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张春桥为理论权威可能一点也不为过。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下决心创建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天地。他心高气昂，17岁的时候，就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臧克家》的文章，其矛头的最终却是指向郭沫若的。在他眼里，郭沫若这位太阳社的创始人不过是一个革命高潮来时喊口号，革命进入低潮时就溜走的投机商而已。他先从臧克家的创作谈起，写道：“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就是一个时常这样做的人。他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代的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让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是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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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陈伯达曾经把张春桥三十年代里写的一些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张春桥的文章写得有骨气，有思想，并没有多少不当之处。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很客观，没有丝毫的人身攻击，是从学术出发的。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如此的见解，就不容易了。”

　　1937年，张春桥来到了延安。康生第一次看到张春桥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康生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久，在给中央党校和好几个单位的党员干部作形势报告时，一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给他当面交了一封信，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康生同志，不管现在苏联回来的要员们承认不承认，都得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根本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挥。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讲，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我希望你能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充分发挥你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地位作出贡献......”于是，康生记住了张春桥。毛泽东也间接地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两年后，他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

　　建国后，在50年代，张春桥写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柯庆施高兴地说：“毛主席要我们特别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红秀才，我看准了，这个红秀才就是我们的张春桥同志。他在政治斗争中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这样的同志在我们党内是太少而不是多了。”

　　1958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的张春桥，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文章，收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亲自为报纸写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期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这是张春桥让毛泽东真正赏识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