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民国时期少年生活的点滴忆记

（资料图）

　　少年时代虽然也有过快乐和阳光，但对民国留下的更多的是冰冷和眼泪。

一

　　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我15岁，算是一个小青年。到了耄耋之年回顾少年时代，许多事和人都淡忘了，但能够留在脑海里的，大概是属于刻骨铭心一类的东西。现在有些人在鼓捣所谓“民国热”、“民国范”，对我这样的过来人来说，真是难以理解;在我的记忆中，少年时代虽然也有过快乐和阳光，但对民国留下的更多的是冰冷和眼泪。今天写下这些记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的父亲在旧社会虽然是一个职员，但对经史子集古文史都有兴趣，也很熟悉，并且写得一手好字。靠他的工薪养活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但五兄妹中只有我和二姐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靠助学金上了大学，其他三个都只上了中学，父亲没有供他们上大学的经济能力。我出生在离福州不远的永泰县，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也是有名的土匪出没的地方。母亲生我时身体羸弱，外祖母带我的大哥从福州赶来看望，结果被土匪绑架，父亲万般无奈，只得把在福州的祖屋卖了把他们赎回来。父亲在邮局做事，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卖掉祖屋之后，他一辈子都想再买一座住房，但一辈子都没能够实现。父亲工作调动比较频繁，他到哪里，我们一家就都住在邮局的宿舍里。所以家里人笑话我，一出生就惹祸。

　　在我的家庭中，相聚不多但记忆深刻的是我的大姐。她1938年参加地下党，大我十七八岁。她多数时间都不在家，偶尔回来，就帮我洗澡，带我睡觉，但我有点怕她，因为她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俨然像家里的一位老师。有一天晚上睡觉时我朦胧觉得大姐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又不见了，这一走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被造反派打成“叛徒”，才知道这段时间她在连江县清塘村参与办游击训练班。那里的一些老人还记得这件事，证明她这段时间没有被捕，还了她的清白。

　　皖南事变发生后，那时在新四军的大姐被派回到福建永安一带，参与打听和收容被打散的一些战士，她还冒充亲属冒险到上饶集中营送衣被给关在那里的冯雪峰、林君玖等人。后来才知道，在新四军时她已结婚生下一个孩子，因为行军无法带就送给了一家老乡，老乡送她一只母鸡补养身体。新中国成立后她想寻找这个孩子，都杳无下落，这成了她，也成了我们全家心中的一个痛。大概她在永安的工作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组织上就让她暂时隐蔽起来。于是她回到连江县把我和二姐带出来，同另外一位地下党员姗梅大姐一同到顺昌深山区的青口村当小学教师。她们费尽了口舌，也动员不来几个学生;没有固定薪水，靠保长不时给一些粮食了事，但这个保长很滑头，常常故意回避我们，不给吃的，有时就靠好心的房东借给我们一点大米。姗梅大姐还带两个孩子，一个叫小炮，一个叫钢炮，我们这些孩子生活可苦了。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省城福州的一些学校多迁到闽北一带，在离我们村子不远的洋口镇就有从福州迁来的格致中学，大姐认识的一位高中学生，温文尔雅而又充满青春活力，常来看我们，他们大人谈完话后，他就带我们到树林里玩，做各种游戏，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他有时还给我们带来一些鸡蛋、李子等，我们都盼望他来，但这种情况只延续了几个月，再也不见他来了。1949年后向大姐问起他，才知道他也是一位地下党，那时就被国民党抓去秘密杀害了，可惜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我们在这里呆了半年多时间就分开了，不久姗梅大姐带着小炮一起被国民党抓去坐牢，我的这位小伙伴就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啊!

　　关于这位姗梅大姐，还可以说几句话。抗战胜利后，她和爱人黄尔尊一起去了台湾，直到改革开放两岸通航后，才又见到黄尔尊，知道姗梅大姐在台湾白色恐怖年代已遭杀害，我去台湾访问时他还带我看了姗梅大姐的墓。后来黄尔尊还以“惜时老人”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向太空要和平》的书，向台湾读者介绍“两弹一星”的成就。他向我赠书时表达了写作过程的激动心情，特别是写到氢弹试验成功时，“当时，氢弹的理论设计，是在江南的一个小县城里完成的。为了‘庆功’，这批不分昼夜都在工作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两角人民币的‘大肉面’，钱是由于敏付的”。他禁不住老泪纵横，难以自已。当时我想，有了新旧社会的对比，才会有这样强烈的感情。　　我的大哥在大姐影响下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也到台湾工作，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受到了折磨，后来虽然被保释出来回到大陆，但不幸早逝。大姐晚年病重时，有一次喃喃自语，当年要不带他出来，也许他今天还活着。我对她说，当时我年少，要是大一些也会参加革命的，这是当时的社会决定的。她频频点头，感到宽慰。

