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洲金靴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使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至1944年开展的整风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这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高级干部还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

　　大约在三年前时，随着《觉醒年代》等党史剧的热播，1921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舆论界讲得非常多、宣传力度也不可谓不大。

　　但其实在我个人看来，纵观1942年延安整风与1945年第一份《决议》诞生之前的党，实质依旧是充斥着幼稚革命观、官僚主义与旧资产阶级思潮的组织。

　　这个从一开始就被党员、也是被时代所要求“代表着最广大工农阶级利益”的党，其真正迈向成熟、割除所有错误路线在肌体上留下的伤痕记忆的，正是延安整风运动。

　　甚至可以说，所谓“建党”，这个党真正被建成也是到了延安整风的成功洗礼、到了自1935年毛泽东主席被确定为核心近十年之后，这个人民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完全被建立、成熟性和底色度均被“刷新”，才算真正的落定。

　　整风开展之前，彼时党内教条主义故态复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统一，在军事和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思路不一致。

　　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错误的统治，但并没有作思想上的彻底清算 。

　　1937年11月 ，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凭借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给党造成严重混乱 。

　　从1937年末至1938年夏，毛主席曾称：

　　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

　　这充分说明了王明在当时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1934年开始历时两年的长征，其本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由南向北的战略转移。

　　在长征以前，张国焘的红四军和贺龙的红三军失去根据地，方志敏全军覆没，任弼时则因与贺龙汇合而幸运得救——这些失败的根源，都是由于同共运的基本方向产生冲突。

　　也正因如此，在共产主义性质的万里长征中，必然会诞生一个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红军领袖、中国革命领袖。

　　这一点，在202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叙述1935年遵义会议的意义时，对主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有了新增的描写：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而延安之外，国民党反动派彼时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新四军被蒋氏集团诬为“新式军阀”，我根据地被传为“变相割据”。

　　也是在那时，1943年5月，共产国际被解散的消息传至国内，旋即“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中国”“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等反共舆论甚嚣尘上……

　　如果没有这么一场延安整风，组织意识和核心意识就不可能重新深入全党人心——而这两个意识是造就“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八十二年前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毛主席严肃讲演：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

　　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

　　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通过延安整风与同时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区的各级机构、军队各层战士开始更加系统性地认识到自己作为革命的一员是在为谁而战，以及如果在革命中陷入迷茫时，应该去向谁寻求答案。

　　从延安整风之后，当毛主席的人民领袖地位被进一步深化时，党领导的包括北上抗日在内的革命事业势如破竹：从武汉会战之后至1943年中，日寇军队只对“正面战场”的国军只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五次大规模扫荡)的兵力，则分别达到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

　　毛主席指挥的的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不包含关东军)的比例分别为62%、58%、75%、63%、58%。

　　仅1941、1942两年，日军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就达到132次，使用万人以上至七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到27次。

　　通过延安整风，党领导的敌后作战趋于成熟，凝聚起了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抗战的本质是什么?是主席领导的敌后军民、全体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反侵略战争，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卫国战争同步基调，都是一场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战事，而不仅仅是反对“德国民族”、“日本民族”的民族战争;

　　只有党领导的阶级解放战争，才能够动员最广泛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形成反法西斯战线、以汪洋大海之势淹没日本鬼子和德国鬼子的兵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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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延安整风的胜利，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不会有《45决议》的问世。

　　但是很显然，今天的文艺界和资本圈对延安整风并没有多少投资兴趣。

　　三年前借着党庆的热度，都一窝蜂地把视角转入1921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应当看做是一种遗憾。

　　谈及《45决议》，其实对党史的研究在党成立以后不久便开始了，包括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等人，都曾经从不同角度对党的早期历史作过很有价值的探讨和研究。

　　不过总体而言，抗战以前对党史的研究还处在自发的、孤立的和零星的状态，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作为鲜明的对比，《45决议》起草的过程，以及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的过程，则是我们党对自己的历史第一次进行了体系性、纵向式的总结和反思。

