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洲金靴

　　北京时间2023年8月20日0时59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建设时期影响深远的教育家、人类学家，英语教学事业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终身荣誉教授、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顾问——伊莎白•柯鲁克同志，于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1912年辛亥革命后，伊莎白的父母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扎根成都。他们分别参与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和成都弟维小学等。

　　三年后，伊莎白在四川成都出生。

　　1938年，23岁的她从多伦多大学硕士毕业后就迫不及待回到中国。此刻，生养她的“故乡”四川正饱受战争摧残，可不过弱冠的伊莎白却天生是一位逆行的战士，毅然定居川内，潜心做人类学研究。

　　她希望通过人类学研究，找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

　　年轻的伊莎白套上蓝布衫，戴上草帽，穿上草鞋，从一个城市“白富美”秒变旧中国的“村姑”，和农民打成一片。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她和同伴从成都出发，翻越泥巴山，来到四川汉源赵侯庙，走近“害羞的民族”——彝族，开启了人类学调查的序曲。

　　后来又爬山涉水去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甘堡乡八什闹。近一年时间，她卷起裤腿，挽起衣袖，深入到理县的多个地方，走田垄，进村寨，在泥泞与炮火之中穿行，用荆棘与汗水为青春加冕，调查，采访，拍摄，跟着向导在一山又一山的村落里跋涉。

　　有时太远不能回来，伊莎白晚上就睡在当地人家栓牲口的屋子旁边，又脏又臭，蚊虫飞舞，但她毫不在乎，坚持努力写下大量的社会人类学日记，为理县留下了许多风土人情的珍贵资料。

　　最终，伊莎白完成了璧山县兴隆场及周边村社1500余户居民的调查，以“庞杂而细碎的田野手记”记录了兴隆场乡民的婚俗、种植养殖、交易等日常生活，堪称史上最全兴隆场大数据，让后来的学者得以了解当时中国边缘乡村的发展轨迹。

　　从四川汉源赵侯庙，到理县八什闹，再到重庆璧山兴隆场，三次田野考察的经历，不仅让伊莎白和乡亲们结下真挚的情谊，让“饶小姐”的称呼传递八十多年，也让伊莎白初尝人类学研究的苦涩、收获珍贵的素材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官、匪、地主的压榨，底层民众的麻木、愚昧、自私……

　　伊莎白深知，中国要翻开新的一页，必须对症下药，必须坚持制度变更与群众革命。

　　抗日战争期间，在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的影响和支持下，伊莎白加入“工合国际”，在欧美等地组织参与舞狮提灯巡游捐款、“一碗饭”运动等活动，积极宣传中国抗战壮举。

　　无论工商巨贾还是贫民，各阶层人士各尽所能慷慨捐款，事迹感人。

　　截至1945年底，从欧美国家筹集到国际捐款和捐赠物资价值上千万美元，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在这个过程中，伊莎白之所以对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充满着浓烈的热爱，与另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息息相关，那便是大卫·柯鲁克——伊莎白的丈夫和同志。

　　大卫·柯鲁克是一名英国共产党员，曾加入西班牙国际纵队，作为白求恩大夫的好友，受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和共产国际的派遣于1938年来到中国。

　　在对中国的苦难深有体会的柯鲁克看来，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而领导者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伊莎白。

　　1940年，伊莎白与大卫在成都邂逅，惺惺相惜的两位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两年后他们在伦敦成婚。

　　正是在丈夫的影响下，伊莎白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际主义者。

　　1947年11月，放不下中国这片土地的伊莎白夫妇以国际观察员身份来到河北太行山下的解放区十里店村，调研正在进行的中共土地改革。

　　经过详细考察， 伊莎白完成了著名的社会调查著作《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真实记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阶段的改革和发展情况，成为当时蜚声海内外的社会人类学名著。

　　1948年春天，他们完成了此次调研，准备辞华。

　　临行归国之际，他们受到中共中央外事工作负责人王炳南的深情挽留。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留在中国任教，从此开启了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教育征程，伊莎白夫妇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

　　1948年，叶剑英(左一)与大卫(左三)、伊莎白(左四)等合影

　　伊莎白刚接触英语教学时也有过忐忑，她后来有回忆：

　　我和大卫一开始确实都很缺乏专业的教学经验，但好在我们都很了解中国革命，我非常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是如何建设的，想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

　　我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每次都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选择和喜欢的人民在一起。