二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抗战爆发时，我生活在东海边的连江县，开始没什么感觉，只是听父亲讲一些抗日英雄的故事。到了1940年以后，日本飞机开始到这个县城侦察、轰炸，国民党县政府没有任何的防空措施和准备，每遇着空袭，我们和一些邻居都跑到附近一家做木桶活计的平房里躲避，挤在一起的大人们个个神色紧张，许多女人口中念念有词求佛保佑，但敌人的炸弹还是夺去了很多无辜百姓的生命。这时我母亲有身孕，受到惊吓，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因难产而永远离开了我们，六岁丧母，抱恨终生。大概就在第二年，日军从海上攻占福建，连江首当其冲，于是父亲带着我们加入了逃难的队伍，向闽东进发。在我的印象里，难民遍野，哭天喊地，既没有政府人员引导，更没有军队保护。敌机不时飞来低空扫射，我们就趴在田埂边躲避。因为白天走太危险，我们就改在晚上走，过山峰，越溪流，小脚血泡、劳顿不堪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就雇人用两个箩筐，一头是我二姐一头是我，挑着走。就这样到了闽东的一个小山村，在我父亲一位同事的老家待了几个月。这次日寇在福建也没待多久就自动撤离了。这次逃难的经历，目睹侵略者的暴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八年抗日战争，在我这个少年的记忆里，也是非常漫长而艰难的。在上次逃难之后，我辗转到了洋口、南平、夏道一些地方。及至年龄稍大，有了看报纸、和大人议论时事的习惯，也开始思考一些事情。福建沿海地区曾经两次受到日寇的侵占，都是长驱直入，都没有听说过有中国军队的抵抗，我们的国军为什么不去守卫自己的国土，他们在哪里?记得日寇第二次侵占福州时，我们家正在闽江边上的夏道镇，也看到一群一群的难民涌入这个小镇。有一天，有位女难民带一个扎着小辫的女孩找到我父亲，希望能收留这个女孩做童养媳，我父亲还比较开明，觉得孩子还这么小，不能为他们以后的婚姻做主，但又很同情这母女，同意把女孩留下做女儿。这位母亲没有同意，又带着女儿和难民们一起向山区走去。这个小女孩的样子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多少次在心里祝福她在苦难中能够活下来。

　　更令人奇怪的是，抗日战争事关民族生死存亡，既然政府决定抗战，这在我的想象中，前方和后方都应该是民众动员，儿郎参军，热火朝天。但我所在的几个地方都是冷冷清清，除了看到难民才有战争的感觉，不见政府有什么抗日的作为。就是在学校，除了个别老师慷慨激昂讲爱国抗战之外，多数老师也还是照本宣科讲他的课文。在我的印象里，有两件事还算有点热闹。一是为蒋介石过五十大寿发动捐献飞机，这时政府出头了。一是在江西任赣州专员公署专员的蒋经国来到福建南平，地方政府自然不敢怠慢，在县体育场举办一个规模很大的欢迎大会，我作为小学生也参加了。会前，还以蒋经国的名义发给每人一块征东饼，以示慰问。征东饼，据说是明代戚继光在福建沿海征讨倭寇时用的军粮，后来成了福建的一种小吃。大会开始时突然宣布枪毙一名鸦片罪犯，这时在会场旁边的路上，一群警察押着一名穿着白衣服的胖子走过来，这个人开始还喊几句“万岁”一类的口号，很快双腿就软了，被拖走枪毙的。后来听说这是一个保长，也是一个屈死的鬼，因为只是在他的管辖内发现有人种鸦片，和他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杀给蒋大公子看的，表示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至于蒋经国在会上讲了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其实，我在抗日战争期间，也见过国民党的军队。那是在夏道居住的时候，离这个小镇不远的徐洋村就驻扎有国军第七十军，因为有驻军，在我们镇上也有有关军队的标语，但与抗日无关，而是用很大的字写在墙上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仅此而已。抗战期间我们在夏道居住了三四年，始终没有看见这支部队有开赴前线的动静，包括省城福州被日本占领。直到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这支部队才开拔到海峡对岸接收台湾。他们在的时候，我会和一些小伙伴跑到那里看他们操练，也不时会碰到他们对逃兵的处罚。他们把逃兵上衣剥去，或是绑在木桩上，或是按在长板凳上，用皮鞭抽打，一鞭下去身上就一道血印，一阵嚎叫，我们这些躲在旁边看的孩子害怕极了。这种情景，同我少年心目中的岳家军、戚家军，完全是两回事。

