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解放日报》1975年5月27日，作者是复旦大学，江浩。】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他们运用政权的力量，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改变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全盘地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今日的苏联文艺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

　　发出凿“旧墙”的反革命叫器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全盘地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大造反革命舆论，首先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及其一伙便披挂上阵，煽动作家、艺术家去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使人惴不安的问题”，也就是煽动文艺工作者去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阴暗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四年，老右派爱伦堡抛出的小说《解冻》，就是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支毒箭。他把社会主义社会描绘成没有“自由”、“温暖”与“公理”的“冻僵了的整个世界”，把无产阶级专政年代污蔑为“冰冻时期”，把赫鲁晓夫上台说成是“春暖解冻”，疯狂地为资本主义的“春天”引幡招魂。

　　苏修评论界把《解冻》的出笼看成是“苏联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后，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冷酷》、《带星星的火车票》，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山外青山天外天》、《焦尔金游地府》，电影《晴朗的天空》，剧本《暴风雪》、《晚餐之前》等，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竞相出笼。

　　这些毒草尽管光怪陆离，形色各异，但统统都是歪曲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咒骂为“谁也不需要的旧墙”，
声称要“凿倒它”，道出了苏修寡头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心声。正因为此，它们被苏修统治集团捧为“正确地说明了苏联现实的作品”。

　　大写霸占生产资料的“当代英雄”

　　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随着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急剧膨胀，苏修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特别贪婪地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苏联人民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

　　在苏修文艺中，那些霸占了生产资料的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被竭力美化为“指明方向”的“当代英雄”。被苏修捧为“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一”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就肆无忌惮地把他主管的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称为“普隆恰托夫之国”，把企业中的一切都看成是他的财产。

　　在获得全苏第六届电影节一等奖的电影《要热爱人》(即《城市建设者》)中，编导者介绍萨雷乔夫这个人物时也毫不含糊地说：“他是当地的主人之一，是一个托拉斯的首脑。而这个托拉斯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一切——经济和建筑”。

　　这类现象在今日的苏联是屡见不鲜的，就象苏修一个建筑托拉斯经理说的那样：“托拉斯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这表明：苏修大大小小的“当代英雄”对生产资料拥有实际上的所有权与支配权。

　　鼓吹对工人农民的血汗榨取

　　马克思指出：“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

　　在今日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和支配了生产资料，就必然运用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权力，把劳动力当作商品，象豺狼一般地掠夺广大工农群众。

　　为了攫取高额利润，苏修叛徒集团大搞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苏修文艺也大肆鼓吹这类血汗制度。剧本《外来人》中被诩为“新型的企业领导人”的切什可夫就提出“应当有按每分钟计算的进度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和纪律”：他动用手中“无限的权力”，疯狂地镇压工人，恶狠狠地叫嚷要“用卢布打他们”。

　　苏修一伙认为切什可夫是“非常积极地执行选定的路线”，即勃列日涅夫路线，因为他“懂得经济，爱钱，也善于计算钱”，懂得用“新的方法”压榨工人，为苏修增加更多的利润。

　　苏修长篇小说《普通的一个月》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一家实现生产自动化管理的工厂设有中心调度室，人们通过这里的电视可以看到全厂各车间、科室的活动情况，借此严密地监视工人群众，强制工人极大地提高劳动强度。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象列宁指出的那样：“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佣奴隶一点一滴的神经和筋肉的能力”。

　　苏修叛徒集团还大力推广“谢基诺经验”。中篇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中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农庄主席格纳季就经常以“解雇”来威胁群众，他说：“我那里有一桌子的信，都是要求进集体农庄的”。言外之意是：“我”格纳季可以随时解雇你们而不愁没有劳动力。

　　这种情况在苏修得奖剧本《幸运的布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布肯所在的农场分场有四百名农业工人，由于采用所谓新的经营管理方法，将四百人干的活由二十三人包下来，加强在职工人的劳动强度，其余的工人统统解雇。

　　剧本中一个“莫斯科来的客人”认为，倘若把布肯的试验推广到全国，就可在几年之内“解放出将近三千五百万个劳动力”，也就是说将有几千万人失业。正因为此，他称赞布肯的试验具有“巨大的国家意义”。

　　维护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

　　苏修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垄断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他们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这样，在苏修社会中，贫富鸿沟就越来越深。

　　《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普隆恰托夫当上经理以后，也就捞到“高工资”，拥有私人别墅、高级汽艇、汽车、专用司机和厨师等等。苏修长篇小说《现代人》，为了美化所谓理想的“现代人”的谢德罗夫，维护苏修统治，也写了其他一些人物。

　　例如，以洛古金科夫为头子的某农庄的领导集团，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每人都盖了“造价昂贵的独立式的住宅”，另一个农庄的技师则拥有现代化住宅、漂亮的家具、私人汽车等等。而广大人民群众则一贫如洗，无以为生。

　　对于这种极不平等的分配关系，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是极力加以辩护的。他们说，普隆恰托夫一类人物过的“现代化”生活，即腐烂寄生的资产阶级生活，是合于“人性”的。

　　原因呢?因为照他们看来，世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靠智慧的威力来完成自己的公民功勋”的“社会战士”，即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类人“无权过不舒适的生活”：另一类则是“靠耗子般地卖死力气”的“生产工具”，也即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苏联劳动人民，是无权过舒适生活的。

　　这是哪个阶级的“人性”?地地道道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人性，吸血鬼和寄生虫的人性。

　　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政大权，发生了历史的倒退。但是，“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人民革命的激流必将冲破修正主义统治的冰层，社会主义的春天一定会回到苏联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