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1938年《论持久战》问世，王明为了打击毛主席的威望，向共产国际告状此书“观点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谁料，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看完全文后，赞叹不已，给出开头这句评价。

　　王明的算盘落了空，又将主意打在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身上，想要拉拢他。

　　谁想，王稼祥带来了季米特洛夫对毛主席的支持：

　　“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共产党的领导人，王明等人不要再吵了......”

　　因此，他们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事实上，《论持久战》的能量远不止于此。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主席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抗日历程中发表了这篇演讲。

　　它的诞生，一扫时下盛行的“亡国论”与“速胜论”，成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来源。

　　一、“亡国论”与“速胜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的屠刀对准整个中华大地，华北大部分地区迅速沦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面对日本先进精良的武器，不少人吓破了胆，不仅自身充满着消极的抗敌情绪，还到处散播“中国必败、再战必亡”的理论。

　　“亡国论”的头号代表人物非汪精卫莫属，他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沆瀣一气，还组成了“低调俱乐部”，聚在一处酝酿“和平运动”。

　　所谓“和平运动”，就是想要不通过战争的方式，牺牲一些中国的主权，换取与日本和谈的机会。

　　在全面抗战之时，汪精卫本是国民党名义上的二号人物，与蒋介石一起坐镇重庆。

　　起初，日本也假意想与国民政府和谈，因为蒋介石摇摆不定，汪精卫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一边派心腹游说他人加入“和平运动”，一边与日本高层密谈。

　　汪在暗地里取得了日本“扶汪倒蒋”的许诺，行事愈发猖狂，他自以为，可以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中日战争，丝毫没有意识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亡国论”人士，只看到了日本的强大和中国的孱弱，认为中国必输无疑。

　　他们不思抗日，反而各自寻找别的出路，搅得本就不稳的人心更加涣散，贻害不浅。

　　更令人发指的是，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叛逃重庆，投入敌人的怀抱，这给前线奋勇抗日的将士们沉重一击。

　　与“亡国论”相反的是“速胜论”，有这种认知的人也不在少数。

　　这一群人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后，军队人员众多，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日寇赶出国门。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攻占上海就花费了三个月时间。

　　那时的日寇已经是强弩之末，军心涣散，装备残缺，看起来不堪一击。

　　另一方面，“速胜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再坚守一段时间，苏联和国际一定会干预日本的入侵，到那时，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美苏英等大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作壁上观，而日本却已经举全国之力准备全面占领中国。

　　“速胜论”之风在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达到了顶峰，一时间支持者众多。

　　在1938年3月的台儿庄战役中，国军歼敌一万多人，取得抗日战争以来的最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因此，有人生出“速胜”的想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此时的毛主席却深刻地意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他看来，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对于当前的战争形势都有害无益，必须要加以纠正。

　　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决定撰写一篇关于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把全国军民的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

　　其实，早在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毛主席就开始着眼于未来，他认为抗日全靠国民党军是靠不住的，共产党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

　　从那时起，毛主席就开始思考和酝酿要写一部关于同日寇长期作战的军事著作，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为此，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阅读大量书籍，同时还关注着外界的一举一动，充分将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事相结合。

　　在“亡国论”与“速胜论”到处蔓延之时，毛主席不为所动，他静下心来细细地酝酿着。

　　1938年5月，时机终于成熟，《论持久战》横空出世。

　　二、《论持久战》的诞生

　　在创作《论持久战》的过程中，毛主席可谓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

　　当时抗日战事吃紧，毛主席既要对战况进行及时分析和了解，又要对边区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拿出解决方案。

　　他做事非常认真，很少假手于人，文件电报也经常是自己起草。

　　在这样繁忙的工作背景下，毛主席往往只有到了深夜，才能坐下来写作。

　　《论持久战》的理论基础早已在他心中酝酿许久，夜深人静时，文思如泉涌一般，有时写得起劲了，连饭也顾不上吃。

　　实在太困了，毛主席就用冷水搓一把脸，或者出去走一走，转一转。

　　有一次该吃饭了，警卫员把饭菜端到他的桌旁，提醒他吃完早点休息。

　　毛主席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

　　“要得，你们先睡。”

　　等警卫员估摸着他吃完饭了准备来收拾餐具时，毛主席还在奋笔疾书，原本热气腾腾的饭菜已经全都冷了。

　　警卫员只好将饭菜重新拿出去加热，再回来劝他吃。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毛主席休息时间极短，没几天就双眼布满血丝，看起来十分疲惫。

　　当时，经常与毛主席一起开会的同志们，都为他的身体感到担心。

　　初稿完成后，毛主席叫来警卫员，将写好的稿子送到清凉山解放出版社去印校样，过了几天，出版社送回清样，他又忙不迭地进行校对。

　　就这样前前后后忙碌了近十天，《论持久战》终于完稿，可以刊印了。

　　《论持久战》全书一共有5万余字，从“问题的提起”、“问题的根据”、“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为什么是持久战”一直到最后的结论，全书共分为21个章节。