三

　　我在少年时代也算经历了一些颠沛流离，也见识了一些人间冷暖，因而也记住了一些人与事。大概是1947年，我第一次离开家到县城上中学，同去的有两三个富家子弟，我也第一次看到他们出手是那么大方。他们很快就聚集同类打起了麻将赌钱，有两次也拉我一起去。我们中学对面有一家杂货铺，卖些生活用品和糖果之类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到小店买冰水喝，他们在那里高谈阔论昨夜打牌输赢的事，大概这位小摊主看出我同他们不同，忙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对我说，我们这种家庭千万别和他们混在一起，千万别去赌钱。虽然我没有参加赌钱，但这几句真诚的话使我顿悟交友要谨慎，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善良的小摊主。到了80年代从北京到这里出差，我两次专门到故地寻找打听他，但已物是人非，心中很是惆怅。

　　当然，那时更多的是看到人对人的欺压。我在夏道小镇居住的小街虽然有些商铺，但平时多数是休闲。特别是我的邻居一位收购商人，总是在抽烟、喝茶，长着酒糟鼻子，一脸奸诈，在镇上他是以狠心压秤压价、欺负农民出了名的。听父亲说，他们这些人主要做冬季收购竹笋的生意，再用赚来的钱放高利贷，就够他们一家一年的享用了。每到冬天，我们这条街就热闹起来，山民们络绎不绝地挑一担担冬笋到镇上来卖。记得有一次快到年关的时候，一位老山民艰难地挑一担冬笋，他大概有过吃亏的经验，不愿卖给那位邻居，结果这个商人强行收购，又打又踢把老人打翻到沟里，满脸流血，我赶过去制止他打人，他才骂骂咧咧地走了。山里人老实得一声也不敢吭，我扶起他，帮他收拾散落一地的冬笋，又回家拿来红药水和一碗开水，他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懂，因为我们这里翻一座山又是一种方言。我含着眼泪默默地送他走，心中感到人间有多少不平事啊!

　　少年时代的回忆，有快乐也有苦涩。我和二姐都在镇上中心小学读书，抗战时从省城来了一些文化人当老师，听说还有大学毕业的，给学校带来了生气。我们都记得有一位教音乐课的女老师，清纯、美丽，对学生热情又热心，课余还和学生一起办壁报，组织歌咏队。抗战胜利后她离开我们回福州去了，过了好一段时间，在同学中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她回福州后失业了，又有弟妹们的沉重负担，被迫过起卖笑的营生。我们都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我和二姐到福州上中学，有一次二姐告诉我在街上见到了她，已是浓妆艳抹、搔首弄姿，在搭讪男人。二姐说着就哭了起来，她已不是原来那个学生都喜欢的女老师了。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名字，但永远不会也不忍说出。这是谁之过?难道是她自甘堕落?不，是失业，是那个可诅咒的社会逼迫出来的。

　　我和二姐到福州上中学，同从南京回来的表姐、表弟租了一间木板房住。那时福州多数民居都是木板房，福州人很勤劳，会把多年木板洗刷得如同新的一样。在我们住的隔壁还有一间更小的木板房，住一个人力车夫，他有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由一位农村来的妇女照看，晚上就都住在小屋里。过一段时间这位妇女的儿子就会来哭闹，少年感到屈辱，要拉他母亲回去，在母子哭闹中，常听到这位母亲的一句话：在这里还能为家里省一口饭。我们都为之心酸难过。这时国民党已发动内战，社会动荡不安。我也和一些大同学一起参加诸如要和平、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喊口号，散传单，每次都很兴奋。这时在商业学校读书的表姐也参加了地下党，常常会带回一些材料，我帮她保管。这时我读到了诸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虽然还不能深刻理解，但非常向往革命和未来的新中国。有一天夜里警察来查户口，我们这些学生都没有上户口，表姐还带来一位地下党同志住在这里，床铺底下还有秘密文件，大家决定不能让警察进来，于是就由我和表弟随他们一起去了警察局。那一夜警察局的院子和办公室里都挤满了被抓来的人，我挤在办公室里蹲了一夜，愤怒之余，就用铅笔把电话筒捅坏，心里一阵痛快，感觉也算“革命”了一回。他们名义上是查户口，但目的是罚款挣外快。第二天一早，同警察有关系的房东来作保，把我们带了回去。

　　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国民党政府搞所谓金圆券、银圆券的币制改革，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来市场实际上已不用政府发行的货币，满街都能听到叮叮当当辨别银圆真假的声音，我们买菜也是带一小口袋大米，量米交换。我们几个学生有时也弄到吃粥度日的地步。就在这样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之中，一个已完全失去民心的独裁政权终于倒塌了。(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