　　这是伊莎白发自肺腑的话。

　　在战争中开展教学，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夫妇二人与学生们同吃同住，想方设法机动灵活地开展教学。大家带上小马扎，到处都能成为他们的课堂。

　　学生的水平相差不少，他们俩就进行差异化教学。没有现成的教材，就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英文报刊上的文章。伊莎白常常用打字机工作至深夜，定稿后再刻蜡板印制，一本本简洁实用的教材就是这样“出版”的。

　　在口语教学中，伊莎白提倡先让学生看教师作特定情境下的对话演示。那时学校没有录音机，她就亲自演示。

　　伊莎白本身声音就轻，不断地演示，嗓子很难受，但她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1950年，东北边境战火纷飞，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那时候解放军急需英语人才，在周恩来授意下，学校开设了十六人的小班，由柯鲁克夫妇负责专门培训，不仅白天要上课，晚上还要继续辅导学习困难的学生。

　　令伊莎白印象深刻的是：

　　人们对参军的热情非常高，人人都带着一种无以言表的自豪之情。待他们英语足够好之后，就去了战场。

　　伊莎白还为外交部培养了首批口译人才：

　　我当时精挑细选各种各样的录音带给学生们进行听力理解和模仿。经过一年多的专门训练，那个班里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当问起在整个教学经历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她说：

　　平等的师生关系。

　　五六十年代，伊莎白夫妇曾婉拒英国多所大学的盛情邀请，坚定地选择留在中国、留在北外。

　　如果回到英国工作，他们显然将拥有更优渥的生活，但是伊莎白和丈夫却坚持留在百废待兴却生机勃勃的中国。

　　有人问起她的人生选择时，伊莎白的回答是：

　　我选择中国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因为我热爱中国。

　　受教育部邀请，伊莎白又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套全国大学英语专业通用教材《大学英语课本》和第一部《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改变了大学教师只能使用苏联英语教材的局面。

　　1981年，66岁的伊莎白退休，但她并没有停歇，曾多次返回西南地区，为贫困家庭孩子设立助学金;还前往内蒙古、宁夏等地，帮助开展外语教学活动。

　　伊莎白说：

　　我们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信任使我们有了归属感，我们从不后悔来到中国。

　　从中央外事学校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伊莎白始终在岗位上勤勉奉献，推动和见证了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伊莎白从来毫不讳言，哪怕面对外媒也依旧吐露：

　　我是加拿大人，但我对中国的热爱丝毫不逊于自己的祖国。我是英国共产党，但我对中国共产党同样充满深切的热爱。

　　北外西院南楼的老旧教工家属楼，伊莎白夫妇居住多年，自住进来后再未搬离。虽有资格多次选择新房，但夫妻俩总是把机会留给其他教师。

　　退休后的两位老人资助了很多贫苦学生，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捐钱修路挖井，但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家中陈设破旧简单到你无法想象，甚至可以用寒伧来形容。

　　从对联残存，锈迹斑斑的大门进去，扑入眼帘的是陈旧破损的家具，伴随而来的却是浓郁的书香气。除卧室外，几乎所有房间都成了书房，连客厅也不例外。用一般人眼光来看，房间里最值钱的莫过于一台液晶电视。事实上，电视是一年多前换的，因为太老，坏掉无法维修。

　　而伊莎白夫妇俩生前居住的房间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伟人毛主席画像和对联——餐桌后墙上是1949年伊莎白入北平时买的毛泽东的黑白画，一挂就是七十多年;对联则是主席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2016年，伊莎白曾给领袖写信：

　　尊敬的主席：几周前，外交部邀请老一辈外国专家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我无法亲自前往，但我的儿子迈克尔去了，我收看了电视转播。音乐会上有很多我最喜爱的歌曲，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领袖则在对伊莎白的回信中亲切地赞誉她：

　　您和大卫·柯鲁克先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历史将永远铭记。

　　2019年9月29日，这位身着对襟、盘扣中式服装的老人在热烈的掌声中，气宇轩昂地走向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主席台：

　　伊莎白·柯鲁克，女，1915年12月生，加拿大籍，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1980年国务院批准认定的第一批‘外国老专家’……在英语教学、教育改革等方面革故鼎新，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贡献。

　　伴随着铿锵激昂的介绍，当伊莎白走到台中央的那一刻，领袖郑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配挂在她的胸前并亲切握手，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伊莎白·柯鲁克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寒窗拂页百年风，听雨已是灯熄时。

　　沉痛悼念，敬承遗志。

　　向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追随与实践者、伟大的新中国意识形态捍卫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