　　毛主席用活泼的文笔、扣人心弦的反问，与层层递进的解答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阐述得无比深刻。

　　文章开头就指出，中日战争极为特殊：

　　“......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分析：

　　“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

　　前文提到，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都很盛行，毛主席在文章中花了一些篇幅专门来驳斥这些理论。

　　他谈到，中日战争双方存在许多互相矛盾的特点，其中，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很强，但是其战争却是退步而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也很不利。

　　反观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比较弱，但正处在进步的时代，是正义的战争，土地广袤国民众多，有足够的条件支持持久战。

　　在此基础上，战争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中国取得胜利，日本取得失败。

　　“亡国论”就是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点，而看不到中国的进步性，看不到中国在国际舆论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国内广阔的地貌，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战争支援。

　　另一方面，“速胜论”者也忽视了日本军事力量强于我国的现状，盲目地认为我们可以很快取得胜利。

　　根据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毛主席预测了中国抗日持久战将经历的三个阶段：

　　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

　　毛主席强调：

　　“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对于战争发展的预测是十分精准的。

　　并且，在《论持久战》中，他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理论，指出广大人民群众才是抗战胜利的关键。

　　他首次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

　　不论敌人的枪炮有多强，只要我们能够团结人民的力量，抱有必胜的决心，战争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论持久战》的出现如同黑暗中的灯塔一般，为饱受日寇摧残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三、《论持久战》的影响力

　　《论持久战》在1938年5月底成稿，毛主席首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长篇讲演，与会的同志们刚一听完，就感受到这部著作蕴含的强大力量。

　　陈云认为，毛主席的演讲非常深刻，极具说服力，这些理论对全党、全国抗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建议毛主席扩大讲演范围。

　　7月1日，《论持久战》正式发表在《解放》周刊上，分两期发表，一共41页。

　　原标题为《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

　　随后，中共中央正式出版《论持久战》。

　　当时，延安条件艰苦，很缺纸张，为了印刷此书，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从国统区运纸来。

　　负责排字的同志和印刷厂的工人，日夜加班排字印刷，很快印好了成品，虽然条件受限，成书不够结实，但毕竟能够大批发行了。

　　上面还刊登了毛主席的题词：

　　“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收到书后，立刻在长沙大戏院向湖南各界群众作宣传演讲，前来听讲的群众将大戏院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进一步扩大《论持久战》的传播范围，《解放》周刊刊登全文不久后，中共中央曾致电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登。

　　当时长江局由王明领导，他借口文章太长不与登载，《群众》也是同样的理由未与刊载。

　　事实上，这段时间，王明正与毛主席“有过节”，他不肯刊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与毛主席作对。

　　1937年11月中旬，王明从苏联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对此，王明十分得意。

　　他自以为手持尚方宝剑，回到中央后，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批评洛川会议上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错误的。

　　王明的行为引起了中共领导的警觉，于是将他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希望他在参与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得到锻炼。

　　没想到王明死不悔改，还在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上宣扬机会主义理论，极力吹捧国民党和蒋介石。

　　毛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坚决反对王明的意见，双方不欢而散。

　　中央要求王明在武汉印发《论持久战》，他不仅不服从命令，还作诗嘲讽毛主席和这篇文章。

　　当然，像王明这样夹带个人主观色彩，无法正确看待《论持久战》价值的人毕竟是少数。

　　就连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看了也十分佩服，连连称赞：

　　“毛泽东真是了不起，他讲得太对了，太好了。”

　　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起初也看不上《论持久战》，认为是共产党的炒作。

　　直到1938年年底武汉、长沙相继沦陷，陈诚才发现，抗战局势真如毛主席预见的那样发展，他大为惊奇，又捧起《论持久战》仔细研读，并彻底被书中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预见所折服。

　　尽管王明不配合，《论持久战》还是通过其他的渠道，传播到沦陷区和大后方，无数将士们和受苦受难的群众们因此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于此同时，为了让《论持久战》走向国际，让世界人民深入了解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党组织决定将其译成英文。

　　这项重要任务最终交给一位名叫杨刚的女地下党员。

　　当时杨刚30多岁，经历了重重困难后，英文版《论持久战》终于走到海外，引起了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广泛关注。

　　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都有这本著作，斯大林办公桌上也有俄译本的《论持久战》。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抗日巨著也流传到了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日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论持久战》研究会，却都没能阻止其中的“预言”。

　　这就是光明正大的阳谋，能将自己的作战理论公之于众而丝毫不担心被反制的，古往今来实属罕见。

　　时至今日，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时，我们仍能从《论持久战》中得到启迪，其超前的理论思想至今仍没有过时。
 

　　参考文章：

　　《<论持久战>发表前后党内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

　　《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问世前后》

　　《<论持久战>引领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文/庚午，来源：庚午随谈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