品来源于生活，李奇生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收租院》采用开放式创作，邀请当地农民群众前来观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泥塑材料也是就地取材，李奇生为此经常上山采购木头，最后算下来每个雕塑平均成本仅为7元人民币，这在现在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收租院》展出后盛况空前，当时人多到什么程度？李奇生回忆说，他们每天闭馆后打扫卫生，总能扫出一大堆纽扣，全是从观众身上挤落的，“那个时候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扣子了。”观众被泥塑深深打动，很多人泪流满面，有人哭得昏倒在地，还有人愤怒地向狗腿子泥塑吐口水、拿东西打，李奇生不得不三天两头地为“狗腿子”们接手指补脑袋，“送租”场景中那个牵狗的打手扇子都被换了好几把。第二年发大水，李奇生和妻子半夜守在收租院，生怕雕塑被水浸坏，他们刚刚一岁多的女儿就睡在两张藤椅中间。回想当年的情景，他觉得特别有意义。

　　B

　　白天不许拍摄

　　114个塑像总共拍了5天

　　王嘉乐（成都晚报退休摄影记者）

　　成都晚报退休摄影记者王嘉乐对记者回忆了当年拍摄收租院群像的过程。“收租院展出后在全国引起轰动，报社决定进行重点宣传，我和美术摄影组组长王萍（已去世）一起去大邑拍摄。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报社没有采访车，我们必须带着一大堆器材坐公共汽车过去。当时成都到大邑没有直达公路，我记得是从新津穿一条小路到安仁镇，据说那条路就是刘文彩修的。”王嘉乐说，那时“收租院”正是名声最盛的时期，每天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白天根本不许拍摄，只能在晚上进行。拍摄的时候必须打好灯光，一个一个地拍，每拍完一个就要重新牵线打灯，拍摄进度很慢，114个塑像总共拍了5天才完成。王嘉乐印象最深的就是蚊子，“11月份了蚊子还成群结队的，晚上拍起来简直是遭罪。还好住的地方很洋盘，当时收租院的招待所就是‘小姐楼’，环境还不错。”后来王嘉乐还去过多次收租院，不过最近一次已经是20年前，他说自己现在走不动了，不然还想去看一看。

　　C

　　每天上万参观者

　　那时的“收租院”很火

　　吴宏远（刘氏庄园博物馆退休馆长）

　　刘氏庄园博物馆退休馆长吴宏远参加工作时最初就在馆内担任解说员，他回忆说，当年他们总共有18名解说员，每天分组轮流解说都忙不过来，常常说得口干舌燥。“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参观，新生入学、新兵入伍都要来学习，平均每天接待上万人次。”对于收租院的历史价值，吴宏远认为它是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社会题材的创举，是“独一无二”的。

　　《收租院》不但在国内反响强烈，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轰动。吴宏远告诉记者，《收租院》原本受邀参加1972年德国卡塞尔艺术文献展，后因故未能成行，但策划人塞曼一直对此念念不忘。后来他两次来到博物馆现场参观，看得流下眼泪。《收租院》群雕如今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它的保护是个重大难题。川西气候潮湿，对泥塑影响极大，吴宏远担任馆长期间将群雕基座抬高，并用玻璃加以隔离，但这种方式也只能稍稍减缓雕塑腐蚀程度，据悉目前有关方面正在研究新的保护方案。

　　采访手记

　　历史，不能忘记

　　成都这几天很热，站在过去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如今的刘氏庄园博物馆大门前，热浪扑面而来，进入庄园内却感受到阵阵凉意。收租院的雕塑都封闭在玻璃墙中，隔着玻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雕塑上蒙着的灰尘，那是历史的尘埃。

　　前馆长吴宏远向记者介绍雕塑创作情况期间，有两拨参观者进入收租院。后来我们打听到，即使不是周末也有不少人专程前来参观，博物馆平均每天大约能接待一千人。虽然比起鼎盛时期每天上万人规模有所不如，但这个数字却让人感觉更实在——抛去曾经的浮躁，能用冷静的眼光审视历史，每天能有一千多人这样做已经值得欣慰。据说周末时观众更多，博物馆解说员告诉我们，参观者中以中年人为多，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课本上学到过收租院的故事，如今则亲眼来感受一下。吴宏远当年担任解说员时常常面对情绪激动到流泪甚至昏迷的观众，但这种现象现在已经看不到。

经过那个特殊的时代后，收租院的历史意义被重新定位。现在它更多地被视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经典，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广受关注，但这并非意味着它的历史意义彻底丧失。采访过程中，记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忘记历史”，这句话当年鼓舞着收租院的创作者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如今同样有着深刻内涵。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无论它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都有其存在意义。今天我们站在这些44年前的作品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创作者们当年的情怀，感受他们的热情、冲动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感受那个火热的年代。“收租院”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色，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像收租院外那面曾经写满标语的围墙，那上面的每一点斑驳痕迹都折射出历史沧桑，值得久久回味。

刘文彩庄园里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

麦克老狼

　　还记得大地主刘文彩庄园和泥塑《收租院》吗？还记得这些的人，出生年代至少不晚于70后，太年轻的人大多不知道它。但它们曾几何时是相当有名的。

　　《收租院》，中国大型泥塑群像。1965年6～10月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和学生及其他雕塑工作者共同创作，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作品是依当年地主庄园收租的情况并加以构思创作的。全部泥塑分为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帐、逼租、反抗7个部分。群像以连续性的情节，展示了收租的全过程。泥塑群像共 114个与真人等大的人物，作品融中西雕塑手法于一体，所塑人物形象准确，身分、年龄、个性各不相同，人物神情生动逼真，为中国现代雕塑之代表性作品。

　　《收租院》是蜚声海内外的艺术杰作。它通过旧中国农民向地主交付地租的一系列典型而真实场景的展示，揭示了以土地出租为主要特征的封建阶级关系。雕塑家们把源于西方的科学写实技巧与中国传统雕塑技术融合一起，在118米长的展台上塑造了114个真人一般大小、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德国独立艺术策展人哈拉德·塞曼称《收租院》是世界上最前卫、最现代的作品，他的好友莱勒·卡尔哈尔德是德国卡塞尔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两人狂迷《收租院》，莱勒甚至研究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