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毛主席召集河北、山西的省委书记林铁、陶鲁笳，在停靠于邯郸车站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把山西情况做了汇报后，重点汇报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和经验。

　　对此，陶鲁笳又一个细致的回忆，

　　我汇报说，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这时毛主席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我继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能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轻蔑地说，看这些穷小子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

　　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10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帐，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党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我又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述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来斤。

　　大寨的事迹不平凡，陶鲁筋的汇报也富有感情，尤其是讲到战胜六三特大洪灾时，陶鲁筋显得有些激动，他说: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持大洪灾，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后主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责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轩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视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一部改天换地的农民史诗

　　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能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十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会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

　　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团、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赛，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得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日的8个大字。这8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对陈永贵和大寨村十分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提出问题，未等汇报完毕，便着急的问，“陈永贵是那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掏出一张纸，写上“陈永贵”三个字是给主席，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说着，将赵树理在太原听了陈永贵报告的评语也汇报了。

　　毛主席听得高兴，站起来打了一个有力的手势，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山沟里除了好文章啊!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啊”。

　　是的，陈永贵当得起毛主席的评价。在新中国前进的道路上，正是有了像毛主席和陈永贵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出众，却能始终与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齐心协力，攻坚克难，走过的每一步都扎实有力，成为团结与奋斗的象征，成为世界发展中一股清流!