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

　　2月3日 阅《人民日报》编委会一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多发表一些学术文章，抓哲学，抓活哲学。《人民日报》编委会遵照主席指示，进行了初步检查，拟定了几条执行办法。报告提出：坚决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增加学术论文;今年集中力量抓哲学，抓活哲学，并有准备有计划地组织有关哲学问题的讨论;以农业科学为重点，组织自然科学论文;从二月份第三周起，每周增加一个版的篇幅刊登学术文章，等等。还提出请中央批准给人民日报社增调十至十五个较有理论修养的干部。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2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钱学森(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当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所长。1965年1月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李四光、竺可桢(竺可桢，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谈话两小时，就农业、地质、核武器等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谈到钱学森搞导弹运载工具时，毛泽东说：你们搞了一个一千公里的，将来再搞个两千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总要搞防御，挖山洞，钻进去，在地下就不怕它了。钱学森说：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毛泽东说：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2月8日 中午，在中南海会见即将离任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马塔克，姬鹏飞等在座。毛泽东说：谢谢你为中柬两国的友好做了工作。马塔克说，柬埔寨政府已决定从一九六四年一月开始不再接受美国军事、文化、经济方面的一切援助。毛泽东说：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完全独立，在东南亚你们才可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最近几年，柬埔寨是过关和困难时期，要谨慎小心，提高警惕，不使政府被敌人推翻。使经济逐步有所发展，使人民感到比过去好些，人民就会积极支持和拥护政府。

　　2月9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威尔科克斯和夫人，伍修权、赵毅敏等在座。当威尔科克斯谈到新西兰所有的日报都攻击新西兰共产党时，毛泽东说：他们越是骂你们，那就越好。人是骂出来的，真理是错误骂出来的，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骂出来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骂出来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经过斗争都有发展。古代哲学的发展可以从古代希腊讲起，在中国是从春秋战国讲起的。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说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孔子、老子等。在谈到社会矛盾问题时，毛泽东说：任何社会无论今天和将来，都是一分为二，总是由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现在，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十四年了吗?但是还是阶级斗争在推动我们的社会前进。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毛泽东说：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现在我们用石油和煤炭作燃料，将来煤炭烧完了，石油采完了，怎么办?只有一条出路，用原子能。现在能用来取得原子能的物质即铀，数量很少。将来总有一天要从其他物质取得原子能。现在我们用的机器，在将来看起来，也会像我们现在看过去的石器和青铜器那样，是很落后的。社会是复杂的，一百万年或一千万年以后，还是有正确和错误。社会结构也是分成几百个阶段或几千个阶段前进的。

　　2月12日 农历除夕，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举办的拥军优属联欢晚会，同首都三万多军民一起欢度新春佳节。同时，接见了出席联欢晚会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四好连队、四好单位、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的代表，以及烈属、军属、复员军人的代表。

　　同日 阅郭沫若给康生的信和郭沫若书写的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字轴。在郭沫若的信上批示：“退康生同志。请转告郭老，惠件收到，大为感谢。”

　　同日 苏共中央致信各国共产党，提出要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随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决议，对中共“坚决反击”，以迫使中共停止论战。信和决议均不发给中共中央。

　　2月13日 春节。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开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林枫、杨秀峰、蒋南翔(林枫，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秀峰，当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1964年7月改任新恢复的高等教育部部长)。196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蒋南翔，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1964年6月改任新恢复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65年1月任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张劲夫、陆平、朱穆之(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第一书记。朱穆之，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陈叔通、黄炎培、许德珩(许德珩，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章士钊，共十六人。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在本日座谈会上得知爱新觉罗·载涛(爱新觉罗·载涛，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清末曾任军谘大臣。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生活困难，当即对章士钊说：可以拿我的稿费通过你帮助他，我和他不熟。章士钊表示同意。二月十五日，致信章士钊：“送上人民币二千元，请为转致载涛先生为荷。”

　　2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报告，及拟请中央转发的两个材料(《关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学习情况的报告》和《总政宣传部、空政宣传部工作组关于空军几个单位高级干部读书情况的汇报》)和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目录(草案)，批示：“陆定一同志：(一)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二)三十本书(指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中所列的30本书。其中，马克思著作8本：《共产党宣言》(马、恩合著)，《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恩格斯著作3本：《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反杜林论》(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列宁著作11本：《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论战争、和平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著作5本：《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一事请你督促迅速办一下。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你想一下告我为盼。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2月18日 阅姚仲明(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关于艾地同苏共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来电，批示彭真：姚仲明报来的艾地与苏共代表团会谈情况及前一次谈判情况，“应迅即转告十一个左派党，以及澳大利亚、锡兰、比利时、古巴、巴西这些左派党。请你急办为要”。

　　2月2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第七稿，加写：“你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议(复信关于具体措施的建议是：(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分别地或者共同地达成协议。(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三)我们提议，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召开17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并批示：“送康生、陈伯达二同志：看过，有了一些改正，你们看如何?请你们邀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讨论，是一个好事。”“注意：再印一次，明天下午带来为盼。”二十四日，审阅复信的第八稿，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2月26日 致信金日成，信中说：“如果你们认为适合而又方便的话，我们打算请你及其他几位同志劳驾，在二月二十七日到北京来一次，为的是修改答复苏共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那封信，急于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使复信的错误较少一些。因为这封信要在二月二十九日至迟三月一日(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发出，所以这样急于征求你们的意见。此外，还可以谈些别的问题。”

　　同日 阅黄镇二月二十四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拟三月十五日访问我国，总理意见，十五日来京对我们没有困难。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以推迟十五天为好，因为周、陈(陈，指陈毅。)在三月十五——二十日之间可能有重要会议要参加。”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富马对中国的访问，改在四月四日至八日进行。

　　2月27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八号楼会见金日成，就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征求朝方的意见。会见时，中国方面刘少奇、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和朝鲜方面朴金喆、金昌满、朴容国(金昌满，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朴容国，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部长。)等参加。

　　2月28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同即将来中国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会谈的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中共同罗党会谈的方针是：第一，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第二，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不要在它在中国期间发出，也不要在它离开中国之后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第三，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2月29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八号楼再次会见金日成，双方参加的人员与第一次会见时基本相同。毛泽东说：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显治(宫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毛泽东说：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苏共在最近的信中说，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坚决的打击”，我们在等着看。关于“七评”，毛泽东说：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同日 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复信主要谈了关于中苏边界、对华援助、苏联专家、中苏贸易和中苏公开论战五个问题。复信署二月二十九日，于三月一日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契尔巴科夫，五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