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右派和国外敌对势力骂中国共产党最多的就是“专制”、“缺乏民主”。这样骂，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现在党组织的层层组织和部门，包括省市县乡村各级的书记，决事任官，恐怕是一把手一言堂的多一些，企事业单位现在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这里的书记们不是不想一言堂，概权限不在手中是也;再一个，钳制舆论，因为办公桌底下好多事情做得不漂亮，所以“舆论监督”成了幌子，不要说同级党媒不敢监督，就是央视“焦点访谈”也是“访”不上大夫。由此，自然授人以柄，该右派说嘴。

　　这些现象已经是目前中共的常态但绝非正常状态。

　　听听我党原始天尊毛爷爷近七十年前的话语：“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证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当人民选举他们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8.7.2)，《解放》周刊，第45期。)

　　一年后还有一段：“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虽然还没有做得彻底。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士绅和有为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毛泽东：《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9.16)，《新中华报》，1939年10月6日)。薄老一波同志当年是32岁，行政职务差不多等于山西省长助理乃至省政协主席了，而且是协理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议政、议军的大红人。要不是薄老少年时期革命气节坚定，没准就被土皇帝阎锡山当作接班人那样培养了。

 抗战初期的山西新军领导人薄一波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中国农民并不愚蠢;和每个人一样，他很精明地关心于他的权利和利益。”(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约瑟夫·W·埃谢里春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9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还讲过：“我们并不要求实行充分的代议制的直接民主，这会不现实。”(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2页。)

　　毛爷爷为什么这样讲?估计是考虑到了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譬如，1944年7月，他在与根舍·斯坦因的谈话中，就曾指出：“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一个工业的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1944年7月毛泽东与根舍·斯坦因的谈话。许之桢编译：《毛泽东印象记》，东北书店1947年版，第26页。)　　

　　因此，尽快推行农业合作化，实现工农业“大跃进”，奠定现代工业基础，为的就是在工人阶级参政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大民主。《鞍钢宪法》企管体系应运而生，对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述，其精髓就是公认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鞍钢宪法》所表达的，是一种在企业的经营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基本理念。要谈“民主”，恐怕《鞍钢宪法》体现的“以最广大工人群众为本”的精髓，正是不折不扣的民主思想，故而能成为文革期间企业管理的顶级热门书。

清代官员出行，官轿仪仗，随从侍卫随扈

　　从有阶级以来，人类的等级制都普遍存在，但在中国则更根深蒂固一些，可以被归为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等级仅是反映分工不同，倒也算正常。但在中国，等级被附加上了种种额外的标签，等级不一样，意味着人的尊卑不一样，人格也不平等了。

　　现时官本位是我们社会复杂的等级制潜规则的最坚实的基础：官员级别不一样，餐标、住房、坐驾，甚至小小的席卡都有区别;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领导的指示——官员们讲话讲到关键处，必须要强调“这也是××领导的指示”。至于“××领导指示”到底是否这样指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这张虎皮遮掩自己的私货。如果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反对××领导呵，在现有潜规则体系下，这比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国家宪法的罪过要大得多!在这样的官场话语氛围中，民主自然被阉割成为“给领导提个意见：您太不爱护自己的身体了”一类的曲意奉承，官员尤其是所谓“一把手”自然以一方诸侯自居，官场也就自然演绎出一种类似封建宫廷的味道。哪能民主得了!

　　文革红潮冲击的学阀现象今又死灰复燃，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和职称学衔正度相关联，院士的话被恭维的程度则不亚于红宝书，其实谁关心对错呢?关键是态度是否谦卑。这种环境下，出不了学术大师是自然的，领导、院士以势压人是符合身份的，本科生们、文化更低的人怀着敬畏的心情仰视大师，乃至奉承也是符合身份的。因此尽管知识精英最善于表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他们眼里，普通老百姓是没资格和他说话的，当然也没有他更有尊严，因为他经过多年奋斗，到了正高职称甚至什么院部委员一类学官了嘛。

　　其他行当无须一一比照，每天在世俗生活中的网友想来都已然是见怪不怪的了。

　　下面来一段旧文新读：

　　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中国共产党员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这似乎才是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的本相。这篇文章继续说：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简陋的包装，深邃的思想

　　这篇文章首发上海市委刊物《解放》半月刊1958年第六期，转载于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作者名叫张春桥。也许一些八○后对这个名字已经不太知晓了，在上海大佬陈良宇下台后，市委召集老干部开会，据云老干部们居然把历任上海书记清正榜的冠亚军给了这位作者和后来的朱镕基。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一书披露了张春桥1980年受审时的一些内幕：“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庭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道，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毛泽东对作者的赏识，成就了“四人帮”之一的他。

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等级制与民主本质是相背离的。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是平等自由。在等级制度下，永远只有官僚、顺民，恩赐的民主，哪有什么真正的平等?永远只有权威、专家，哪有创新、改革?许多自认为是知识精英的人，嘴上民主喊得天响，但他们骨子里有平等思想吗?充满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愿意和普通民众一样吗?他们所说的民主，不过当自己依附于权贵时，希望主子对自己更言听计从一些的民主，而不是全民都和他一样平等的民主。

