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 圈阅王洪文本日报送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二十七日讨论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在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对前阶段宣传报道中以及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有同志提出现在来引用主席五九年写的“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要修改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中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提法。有的同志对七三年十一月批评总理的错误时有同志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对不经政治局送给一些单位学习参考材料问题，对政治局不议大事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由于出现了以上情况，将会议暂停下来。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我曾分别找总理、剑英、小平、春桥同志商量过。在商量过程中，有同志对搞“四人帮”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等问题又提出了批评。在商量时虽然大家都同意还是遵照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精神把会议开好，迅速地将主席指示贯彻下去。但我仍然有些忧虑，希望能得到主席指示。

　　5月初 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要工作人员转告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并说这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再现。毛泽东听工作人员汇报后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很难。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5月3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至次日晨一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北京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开会前，问周恩来的身体怎么样，还好吗?同苏振华握手时说：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同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写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要安定，要团结。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提到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谈话中还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毛泽东在这里借用“老九”指知识分子。)不能走。最后，毛泽东讲起三国时吴王孙权迁都的故事，让叶剑英当场背诵了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这首词的全文为：“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并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即孙权——编者注)。他(指叶剑英——编者注)有文化，看不起吴法宪。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5月4日 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五月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恩来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5月17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五月十六日建议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及附件，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六月十二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贺诚已分配工作，并责成总后勤部党委对傅连暲作出平反报告。

　　5月21日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在会上指出：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要敢字当头。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给你们“尚方宝剑”。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

　　同日 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致信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二十二日，张春桥阅此信时批注：“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二十七日，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最后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当天，张春桥批注：“不再改了。”在接到退件后，周恩来将二十一日信的原件送毛泽东阅批。

　　5月23日 阅苏振华五月二十二日关于海军建设的报告。报告说：五月三日晚，主席对海军指示：“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我们拟将主席的重要指示向海军部队和有关工业部门传达。主席早在一九五三年就指示，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海军。但是，海军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现在仍然很小。我们力争在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毛泽东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5月25日 阅白云涛(白云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政治部干事。)五月二十二日建议对粮食实行不同的收购价格的来信，批示：“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贫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再说。请先念主持办理(李先念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组织国务院调查组到山西、河北等地调查，并召开几次座谈会进行讨论研究。最后由调查组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书面报告。报告说：白云涛同志建议的区别穷队与富队实行两种收购价格，实际上不可行。因为富队拼命生产但价格低，穷队生产未搞好反而价格高，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上造成农民之间的对立。而且形成穷队与富队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与人们的主观努力也有很大关系。生产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对不同生产队生产的农产品实行两种价格，实际上是“鞭打快牛”，在具体工作上也难以操作，因为商品可以在队与队之间流动，国家的收购站是难以区别对待的。)。”来信建议，对粮食实行按自然条件好与差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程度，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后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

　　5月27日、6月3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在会上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谈到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说：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叶剑英就邓小平提出的三件事发言，批评“四人帮”。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迫作了一些检讨。

　　5月29日 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提出：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5月29日9月中旬 因患眼疾，不能看书，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读古代文史著作，主要选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鲁迅的文章。听芦荻读书期间，不时点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听读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以及阮籍的《咏怀诗》后，谈到怎样看待历史书的问题，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芦荻为毛泽东读书期间，曾问：评法批儒中有人大捧秦始皇，怎么看?毛泽东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论，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芦荻问：有人说李贺是法家，我想不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毛泽东说：谁说的?李贺是什么法家!芦荻说：两校大批判组和上海都有文章，说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是法家。毛泽东说：什么?李白也成了法家?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开不开诗词曲赋课，芦荻回答说，现在这些课都不开了，学生不读书，想读也买不到书。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

　　5月30日 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篇章，评论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5月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张元幹的《石州慢》、《柳梢青》、《点绛唇》二首，白居易《琵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