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焰火晚会，并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成员。

　　5月3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日编印的两期《快报》登载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批示：“看来，湖南可望好转， 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 “省委也有 一批较好的干部。”

　　5 月4 日—7日 三次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修养〉〔1〕（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送审稿。四日，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批示：“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六日， 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批示：“退文革小组。在第七页， 加了几句话，请研究， 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七日，在第三次送审稿上批示：“照此发表。”三次审阅，主要加写了两段话：“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 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 有陶潜的《桃花源记》， 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 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这篇文章由《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在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

　　5月7日 阅广东省军管会五月五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报告介绍了对派往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干部进行集训的经验，主要是:一、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 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同日阅山东省军区五月四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等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这个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 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五十四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1〕（“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组织。）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2〕(梁、张、甘、韦，指梁兴初、张国华、甘渭汉、韦杰。韦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诸同志共同商处。”

　　同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五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〇期登载的《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 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1〕(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公社”负责 人、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后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0年6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因反革命罪被逮捕。1981年因患癌症被保外就医。1982年6月被 免予起诉。李庆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另一群众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负责人。)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2〕(指中共中央 1967年5月7 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于1967年5月15 日发出。)，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简报登载的这个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师大搞军训期间，在调查研究中解决立场问题，明确支持左派;做细致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群众大多数;狠抓毛主席著作学习，从根本上提高左派队伍。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材料。

　　5月9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意见稿建议，五月份的宣传工作以《讲话》为中心，组织演出、宣传、纪念活动，提出各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七项具体内容。毛泽东批示：“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5月10日阅刘伯承〔3〕(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正在济南养病。)四月三十日转报的一封关于济南地区出现反对解放军之风的群众来信，批示：“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 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封群众来信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

　　5月11日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成立以张国华为主任的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给西藏军区的复电。

　　5月12日审阅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 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

　　5月13日阅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四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来信认为，驻济南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自二月十日以后进 入工厂。学校至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支持的不是左派， 而是保守派;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 命放在首位;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 度;山东省革委会同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分歧已发展 到针锋相对的程度;部队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十分对立。毛泽 东批示：“印《快报》〔1〕〔1〕(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文革办。”“这位同志反映的问 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 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 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5月14日 晨三时，阅兰州军区党委五月十三日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 建立甘肃省革委会的电报后， 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1〕(张，指张达志，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196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冼，指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1968年1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5 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2月)。 1971年2月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诸同志商处。胡继宗〔2〕[胡继宗，原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副省长。1968年1月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5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 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3〕(指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 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七月三十日，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 很好，照办。”纪要指出， 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日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五月十三日、湖南省军区党委五月十二日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给全军的批语。批语指出：“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 越陷越深， 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并批示：“恩来、林彪、中央碰头会阅发。”中央批语和这两个检查报告于五月十五日发出。

　　同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十一日送审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批示：“照办。”通告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不得拒绝执行。不许破坏劳动纪律，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坚决执行中央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北京市革委会通告于五月十四日当天发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对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雕塑壁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加以保护;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作为反面教材;把破四旧中查抄的文物图书收集起来，集中保管;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应当妥善保存;各地应当尽快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5月16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周恩来、谢富治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时，毛泽东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 法， 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谈到要依靠群众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你们的教员也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压迫你们，你们就不会起来革命。全世界革命的人总是多数，反革命的是极少数。不过，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控制了城市、工厂、广播、报纸，就显得它有力量，如美国就是这样，过去中国也是这样。群众起来，他们就害怕了。他们不怕我们这些人，怕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你们要注意团结人民。帝国主义不怕你们，怕你们的人民同你们团结起来。世界上的事，无非是这一派推翻那一派，那一派推翻这一派，归根到底，还是人民推翻压迫者。当宾迪谈到“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时，毛泽东说：要声明一点，我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领袖，中国的事还管不好，还管外国的事?中国的右派反对我，我也没办法，现在开始找到一些办法。给我的封号很多，我都不承认。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委蓝亦农〔1〕为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 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当天，《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个通知。〔1〕(蓝亦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副政治委员(1967年7月任政治委员)。1969年4月、10月又先后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1969年11月兼贵州省军区第 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代理组长(至1971年5月)。 1971年 5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5月18日 晨二时半，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编辑部、《人 民日报》编辑部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文章《伟大的 历史文件》后，批示：“即退王力同志。改了一点，请小组酌定。 ”毛泽东主要修改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 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 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 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 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 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 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 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 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 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一点，说得社会主义社 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 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者一系列问题。”另外，在 文章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 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期间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 警惕。”这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五月十八日《人 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同日江青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一九三二年一些报纸上 登载的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1〕（伍豪，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2月，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 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 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 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 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 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1972年6月23 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转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信上批 注：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同时致信毛泽东， 并附送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的《大事记》。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5月20日上午十一时，警卫团一中队三个分队的宿舍，同警卫战士谈话，询问生活、生产、训练和工作等情况。

　　5月22日审阅周恩来五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准备转发的内蒙古军区的命令， 批示：“照办。”命令指出： 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二、内蒙古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许串连，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 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参加武 斗， 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 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这个命令于五月二十三日转发全军。

　　同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5月23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 《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登载的黄永胜同“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 讲话的摘要，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 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同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十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文艺组宣布解散。

　　5月24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日编印的《快报》第二二一三号登载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阅后，交汪东兴阅。江西军区某些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

　　5 月25日 晚上，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处理内蒙古问题的情况。

　　5月26日 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五月十八 日《关于我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请示》，请示的我党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中有江青的名字。毛泽东批示：“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27日为转发第五十四军五月二十六日关于对反对派

　　进行工作的情况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的批语：“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 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林彪、恩来同志阅发。”

　　5月28日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国务院XX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批示：“照办。”这个决定当天发出后，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成立军管会或军管小组， 实行统一领导。

　　同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 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5月29日阅唐闻生、王海容〔1〕（唐闻生， 当时是外交部翻译室翻译。1974年3月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王海容，坐时是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1971 年 7 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 5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7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五月二十七日关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的来信和附送的材料， 批示：“林彪、恩来同志， 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5月31日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作，同意他关于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管不能再拖的意见。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 》。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5月 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 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 情况， 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应 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 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 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 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 三遍， 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 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 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 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 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 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 叛无产阶级专政》〔1〕(《〈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王力、关锋起草的。)发表以后， 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 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 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 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 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 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 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 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到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 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同月 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说， 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