　　毛泽东和张春桥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确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革命之争是实现真正的草根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做新的李自成，新朝封新官，继续走新的等级制。这一斗争，在1958年已经初见端倪。

　　在等级文化尤其是饱含封建色彩的等级文化中，显然会导致人格的分裂，造就大量的奴才。在今天中国影视剧坛这一最为主流的文化传播平台，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黑暗没落的清代辫子戏铺天盖地，有人爱编爱拍，更叹为观止的是有更多的人爱看甚至爱把自己代入戏中此起彼落的君臣角色;在精英的官场政治中，经济民生的决策允许为错误买单，而大小官员的席位座次、专车号牌、起居规格等规矩则是万万不可发生错误的，底下办事人员要在这里出错，恐怕在此圈子再也难有出头之日——可见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封建等级潜意识是何其的繁荣猖獗。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打破等级压迫，作为个人，他把崇尚儒学的蒋委员长赶到了几个小岛上，成就了自己一生第一件大事。但他更加深邃地洞察到，那些跟着他革蒋介石命的人却并没有支持他继续革命的激情，他们只不过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而已;解放后的工农大众，一方面深受等级压迫之苦，一方面自己又深受等级思想文化毒害，等他们也有了一点权力后，与原来的压迫者相比毫不逊色;共产党执政后，庞大的等级制迅速建立了起来，对此毛泽东是明确反对的。如军衔制，“资产阶级法权”，干部特殊化，一切会导致等级分化的做法，都在领袖的反对之列。但他一个人的反对遭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抵制。李自成进北京的故事正在重演，导师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进行了，而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并没有建立起来，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头脑里充斥的仍然是夹杂着封建主义的等级思想，新一轮朝代兴亡周期律的循环正在开始……

　　毛泽东不同于他人的远见卓识是：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共产党终究会逐渐修正自己的路线，回到历史的老路上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把消除等级压迫的办法告诉大家？只有继续革命，建立彻底的平等思想。这就是他要做的第二件大事——革除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等级思想，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对一个年过七旬还要为中国人民开万世太平而操劳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尽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准备都不是很成熟，但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经成为看得见的方阵，他发动了文革。为什么毛主席这样有大功于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遭遇到了瓢泼般的污水淋头？就是因为他总是站在阶级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他挥手打破了几千年历史形成的潜规则，触动了利益阶层心照不宣的利益分配格局。正是因为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把旧世界还有支撑旧世界的旧思想打个落花流水，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武器交给了工农大众。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事情就是这样明白和简单。

　　北大孔庆东教授有一篇博文称：大前天去钱理群老师家，我们钱门弟子聚会。钱老师退休后如鱼得水，现在处于思想力的旺盛时期，几乎每次见面都能继续给我以启发，真是厉害。我们探讨了毛泽东研究的问题，钱老师将有毛泽东研究的大作问世，他说，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互动，是20世纪最大的精神资源，其他中层知识分子的思想“论著”，几乎都是废品。这话让我回味了很久。毛主席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讳，直称“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赢得了亿万草根的衷心拥戴，他老人家离去这片热土30年有余，钱理群先生所称的这种互动反而愈演愈烈，利益阶层少数人丑化、妖魔化毛泽东，把毛泽东请下所谓的“神位”，亿万人民反过来为他老人家洗冤正名，重塑金身。神也罢，人也罢，只有想着“人民万岁”的人，人民才会出自内心地呼他“万岁”。

遗爱在21世纪的农家

　　毛泽东一生痛恨等级压迫，他用文革告诉被等级思想浸淫已久的中国人该如何做，如同一个高明的戒毒医生，告诉重症病人如何根治毒瘾。可是由于瘾君子们享受“法权”这种毒品病入膏肓，在戒毒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强烈反应，于是大家都说这是医生的责任，自己没有病，只不过是为保持廉洁，高薪养廉吸了一点药品而已，这不是很可笑吗?伟人在世时某人多次给毛主席写信，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表示痛改前非，而且给后人留下 “永不翻案”的类誓言。就是此人在伟人身后以独裁的办法，法律的形式，取消了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民主武器，封闭了人民群众介入政治话语平台的通道，从此人民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公共看门人的监督权，成就了如今无官不贪的危重局面！好在改革开放给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三十年前的记忆在很多亲历者那里还没有被完全忘怀，他们抚今追昔，开始慢慢地理解文革的价值。

　　可以说文革在形式上是失败了。但还可以说文革在思想上是胜利了——这就是文革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树立了一个在体制内通过革命颠覆不平等压迫的模板。如果有一天中国走向了民主，再回首看看是什么时候奠定了民主的基础，是五四？是四五？抑或是六四？恐怕都不是。除了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八亿人倾情投入的十年文革，还有其它么？如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一样，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雏形，缺点和幼稚在所难免，但她书写的人民民主的原则是永存的！她的伟大意义必将在中国现在和今后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