　　从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到成功“纠右”却又容许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的八七会议;从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的刺激下再次发作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统治地位……

　　正是在这个不断深入认知的过程中，40年代初的延安，全党对于毛主席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逐步在讨论、研究、辨析中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识，最终形成了坚定维护毛泽东同志核心和领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1942年时，少奇同志指出：

　　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1943年，在延安整风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恩来同志又语：

　　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当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朱老总在讲到自己在党领导下革命二十年的经历时也说：

　　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

　　弼时同志当时也说：

　　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我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我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作为参作人之一，闻天同志在《45决议》的修改过程中，曾在末尾加了这样一段话：

　　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

　　需要看到，闻天同志自己是亲身经历过“左”倾路线错误领导的，还一度在党内负了“总责”，他的这段话可以说尤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成功与失败后形成了一股共识。

　　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也才能自1935年毛主席被确立为核心后，我们的中央能够在偏远贫瘠的陕甘宁边区，一不发钱，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靠着滴滴答答的电报，指挥党在全国的组织和武装;能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能够始终保持一锤定音的权威。

　　在《45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参与的干部们进行了多次讨论，后在1945年三四月间进入加紧阶段，高岗同志、富春同志、剑英同志、荣臻同志、伯承同志、陈毅同志、朱瑞同志、林枫同志等负责的各个组连续开会，夜以继日。

　　所有讨论中提出的重要意见，都会及时向毛主席汇报。党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则会认真地研究了这些意见，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在《决议》中。

　　第一次修改中，是毛主席将题目第一次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结尾部分加写了：

　　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在第二次修改中，毛主席又对曾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进行了书面的平反昭雪，以及对遵义会议的意义等作 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团结而平反，为同志去污浊，老人家的仁心真的从来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在稿件上，毛主席还写了一段批语：

　　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

　　对比近四十年后的又一份历史决议是又某个“小圈子”所诞生，1945年《决议》的起草，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晶。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开幕的预备会议上谈到《决议》时说：

　　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

　　历史事实和档案材料明确无误地表明，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始终是毛主席。

　　是毛主席，挽救了党和红军在转危为安过程中的命运;也是毛主席，重塑了党和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于历史和未来的准确把握。

　　即便是三十五年后的1980年，当小平同志在主持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份新的《决议》——的起草班子时，也必须向手握笔杆子的同志们郑重承认并强调：

　　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到六届七中全会提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其间整整十年呐!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当时，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党史经验作出系统总结，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决议》总结了党从1921年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总结。

　　这份《决议》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成果、也是历史成果，就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

　　《决议》在第一段就鲜明地指出：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决议》在最后又满怀信心地指出：

　　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这份对毛主席领导地位和理论正确的绝对自信，宛如一道石破天惊的长虹贯穿整个党史，直到今天依旧光耀东方，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去推翻毛主席在我们党百年历史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位置。

　　不论是逝去的毛主席本人，还是永远活着的毛泽东思想，以1945这份《决议》为奠基，毛主席于史册中的形象正式被具象化。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45决议》中的话决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全党全军发自内心的共识。

　　《45决议》从1941年酝酿到1945年最后通过，前后历时四年多的时间，贯穿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伟大产物。

　　1941年10月13日，当时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主席、稼样同志、弼时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五人组成，以毛主席为首，委托稼祥同志起草文件，文件名称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但是，正是由于当时全党还没有开始整风，党的高中级干部还没有集中学习和研究总结过去中央领导路线的是非问题，认识上还有相当的局限性。

　　因而，谈延安整风就不得不谈《45决议》，谈《45决议》又不得不谈延安整风。

　　跋

　　整风运动是一场自我净化与自我淬炼的党内革命，也是从根本上捍卫与巩固党的底色、人民的地位、民族的前途的必要周期性运动。

　　文章最后，还是以八十二年前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的雷霆讲演作为收尾吧，常读常新，历久弥醒：

　　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

　　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

　　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

　　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

　　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

　　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

　　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